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老毕

【】毕醒世

我在写甘泉县梁庄学校读书的那段往事，翻腾脑海里沉淀下来的记忆，就好像在放映老电影，一幕幕的场景展现在眼前，人物及其对话也是那么的清晰可鉴。

但是，怎么将这些回忆写成文字，并给它起个名字呢？我一时真想不出来。 

就我而言，在梁庄学校读书的两年，加上在邢家河当农民，以及在北沟来来回回走动的若干年，可以说，对我的一生都是受益匪浅的。这绝非是溢美之言。假如没有这段经历，我则可能是另外的我。

梁庄是洛河川甘泉县段北沟的中心，而梁庄学校又镶嵌在梁庄的中心。学校没有围墙，更没有保安，不管老师讲什么课，挡不住的鸡鸣狗吠、驴嚎马叫，声声都可传入同学们的耳朵里，好像是一曲曲天籁之音为我们的课堂作伴奏。一出教室门，走上几步，也许你就会踩上一脚牛粪；也许，你就会被哪个人指指点点：这娃娃不就是后沟谁谁谁家的那个碎小子？

这就是梁庄学校的特别之处，它太接地气了！老师和学生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受苦人及他们饲养的家畜家禽息息相伴。

我想起了高尔基，想起了《我的大学》。在我的心中，梁庄学校不就是我所读过的第一所大学吗？

高尔基说：“人如果没有良心，哪怕有天大的聪明也活不下去。”

梁庄村当时为甘泉县王坪公社的梁庄大队，现在为甘泉县石门镇梁庄行政村。

延安的毕家

1972年元月，积雪覆盖着大地，道路被路人踩踏成了滑冰场上的冰道。那天，爸爸把我从延安城硬“拽”到梁庄，已经是日落时分了，不可能赶到还有二十里路的邢家河了。在梁庄村头的大槐树下，在路边的烂窑、碾道旁，爸爸向村里人打问借宿的地方。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看到我们问，这娃读几年级？

爸爸答，读初一。

那就在梁庄上学吧，这里有初中。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人就是梁庄学校的刘校长。

“梁庄这个地方很特别，你看，整个村庄是一个葫芦的形状，村前庙宇下的石畔有尖角，形成了一条线，这叫金线吊葫芦，好地势！”爸爸对我讲。

爸爸虽然粗识文字，但懂得的事理却非粗浅。一路上，他都在给我讲历史、讲地形、讲做人。他是怕我来到这陌生的乡村想不开，会被现实的重压打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当然，爸爸比我坚强多了，他曾经在死亡的边沿上行走了好多次。

我们延安的毕氏家族，从明初就在延安府城居住了。据说，这批到达陕北的人应该是朱元璋剿灭元朝残部的安徽籍兵士。

许多年后，我考察了一下家世，至少，我的爷爷及上两辈，都是延安城里有名望的文化人，大多为教书先生，光绪教改后延安的几任小学校长都是由毕家人担任。我老爷爷是贡生，我爷爷毕光斗是清末最后一次科考的秀才，而且高居延安府十县榜首。但是，延安城的毕家老祖宗绝对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他的后辈中将会有人被扫地出门，放逐到远山深沟去当农民。

1971年初冬，我家被通知下放农村。这是为什么？我现在也不清楚原委。不过，在城市，当时的居委会这个小小的组织就有权力决定居民们的命运，比如说给你家定个什么成分，让你家是否下放农村，要不就把你的妈妈请到台上挨批斗等等。说起来，我家被下放的理由是很多的：我爷爷早就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社教时又补定为地主分子。由此，我们毕氏家族就连刚出生的婴儿也都要在家庭成分那一栏里填写地主成分了。还有，我爸爸被挂黑牌子接受批判，说他是军统特务组长。

那时，我爸爸已经57岁了，我妈妈又重病缠身，我这个独苗苗刚才上初中。

我的父母与其他几家人在当年11月就被大卡车拉到了甘泉县的石门村，然后由在此地的王坪公社分配到各个偏远的村子安家，我们家被安置在了邢家河，成为生产队的一大负担。我放了寒假后，爸爸才把我从延安接回到了那个新家——邢家河那眼即将塌陷的土窑洞里。

我在延安城的凤凰小学上了七年小学，1971年升入延安中学初一读书。延安中学的初一级被编为五连和六连，这两个连共有九个排，大约有500多名学生，我们班是五连三排。当时的延安中学办学条件也应该是全地区一流，有很大的实验室、很大的图书室、很大的运动广场，老师也大多是大学毕业生，就连体育老师也是体院毕业的高材生。我们班的班主任叫段巨川，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给我们带农基课。

我是一个内心非常自我的人，上到小学四年级就开始胡乱看书了，迷恋看小说和科幻故事，对于学习总是冷一下热一下，考试成绩不好了，就抓一下学习，结果成绩一下子就会跳升到最好，因此，被评为全班第一批八个“红卫兵”中的一个。在延安中学初一第一学期的学习，我的收获颇多，段老师的农基课让我对植物有了奇妙的认识，物理课让我看到了杠杆的力量，数学嘛，我总能够轻轻松松拿高分，就是最喜爱的语文课考的不理想，因为我不喜欢背诵、不喜欢语法。我收获最大的，其实不是课堂上的学习，而是课外阅读，我看了《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岩》、《白求恩大夫》、《刘文学》等多本小说，还胡乱看了许多杂书，比如兽医学、电报编码、革命现代京剧唱腔选等等。

正当我想入非非，如饥似渴，瞪大眼睛在书的海洋中苦苦求索的时候，一只巨大的手，把我硬生生地揪拿到了与世隔绝的乡野，让我在没有图书、没有报刊的荒漠中忍饥挨饿。这种断崖式的人生落差，仿佛要把我的灵魂抛入深渊，永世不得见阳光。

这是1970年代延安中学的“红卫兵”胸牌。

乡野的新家

我家是突然间被安置到邢家河的。有关要安置延安城市下放人口的事，之前，王坪公社不知道、杨家河大队不知道、邢家河生产队更不知道。

许多年后我了解到，延安市突击强制遣送一批所谓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及其家人，经协调联系到甘泉县安置。这些人、这些家庭由公安押送，分乘几辆大卡车，被拉到甘泉县城，又被分别转送到几个公社。而公社又不知情，分给王坪公社有三四户人家，公社只好急事急办，匆匆忙忙把这些家庭安置到偏远的生产队了，我家被分到了邢家河生产队。公社摊派石门大队出了几辆架子车，把我的爸爸妈妈和行李家具送往北沟的邢家河。

那时，我还在延安中学读书，暂住在姨妈家。有关当时的惨状，我是听爸爸淡淡地说了一点。大约2017年夏天，我回村拜望原杨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月富时，他情绪激动地述说了这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

我的妈妈原本遭受过巨大的精神打击，精神本来就很脆弱，经不起折腾。在石门到邢家河40里的路上，我的妈妈哭了一路、骂了一路……可以想象，这是何等的悲惨与凄凉。党支部书记赵月富接过我爸爸捎来的公社公函，带着一列架子车队来到了邢家河。不知情的生产队长胡步有拒绝接收这家无劳力的吃粮户，并和赵月富吵了起来。当然，生产队长有拒绝接收的理由，党支部书记有执行公务的道理。遭罪的是爸爸妈妈被晾在了那里……还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生产队腾出了一孔公窑，我家就算安顿了下来。

