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追寻“在路上”续篇，《走进历史深处》，2023相聚武汉

天末孤烟

肖铮 肖盾 肖戎 肖钢 肖铁

　　二零一七年，我们姐弟五人开启了红色追寻之路。退休之后的我们，为了知晓父母的信念起源和革命生涯，实地深切感受他们当年的战斗征程，先后完成了重走长征之路、重走奔赴延安之路、重走出关转战东北之路、重走大军南下之路。三年中瞻仰凭吊了上百处红色旧址纪念地、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和战争纪念地，穿越了苏、皖、赣、桂、黔、滇、川、陕、晋、冀、豫、鄂、粤、京、津、辽、吉、黑，累计行程超过了两万六千公里。

　　我们当时很想继续完成追寻西路军悲壮西征、解放海南、共和国剿匪、大军进藏进疆等党史军史中的重要征程。无奈三年疫情中断了我们的心愿。三年过去，深感我们已老矣。二零一七年我们五人的平均年龄是七十岁。如今我们已年愈七十，平均年龄七十五岁，有两人已进入八十高龄阶段。我们五人的党龄总和也从238年增加到了263年，已有四人党龄超过了五十年，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深感时间对于我们的紧迫，因为年纪渐老和身体渐弱的客观现实，对我们还想身临实境地深入了解革命历史已经没有了更多的选项。但是，我们还不想放弃，还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为此奋斗终生，还想用余生了解更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还想了解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取得更大更多胜利和成功的必然性。之所以坚持的原因无他，因为我们是中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一生的政治选择，明白无误地理解政治追求，是我们毕生的心愿。

　　一直以来，我们都坚持“了解历史是一种积极生活态度”的观点。

二零二三年秋天，我们再次集结，相约武汉。武汉是我们的故乡，父母一九五零年带着出生在延安和东北的肖铮、肖盾、肖戎来到武汉安家、肖钢、肖铁出生在武汉，直到我们成年后走上社会才陆续离开这座城市。我们熟悉这里的街道，熟悉这里的乡音，熟悉这里的烟火气息，武汉是我们成长的摇篮。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却不甚了解武汉的红色历史，不熟悉故乡在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作用与贡献，这很遗憾。

　　1943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一二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是打响中国共和之战第一枪的共和圣地，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转折纪念地。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相约武汉，我们想深入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创建深刻社会历史根源，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抉择，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担负领导伟大民族复兴重任的必然。

　　我们年幼的时候对“首义”二字印象是深刻的。武昌有首义路，有首义广场等历史地名。经常也会提到这里或那里是首义旧址或遗址。起义门、阅马场、楚望台、鄂军都督府（红楼）、大智门火车站、拜将台等等。在武汉三镇，纪念辛亥革命的设施比比皆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碑、总理孙中山纪念碑、民军起义国庆碑、胜利亭、孙中山铜像、黄兴铜像、庚子烈士祠、三烈祠、黎元洪墓、田桐墓、利济路辛亥铁血将士公墓、球场街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扁担山辛亥铁血将士公墓、伏虎山辛亥名人墓、石门峰辛亥志士墓、首义公园、中山公园、首义广场等。还有众多为纪念辛亥革命而命名的道路：中山大道、中山路、三民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民主路、首义路、起义街、黄兴路、蔡锷路、黎黄陂路、彭刘杨路等等。可以说走在武汉的街道上，总会感觉到那场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伟大革命就在身旁。我们从小就居住在黎黄陂路旁，与中国共产党具有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址近在咫尺。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坐落在武昌辛亥革命军政府旧址，站在这座红楼的门前，遥想112年前十月里的那场激战，令人深深感慨。哪一场革命不是先辈志士信仰与热血的祭献。

中国封建社会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在这两千多年中，统治者无一例外都是世袭王朝。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封建王朝的铁壁，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最苦难的阶段。

