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未寄出的信”～难忘岁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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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此文1960年列入我们大改班新生的初1语文课本中、虽为儒学亚圣孟子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之作，但文章并不晦涩、言简意赅、文笔流畅。想起当年我们朗读背诵它时是那么流畅、铿锵。 初中三年，在学校里或校农场油榨嘴的每周劳动、尤其是那不休止的下乡支农劳动给人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 新生入学约一个星期第一次下乡支农劳动开始了，我们初一新生打起背包出学校门沿徐家碥演武街、过张公桥从新村进城，向青衣公社的共和大队迈进。 小学升学考试后不到2个月，行走在城里的我们已是背着行李去支农的中学生了，这如同“由猿变人”的一次飞跃，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且溢于言表。 读小学时我们也时常支援春耕不过是：两个人抬着一篼积的肥穿通城、过王浩儿双电杆后，在那盛开着白色洋槐花、弥漫着清馨香气的两排洋槐树的公路边，将肥倒往两侧地里而已。那时常与我搭当抬肥的是同班郭正枢。可惜斯人已逝十六年了，那美好的岁月、友谊、情景已为历史成为回忆！ 共和大队位置在乐山城西后来的西南585所一带，虽离城不远却山丘绵延林木幽深，两山之间的冲里是长满水稻的梯田；与乐山城看似毫不搭界的两个地方。 我们班男生入住在一个周围没有人家、没有门约20多个平方的房间～估计原是一保管室。房间地面上铺了一层稻草、上面盖了一竹子晒垫，房间外边放了一尿桶，那便是我们20多个男生的住宿之处，让人颇感失望。到了晚上更是难熬，那秋天蚊子最后的猖狂让我们感受尤深：是防不胜防、愈拍愈多，上半夜几乎是打蚊子的劈劈拍拍之声；下半夜是少年们的酣睡之声，是瞌睡来了顾不得蚊子了、还是蚊子都喂饱了懒得咬了，不得而知也。 三餐每顿一人一单耳土陶罐的碗咡饭，菜是清水烙的红苕叶用盐伴在簸箕盖里，每人2筷子、餐餐如此。 这次支农是收水稻。拖伴桶打谷子、13岁的我们是干不了的，更不说扛着伴桶翻田坎，就只有割谷子。共和大队多冷浸田，还有不少烂泡田，对于个子矮脚杆短的人割谷子也不轻松，裤子浸泡在泥水中成了家常便饭。 这“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一个多星期劳动，让我知道了伴桶、冷浸田、烂泡田，也领教了秋天的蚊子。 当年11月初，第二次支农又来了，我们又打起背包去往50多里地的加农公社、主要任务是收红苕。加农公社地处大渡河的冲积平原上，在河沙地里挖红苕显然比田里的活路轻松。我们分散吃住在农民家里。挖啥吃啥、每天三顿均是煮红苕，炒篙笋～此地河沟两岸栽满了蒿笋。三餐均是主人家将饭菜摆上桌我们只说伸手拈、好爽！但主食红苕吃到后来便开始哽酸气、发腻了。此时我才体会到父亲生前偶尔说的一句话：当年（年轻时在井研老家）吃红苕吃伤了心！ 1961年的秋收，我们又背起背包前往6～70里地的白马支农了。61年正是大饥荒肆虐之际，我们住在场上一个二楼木地板楼上。场上房屋显得破败、鲜见人群，赶场这一悠久习俗也不再了。每当我们吃饭时，总能看见一群孩子盯着我们。而我们三餐是碎米配杂粮在土罐中蒸的碗咡饭、到稀不干，菜是一砣甜酱。也是顿顿如此。农活主要是收谷子、挖红苕。 支农要结束时，我专门去了趟姑姑的婆家：它在白马场边、往童家的路边上。姑姑婆家还有二老一小：公公、婆婆、一小孙女。我自报家门后，格外亲切。我母亲姓童是童家人，与姑姑婆家邹家又是远亲关系。我父母的姻缘是邹家牵的线。我在那里吃了一碗很好吃的杂面糊糊，另走前他们给了一个5斤多黄兰瓜。当时1斤黄兰瓜要卖5元，这个黄兰瓜相当于一个小干部1个月的工资。回校时，我后面背着行李前面是用网兜挂着的黄南瓜、随支农队伍走回了乐山，将黄南瓜交给了姑姑。这事一晃已62年了！ 1962年夏秋之际，我们又打起背包去更远的沙湾太平乡支农。历经了二个年头的大饥荒，这大渡河畔村子的惨象令人目不忍睹：村中一遍死寂，公共食堂已使袅袅炊烟、鸡犬之声已好几年不在了；村中只剩下少量老人与一群孩子，青壮年几乎绝迹、地里的庄稼已无人收割。也是：每当我们吃饭时，一群小孩围上来直盯着我们。