后来，生产队长胡步有还成了我的年长朋友。他的遭遇也是很惨的，这个鲜活、倔强的生命被当时的极左浪潮无声无息地吞噬掉了。

邢家河，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只有十二三户人家，而且，有两户还是光棍户。全村人都住烂土窑，都穿烂衣服，都灰头土脸。这与之前我想象中的那个我们家将要永久居住的村庄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爸爸把我接到这个我们的新家，顿时，我就傻眼了。我家住的这孔窑洞在一个大土崖下，有几块大土块就要坠落下来，窑洞内被柴烟熏的黑乎乎的。这哪是家啊？巨大的反差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愿意让前来我家串门的邻居和父母看到悲伤欲绝的我，躺在炕上，把头完全蒙在被子里，大哭着、抽搐着。我是昏死过去了吧？一直到夜间我才醒来，感到这个世界好安静啊，只有远处断断续续的狗叫声……

第二天早上，爸爸要我与他一块去砍柴。爸爸教我砍老的狼牙刺、砍枯死的山桃。为了安定我的心，爸爸给我讲这一带为什么会形成森林，那些山窑子为什么不住人了，庄户人为什么要把收获的粮食藏匿在悬崖畔的土窖里……

闲下来的时候，我在村子里找玩伴，找图书。村子太小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玩伴。马广泰，正在读高中，比我大两岁，我借了他的鲁迅作品集《彷徨》、《呐喊》；牛鸿章，最年轻的受苦汉，比我大五六岁，我借了他的残本《红岩》；乔树德，赤脚医生，刚刚有了第一个孩子，我借了他的几本高中课本、两本苏联小说。

爸爸讲的故事和这些书，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慰藉。

当时，邢家河的村民都是从外乡迁徙而来的，住的都是破烂的土窑洞。由于窑口子都烂掉了，不得已，只好在窑口子前搭一个厦子……这张图画的是邢家河村的一角，其中第一孔窑洞住的是李老汉，他曾经当过红军、八路军；第二孔窑洞是生产队的羊圈，前面有栅栏；第三孔窑洞由我家住，之前是生产队的公窑；第四孔窑洞住的是生产队的会计。

梁庄学校

正月十五过后，我背上铺盖卷，在杨家河的小卖铺买了一个洗脸盆，便赶往梁庄。

到了梁庄，我把写给在关中工作的姐姐的信，投入了供销社门面墙壁上挂的木制无盖邮箱里。去梁庄学校报到，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高个子男生，留着盖盖头，我问他学校教务处在哪里，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没有回答我，就上课去了。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七年级的贠宝泉。这时，一位老师走过来，我把延安中学的转学介绍信交给了他。接着，卢敏振老师迎接了我，说他是六年级的班主任，我就在他们班上课，并帮我把铺盖卷拎到他的办公室了。

卢老师说，六年级正在上课，让我先在校园随便看一看。喔，这个学校非常的小，整个学校仅有三排房子（后来才知道，还有一排房子与卫生院共同使用），组成一个了“门”字形，大概有五间教室吧，说是七年制学校，六七年级就是初一、初二，那最少也有七个班吧，教室不够啊，怎么上课呢？

紧邻灶房、后墙靠山的六年级教室里，可能是在上美术课吧，纸糊的窗户传出来一个北京知青正在讲课的声音，说中国的艺术品很优秀，他回北京看了一部彩色纪录片，片中介绍了苏州的刺绣艺术，绣工们把一对猫咪绣得活灵活现，像真的似的。不知道同学们看过这个电影没有？同学中发出嘿嘿嘿的笑声,都说没有看过。老师也笑出声了，说，我错问大家了，咱们这里好些时间都没有放电影了。

这部影片我在延安也看过，所以对这堂课的印象特别深。讲课的老师是吴研起。

下课了，一群学生同学得知我是从延安新转学来的，便围了上来问长问短，有的问延安城里的毕光斗老中医是我的什么人，我说是我的爷爷。有的要和我打乒乓球，我就接应开打了，记得和魏延娃打了两场。

我们的教室宽度比较窄，只能摆放两排桌子。我的个子比较高，最后一行过道增加了一张桌子，归我一个人坐。全班连我仅有27位同学，而其中的女同学仅有7位。老师进教室了，班长高马驹喊“起立”，声音拉得很长：“起——立——”，像唱歌一样，音调从高到低滑落而止，我感到很新奇。

下课了，同学们围拢起来说一些新鲜的事情。曹换柱好像发现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神秘地说，供销社的烂邮箱里有一封信，还贴邮票着呢。我顿时反应过来，坏了，这个邮箱本来不能投递信件，我投的信件一定丢失了。我迅速跑到供销社门口一看，那封信真的没有了。

当时，我是唯一一个住校生，卢老师让我先和他一块住。老师们的办公室都很小，一盘土炕、一张办公桌、一只箱子，几乎占去了办公室的大半空间。由于炕太窄了，晚上睡觉，我和卢老师只好头脚颠倒着睡。过了几天，灶房的炕收拾开了，我就搬到灶房住宿了。

没过多长时间，卢老师和同学们推选我当班长。我按照延安学校的规则喊“起立”，声音洪亮，干净利落。遇到刘校长给我们上政治课，我高声地喊了“起立”，把刘校长吓了一跳，他便不由自主地笑着说，撵狼呢！

我家下放农村，每人有一份大约10个月的供应粮，粮食由当地粮站供应到来年新粮收获为止。这一段时间，我上灶吃粮不用从家里拿，只要把粮本交给张文发老师就可以了。学校只有一个灶房，我和老师们一块用餐，所以，很快与所有老师都熟悉了，他们也都很关心我，也经常与我交流。

班主任卢敏振老师给我们班带语文课，数学课由杨华老师和付云生老师带，物理课由樊建祥带……

我到学后不久的一天。我们班的赵开铁也来住校了。他爸爸是我们杨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月富，给开铁送铺盖时赶了一头毛驴，顺便驮了一毛口袋黄萝卜，要卖给学校的灶上，管灶的张文发老师说能行，4分钱1斤。开铁爸爸二话不说，把萝卜过了秤，拿上钱高兴地走了。我想，农村来钱的路子真窄啊，那么多的萝卜仅卖了3块多钱。

开铁和我睡在灶房的一个炕上，我们就有了很多交流，他说你们城里人生活好，有钱花有面吃。我说，城里人也很苦，有时候吃不饱肚子，农村有粮食能吃饱饭，没钱了卖一点小米就来钱了。开铁说，哪可能卖粮呢，能够吃饱就不错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也让我慢慢了解到很多我不知道的事理。我喜欢画画，他成了我在梁庄学校的第一个模特。

与老师和同学们的近距离接触，我很快融入到这个大集体中，逐渐克服了“水土不服”，并且喜爱上这个学校了。

记忆中的梁庄学校。它是在特殊年代，由乡民代表主动请愿而建立的一所民办公助的七年制学校。我们可以看到，1970年代，在陕北，在曾经遭受土匪袭扰和战乱破坏的甘泉县洛河川的北沟区域，依然保留着“乡绅”文化，“乡绅”们在关键时期能够拧成一股绳，共同为乡民请愿。

我们的老师

听同学们讲，原来有个缑稳贤老师是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生，在梁庄学校教了两年书，很受同学们的欢迎。由于他教学水平高，已经调到甘泉县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了。

我的班主任卢敏振老师是甘泉县中学高71级毕业生。这届高中生中北沟仅有两名，之前，北沟还没有高中毕业生呢。卢老师给我们带语文课，他教学非常认真，对课堂分析、学生朗读、要点提问及课外作业都抓得很紧，一些学生感觉到压力很大。由于我平时涉猎的课外读物比较多，又喜欢观察和与别人交流，在卢老师宽松的作文写作环境下，我的作文往往一写就是两三千字，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卢老师也常常拿着我的作文给其他老师看。

