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老师

刘增森

　　“美篇”真是一个好的平台，不仅可以把自己撰写的文章、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展示在这个平台上、还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上交结“美友”进行情感交流。

　　在“美篇”这个平台上，我结交了一个网名为兰天白云的“美友”。通过聊天，得知这个“美友”的真实名字叫徐雅坤，兰天白云是她的昵称。

　　当我看到兰天白云有500多篇作品后，以为她肯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没想到走进她的“美篇”，翻看了她的作品后，才知道她竟然是一位80多岁的中学退休教师。

更感到惊讶的是，徐雅坤是北京市第69中学的退休教师，而我曾经是北京第69中学的学生呀！网上有幸遇见了自己中学的老师。

　　看了徐老师的作品后，认为她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学习、与时俱进，晚年生活丰富多彩、过得有滋有味的老人。

　　活到老，学到老。徐老师学习国画，学习电子琴，常常把自己的国画大作和课堂上学习电子琴的视频发到“美篇”中，与“美友”分享。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且不分年龄大小。年逾八旬的徐老师，穿戴、打扮时尚，喜欢自拍，并且利用手机抠图等玩机技巧，将自拍照片发到“美篇”中，与“美友”分享。

徐老师爱好兴趣广泛，她的“美篇”中，有许多旅游和参加老同学、老同事、她的学生们聚会，以及与家人的照片和视频。反映了徐老师对待生活充满了热情，并且享受了其中的乐趣。

　　徐老师的“美篇”中，晒有大量的黑白老照片。在这些老照片中，我看到了当年在69中上学期间，一些熟悉老师的面孔和身影。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本应该1966年9月升入中学的我们这届学生，一直拖到了1968年初，才在中央下达“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进入到北京市第69中学。然而，在69中学仅仅呆了一年零八个月，我就作为初中毕业生离开了69中，奔赴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

记忆中，中学期间，我们这一届学生没有发过一本文化课本，没有上过一次数、理、化课程。那么，中学期间，我们都学习了什么呢？学工，我们两次到北京义利食品厂参加劳动；学农，我们两次到房山（一次是住在新镇消防队，一次是住在了大董村）参加“三夏”麦收劳动；游行，凡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以及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我们都会走上了街头游行庆祝；我们参加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路线……。

由于没有开设文化课程，老师们也不是按数理化和中文、历史等科目编排教研室，而是按部队编制连、排分组。我们这一届学生，分为3连和4连。一个连有4个排，一个排就是原来的一个班。我们班是3连3排。3连长是一个现役军人，姓葛，我们称呼他葛连长。

由于没有文化课程，因此，对69中学的所有老师是教授哪门课程的，我一概不知。除了接触较多的本排班主任，以及3连和4连其他排的班主任，我知道他们的姓名，而对69中其连的班主任和行政、后勤等管理部门的老师，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他们也没有过多的接触。因此，中学期间，可能与徐雅坤老师常常擦肩而过，知道她是学校的老师，但不知道她姓甚名谁，更不知道她是教授什么课程的。

　　然而，对于负责我们这届学生的老师，尤其是我们3连的班主任，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记忆中，3连1排曾经有3个班主任：肖爽老师，一位长得帅气、身体强壮的年轻老师；李予夫老师，一位说话慢条斯理、文邹邹的老学究；刘琦恩老师，一位说话稳重、幽默的老师。

3连2排的班主任叫果自强，长得又高又瘦。文革时期，学校老师没有了尊严，学生们随便给老师起外号。3连2排的男女学生当着果老师的面就敢调侃他说：“果自强，细又长。不细、不长不叫果自强”。

　　我们3连3排先后有两位班主任。第一位班主任是曹启元老师，第二位班主任是姜维滨老师。进入69中学没几天，曹老师就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那时，学校管理极差，校外的闲杂人员可以随便进出学校打人、滋事。记得刚刚入学也就三四天，我们正坐在教室上课。突然，一个年龄与我们相仿、脸上长着有一分钱硬币大小黑痣的人（后来知道是3连1排的学生）带着六七个人闯进了教室。他来到一个同学面前，二话不说冲着脑袋就是一拳，把这个同学打倒在地。

曹启元老师赶忙上前制止他们，并义正言辞地命令他们立刻离开教室。在曹老师的呵斥下，这些人灰溜溜地走出了教室……。

曹老师在我们排呆的时间不长，就担任了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姜维滨老师接替他，担任了我们3连3排的班主任。

　　姜老师个头不高，对学生管理严格，排里的同学都比较怕他。姜老师的额头宽阔、且有点凹陷，背地里我们都叫他“门头沟”，可没人敢当面叫他，因为他是从公安局调到学校来的。

我对姜老师的印象极好，是因为毕业两年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一个发小叫任殿甲。他既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又是中学同班同学。1969年8月，我俩一同奔赴北大荒插队，且被分配到同一个连队。