我们吃剩的红苕蒂蒂都被他们检光吃了，他们那天真无邪的目光告诉我们这里曾发生的一切、成为我恼海中永远抹不去的印象。 这不断的下乡支农劳动及常年累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宣传教育是否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诚如是可见其“良苦”用心。但细想是资产阶级靠其“资本剥削”制造了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而如今我们又在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好似一个跨朝代的工程。这政治逻辑有点儿乱？ 从家里来到一中吃食堂，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的粮食定量是为每月28斤、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争取自己的那份权利，在这力争公平的渐进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微妙的故事。 一中食堂是在进校门右边一个曲尺形的堂子，我们初中生餐位在进校门右侧高墙后面，正对着食堂厨房，而高中生在老师宿舍楼北端楼下。食堂摆满了八仙桌。开饭时，每桌八个学生，二个瓷盆：一个瓷盆盛的是2斤4两米蒸的米饭，另一盆里是单一而不多的菜。饭菜怎么分吃是八个学生的事了。 1960年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期，米饭成了关乎生存的稀缺物质，更不要说肉，油、糖了。因此分饭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先是热心好事者主动地用筷子将盆中饭先划十字分成四分，再划两次分成八份，因随意而划导至大小不均，分到大的那人显然侵占了小的那个人的权利，必然会引起不快、出现矛盾；且还容易被小人钻空子～将故意划大的那份对着自己，这是不可接受、也不可持续的。若按照分“蛋糕者”最后选会有人去分饭吗？且又如何确定1～7的选饭顺序？它不具有操作性。 正是在这维护自己权利、不懈追求公平的渐进努力中，才出现了一种最公平的分饭方式：由一人（也可轮流来）划分饭、完后令他背对饭桌，其余七人中随机1人（此人必须是随机的）将1根筷子插入1份饭中、从而定下1，再令背对者要号（8之内）后，按顺针确定叫号人的饭位后，由此也确定了其余七人的饭位。这、促使分饭人尽量接近公平，分饭结果也大家都能接受。我当时所在的那一桌就是这样逐渐发展到这既公平又简单的分饭方案。 后来全校都用了的这一方案，这在物质短缺年代不失为是一种公平而简单的分饭方式。 当今人们最不容忍的是分配不公、分蛋糕者优先选蛋糕。若能找到一种公平分蛋糕的方式是人民之大幸、社会之大幸！ 大饥荒时期曾喊过一句口号“瓜菜半年粮！”。于是学校将后面操场靠白夾子围墙的北面、西面大片土地开垦出来种蔬菜～主要是种瓢咡波。这瓢咡波那几年很挣气，长得出奇的好！寡了外层几天又长出来了，真是源源不断、取之不竭。盐巴是不缺的，尽管一中食堂入口的“菜谱公示板”不断变换着菜谱：烩厚皮菜、烘牛皮菜、红烧瓢咡波其实都是一种菜～瓢咡波。也正是这瓢咡波帮了大忙、让我们渡过了大饥荒。 在大饥荒时期，食堂、学校出现了一些令人心酸之事，让今天的人不可想象、也无法理解。 当时每当吃饭学生逐渐散去、厨房师傅收饭菜盆之前，食堂内会出现一个身材高瘦、头发浓密而脸色蒼白的人。他专门收集各桌饭盆中留下的“公共角”饭，众多饭盆中的“公共角”不可小觑、再加他本人一份饭可见他饭量之大。不知他是否有如甲亢之类的病？据说他已留级几届了、还是郭沫若郭姓大家的孙子辈。 在那大饥荒最严峻1961～62年，连我们初1的学生每当到第3～4节课时、肚皮饿得咕咕叫，而高二高三那18～19岁学长们的景况可想而知。正是在那时，一位高62级还是劳动班委的学长、夜晚去食堂私拿馒头而被发现、被学校令其退学，好悲哀！注1. 更为不幸的是一位高61级学长在一封写给其姐姐的私人的信件中表达了自已忧虑：如此生活（伙食）如果帝修反打进来，我们反击时还跑得动吗？这封还未寄出的私信不知如何传到了同学手中，几位同学以“一封未寄出的信”为标题将私人信抄成大字報、张帖在食堂进出口的墙上。这位学长命运可以想见，考大学成了一场空。 人都吃不饱、喂猪也成了一个难题。当时我们初一学生每周一次的劳动经常是出外打猪草、任务20斤。我们提着竹篼在牛咡桥白杨坝一带地里转悠拾地里的老菜叶，后来不好拾了、便乘人不备动手寡地里的老菜叶，引起了菜地主人的警觉、见了我们便开撵。