杨华老师大学肄业，他的夫人在杨家河代销店卖货，也为供销社代收鸡蛋。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经常和杨老师帮他夫人担鸡蛋，这些鸡蛋要送到梁庄供销社。杨家河离梁庄10里路，我们两个人每一次只担一担鸡蛋，一路换着担，一路聊天。我问杨老师，你为什么是大学肄业而不是毕业。他说，他从延安中学高中后，考上一所医学院，并且入校学习了一段时间，结果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他们这批学生中许多同学被削减回家了。我问杨老师，你学习过医学，一定知道药品治病的原理吧，给我讲一讲吧。杨老师笑着说，你在考我啊，我也没有学多少，不过知道一些，比如，人体有炎症，就必须用消炎药消炎，感冒发烧，就必须用退烧药退烧；还有，缺乏某种营养、某种元素，人体就会发病，比如，缺碘就会得大脖子病……杨老师是教数学的高手，在他的启发下，我在数学方面经常会产生一些奇思妙想。

学校有两位北京知青老师：汪起、吴研起。

我们升到七年级，汪老师给我们带语文、物理、化学。他是老三届高中生，知识面很宽。我在上六年级时，喜欢写诗，学习了毛主席的诗七律《长征》，就模仿着写几首每行七个字的八句诗。一个晚上，我在灶房自习时，汪老师来看我。他看到我写诗，便给我上了一课。他说，《长征》是格律诗中的七言律诗，写作不仅要押韵，而且要求格律严密，诗句字数整齐划一，由八句组成，每句七个字，讲究平仄和对仗，读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比如第一二句可以这样写：“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汪老师讲的格律诗知识让我豁然开朗。

吴研起老师虽然不给我们带主课，但他负责学校的宣传、青年团、广播室、资料室等等业务工作。他在延安师范美术班受过训练，画画写字很好，还经常指导我画画，让我的胡写乱画水平有了些提高。

付云生老师在梁庄学校给我们上了不到一学期的数学，也是一位教数学的高手。

我在学习语文课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幸运儿，不仅有卢老师的用心栽培，汪老师的特殊辅导，还有，那个在学校打杂的安辉老师相助。他在灶房帮厨时，看到我早晨预习功课，偷偷说，你有不懂的地方问我。那时候是没有学习辅导材料的，就是字典也没有，幸亏我在延安带来一本“WG”味很浓的字典，可以帮我一些忙。但是，在自学的过程中往往还是遭遇到难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安辉老师恰巧帮了我在语文学习方面的很多次忙。当时，我自然不敢声张安老师指导我学习这件事。

后来我才知道，安老师是陕师大的老牌大学生，由于历史问题，不能够被正常使用，而且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经常站台挨批斗。

我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劳动，听我们村的乔殿高老汉讲，他到长庆油田建设工地出民工，甲方在年纪大一些的民工中挑选一个保管员，问被下放农村后出民工的安辉老师识不识字，安老师说自己有文化，是大学毕业生；又问乔殿高老汉同样的问题，乔老汉说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结果是，乔老汉被录用了，安老师被淘汰了。后来，安老师平反后，被安排到他的家乡洛川县当县中学历史老师。甘泉县的一位学生随父母到洛川县中学读书，历史课恰好由安老师教授。这位学生对学习历史知识很执着，还喜欢考古，他在田野里捡拾到一些陶片，便去请安老师给予鉴别。安老师很快就能够说出个一二三……后来，这位学生成为陕北知名的青年考古爱好者，他的名字叫王永岗，在考古重量级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他说，安老师是他在考古方面的启蒙老师。

校长刘志忠给我们带政治课。那时候，阶级斗争讲的很凶猛，刘校长让我们把有关阶级斗争的资料牢记于心。同学们有专门的本子，抄写那些讲阶级斗争的段子，还要背诵、考试，比如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也好，我们居然把这些“圣言”全部背诵了下来。刘校长平时戴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显得十分庄严，同学们都很害怕他，安老师被他教训得像“龟孙子”一样的老实，从来不敢轻举妄动。而我感到刘校长还是很和蔼的，对我这个地主成分的学生也很关心。他的夫人是灶房的大师傅，给大家做饭，我放学以后就会给灶房担水，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之后，灶房又换了的两任大师傅，我也会帮忙担水，而且形成了习惯。

我们六年级的物理老师樊建祥是陕南人，教书很在行。他有一把自己的铁锨，铁锨把子涂了浅黄色的油漆，下部写着“农业学大寨”五个红色的字。他喜欢鼓捣一些电器，但那时候梁庄还没有电。公社知道他有这个爱好，就把他抽调到公社广播站帮忙。记得樊老师在物理课上讲，我国制造出了第一台双水内冷发电机，这是当时的国之重器。我向樊老师求教，什么是双水内冷发电机？他说没有资料作解释，他也不太懂，说等他了解清楚再回答我。我高中毕业后到公社广播站工作，在王坪学校见到了樊老师，他好像正在办公室为老乡维修收音机，师生见面无话不谈。以后，我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

张廷杰老师1957年从绥德随亲人来到甘泉，考上甘泉县中学初中，后转入延安师范甘泉民教班，1960年毕业后，来到许寨小学教书，在北沟教书10多年后调到甘泉县中学。1973年，我上七年级时，他从甘泉县中学调回梁庄学校给我们带历史课。当时的历史课本充斥着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主线，薄薄的一本书从原始社会讲到现代，学生基本学不到什么。但我还是记下了张老师讲的一些知识点，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商鞅变法等。 

还有两位“老师”我必须提一提，他俩都是学校灶上的炊事员。

1972年下半年，学校灶上来了一位姓贺的大师傅，他是子长人，光棍汉，性情比较直爽，下班后喜欢和学生们一块打篮球。由于我和他同住在一个很小的宿舍里，就多了和他交流的机会。他喜欢说乡间的黄段子，比如“陕北四大”，其中有“四大硬”、“四大软”、“四大尖”、“四大香”、“四大圪抽”等等，“四大宽套”是这么说的：“说大话，放响屁，城壕里巴屎，校场里睡。”他看似很有硬汉子气概，其实又很懦弱。我刚学会下棋，他整天缠着要和我对弈，玩着玩着，我的棋艺大有长进，把他杀得惨不忍睹。赢上一回两回也就罢了，经常不给他面子，他会面红耳赤，有时都快要泪眼了……哎，算了吧，我决定不下棋了，不管是谁，都不下了。有时候，贺师傅还会耍点鬼心眼……一天，灶上好不容易做肉菜，给大家打牙祭；不巧，来了一位客人，大家只好匀出一份肉菜让客人吃。贺师傅将香喷喷的肉菜分成12份，每个人一份。结果，居然在大家眼皮子底下少了一份肉菜！贺师傅大吼，谁多端了一份肉菜啊，啊！当灶房管理员的张文发老师让贺师傅再找一找，看是不是放在哪个看不见的角落里。贺师傅找遍了灶房，并且把米柜打开让大家看。张文发老师说，算了算了，少就少了……晚上，老师们办公室的油灯都熄灭了，躺在炕上的贺师傅一滑溜起来，神神秘秘地对正在小小油灯下看书的我说，咱俩该享受一下了吧！嘿，他不知从哪里端出了一份肉菜，并放在了火炉子上加热。我无法拒绝这餐怪异的盛宴，但我还是想问贺师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等我问，贺师傅说：“我就是不想让狗日的白吃这碗肉，咱俩为灶房受苦最多（空闲时，我经常帮贺师傅给灶房挑水），应该补一补！”

贺师傅只做了一个学期的饭，就辞工走人了。

1973年初，我们班的同学许耀旺的父亲许占元成为继任大师傅。许师傅是北沟有名的编草筛的匠人，当然是利用给生产队干完农活的空余时间才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他干活利落，性子急躁，善于钻研手艺。一天，学校来了一位编织席子的师傅，他认真观摩，诚心拜师，终于学会了收席角这一绝技。学校经常有一些杂活会给许师傅做，如，学校打了一口水井，搅水的辘轳以及支架等，张文发老师让许师傅来做，我自然就成了许师傅的小工。他带上我去找寻合适于做辘轳材料的榆树，然后用大锯将相中的榆树锯倒，再截下所需要的木轱辘。拉大锯需两个人配合用力。我的力气小，且动作总是慢半拍。许师傅不断地调教我，甚至于发火，说我这么精精灵灵的娃娃，怎么干活就这么怠慢。我心中顿时萌发了要彻底改变“慢”这个毛病，爆发出了与我年龄完全不相匹配的力气。许师傅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年轻人嘛，干活就要有一股子蛮力气。

