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广州博物馆于2020年迁入镇海楼。镇海楼又名望海楼，楼高五层，位于广州市越秀公园小蟠龙冈上，始建于明朝洪武十三年，历史上曾五毁五建。</b></p> “五羊雕塑”，1959年，尹积昌 孔凡伟 陈本宗创作。 “铜壶”，西汉前期，1973年太和岗汉墓出土。 “铜奁”，东汉，1960年沙河顶汉墓出土。 “着长袖衣陶女俑”，东汉，1956年广州动物园汉墓出土。 “铜鼎”，西汉，1953年石头岗汉墓出土。 “三合式陶屋”，东汉，2004年广州番禺小谷围汉墓出土。 “（秦始皇）十四年属邦铭文铜戈”，秦，1962年区庄螺岗汉墓出土。 “陶船”，东汉，1954年沙河顶汉墓出土。复制件，原件调拨至中国国家博物馆。 “陶俑座灯”，西汉后期，1955年大元岗汉墓出土。 “陶俑座灯”，东汉，1956年东山三育路汉墓出土。 “陶俑座灯”，东汉，1956年惠州坟场汉墓出土。 “勾连雷纹陶瓮”，春秋，1999年广州萝岗锥林岗遗址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釜”，新石器时代，2002年从吕田狮象遗址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青铜编钟”，战国，1976年增城石滩天麻山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青铜戈”，春秋，1956年暹岗遗址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青铜短剑”，春秋，1956年暹岗遗址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鍪”，秦，1953年西村石头岗秦墓出土。 “鎏金铜牌饰”，秦，1954年登峰路出土。 <p class="ql-block">“万岁瓦当”，南越国时期，1975年中山四路造船工场遗址出土。</p><p class="ql-block">“云纹瓦当”，西汉早期，1975年中山四路造船工场遗址出土。</p> “越式‘食官第一’陶鼎”，西汉早期，1953年梓元岗汉墓出土。腹部刻篆字“食官第一”，“食官”为王室中掌管膳食的官名，“第一”是编号。 “南越国墓‘黄肠木刻’之‘甫九’”，西汉早期，1916年东郊龟岗汉墓出土，1961年蔡游威先生捐赠。 “楼阁式陶屋”，东汉前期，1957年东山象栏岗汉墓出土。 “曲尺式陶屋”，东汉前期，1955年华南医学院汉墓出土。 “干栏式陶屋”，西汉，1953年龙生岗汉墓出土。 “陶城堡”，东汉，1956年动物园麻鹰岗汉墓出土。 “陶望楼”，东汉，西村皇帝岗汉墓出土。 “陶囷”，东汉，1954年东山岗汉墓出土。 “陶屋”，东汉，1955年广州先烈路汉墓出土。 “陶井”，东汉后期，1957年沙河汉墓出土。 “陶舂米簸米俑”，东汉，1956年景泰坑汉墓出土。 “陶牛”，西汉，1955年海珠区大元岗汉墓出土。 “陶卧羊”，东汉后期，1955年海珠区细岗汉墓出土。 “越式铜鼎”，西汉，1954年建设新村汉墓出土。 “青釉陶簋”，西汉，1955年大元岗汉墓出土。 “陶灶”，东汉，1956年广州珠海区大元岗汉墓出土。 “漆耳杯”，西汉，1960年马棚岗汉墓出土。 “铜案 耳杯”，东汉，1960年沙河顶汉墓出土。 “陶八联罐”，西汉，1956年麻鹰岗汉墓出土。 “陶双联罐”，西汉，1957年华侨新村汉墓出土。 “陶四联罐”，东汉，2001年广州番禺三把岗汉墓出土。 “陶龟把三足器”，西汉，2004年永福路广州警备区干休所工地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盉”，西汉，2004年永福路广州警备区干休所工地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匏壶”，西汉，1955年大元岗汉墓出土。 “青釉陶提筒”，东汉，1953年龙生岗汉墓出土。 <p class="ql-block">“规矩四灵镜”，东汉，1953年龙生岗汉墓出土。</p><p class="ql-block">人为的将铜镜切成两半，另一半没有被发现，推测可能是做为信物使用。</p> “陶舞俑 陶乐俑”，东汉后期，1955年先烈路汉墓出土。 “龙虎玉佩”，西汉，1956年物资厅汉墓出土。<div>“韘形玉佩”，西汉，1957年华侨新村汉墓出土。</div> “金带钩”，西汉早期，1956年先烈路惠州坟场汉墓出土。 “玉带钩”，西汉，西村石头岗汉墓出土。 “玉剑首 玉剑珌 玉剑璲”，西汉，1956年麻鹰岗出土。 “陶乐俑”，东汉后期，1955年先烈路汉墓出土。 “蓝色玻璃碗”，西汉，1954年登峰路横枝岗汉墓出土。经科学检测，该碗为钙钠成分玻璃，与古代中国生产的铅钡成分玻璃不一样，应产自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为舶来品。 “陶熏炉”，西汉，1955年华侨新村出土。 “水晶玛瑙珊瑚珠串”，东汉，1955年龙生岗汉墓出土。 “琉璃玛瑙珠饰”，西汉后期，1953年龙生岗出土。 “琉璃玛瑙琥珀珠饰”，东汉前期，1955年小港路细岗汉墓出土。 “琉璃玛瑙珠饰”，西汉后期，1953年龙生岗汉墓出土。 “‘赵安’玛瑙印”，西汉早期，1955年华侨新村玉子岗汉墓出土。 “‘李嘉’玉印”，西汉早期，1955年华侨新村岘壳岗汉墓出土。 “‘辛偃’玉印”，西汉早期，1956年先烈路麻鹰岗辛偃墓出土。 “‘臣偃’玉印”，西汉早期，1956年先烈路麻鹰岗辛偃墓出土。 “铭文墓砖”，晋，1954年西村孖岗出土。“永嘉”铭文砖上刻有“广州”一词，这是“广州”首次出现在文物上。 “陶牛车”，西晋，1981年沙河顶出土。 “青釉鸡首壶”，西晋，1981年沙河顶出土。 “青釉虎子”，西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滑石买地券”，南朝宋元嘉廿七年，2004年淘金东路中星小学工地出土。 “长沙窑釉下褐斑模印贴花对鸟纹瓷壶，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斑鸟形瓷埙”“长沙窑青釉褐斑壶形瓷埙”，唐代。 “金质菊花小碗”，宋代。 “银质莲瓣印花高足杯”，唐代。 “八棱神马双鸾云鹤菱形铜镜”，唐代。 “鬼面瓦”，唐代，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黄釉胡人俑”，唐代。 “‘芳华苑’铁花盆”，南汉大有四年。盆体两面铸铭文“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朔造”“供奉芳华苑永用”。 “蒲氏家族墓碑”，清光绪十六年。记录了阿拉伯人蒲氏家族由宋至清在华生活情况。 “胡人俑”，唐代。 “西村窑青釉彩绘花卉大盘”，北宋，菲律宾水域出水。 “建阳窑兔毫釉盏”，宋代。 “影青三足炉”，元代。 “青白釉军持”，宋代。 “茶叶末玉壶春瓶”，元代。 “耀州窑青釉刻花碗”，宋代。 “吉州窑玳瑁釉花瓣形盏”，南宋至元代。 “‘水军广州修城砖’戳印砖”，宋代，1972年越华路出土。 “定窑白釉花口军持”，元代，军持是阿拉伯人商人定制的，为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进行宗教仪式净手所用。 “鎏金铜佛像”，南朝。 “铁佛像”，唐代，1950年光孝寺大佛腹内发现。 “木雕力士像”，唐代，1950年光孝寺大佛腹内发现。 “罗汉坐像”，唐代，1950年光孝寺大佛腹内发现。 “武士像”，唐代，1950年光孝寺大佛腹内发现。 “箕形端砚”，唐代，1965年广州动物园唐墓出土。该箕形砚为现存出土时间最早的一方唐代端砚。 “绿釉男陶俑 绿釉女陶俑”，明代。 “石湾窑三彩鳌鱼”，明代。鳌鱼又称鸱吻、鸱吻，相传为龙生九子之一。 “龙泉窑刻梵文大盘”，明代。 “石湾窑翠毛釉梅瓶”，明代。 “玳瑁雕柳亭人物纹栉”，清代。 “广州十三行商馆玻璃画”，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绘制。 “铜胎画珐琅开光西厢记缠枝花卉纹帽筒”，清代。底有“广东省城许燕记造”款。 “银累丝烧珐琅西番莲纹盖盒”，清代。 “黑漆描金银彩绘人物故事图折扇”，清代。 “贝雕广州‘太平桥’人物故事图摆件”，清代。 “银鳌鱼座贝雕松竹梅葡萄纹托盘”，清代。 “象牙雕针线盒”，清代。 “象牙镂丝纹章花卉纹折扇”，清代。 “象牙镂丝开光山水花卉徽章纹折扇”，清代。 “象牙镂丝三国演义故事图折扇”，清代。 “青花釉里红瑞兽纹瓶”，清乾隆。 “人物纹铜胎珐琅大碗”，清代。 “广彩描金徽章花卉纹瓷托盘”，清乾隆。约1780年左右烧制，法国市场定制，抵达法国后加镶了铜镀金的外沿、扇形的双耳和精致的底座。 “外国人在广州定制的外销纹章瓷”，18世纪至19世纪。 “外国人在广州定制的外销纹章瓷”，18世纪至19世纪。 “外国人在广州定制的外销纹章瓷”，18世纪至19世纪。 “外国人在广州定制的外销纹章瓷”，18世纪至19世纪。 “銴胎珐琅金鼎”，清乾隆。腹底钤“乾隆年制”四字方印。 “浑天仪”，清代。邹伯奇研制，邹伯奇曾孙邹孟才先生捐赠。 “七政仪”，清代。邹伯奇研制，邹伯奇曾孙邹孟才先生捐赠。 “光复纪念茶杯”，1912年，方良政先生捐赠。<div>“光复纪念茶壶”，1912年，郑德湖先生捐赠。</div><div>1912年纪念辛亥革命胜利一周年时加纪念图案烧制而成。</div> “五色旗及十八星旗图案的人物图双耳粉彩瓶”，近代。 “广州城防大炮”，清道光二十一年佛山铸造，1841年广州军民曾使用这门大炮抗击英国侵略军。 <p class="ql-block">“线膛后装开花”，德国克虏伯兵工厂1867年制造，口径22公分，于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设置在广州黄埔蟹山炮台。</p> <p class="ql-block">“线膛后装开花炮”，德国克虏伯兵工厂1887年制造，口径12.5公分，于914年广州当局直接向德国购买，设置在中山纪念碑下的粤秀东、西炮台。</p> <p class="ql-block">“大新街石额”，清乾隆年间的广东籍探花罗文俊书，1997年广州大新街出土。</p> 馆内展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