1911年4月孙中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在广州发起了广州三二九起义，这是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发起的第十次武装起义。黄兴率130名敢死队员攻打两广总督府，占领总督府后与援兵血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幸失败。牺牲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中七十二人安葬于广州红花岗，红花岗也由此改名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的保路运动，再次掀起了辛亥革命的前序。丧权辱国的清庭政府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筑路权拱手“卖”与西方列强，与英法德美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各地人民强烈反对，纷纷成立保路会抗争，清廷动用军队武力镇压，造成了“成都血案”。在清廷扩大镇压范围之际，中国同盟会志士号召保路同志军起义，攻打成都。随后清廷急忙从全国调兵，扑灭义军。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急调湖北新军造成了武昌兵力空虚，给伺机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革命党人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武昌起义的总指挥是蒋翊武（文学社）、参谋长孙武（共进会）、总理刘公，起义主力是潜伏在湖北新军各镇、标的革命党人带动所在部队进步士兵。起义原定10月6日发起，由于南湖炮队党人暴露，加之湖南方面告知尚未准备好，指挥部决定推迟十日，改在10月16日。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置炸弹不慎发生爆炸，俄国巡捕抄去了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并将被捕人员及文件引渡湖北当局。随即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全城搜捕革命党人，起义危在旦夕。情急之下，指挥部决定10月9日12时提前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系，计划落空，情势愈发危机。

危急时刻，新军中部分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10月10日晚，以枪声为号，不顾一切也要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率先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并夺取了楚望台的军械所，缴获步枪万余只、火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时，蔡济民率29标、吴醒汉率30标，以及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中的革命党人也向楚望台集结。至晚九点，起义部队已达3000余人。起义军分三路攻打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炮8标占领了蛇山阵地发炮轰击总督署掩护攻击部队。起义军因兵力弹药不足，久攻不下。无奈在总督署附近放火，引导起义各标炮队，集中射击光亮之处。反复争夺之后，终于在天亮前，拿下了总督署和镇司令部，清军溃败逃走，起义军控制了武昌全城。天亮后，汉阳、汉口革命党人闻风而动，纷纷加入起义军，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湖北革命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通电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于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

　　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虽然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终于建立了以民主为目标的国家，建立了共和政体，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从1912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十年间，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300多个政党团体，探索中国社会变革发展之路由此展开。

在武汉，了解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资源很多，也很详实。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应该说这两个十月武装起义，都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要说不同之处，那就是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相差六年的两个近代史中重大社会变革，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提供了深入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视角。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革命运动，而且还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解除了思想禁锢，为西方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学说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必须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性质。究其原因，辛亥革命没有提出一套科学的理论来指引中国的前进方向，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武昌起义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武汉多次成为全国革命中心，风云际会，群英荟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国民党背叛革命，残酷屠杀曾经合作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毅然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些是我们在武汉想更深入学习的第二个历史内容。这就是武汉1921年至1927年的红色历史。说到这段历史，我们看到湖北媒体纪念大革命时期在汉牺牲先烈的英名。林祥谦，1923年2月7日牺牲，时年31岁；施洋，1923年牺牲，时年34岁；陈暮兰，1927年牺牲，时年25岁；夏明翰，1928年牺牲，时年28岁；唐鉴，1928年牺牲，时年25岁；魏人镜，1928年牺牲，时年22岁；邓雅声，1928年牺牲，时年26岁；王达祥，1928年牺牲，时年26岁；向警予，1928年牺牲，时年33岁。这些仅仅是大革命时期部分牺牲在武汉的优秀共产党人，他们是那么年轻，他们虽然连瑞金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建立都没有看到，但他们做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向警予烈士牺牲在1928年五一劳动节这一天，赴刑场的路上，她一路高呼：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苦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万岁！向警予烈士墓位于汉阳龟山，武汉第二十一中学被命名为向警予中学。夏明翰烈士就义前留下举世名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烈士在国民党四一二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后，曾写下：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这就是那时共产党人“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的忠实写照。