这活干完了，我的头发像泼了一马勺水一样，水淋淋的，上衣也完全湿透了。

贺师傅教会了我，与人相争，得饶人处且饶人。

许师傅教会了我，干工作谋事业，必须具备忘我的精神。

1973年9月，梁庄学校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左起：王忠兰、刘志平、付云生、吴砚起；后排左起：薛增光、卢敏振、汪起、张文发、杨华。

办学的简史

说到梁庄学校，还得稍稍回顾一下北沟的教育史。

北沟是一条较大的沟，从沟口到沟掌的最后一个生产队——邢家河，大约有40里路。整条沟当时有七个大队，二十多个生产队，人口占王坪公社总人口差不多一半。梁庄这个村子位居北沟的中心位置，把一个七年制学校办到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全国解放初，北沟是甘泉县的一个乡，区政府设在川道里的王坪村，后来又设在下寺湾，乡政府则设在许寨村，因而，本乡的第一个公办小学也就设立在了许寨村。最早在许寨小学毕业的学生有胡福喜、魏德治、王文堂等人。

那么，当时为什么把许寨作为北沟的中心呢？这一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当时乃至更早，北沟人甚至于上洛河川的人要到城里卖出买进，首选的是去延安，而不是下甘泉，那就要选捷径道走山路，许寨村就成了必经之要道了，当然，许寨村自然也就占据了北沟的中心位置。

在“文革”前期及更早，北沟的孩子要想上高小，是要吃很多苦的。孩子们只能就地读书至四年级，五、六年级则要到王坪或者下寺湾去读；这就需要翻山越岭了，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据王坪村的张宏魁老人讲，1930年代初，王坪村的人还在山顶的寨子上居住，那时寨子上就有了小学。洛河川闹红，刘志丹的红军赶走了流窜抢劫的各路土匪，寨子上居住的人们才敢重新回到在川道上的家里了。

据调查，“文革”之前和“文革”前期，北沟只出了两三个初中毕业生；1971年毕业的高中生，北沟也仅有两位。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正当全国上下轰轰烈烈闹革命的时候，北沟却成了一片发展教育的热土。当时，梁庄最先有了完全小学，北沟的孩子上高小再也不用翻山去王坪、下寺湾了。1968年，以刘志忠、张廷杰、丁志雄等为教师代表，以贾聚旺、曹文章、张宏富、赵月富等为贫下中农代表，商讨创办梁庄七年制学校，决定在没有上级拨款的情况下，北沟七个大队共同完成建校任务。然后，由刘志忠带队，七个大队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来到县城，到负责教育工作的马兴俊的办公室，汇报创办梁庄七年制学校的事宜。马兴俊当场表示，拥护贫下中农代表的决定。就这样，创办梁庄七年制学校的请示，在这种非正常状态下得到了“批准”。县里能够支持的也仅仅是多派了几位教师，建设经费和日常办公费则无从谈起，也不可能在财政预算中列支。七个大队也只好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派出劳动力伐木材、烧砖瓦、烧石灰、建房子。

客观地讲，那时，梁庄七年制学校还是个“黑户”，直到1972年夏季，才得到县主管部门的正式承认，并任命薛增光为校长，原学校负责人刘志忠调到桥镇公社任教育专干。

从梁庄七年制学校办学的历史可以看出，在当时那样的困难年代，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在如此偏远的山旮旯办一所“戴帽”中学。如果没有北沟老百姓办学的强烈愿望和执着与执拗，这所学校很可能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可能办起来。那么，北沟在1970年代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才走出山沟了。

1971年5月，梁庄学校全体学生与教职工合影。

温馨的校园

1972年初夏，县里决定召开全县中小学生运动会，要求每个学校都要选拔运动员参加。于是，梁庄学校开始积极筹措本校的运动会，在河滩临时开辟出了一条50米长的跑道，还挖了一个跳远的沙坑。我曾经在延安上小学时接受过一点赛跑、跳高、跳远的基本技能训练，还参加了一次延安城区中小学生运动会，在梁庄学校参加这类比赛也就驾轻就熟了。我得到很多个奖，奖品是软皮笔记本，一下挣到一沓笔记本。

学校的比赛结束后，大家都安下心来进入日常的学习了，谁也没有想到还要去县城参加比赛。可能是邮路不畅的原因吧，当然，那时候梁庄也没有电话，学校收到参加县里运动会的通知及本校运动员名单时，运动会已经开幕了。刘校长让汪老师赶快把参加县里运动会的同学集合起来，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县城。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记得刘校长不知道从哪里雇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汪老师带着我们十多个学生挤在这台拖拉机上出发了。

到了甘泉才知道，比赛已经开始，我们每个人的号码牌都被提早赶到的王坪学校校长领走了，并让他们学校的学生代替我们参加比赛。我参加的项目有跳高、400米跑步，跳高让王坪学校的学生给代替了，400米赛跑我自己参加了，但没有得到名次。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训练过400米赛跑，不知为何这一项目名单上有我。其他同学也和我大致一样，被别人代替的代替了，参加了比赛的也没有拿到名次。我们班的刘喜梅是个例外，她被列入低龄组的女子乒乓球多个比赛项目，拿了好几个奖，其原因是，这个级别的女子乒乓球比赛运动员很少，只要参加便有奖励，奖品是比较高级的笔记本。峁玉华在乒乓球等项目的比赛中很是卖力，但是也没有获得奖励。汪老师做通了刘喜梅的工作，把她得到的笔记本转赠给了峁玉华一个，这也算是对先进者的一个鼓励吧。

我觉得，大家在这次运动会上更大的收获是开了眼界。有的同学在这之前，连县城都没有到过，看到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都能高兴得跳起来。运动员的伙食标准还是很高的，我们每天都有肉吃。有一位同学感动地说，娘肚子里出来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呢。我们住在县中学的学生宿舍里，使用的铺盖是在县中上高中的梁庄学校校友的。看来，这也是运动会组委会和我们梁庄学校的提前安排吧。

“六一”本来是儿童们的节日。但“六一”却是北沟所有学校老师和学生的狂欢日。

这一天，北沟的每一个学校都要带上自己的文艺节目，老师和学生们列队进入梁庄学校的大院子，参加一次欢庆大会，举行一次文艺表演。晚上，梁庄学校还要放映两场电影。

记得这天，其他学校的老师也可以在梁庄学校灶上吃一餐饭，做饭的人手不够，还请了几个女同学包饺子，我们班的刘晓琴、刘喜梅等同学就参与了这项服务。

梁庄学校也是北沟民众集会的场所。每到冬季，公社会在这里举行一次社员大会，各大队的社员要敲锣打鼓、高举红旗进入会场，先进者上台交流经验，落后者接受领导批评。记得那时，许寨大队是全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驻队干部贾志祥在大会上介绍经验，说，许寨人“一人一把锨，寨子山上闹革命！”有时候，公社还会组织各大队文艺汇演，也会请县里的文艺队演出。

那时候，广播上整天播放陕北民歌，到处都在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梁庄学校也举行革命民歌表演比赛。七年级不甘落后，汪老师参与我们班的排练与组织，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民歌分解成了男女声独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男女声合唱等若干个小节。我的嗓音、乐感虽然比较好，但不擅长文艺表演，汪老师却选拔我来做指挥，并手把手教我指挥的基本要领，2/4、3/4、4/4节拍的基本打法等等。我用心学习，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打拍子的方法。我们班由于表演出色，获得了学校的最高奖励。

