造反难为伍 逍遥未赋闲——文革初期的我

持心如水

图片由弟弟提供，部分取自网络。

（开原老城城门楼）

（开原老城清真寺）

1966年5月，我们进入了期末复习。忽然有一天疯传要停课闹革命啦，学校里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有人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我和几个同学也想参加红卫兵，但是人家说我们家庭成份是中农，不肯收我们。一气之下，我们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坚决反对血统论，贴到了学校教务处的窗子上。大字报引来许多人围观，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眼看着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我们几个人怕引火烧身，溜之大吉。

大串联开始了，爸妈不让我走。后来好说歹说算是和几个同学去了趟大连。我们住在沙河口区香二小学，在大教室里打地铺。一天三顿是玉米面大饼子，很香。大青萝卜很甜，可以当水果吃。我们到处逛，参观了自然博物馆，到老虎滩洗海澡，到电影院看循环电影。《青松岭》就是在那里看的，百看不厌。

后来，我又去了一趟阜新。此前在暑假期间，我曾和妈妈去过阜新。记得那天，妈妈带着我和小妹在沈阳站下车，准备到北站换乘去往阜新的火车。当时，正赶上李宗仁到沈阳考察，马路上戒严，公汽不通。妈妈说明了情况，交警才允许我们过了马路。妈妈背着小妹一直步行到北站。

阜新有我两个舅舅，一个姨，还有几个年纪与我父母差不多的表哥表姐。我整天和年龄与我相仿的兄弟姐妹及侄子侄女在一起。有一天，在新邱东部电影院里，听到了周总理关于返回家乡就地闹革命的号召，于是就回家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爸爸被工友们推选为开原车站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没过多久，说他执行了刘少奇的经济主义路线，于是让爸爸在铁路俱乐部召开的大会上作检查。我溜进去听了，会议开得不怎么激烈。可能是爸爸平时人缘好，没有对立面，因而没有遭受更多磨难。记得在吃“低标准”时，大家让他当食堂管理员，这是多大的信任哪！后来的车站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头头都是他极好的朋友，爸爸到了革委会专案组工作。

武斗开始了，妈妈再也不准我离开家。我开始给自己找活儿干，让爸爸从车站借了一辆手推车，到处捡砖头，又挖了近百车粘土。起早贪黑，帮助爸爸用砖头打地基，用粘土兑稻草合泥垛墙。拆掉一段木杖子，就垛一段墙。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我家围起了一圈院墙。

小院的建设始终不停，1980年前后，我从威远公社林场找来榆树苗，贴着里墙根栽上，没过几年，长成了榆树墙。爸爸经心修剪，南边做了一个海豹顶球的造型，北边做了一个孔雀开屏的造型，门前的两棵柳树也长到了碗口粗。夏天，小院里绿意盎然。水泥板铺的甬路边种满了花，上面是枝繁叶茂的葡萄，东窗外的几畦青菜总是生机勃勃；冬天，爸爸将积雪堆成一个海豹，海豹的肚子是空的，里边就是个天然冰箱。我儿子现在还记得海豹肚子里有掏不尽的好东西。

折腾完屋外，又开始折腾屋里。当时，铁路住宅家家开始拆地板（日本房所用木料都是红松的，我们拆下来一律交公），搭火炕。我当然不肯落后，地板下的砖垛被拆了出来，用来铺地、搭炕。我家的砖地在爸爸的打理下，红红的、光光的，每天都用拖布擦得干干净净。后来又安上了土暖汽。少了取暖炉子，屋里宽敞了不少，冬天也暖和了许多。

（爸爸画的家的示意图）

（爸爸在堆雪海豹）

（1981年前后，妈妈拿书包送我弟弟上学。）

铁路家属无学可上的孩子们都成了车站的常客。大孩子们已经不愿意到灰堆里捡煤核了，扫煤车成了主要目标。从北往南是满载，一般不停。从南往北多是空车，大部分在开原加水。我们趁机车加水透炉的功夫扫煤底子。干这个事动作要快，列车进站前，大家已经拉开距离，车一减速就攀上去，基本是每节车箱一个人。车箱里边有没有煤就看运气了，如果有也不能贪多，多了扔不出来。车一动就要爬出来，不然开快了下不来，只能到四平再回来。有一次，车一减速我就上去了，但是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反而又加速了。抬眼一看，前面是绿信号。这时，我扔掉了口袋，在车梯上想好跳下车的动作，嘱咐自己一定要推开车梯往外跳。跳下来后，由于车速太快，脚步跟不上，扑倒在地上，脸和膝盖都摔破了，好在都是皮肉伤。我往家走的时候，被隔壁在车站上班的大哥哥看到了，硬把我拉到卫生所作了处置。不久，邻居家一个孩子的脚被车轮压断了。妈妈听说后，就再也不许我去车站了。为了保险，让我和大妹妹回了老家，那是我在老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临回来时，奶奶让我去北镇城里买了一些安梨，说我妈妈爱吃。

1968年春天，我和邻居几个男孩到小清河玩。经过附近的砖窑时，得知有扣坯的工匠需要雇人帮忙，活计就是将扣在地上半干的砖坯用手拉起来，将毛边抹平。傍晚时分，再将砖坯按通风要求码起来，每块码好的砖坯给一厘钱。工匠一天能扣1500块左右，帮忙的小工大约可以挣1.5元钱。我被一位姓王的工匠雇用。干这个活儿也是有技巧的：拉坯要用巧劲，不能留下手印，不能拉变形；码坯要稳，落起十几层不能歪，更不能倒。扣坯匠人起早合泥，上午扣坯，下午备料。我中午过后去就可以。这活计全看老天爷眼色，下雨阴天就得停。进入伏天，砖坯不爱干了，活就更少了。我干了三个月，大约挣了一百块钱，全都交到妈妈手里，妈妈给了点回扣。期间，我和大妹妹还到铁路南货场挖过一回土方，领任务时，我为了能多挣点钱，要了10米长。我们很努力，从早干到晚不休息，妹妹累得都举不动铁锹了，也咬牙坚持。天色将晚，爸爸下班后过来帮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拿到了17元钱。

那个时候，到处都在跳忠字舞，孩子们是骨干，大人也要参加。邻居的婶子大娘都去，妈妈不参加，说是怀孕了，我似懂非懂。八月下旬，妈妈打发我去了二姨家。二姨家在铁法大明镇，有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我们能玩到一起。我在那里亲眼看见开批斗大会，人们七手八脚地打死了被批斗的人，然后一哄而散。等到二姨安排我回来，到家一看，我又有了个小弟弟。

复课时，那些参加了红卫兵的同学把我这样的同学称作逍遥派。但我也没受什么责难，无非就是不再当班干部了。现在想来，最痛心的是失去了金子般的时光。

（开原老城崇寿寺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