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生母王淑琴

何爱泽

作者：何爱泽

图片：何爱泽

母亲一生很短暂，不到41岁就走了。那一年父亲51岁，我17岁，妹妹15岁，大弟12岁，小弟10岁。

记忆里的母亲是在生完小弟之后便缠绵于病榻，逾十年。在这十年的光阴里，母亲一边看着我们飞快的长大，如同拔节的竹子；而她，却宛若风中的烛火，摇曳着，一点点地耗尽了最后的光亮。

岁月如梭，一晃眼四十四年过去。当我退休在家整理着父亲留存下来的有关母亲照片和文稿时，在与兰姨和萍姨回忆母亲的过往烟云里，早已远去的母亲就这样一点点的清晰了起来。

母亲王淑琴，出生于1938年11月22日河北保定枣儿胡同18号（说明1），在四姊妹中排行老大。

姥爷王仙舟，河北保定徐水人。姥爷是一个生意人，一生留有两大憾事：一是没有儿子承继家业。他与姥姥共同育有2子5女，其中2子1女早夭，存活下来的是4个女孩；二是早逝。1953年，42岁的姥爷因病去世，把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重担全部扔给了从未走出家庭的姥姥。

没有了经济来源，姥姥只好外出做保姆，还从街道承揽一些活计如编织劳保手套等，以换取酬劳养家糊口。

当时，家庭不止生活困难。四女之中，二姨小小年纪又因罹患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落下了残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姥姥仍然坚持供养四姊妹上学读书。

母亲在四姊妹中学习最好，一路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本可以去考大学，因急于替姥姥分担家庭困难便进入保定市卷烟厂工作（说明2）。

母亲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夜大学习，直到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母亲的工作也做的很好，从出纳做到会计，常常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母亲爱好文艺，是厂里的播音员，还经常被抽调到市里主持文艺演出。

母亲与父亲相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于1960年国庆节结婚。时年母亲22岁，父亲32岁。

母亲很漂亮，一双大眼睛像是会说话一般。两条粗粗的大辫子，一直保留到生我小弟。

母亲比父亲小10岁，思想单纯，生活经验不足。我一岁半时，精心照顾我的姥姥去世，父亲又在部队，母亲一边忙工作一边又要分身照料我和妹妹，经常是顾了头顾不了脚，我因此时常生病。听我父亲生前回忆：有一次，他出差回家，发现我有点蔫，一摸头感觉发烫，问母亲我怎么了，母亲说没啥大事。父亲不放心，给我检查身体，发现我在腹泻，抱到医院一查是细菌性痢疾。

至今，我的脑海里还留有一段残缺记忆：我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扒着窗户撕心裂肺的大哭，父亲站在院子栅栏的外面心疼的看着我。

母亲渴望得子，连续生育致身体不支。母亲那一代因为没有男孩，家庭受尽了旁人的白眼。也因此，姥爷去世以后，姥爷那一方的亲戚就与姥姥家断了往来，这在母亲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母亲结婚后又接连生下了我与妹妹两个女孩，内心多有不甘，也不接受父亲的建议，在身体羸弱的情况下又先后怀孕生下了大弟和小弟。生完小弟，母亲的身体便垮了下来。小弟刚过百天，我二姨就坐着火车来到山西太原，把小弟抱回河北保定代为抚养。小弟直到三岁左右方才归家（说明3）。

母亲心地善良，真诚待人，也会把别人的好记在心里，择机奉还。母亲的工作先是在河北保定卷烟厂，后随军到山西太原卷烟厂。因工作关系，可以购买到厂里处理的不符合出售标准的卷烟。父亲当时所在的部队文化宣传部门，常年在基层连队做宣传、搞创作，特别劳神，很多人常常借助吸烟来提神解乏。当时买烟不仅受到限制，价格上也比较贵。对比母亲从厂子里购买到的残次品卷烟，不仅质量等同正品，最主要的是价格便宜一些，特别受到父亲等一帮“烟友”们欢迎。母亲对此记挂在心里，时常从她的同事们那里“打秋千”拿到购烟指标。母亲每每弄回长短不一的卷烟都会交给父亲，再由父亲分给他的战友们。多年以后，我前去太原探望父亲的战友、卧病在床的温祥叔叔时，温祥叔叔还回忆起了母亲的这一份相助。母亲后来缠绵病榻，有几年无暇顾及到我们生活的全部。弟弟们当时还小又淘气，放学后爬树下河，常常把衣服扯破，院子里的阿姨们看到后默默的帮着缝补好。弟弟们回到家，母亲发现后都要仔细的询问，等父亲出差回来后一一告知。于是，父亲把亲手做的麻花、腌制好的家乡泡菜，以及从外地带回来的或是饼干或是应季水果搭配好放在盘子或者大碗里，挨家上门一一去感谢。