两根粗木杆各钉一块木板，上面挂上篮筐，再找一块空地分别一栽……这个梁庄学校的简易篮球场，设在供销社前面那块庄稼地里。薛校长上任后，在学校右侧高台上开辟了一块空地，把篮球场搬了过来。这个场地虽然也不够尺寸，但比原来那个场地宽敞多了。薛校长个子高，中学时期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打篮球是一把好手。他经常和我们一块打篮球，有几个同学在他指导下，技术水平提高很快，比如峁玉华，三步跨栏、带球过人等动作都非常娴熟了。薛校长还亲自动手用砖头砌了一个固定的标准乒乓球台，比原来那个木板乒乓球桌好多了。

梁庄学校还积极参与县里的各类培训。卢老师在暑假接受了体育课中的队列基本训练，回到学校后，由他抓全校的队列训练，让学生们懂得了立正、稍息、齐步走、向左向右转、向后转等等的基本要领，使得全校队列和出操水平很快就得到提高了。

记得我刚转入六年级的时候，县上要求各学校派学生到县文化馆接受讲革命故事的培训。我们班的许耀旺同学被派往学习班参加培训。他回到学校给大家表演了拿手好戏——《百鸡宴上斩栾平》，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那时候，上面似乎对教育工作慢慢地开始重视了，上级给了学校几大包图书、几箱子教学仪器。由于在乡村找不到课外书读，我的阅读状态一直处于“饥饿”之中，想不到学校突然有了很多的书，那我就捷足先登了，手捧着崭新的《艳阳天》，还能够闻到书香味呢。我不仅很快读完了三卷本的《艳阳天》，还读了《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心》、《高玉宝》、《牛田洋》、《海岛女民兵》等长篇小说。这是当时很难享受到的文化大餐，而我似乎还嫌不够，到处打听谁家有书，从小学生张希峰那里得知，他爸爸张廷杰老师还有一些藏书，我便迅速跑到他家搜腾，找到了很多本“文革”前出版的连环画。

大约是1972年冬天吧，听说县城的电影院放映宽荧幕朝鲜彩色电影《卖花姑娘》。老师动员，谁愿意去看就报名，结果初中部的六、七年级很多学生报了名，还有一些小学高年级的同学也报了名。记得卢老师当天就领着我们踏雪行走60里路赶往县城。我们到达县城时天已经黑了，在县中读书的梁庄学校校友们从学生灶上给大家打来了饭菜。我的饭菜是马广泰打的；晚上，我还睡在了他们的宿舍里。大家的电影票是在县中学工作的张廷杰老师代买的。我们在县中学还借了板凳，每人一个，必须带上，因为那时电影院还没有座椅。同学们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的，看到那么大的银幕感到很新奇，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声。当电影演到苦难的情景时，全场的观众好像都哭出了声……

参加各类劳动是大家十分高兴的事，尤其是夏收和秋收，大家可以集体出动，在各生产队的田地里使出浑身的力气，比赛收割的技巧和速度，那些劳动好的同学就可以美美地炫耀一下自己的能耐了。关键的是，大家一定能够每天都吃上大铁锅炖羊肉，这在家里连想都不敢想。同学们要起得非常早，赶吃早饭时分，就要到有收割任务的生产队。特别是夏天收麦子，这叫做龙口夺食，有的生产队希望大家拼命干，专门给同学们供应腰干粮，就是在早饭与午饭之间，给同学们打个尖，吃两个白馍馍，这样大家就会坚持收割到一两点钟后再吃午饭……我还保留下了1973年我们班秋收时的日志，从中可以看到同学们积极劳动的状态。

1973年秋天，作为班长，我记下了全班帮助生产队秋收的笔记。

同学们有时还要走出校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记得1973年暑假后刚刚开学，遇上党的十大召开。可能是上面的要求，学校师生要深入每个生产队宣讲十大精神。大家一直在等待学习资料送到学校，差不多等到天黑时分，资料才送到了学校。这些学习资料原来是延安地区编印的《农业学大寨》报纸，上面全文转载了十大的新闻公报。

汪老师和我为一路，去的地方是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邢家河。我忐忑不安，邢家河的生活、居住条件都很差，尤其是我家……到了生产队天早已经彻底黑了，社员们都集中到乔殿高家的窑里了，我们也就开始宣讲了。汪老师让我念十大新闻公报全文，我用普通话顺溜地念完了。晚上，汪老师就住在乔殿高家的土窑里。

第二天早上，汪老师在我家用餐，我爸爸特意给汪老师做了蘑菇面，蘑菇是现采的山间的野生鸡腿菇。

那个破窑洞，那个环境，那碗面……不知道汪老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敢问……后来，我爸爸给我讲了满清被推翻之后北京和西安满人的悲惨遭遇，让我问汪老师，他的祖上是不是旗人。这，我哪敢问啊！

1973年8月31日，延安地区编印的《农业学大寨》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当时，梁庄学校的老师和中学部的同学就是拿着这张报纸下到生产队宣讲十大精神的。

学校午休的时候，由于路远，大多数同学都不能回家，大家带来了各种干粮作为午餐食用。有的同学带的是炒面，这种炒面可不是城里饭馆里卖的那种用煮熟的面条炒出来的炒面，它是将软糜子炒熟，然后用石磨推成粉，食用时，把适量的开水倒入其中，再用筷子慢慢搅拌，形成块状后即可食用；有的同学带的是熟米，熟米的制作工艺是将糜子煮熟晾干，然后再用铁锅炒至焦黄，之后用石碾子去其皮，碾出来的米便是熟米，如果加入一些炒豆子就更好吃了，食用时，只要倒入适量的开水泡一泡即可，当然也可以不用水，干着吃。

许多年后，我读了一些历史书籍，发现炒面、熟米这两种食品可是不简单啊。在古代，这些食品是我国北方兵士长途跋涉和作战时的军用干粮。你只要关注一下朝鲜战争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携带的干粮，就会发现，原来陕北的炒面居然也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呢！

午餐时间，也是同学们嬉闹的好时段，大家有说有笑，还不时交换食物，品尝别人的干粮。有的同学拿来麻尘糕，便有人会戏弄他小气，不给大家分享，说：“麻尘糕，灶火烧，客来了，烧好了；客走了，烧焦了！”

农村的孩子比较诚实，他们中间一般不会有城市孩子中的那些小混混，也没有以故意欺负别人而取乐的坏孩子。但他们的玩耍项目也非常的少，只好将帮助家人干一点农活、采一些山货为乐趣。而同学之间开个玩笑、取个乐子也还是有的。

一位同学问另一位同学：“你大给你问哈xiu子没有？”

另一位同学就会加大语气反问道“你大给你问哈xiu子没有！”

我常常会听到男同学之间好像是一种调侃似的问话，而且并没有什么恶意。后来我才明白，他们问话意思是家里给你定下亲了没有？

“媳妇子”三个字说得快了就成了“xiu子”。

城市与乡间的距离并没有多么远，为什么社会风俗的差异会那么大呢？那么小的年纪，家里为什么要给其定亲呢？慢慢地，我也就明白了。那时候，在乡村定亲是要花钱的，一般男方要给女方彩礼四五百块钱，粮食若干担，到结婚时还要给女方衣物若干身，布料要什么凡里丁、毛哔叽、条绒等等的。有些家庭积攒一点钱财是一辈子的事，有了钱财就会给自家的男娃订上一门娃娃亲；否则，等到孩子长大了，那点钱财散尽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班的乔大牛，父母早亡，跟爷爷奶奶生活，大人早就给他说哈xiu子了。想想看，年迈的祖父母如果过早离世，扔下这个孙子又没定下一门亲事，那可怎么办呢？ 