　　1926年11月，大革命还在中国的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展开。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后，即向中央提出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与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党部中的左派合作，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面向全国招生。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机构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组成。武昌农讲所于1927年3月7日开学，首批学员700余人。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都在这里讲过课，有恽代英、李立三、瞿秋白、张太雷、彭湃、方志敏、郭沫若、李汉俊、李达、邓初民等人。这批学员6月18日毕业，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人深入农村领导或参加各地农民起义，长期进行艰苦卓绝斗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武昌农讲所附近的毛泽东旧居纪念馆，是各地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中最令人伤感的一座，武昌区都府堤41号。在这里，毛泽东与杨开慧和孩子们渡过了他们短暂的最后团聚时光。毛泽东的两个弟弟也曾在这里停留过。1927年2月21日，毛泽东从湖南来到武昌，开始撰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杨开慧一边带孩子一边协助整理书稿、资料。4月4日毛泽东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出生，这一天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1927年8月，毛泽东赴湘赣边界发动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从武昌回到长沙开展地下斗争。从此一别，三年后杨开慧英勇就义，毛泽东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牺牲，时年29岁，是中共第二位女党员。

我们的母亲有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担任过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的负责人，我们也得以在那个时期经常去农讲所感受中国大革命时代的气息。

　　1926年底至1927年夏天，大革命中心转移到武汉。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移至武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此居住办公。在这个期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转向失败，形势岌岌可危。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做出了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的一系列改变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对后世的影响，今天我们看的明明白白。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位于汉口胜利街165-171号。

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移武汉的原因应该与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1月1日正式由广州迁都武汉有关。从上海迁移后，中共中央机关和各部门均设在武汉，并且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来汉工作。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先后抵汉，随后陈独秀、王荷波、王若飞、杨之华、李立三、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陆续到达武汉。中共中央机关1927年4月完成上海至武汉转移搬迁，由于形势突变，1927年9月即开始迁移回上海。在1927年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事件、那一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艰难危险，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不可不知。

　　1927年的三个特殊日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会忘记：四一二、五二一、七一五。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天时间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余人，这就是马日事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操控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疯狂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

以后世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共中央对突然发生的国民党全面背叛，有些措手不及。但从当时的事件时间线来看，共产党人还是沉着应对力图挽救时局。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这时五二一和七一五事变还没有发生。受到共产国际的干扰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把持，五大没有做出对于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决定，尤其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讨论军事问题。五大没有做出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的决定，注定难以在生死存亡之际力挽狂澜，而且还邀请汪精卫列席了一天的会议。

三个月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使武汉成为了我党重大历史转折的纪念地。八七会议的特殊之处在于，出席会议的只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组织的部分代表，共21人。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邓小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发言批判以陈独秀为首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后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由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是中国党史中一次特殊的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不足半数，不能召开全会，也不能召开政治局会议，只能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但是这次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虽然由于情势紧迫，会议只召开了一天，但会议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后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八七会议是风雨飘摇一九二七的定海神针。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坚决的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八七会议作为起点，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最终我们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从小就居住在八七会议会址的附近，但了解到八七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则是成年以后的事情。小时候只是对八七会议会址楼下的一家叫做邦可的西式点心店印象深刻。

这次相聚武汉，我们冒雨参观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毛泽东旧居纪念馆、八七会议纪念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瞻仰了武昌伏虎山辛亥革命名人墓和李汉俊烈士墓。由于天气和年纪的原因，许多想去的纪念地只能放弃，留有遗憾。我们比较系统的了解温习了武汉1911年至1927年的红色历史概略，填补了我们对武汉这座名城红色历史的认知空白。不能说“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确是从前学习不够，老了也要补上这一课。

武汉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大革命的中心，百年来红色的血脉深深的植根于这座英雄的城市。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博物院特展中有这样一段概括：在武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的掀起，使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阵地。1920年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汉革命斗争的序幕。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与中共中央机关相继迁汉，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从而掀开了武汉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老一辈革命家集聚江城；中共五大、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武汉决策；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武汉首创；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历史转折，在武汉开启。

　　成长与斯，与有荣焉。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也为以前没有很好的了解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而感到惭愧，因此我们补课来了。温习武汉革命史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学习历史就是要不断走进历史的深处，开阔眼界。不但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必然，也要学习中国近代史，了解中国共产党成为伟大民族复兴领导力量的必然性。由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武汉学历史让我们不由得想到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不知我们还有没有精力继续我们的“走进历史深处”，但我们仍然计划着。活到老学到老，这也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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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追寻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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