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声回梦里，往事上心头（二）

持心如水

照片多为弟弟提供，个别取自网络。致谢原作者。

记忆并不都是美好的，其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低标准”。在我们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没有足以果腹的粮食，由糠菜代到瓜菜代，再到吃由玉米秸粉碎后制作的所谓淀粉。榆树叶、苦菜算是好东西了；杨树叶、柳篙芽、灰菜都成了充饥之物。因为食用野菜时没处理好而中毒的事屡见不鲜。用豆饼屑兑玉米面做的饽饽香甜无比，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下乡“插队”后，我特意从生产队拿回点豆饼，兑上玉米面做饽饽，想找一找当年的香味，结果大失所望。

妈妈为了挣口吃的，到离家8里路的铁路农场做工，每天可得8角钱。中午农场给点干粮，她也要省下一些留给我们。爸爸妈妈还开了几块荒地，我记得在火车站北有一块，约一分多地，种绿豆。因为绿豆可以解毒，妈经常给我们熬绿豆汤，希望能防御吃野菜带来的风险。在火车站南也开了两块荒地，每块约有二分地，种些玉米高粱和土豆。在朋友的帮助下，爸妈到30里外的清河镇山上又开了半亩多荒地，种上了高粱和玉米。他们起早贪黑在外奔波，我和大妹自然就担起了做饭、带小妹的担子。小妹是1958年11月出生的，刚刚两岁。每天早饭后，爸爸妈妈走了，我们先将小妹送到托儿所，再去上学。放学后，要先接小妹回家，再做好饭等爸妈回来。那年月，许多人家为了争一口吃的亲人反目，孩子都是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而我小妹在家人的爱护下长得白白胖胖，十分招人喜爱，大家都叫她小胖丫。

开原街景

我和大妹努力帮爸妈多做点事。大妹比我小两岁，性格坚韧、能吃苦。我们撸树叶、挖野菜、捡煤核、拾菜帮……，根本不用大人督促。捡煤核要天不亮就去。蒸汽机车透炉下来的炉灰还是滚热的，当工人将炉灰倾倒到灰场，孩子们便一拥而上，先抢下一堆，再从中一点一点捡煤核。有一次，我挎起装满煤核的筐往家走时才发现右手腕划开了一个口子，一定是抢炉灰时被别人的铁耙子碰的。回到家也没认真清洗，敷了点消炎粉就上学了，至今，伤疤还是青色的。我们捡的煤核可够家里冬季取暖用，而且火旺烟小。我们捡的粪除了完成学校下达的任务，还可以送到自家地里肥田。有一年春天，爸爸去山东出差，为了不误农时，我们和妈妈一起将地种上了。春种、夏锄、秋收，我们都是大人的帮手，也学会了一些农活。比如收绿豆，要趁早上到地里去摘角，过于成熟或天气太干燥，豆角就会崩开，你将一无所获。有一次，我们到离家3里多的许家台村地里拾菜帮，一人背了一口袋。回家路上，我想靠在铁路道口的护栏上歇一歇，结果可能因为口袋太沉，一下子来了个后滚翻，滑下了5米多高的路基，半天也没爬上来。正在这时，妹妹喊：爸爸来了！原来是爸爸拿着扁担接我们来了。

开原街景

爸妈的辛劳终于有了收获。1961年秋的一天，天没亮爸妈就推着手推车，奔清河去秋收。近日他们常担心，成熟的粮食是否已经被饥肠辘辘的人们盗取？当他们惴惴不安地奔到目的地，看到自己种的高粱、玉米安然无恙，长出一口气。这是因为当时人们道德意识强，还是因为朋友帮着照看得好，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当爸妈推着满满一车粮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给他们端上了热呼呼的高粱米粥、炒盐豆。全家人看着满屋的粮食，心花怒放。

生活虽然苦，但家里充满温馨。冬天的晚上，当我们钻进被窝，爸爸常常把我们的棉袄棉裤翻过来，站在灯下抓虱子。我们都没有衬裤，整个冬天就是棉裤贴身穿。别看孩子瘦，虱子可是挺肥的。爸爸用两个大姆指的指甲挤死它们时发出咯崩咯崩的声音。爸爸紧闭双唇，咬紧牙关，两腮的肌肉一绷一绷的，好像有报仇的快感。抓完虱子他才上床，给妈妈读小人书。快要过年时，晚上爸爸就忙着画年画，扎灯笼；妈妈则在床上抱着小妹和我们算计着食谱：绿豆芽、黄豆芽、炸地瓜、炸花生……，说得我们满口生香。过年时，我和妹妹提的灯笼总和别人的不一样。我们的鲤鱼灯、荷花灯比小伙伴的圆筒灯笼好看，而且每年都有新样式。我下乡后，过年扎灯笼的活就由我来干了。有一年，我在扎灯笼，惹得咿呀学语的弟弟在炕上跳着脚要，不小心一头扎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多年后，我结婚离家，弟弟就捡起了这个活儿。

小学校园

爸爸回到车站工作，几年后职称改为技术员，但工资也只有52.5元。妈妈是持家好手。去农场做工，出城后就光脚走，为的是省鞋。干了一天农活，晚上还要在灯下纳鞋底，每纳一双可挣5角钱。她还去长春贩过山楂，去一次可以挣几块钱。当时五口之家，人人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们的棉衣每年都要拆洗，棉花要重新弹过，这样的棉衣又轻又暖。不仅如此，家里还有无敌牌缝纫机，白山牌自行车，爸爸还有一块手表。但我们最喜欢的是红星牌收音机，除了听“小喇叭”孙敬修老师讲故事，就爱听每周日的相声大会。

勤俭虽然是好传统，但用坏的东西就一定要及时更新，对此爸爸有过教训。大约是1963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匆匆吃饭准备上学，突然一个异物卡在了嗓子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疼得厉害。爸爸立即带我去了铁路卫生所，医生无能为力，随即写了一张就医票直奔沈阳。到沈阳铁路一门诊时已经是中午了。医护人员见状，都放下了手中的饭盒围了过来。老医生用喉镜小心翼翼地弄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取出了一段铜丝，它是从爸爸反复修理的竹帘上掉下来的。医生说，如果取不出来就只能手术了。离开医院，爸爸带我去饭店吃饭。按说，平时很难吃到的大米干饭应该是又香又软，可能是因为喷在喉咙上的麻醉药效力还在，我吃起来就象咽木屑一样。回来时一出火车站，就看见了妈妈，不知她在这里等了多久，只记得她那散乱的头发和惊魂未定的眼神。一到家，爸爸就把竹帘子扔掉了。

此后，我自己或者是带大妹妹多次去沈阳看病。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每次去时，妈都能给几角钱买饼干吃。有一次，大妹妹头痛了好几天，她自己不说。妈妈看出她很痛苦，就让我带她去沈阳看病，结果是她得了额窦炎。医生实施了穿刺术，流出了不少浓液。那情景，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隐隐作痛。

人民公园

也许是操劳和思虑过度，妈妈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到了晚上，家里不能有一点声音。挂钟不能报时，甚至到了晚上要停下来。为了让妈妈休息好，小妹一直跟爸爸睡觉，以至于她受了什么委屈时，不是像别的孩子那样喊妈妈，而是“爸呀爸呀”喊个不停。为了治妈妈的病，试过各种偏方，甚至到清河镇在两个手掌的大姆指根部做了手术。那段日子，妈妈坐在床上，端着两手指挥我做家务。一窝鸡每天能下几个蛋，我都能准确地报告。

想起那段艰苦的日子，真是：少年不懂愁滋味，回首方知父母难。

铁路水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