在梁庄学校，学习雷锋有突击性的行动，也有固定性的项目。突击行动无非是给就近的生产队积肥送粪、打扫公共场所的卫生等。记得梁庄有一户姓梁的五保户，老夫妻年纪高迈，无儿无女，住在大路边的一孔烂石窑里。我们班负责长年给他家担水，这是学校学习雷锋活动的固定项目之一。他家盛水的容器是一个巨大的石头水瓮，可以盛五六担水之多。我们每一次担水，都会把石头水瓮倒满，这样，就不需要每天担水了。

老夫妻是和善之人，梁老汉总是笑眯眯的；老妇人可能受过精神刺激，经常会吵吵闹闹，但是对待我们却很和蔼。他家院子里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薛增光校长和几位老师使用石碾子压糕面，老妇人笑着对正在推碾子的薛校长说，你戴着蒙眼壳壳呢，就不怕你偷的吃了！薛校长立刻反应过来，老妇人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呢，也大笑了起来。

原来，薛校长是近视眼，戴着眼镜。一般来说，家庭做碾子上的活儿，都要使用毛驴，为防止毛驴偷吃碾盘上的粮食，必须将其眼睛用布帘或藤条编织的眼罩蒙上……看来老妇人也是一个幽默之人，“骂”薛校长是碾道里干活的驴儿。

广阔的天地

学海无涯苦作舟，三人行必有我师。

在学校之外的广阔天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新鲜事物扑面而来，让我应接不暇。别人可以熟视无睹的事物，我却需要精心观察，虚心求教。

有时候，星期六我也不回家，到了星期天，就会和梁庄的同学贠刘成、梁毛小、梁随信上山砍柴、采樱桃等，或者自己看上一整天的书。

一个初夏星期天的早上，我站在学校硷畔上观赏小河里泛起的丝丝白雾……

9点多，还不到放羊的时分，揽羊的米换他爸爸早就来到了学校硷畔下面的羊圈旁，让一个娃娃拿来一只大号洋瓷碗，把羊圈栅栏打开一个缝隙，让娃娃们钻进去给他逮羊羔羔。他看是公的，就把其身子夹到自己的裤裆里，让后腿和屁股朝上，然后用剪刀将包裹小蛋蛋的皮肉剪开一个口子，用嘴巴和牙齿把小小的睾丸撕咬出来，然后再从口中吐到大号洋瓷碗中。大约一个小时后，几十只公的羊羔羔就被这位牧羊人给活生生地阉割了。

我问，干大，你要这些小蛋蛋有用吗？

米换他爸爸说，憨娃娃，这是好东西，大补，我要吃掉它！

一群羊中有母子、羯子两种羊。母子就是母羊，是用来繁育后代的；羯子就是被骟了的公羊，是用来食肉的。大多数公的羊羔羔在一两个月后就要被骟掉，变为羯子。留下的公羊则要放在绵羊群中放养，同样，公的绵羊也可以放到山羊群中放养。公羊也叫骚胡，或者叫犵羝。等到冬日，放几只犵羝进入羊群中与母羊进行交配。母羊冬日怀孕春日产子，待到青草长出来了，羊羔羔也就可以断奶了，这样就可以保障羔羊有较高的成活率。

我们村有一头超大的公牛，叫大黄，力大无比。一个生产队的公牛也不能够留的太多。小公牛一般逃不过被“锤”的命运，所谓“锤”就是要将其睾丸用麻一类纤维物质包裹缠绕起来，然后用锤子击打，使其这一器官坏死。被“锤”了的公牛长大后叫犍牛，耕地的力气很大。母牛一般叫牲牛，虽然它负责繁育牛犊，但也要终生劳作。驴、马中的公子，也是这个下场，不过被骟之后，叫骟驴、骟马，没有被骟的称其为叫驴、儿马；母驴、母马则被称为草驴、骒马。至于骡子，则是马与驴交配、驴与马交配得出的结果。

1973年6月，我的一篇日记，写的是我和同学上山采摘樱桃。

我在暑假、寒假期间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主要是为了挣工分，同时也曾长了见识。

我们生产队种的庄稼，大面积的是糜子和谷子，其次是各类豆子，再次是玉米、小麦。由于我在延安中学读书时，深受段老师农基课的影响，有点对植物学着迷，也就想了解有关这些粮食作物的方方面面知识。我们上七年级时，在语文课本上已经学习了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中所说的“米粟”是什么呢，许多年后我深究了一下，“米粟”就是糜子和谷子去了皮后的米，也就是黄米和小米。糜子，古称稷、黍；谷子，古称稷、粟，亦称粱。这是我国最古老的粮食作物。

1972年，北沟普遍推广种植“大八趟”、“小八趟”玉米，及“哈担八”小麦。据说，“大八趟”、“小八趟”是引进的朝鲜白玉米，产量高，但是北沟的无霜期短，不等这两种高产玉米成熟，就降霜了，结果导致大面积玉米遭霜打而减产。“哈担八”是引进的乌克兰黑小麦，老百姓俗称，这种小麦即便是“哈”了（因干旱而减产）每亩地也能够收获一担八斗。其产量确实高，但是人吃了后会胀肚子、放臭屁。

深究一下，小麦和玉米也都是域外传来之物。小麦是西亚地区的粮食作物，大约在4000年前就开始慢慢传入中国，使中原地区种植的黍、粟逐渐被小麦所替代。玉米原产于美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玉米开始向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到了明朝末年，陕西就开始种植玉米了。

小麦、玉米在古代中国大面积种植，是我国在近代之前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民是非常辛苦的，没有白天黑夜地劳作，遇到歉收的年份，就连全家人的肚子都混不饱。

我观察到，乡村中一般每十户人要出一个长年劳动力，参与各级的各种工程建设，而且是义务劳动，不给挣钱，口粮自带，工分则由本人所在生产队记取。我们邢家河生产队一般长年在外的义务劳动力大约1.5人，如果加上零时外出的义务工，大约要两个人以上，这还不算冬季农田大会战出动的劳动力。这样算来，每个生产队的总出勤工日中，至少有20-30%是贡献给了国家的。高中毕业，我曾经到甘道渠建设工地两度当民工，接触到一些官方的宣传材料，所谓对建设投入的表述是，投工投劳多少多少，为国家节约资金多少多少。

老百姓打下的粮食，首先要保证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然后再考虑大家的分配和集体提留。

公粮其实就是农业税，所谓的皇粮国税，必须按时上交。购粮则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国家要保障城市人口的粮食供给，向农民统一收购的粮食。统购粮食是强制性的，价格不可议，任务不可减，时间不可迟，除非遭遇天灾，购粮任务才可以减免。

由于我从小生长在城市，知道一些城镇人口供应粮的情况。我们陕西的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量标准，以成人为例，普通市民每月27.5斤，干部和初中以上的学生每月30斤，工人，则根据其劳动强度的高低执行不同的供应标准。供应粮的品种不同价格也不同，售价一般在0.1元—0.17元之间，如延安城区向城镇居民供应的普通面粉，每斤售价0.161元，玉米面，每斤售价0.102元。而向农民收购粮食的价格，也自然会低于这个价格。我也知道黑市上的粮食价格情况，在一般年份，延安城内黑市的小米价格为0.4元—0.55元。国家管的再严，私粮交易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也是必须的。因为，有一大批流动工人，没有口粮、没有粮票，包工头必须在黑市上给他们采购粮食。还有，与有粮本的人结婚的无粮本者，以及粮食不够吃的城镇人口，都需要在黑市上购买粮食。粮票虽然说是一种无价票证，其实，它比私粮还要抢手，黑市上一斤面额的粮票能够卖0.2元以上。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农民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么贫穷，主要是国家实行经济上的剪刀差政策，让农民多做贡献，用以投入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二三十年，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农民是出了大力的，而且是隐形的，无偿的，默默无闻的，也不可能计算出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社员到底给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国家财政给农村、农业、农民的投入又是极其有限的，比如，梁庄七年制学校是由北沟的老百姓自己投劳建设的；北沟那么多的民办教师也都是由各生产队供养的，地方财政仅给每个民办教师每月10元钱的补贴。只是近多年来，国家财政支出能力强大了，才开始慢慢反哺“三农”了。如今，农民也有社保了，只不过少得可怜，比起有正式工作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要少的多得多，而那些为国家做出无私奉献的农民逝者，则永远也享受不到这些福利了。