不幸的是，到兵团仅三个月，任殿甲就被大爬犁压断了大腿。他在黑河医院治疗了半年，结果腿不但没有接上，由于肌肉萎缩腿还短了一寸。

1970年5月，我到黑河医院探望任殿甲。看到他这个惨样，就劝他赶快回北京治疗吧，不然这条腿就废了。后来，其父接他回到北京治疗。

任殿甲回到北京后，姜维滨老师得知了此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由于姜老师代表学校与兵团交涉，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不仅帮助任殿甲同学把户口迁回了北京，而且在他的腿伤愈之后还帮助他找到了工作。

　　3连4排的班主任叫田素文，是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

虽然与4连的几位老师接触不多，但还是叫得出他们的名字。4连1排的班主任叫徐乐生，个子不高，学生们背地里都称呼他“徐部长”。4连4排的班主任叫钱立诚，高高、瘦瘦的个子，戴着一副眼镜，说话的嗓门很高。4连2排的班主任叫乔映辉，4连3排的班主任叫张婉，两位都女老师。

记忆中，还有一位曾经当过4连某排的班主任，叫吴静宜。吴老师是一位端庄、美丽、年轻的女老师。听说她是一个出生名门的大家闺秀。

　　69中学负责行政和后勤的老师，我只认识马伯凌。那时，马老师是学校总务负责人，每次游行时，学生们都要到他那里领取红旗。所以，他是游行前到校最早、游行结束后离校最晚的老师。

1969年6月，在房山大董村参加三夏劳动时，我从排里抽出来到食堂帮厨。马老师是食堂的负责人，所以和他同吃过一锅饭、同住过一间屋。

　　中学期间，我们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活动。由于同学们的中文基础知识太差，大批判稿常常是语句不通顺，错别字还非常多。为了提高学生们写作能力，学校为学生们开设了语文课。69中学的两位语文老师给我们3连3排讲的两堂语文课，我记忆犹新。

　　一天，李予夫老师来到我们班教授语文课。他进入教室后，站在门口将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非常虔诚地说道：“手捧红宝书，心向北京城，首先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才走到课桌前开始上课。

李予夫老师说话斯文、文邹邹的，有点老学究的样子。 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几句名言：“文章不能写得像白开水煮白菜那样没味；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现在的学生以玩为主，兼学别样；逍遥书生何处去，金鱼缸里可养鱼。

记得那天李老师正在讲课时，突然教室后面传来了蛐蛐的叫声。他说道：“咦！这个季节怎么还有蟋蟀叫呢？”，便走到了教室后面观察。到了后面，蛐蛐的叫声停了，可前面又传来了蛐蛐的叫声。李老师又说道：“这个蛐蛐蹦怎么又蹦到前面去了”。同学们都笑了。

原来，我们排有两个男同学都会口技学蛐蛐叫，学得非常像，惟妙惟肖。

现在想起来，其实李老师怎么会不知道教室的蛐蛐叫声是人学出来的呢？只不过不点出来，是逗你玩儿，给捣乱课堂纪律同学留点面子罢了。😜

　　刘琪恩老师的一堂语文课，我也记忆犹新。

那天，刘老师讲起了三国时期曹植创作的那首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刘老师讲课效果非常好。那天，是班里同学上课听讲最认真的一次，没有人搅闹课堂纪律。那时候上学，我们没有教科书，也不带书包、不作笔记。过了些日子，“七步诗”里最后一句”相煎何太急”我给忘了，就问同学：最后的那句是什么？有个同学说是“有什么过意不去”，我信以为真了。

在兵团插队时，我曾跟别人侃起了这首“七步诗”，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有什么过意不去”。可能我周围的兵团战友同我一样，大都是“小69”毕业的学生，文化程度都不高，居然没有人听出来是错误的。后来，看过了《三国演义》小说，才知道侃错了。😜

　　69中学，还有一位姓樊的老师，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深。那时，这位老师有50来岁，身体非常健壮，是学校鼓号队的负责人，学生们背地里都叫他“樊八门”。

那时，每次游行时，69中学的校旗走在最前面，接着是学校的鼓号队。我们师生队伍跟在鼓号队的后面，边走边高呼口号。途中如果遇见其他学校的游行队伍，队伍会暂停几分钟，两个学校的鼓号队员会较劲，用力敲打鼓、镲，吹着号比试高低，而我会拥挤到前面观看学校鼓号队的表演，为他们助威。

因为，学校鼓号队的指挥是我的同班同学张元良，另一个同学曹建国是敲大鼓的，还有两个女同学是敲小鼓的。

据说樊老师会8套鼓号队乐普，所以同学们都管他叫“樊八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离开69中学已经50多年了。现在的69中学原址已物是人非，成为了“北京小学分校”。

从徐雅坤老师的“美篇”中得知，我认识的一些老师已经故去，健在的老师们也已都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

愿天堂里的老师一切安好，您们永远活在学生们的心中。🙏🏻

愿徐雅坤和所有健在的69中学老师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开心快乐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