母亲用特别的母爱方式催促我快快长大。1969年底，一家随父亲部队换防来到山西大同后，母亲逐渐开始自顾不暇。而那时正值父亲事业的上升期，下连队、去内蒙支左、到外地开会，离家外出数月是常态。父亲离开家之前，只能把母亲送进医院，把我们姐弟几个寄宿在军部幼儿园。或者在农村秋冬不忙时节，托人从附近农村雇农妇来家做保姆，勉勉强强的维持一个家庭的运转。这种家庭生活，一直持续到我的小姨萍姨从内蒙包头建设兵团调到大同方才得到改善。我因是家里老大，母亲为了让我早日帮上忙，开始锻炼我。让我领着弟弟们去军人服务社理发；学着记账报账；让我剁肉馅，教我幹饺子皮、和面擀面；我11岁时，给我现金，让我一个人坐公交车到市里商店选购被面；把父亲买回来的小人书交于我保管整理。记得我很仔细地在每一本小人书的扉页上编上号码。至我离家当兵时，我把装满几个纸箱的小人书都完好无损的交到了妹妹和弟弟手中……。

我当兵之初并未走远。母亲与父亲教导我要与农村孩子一样全凭自己，不要指望父母或者旁人给予什么帮助。我把这些话都记在了心里，一路凭自己的努力走到了现在。

母亲最后的时光，有我在照料陪伴，也给我留下终生遗憾。母亲虽然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却非常注意身体整洁。从1977年初到1979年5月母亲入住医院的日子里，我只要有时间都会去母亲的病房，为她擦身、洗脚、洗衣服，还去市里商店为她挑选购买带鞋袢的胶底布鞋。1979年6月母亲病重入院，我请假回来陪护母亲，母亲那时已经不能开口说话。刚开始有人来看时，她还能微笑点头，去世前十来天便陷入了昏迷状态。天气炎热，我按照医生护士的要求给母亲鼻饲、吸痰、翻身拍背、擦澡、清洗会阴、记录出入量。母亲的最后几天，两个鼻孔里一个插着鼻饲管一个插着氧气管，很是遭罪。母亲开始不自主的呻吟，日夜交替，我几乎没有完整的睡眠时间。7月11日晚，父亲过来把我换回了家。也就是那一晚即12日凌晨，母亲在父亲的身边安然离世。

1998年6月，散居在他乡各地的发小们在大同老营房相聚。在这个父辈与子辈两代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与大家一道兴致勃勃的参观：当年的学校、礼堂、医院、办公楼，以及当年的家，还去探望了父亲当年的同事申叔叔。满满的回忆，满满的触景生情。一顿开心聚餐推杯换盏之后，我不知怎地想起了母亲，开始当桌啜泣。说起了1979年那个炎热的病房，母亲那一绺绺粘在一起的头发。说起了17岁的我不知道怎样为卧床的母亲洗头。以至于“未能为临终前的母亲洗一次头”成为了之后经过三年护理专业和三年医疗专业正规院校培训的我，一个在内心深处里的痛疤，一个再未解开的死结！

说明1：枣儿胡同又称枣尔胡同，位于保定市原北市区（今莲池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正西550米，东西走向。东起北大街，西至新北街（今莲池南大街）。目前保留较为完整的是枣儿胡同31号。18号院在1968年之后开始空置，没过几年就被一个姥姥的远房亲戚罗姓小子偷偷拆院扒房贱卖掉了砖瓦和木梁。等母亲四姊妹知道后因各住他地他所，只有二姨前去追讨，只拿回些微现金，至于地契一直没有找到。就这样拖拖拉拉多年，土地所有权最后归了谁，也没有人前往有关部门查找查看，最终在姊妹们之间成为了一声叹息。

说明2：母亲当年学习成绩优秀，放弃高考对本人对学校都是一件大事。高中老师还到家里做姥姥的工作，让母亲参加高考继续读书。

说明3：四姊妹之间感情深厚，常常互帮互助。母亲早年参加工作，不仅帮助姥姥支撑家庭，还在姥姥去世之后，与父亲一道供养小姨直到她初中毕业参加工作，长期寄钱物帮助二姨一家，与三姨经常书信来往和走动。母亲生病之后，二姨把小弟抱回自己家抚养三年，每当花生红枣下来时都会有包裹寄来。三姨与三姨夫时常关心问候母亲，在我当兵时还寄来秋裤和脸盆。萍姨在每位姐姐生产时都去帮着伺候月子，后来因为母亲病重调到大同边工作边照顾母亲和家庭。母亲去世之后，年轻的萍姨嫁给大她22岁的父亲，与父亲一道抚养带大两个弟弟，一生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

小记：明天就是十月初一寒衣节了。愿这一份多年以来一直深藏在心底的思念，化为一缕缕青烟，捎去女儿对母亲深情的问候：您长眠，我常念。期待来世，我们再续母女情缘。

2023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