乡村中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也有恶人。我在一个生产队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黑户因为饥饿，摸黑偷了村里的几个玉米棒子，结果被队干部抓了个现行。本来这是一件小事，偷玉米的人与村里人的老家都是横山的，说不定还能攀上亲戚呢，放了算了，都是可怜人嘛。但队干部们对这位老乡却不依不饶，毫不客气，拿出绳子把他捆绑了起来，对他进行严厉拷问。这位老乡的眼泪珠子直往下滚，拼命求饶；而队干部们却避开人，一个个地偷偷发笑。我真想不明白，这帮人怎么会把自己可怕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呢？ 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恶行吗？

我去别人家串门，很喜欢观察人家墙上挂的相框。我对相框中的照片上穿老式解放军军装的人非常敬慕，总想搞明白他们的战斗经历，渴望他们的英雄事迹能够激励我前行。

滴哨村有个张巨泰，是个光棍汉，又是残疾人，他住的黑乎乎的烂窑里居然也挂着相框，而且相框里是满满的军人照片。原来这是张巨泰和他的战友们的照片！

天下着阴雨，张巨泰在滴哨村的沟槽里的夏湿地里放牛。他披着羊毛雨簸箕，一只残腿搭在他的T字型拐杖上，毛乎拉碴的脸上毫无表情，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锅，嘴里吐出的烟气好像可以给他一点点温暖和慰藉。

我凝视了他许久，还是开口问了：“张干大，听说你打过仗、立过功，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的战斗故事？”

他好像这才看到了我，将嘴里衔的旱烟锅收了起来，朝我笑了一笑。他把那只残腿从T字拐杖上移开，用左手抓住了T字拐杖，右手拿着赶牛棍，一拐一瘸地走开了，口里吼喊那头走远了的大黄牛：“给老子哪死可也！” ……

这仅仅是我读乡村这本大书的开端，还有更多章节需要我一辈子去啃读。我总是拿乡村与城市比，不免会苦思冥想，总是在打问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很笨拙，对于很多事理真搞不明白。

2019年3月，邢家河的村民牛鸿章。记得我在梁庄学校读书时，牛哥与邻村滴哨生产队的老姬赶着一辆驴拉车，被派往延安出民工。他们住在马家湾的延安砖瓦厂，用驴拉车装上红砖，运往远在太和山后的电视转播台工地，距离约5公里，而且有近2公里的盘山路，上陡坡时，他们必须也当牲口，使出浑身力气扛住驴拉车往前走，否则，车子会倒退，必然是驴仰车翻。本来，牛哥和老姬不仅身体很棒，苦水也都很好，但我回延安看望牛哥时，发现他们已经劳累的不成人样了。

特殊的年份

1972年底，梁庄学校七年级毕业生遭遇全县统考，升高中按照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结果20多人中仅有4人通过考试，可以进入高中继续学习。而同一个公社的王坪学校则被剃了“光头”，最后只有一人保送进入高中学习。

这一年，甘泉县中学高中一年级只招收了两个班的学生；据说，全县高中考试录取率为30%左右。

1973年初，我们班从六年级升为七年级，同学们明显感觉到学习压力陡增。这是由于我们梁庄学校上一届同学升高中考试不理想吗？还是由于我们班插入了上届多个同学？其实都不是，而是中央加强了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让全国在校学生都觉得好好学习就会大有希望。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复出，4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大专院校招生必须重视文化课考试的意见。

上大学要考试！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就在我们这座乡村学校有了反应。校长和老师开始强调学习文化课的重要性了，在教师力量配备方面，学校也为我们毕业班倾斜了。杨华老师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并带数学课；汪起老师带语文、物理、化学等三门主课；薛增光校长带政治课，这门课程终于开始规范起来，一改过去读报纸的做法；张廷杰老师带历史课，他非常认真得给我们讲课，但是由于“文革”的原因，我们的历史课本编的好简单，就连五千年文明史都不敢正经八百地写了，总是躲躲闪闪，写哪一章节都离不开阶级斗争……

好像同学们从此懂得学习了，每个人都不敢怠慢老师讲课了，大家真正开始认真听讲了，也愿意回答老师的提问了。

杨老师的数学课讲得细致严谨，对同学的要求也高，让大家打下了一定的数学基础。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跳跃思维的人，杨老师讲到四边形内角和定律时，我画了一个由两个角套在一块形成的不规则四边形，然后画了多条辅助线，自我求证其内角和等于360°。我和杨老师进行了探讨，他也花了时间来求证，认为我划的四边形不具典型性，求证方法也可能不合适，给我判了错误。我内心有点不服气，但是，由于学习紧张，也没时间再去琢磨这类例题了。

汪老师是“老三届”中的北京高中毕业生，文理科课程都讲得好，普通话、板书也为同学们树立了榜样。尤其是汪老师在语文课上的课文朗读，对同学们理解句子、段落、表达、思想等等帮助很大。他在讲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时，首先自己朗诵几遍课文，然后再为同学领读：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仅凭他那抑扬顿挫的准确而优美的发音，让很多同学都差不多把这篇古文背诵了下来。汪老师指导同学写作文也很有一套，同学们在六年级作文写作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进步。我的作文写作在六年级时就比较出色了，已经懂得细节描写，情节把控，思想提炼。上了七年级，我写作文，尤其是写记叙文，向独特性、思想性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汪老师的物理、化学课也得到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我记得汪老师讲直流电路，既生动又好懂，如串并联电路、电功率及左手螺旋定律、右手螺旋定律等，都能够让同学们铭记在心。化学课要比物理课好学一些，课本最后有一个图表，归纳了碱、酸、盐的化学反应规律。汪老师要求同学把常见元素、分子、化合价、金属活动顺序等都背下来。结果，在讲到化学反应方程式时，背诵的功夫见效果了，大家都能很轻松地给予解答。

我记得同学们当时都是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魏延娃像拼命三郎一样，豁出命学习；刘喜梅好像数学课的学习突然就长进了，成绩一下子就跳到了前面；魏和平学习很扎实，但字写得不好，老师说，这样会在以后的升学考试中拉分；峁玉华一直对上一次参加升高中考试愤愤不平，也是吭哧吭哧地在爬坡，数学成绩也很突出。

大家开始喜欢晚上自习了，晚饭之后，都能自觉走进教室，苦苦地学习。那时候梁庄没有通电，自然也就没有电灯，同学们每人都会自备一盏煤油灯，学习两个小时后，鼻孔被煤油烟熏得黑黑的。

这一年，大中专院校招生一改之前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学的做法，实行了考试升学。我们学校的卢老师考上了延安大学数学系，小学部的老师冯爱玲考上了西安的一所中专学校。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同学们看到这样的大好形势，感悟到了学习的重要性。

不好的消息还是说来就来了。忽然间，学校组织大家学习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这个答卷我看写得很好，也的确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实际情况，但是由《人民日报》发布出来，其用意大家也明白了。同学们不免唉声叹气，哎，上面又不让我们好好学习了。

果不其然，正当同学们信心十足、加大马力备考的时候，杨老师组织我们毕业班学习了一个上面的文件，大意是，同学们要树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这一届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取消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改为学生和老师、学校推荐升学，要进行政审，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回潮。这个文件还提到，在政审中要正确对待“可教子女”升学的问题。

我的《化学》学习笔记。

我家是地主成分，我是不可教子女还是“可教子女”呢？原本，在老师关怀、同学爱护的温馨环境中，我都把自己身上背的那口沉重的黑锅给忘记了。想不到，在关键时候，上面还是要让广大群众绷紧阶级斗争的这根弦，严防阶级敌人钻空子。

我心里评价了一下自己，从六年级到七年级，我一直是班长；在班级里我最早入团，还被评为全县优秀团员；曾经获得全公社优秀学生的奖励……学习成绩就不用说了，本来可以在全县统考中比试一番，看看咱们梁庄学校学生的水平在整个考生中能够排什么位置……

唉，就算你是“可教子女”，还得要正确对待。又会怎么对待法呢？

学校还邀请到了本校上一届毕业回乡劳动的陈社明同学给我们班作报告。他报告的意思大家其实都很明白——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升高中与回乡劳动都是一样的，都是革命的需要嘛。

终于，我们学校的推荐方案由杨老师在班上宣读了：先由全班同学推荐，然后交由学校推荐。杨老师做了动员，宣读了政治要求，公布了百分比。记得入学比例大约30%多，也就是说30多名同学中，只可以推荐10多名同学。具体推荐过程其实很简单，在推荐现场，每一位同学都要发言，公开推荐自己认为可以升入高中的同学，并允许自我推荐。

在这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教室里鸦雀无声。杨老师宣布的酝酿讨论的时间超了很多，还是没有人发言，作为班长的我，只好带头发言。我首先推荐了自己，然后一一将我认为可以上高中的同学姓名念了一遍。接着，同学们开始抢着发言了。推荐结果比较整齐，所推荐上去的同学都是学习和表现相对好的，我自己获得了全票通过。真应该感谢学校、老师和同学们，要是有人提出我的成分问题，那就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了。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失去了通过考试升学的公平机会。如果考试，说不定我们梁庄学校还会有更多的同学上高中呢，那些没有推荐上的同学中也有学习比较好的啊。推荐升学对他们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我们班的毕业合影照片

我的毕业照

大地的回响

在梁庄学校的同学与校友中，我应该是一个另类。

我的成分最终让我饱尝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77、78大中专院校招生，因成分和出身，我被连续两次初选、两次淘汰。1977年的中专学校招生考试，王坪公社有6名考生初选，其中，我们杨家河大队就有3人，马广泰、白应喜和我，也都是梁庄学校校友。白应喜上了延安卫校，其他三人上了延安师范，马广泰和我都因成分问题被淘汰了。

1977年冬，梁庄学校校友到县城参加全国中专技工学校统考。前排左起：毕醒世、白应喜；后排左起：许耀旺、马广泰。

1972年，一个叫冯云的延安的邻居大姐姐，分配到了梁庄供销社工作。她作为居委会的先进青年，曾经参加了1964年延安社教工作队的活动。她告诉我，在社教中，其实我家的成分本来定为了城市贫民，因为有人反对和平衡关系，就不得不改成了地主。

1978年，我家的成分终于获得纠正，由地主变成了手工工人。

从甘泉县中学高中毕业后，我回到邢家河当农民，工分从九分半升到十分。一年后，我被选拔到王坪公社广播放大站当广播员，是公社八大员之一，每月挣35元，交给生产队20元，记24个工日，合计工分240分。三年后，我进了县城，分别到广播电视和宣传部门工作。在甘泉上学、劳动、工作13年。1985年8月，我回到延安，在宣传、新闻部门工作，期间走出陕西，赴重庆读书两年。1992年6月，我告别生我养我的延安，辗转抵达广东安家落户，在一家报社工作，直至退休。

在中国新闻学院读书，我受教于1980年代我国最知名的新闻界的前辈，两年间除完成学业之外，还苦读各类相关著作200余册，深感世界之大，只有开放交流学习进步，才可以求得一方发展。到广东生活工作20余年，完全融入岭南之后，方知家乡天蓝地黄的可爱，粤土四季常绿的舒坦，我国由礼俗社会走向法理社会的艰难。

我们这一级同学从梁庄学校毕业到现在，已经47年了。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两年的学习生活，也没有忘记在甘泉县的13年。在梦中，我经常回北沟、回梁庄学校、回邢家河，每一次都没有回到记忆中的场景之中。我为梁庄学校的撤销感到惋惜，更为北沟的先辈们留在金石上的文字记录的消失感到痛苦。

2006年，甘泉县中学高75级一班同学聚会，我借机回了一次北沟，发现记忆中的景象已经面目全非。后来，我问胡永发同学，梁庄庙上的那座古钟哪里去了？那可是刻有文字的宝贝啊。他说，早被人盗走了。

2020年11月15日，我终于腾出时间，又回了一趟邢家河。看到政府给村民建设的新居，我有说不出的高兴。村组长张飞说，这是政府为了让村民告别土窑洞，专门修建的新房。在过去，谁能够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好事，这真是天上掉下来大馅饼了。

我还是要看看村头伫立的那块乾隆年间的龙王庙记碑。怎么这石碑不见了？原来，它被人推倒在路畔上，几乎要被当做废料推至河沟里了。

我问旁边的张高峰老人：“这是谁干的坏事？”

“人家打庙的推倒的。”

“这是古物，他们不长眼睛吗？”

“哎，公家人才不管你这号事呢！”

我立即给村支书、镇党委书记、县文旅局局长打了电话。

几天之后，县文旅局张局长给我来电话，表示要集中保护被打倒的古碑。

古钟被盗了，古碑被打倒了。这是发生在强调文化自信的现在。

古代北沟，至少梁庄出过大官人，离村庄不远处有这位先人的墓冢，并且有大石碑记录了这位大人物的品阶与官职。在讲阶级斗争的年月，他的后人摇身一变，成了捣毁先人墓葬的强盗。现在，你要问梁氏后人，那位先人名称什么？功德如何？品阶高低？何朝何代为官何方？可能你要大失所望了，大家都不知道了。

这就是历史。原本存在的史实，却被我们无情地摧毁了，如今还硬撑着说咱们很自信。

2017年，梁庄学校73级初中毕业生终于又聚拢起来了，回忆过去，述说现在，其乐融融。我深深感悟到，同学中，无论是当了干部的，还是在家耕地的，相比过去，生活指标好过苏共标准，后代学业超越父母程度。比如，我们班的梁毛小同学，下井挖煤十余年，靠出卖苦力，硬是将几个孩子供出了大学，推向了社会。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受苦受累，但是赶上了好时代，脱下了破烂的衣衫，吃饱了干瘪的肚子，还会上网玩手机了。这是从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国人所难以想象的，比苏联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还要美好的时代，我们应该好好感谢这个时代！

在邢家河，看到被推倒的古碑，我给村组长说，这块石碑比村民们住上的那两排新房子还要值钱呀！

我不是在说笑话，也不会杞人忧天。伟人们常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的生活是改变了，但是，如果忘记了历史，忘记了沉重的历史教训，那将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历史本身早已经给出了答案，重述就是累赘了。

前几年，应甘泉县文联主席刘虎林之约，我给《甘泉》杂志写了一篇题目为《行几活》的拙文，心想以此记录一点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也为大家反思过去提供一些佐料。现在完成的这篇文章，在某些方面是《行几活》一文的延伸。

历史是需要大家共同来记录的。

梁庄学校已经成为历史，而我家居住过的村子还在，只不过将邢家河改成了新家河。

甘泉是我的第二故乡。梁庄学校是我的母校，而且是我心中的第一所大学。 

毕醒世 

写于2020年12月12日

修改于2023年11月

2017年8月5日，梁庄学校73级初中毕业生在甘泉县城相聚。

2019年冬，梁庄学校校友相聚石门村，讨论《梁庄学校纪事》一书稿件征集与编辑事宜。

2019年12月，校友采访曾经在推动梁庄学校建校的老者原梁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胡福喜。

2016年8月，曾经为梁庄学校建校出力的原杨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月富在高家河村排练秧歌时当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