我们只好从沟中打捞菜叶或捞水中葫芦，最终总能完成任务。 打猪草比高年级学长的劳动好多了！他们的任务是：撘着梯子从糞池中捞糞、再倒入大锅中煮，煮”好”后作为猪食倒入猪槽中。这，令今天的人会大吃一惊、匪夷所思。 初中三年正处于大饥荒之中，生活艰苦而沉闷，生活色彩如同我们住宿于那建于1925年宿舍的老墙～斑驳而灰暗色。而好动、调皮的我们总是不那么安份守纪，总是要弄出些动静来。那时学校周围的单位如省汽車11队、嘉乐纸厂、372医院等晚上若放电影，我们的心如猫抓无论如何是要溜出去看电影的，除非不知道。当时学校进出只有一道门，出去容易回来难。夜深回校、经守门的万翔英孃孃盘查，必定会出事。咋办？于是在后操场北面的斑竹编的白夾子围墙上想办法。白天趁在此劳动之机抽松部份竹杆并伪装好，看完电影后钻白夾子洞回宿舍总能成功。那时21.30分该是洗漱后回宿舍睡觉的时间，值周老师值周生开始巡查宿舍，一旦发现宿舍没有人要坏事。因此有外面演电影的消息，同宿舍的人也不会公开。大约是初2第四期的一天，同宿舍的杨玉福，魏延词等人偷偷出去看电影了、却没有告诉我们。于是我带头在宿舍虚掩的门上放上了扫帚、笜箕要罚他们。不想被值周老师周玉元发现，他也不听我们申辩、认定我们针对值周老师。通报批评我们、通报贴在厨房库房外面墙上。于是我带头执笔写了一份“声明”的大字报贴在“通报批评通知”下面。这可能是挑战了学校的权威、几天后学校对我“严重警告”的处分通告也贴在同一处。对于这一惩罚让我知道：学校也并非一定是讲道理的地方。 可见学生的权利岂能与民国、甚至光绪时代相比。这在乐山一中的前辈郭沫若先生的自传《我的童年》与《反正前后》可证实，更不要说学生可以驱赶堂堂一大学之校长。注2. 每年新年的前夕，是学校最温馨快乐的时刻。全校各班自发纷纷动起手来自制贺年卡。不知这一风气何时兴起、也不知如今是否还在？ 此时同学们用少量钱买来白卡纸、一块丝网、一把牙刷。先用剪刀或小刀用白卡纸刻出“新年快乐！”等贺语，再配上些图案。将它们摆放在一剪好的小四方白卡纸上。再用牙刷蘸上兰墨水或红墨水，丝网上对着白卡纸不停地刷，喷出兰红小墨点，直到铺盖完四方白卡纸。待墨点干透后，去其上面字模及图案，一张漂亮的新年贺卡便成功了！用它来送老师送同学，表示新年祝贺好温馨、心情好极了！ 到除夕夜，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吃腊八粥听新年钟声”：吃用腊肉骨头熬制的腊白粥后、再集中在学校在操场搭的舞台前听新年钟声、听主持人的新年贺词！这是乐山一中那时每年元旦必不可少的仪式、让人感到温馨、快乐、催人奋进地跨入新的一年！ 中国的近现代化教育肇始于清末、学制教材师从欧美，而发展完善百花齐放于民国；民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了众多灿如星汉的大师与人才。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教育转向学苏联：折分综合性大学的系与专业组建了各类专业性学院，废除私人与教会大学、对教师的进行“思想改造”。当年北京新办的北航、北钢、北地、北医…等八大学院便是例证。外语主学俄语，留学也去往苏联东欧。这种重专业、轻基础性教学与研究的敝端几十后便显现出来。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与美欧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半个多世纪来的出现的计算机、电脑、互联网、微电技术、人工智能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如同之前的蒸气机、内燃机、电、原子能等划时代历史事件、也仍发生在美国及西方；历届诺贝尔奖几乎与中、俄无缘。当年中学学苏联的5年制的教改也无疾而终。 培养人材的标准从上世纪50年代的“又红又专”、到60年代变成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地方。 到了文革中国的教育更是不堪乃至荒唐。正如人大张鸣教授所言：“我们这一代，一上学就停课的倒霉的一代…。教育却乱七八糟，小学和中学，都在斗争和劳作中渡过，上课和教材，都简化到可以省略。所谓的教育，不过是自己在全民烧书环境中偷偷看了几本乱七八糟的书。” 中国的教育走了一条曲折之路。回顾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比总结“成果”重要，感恩教书育人的老师比赞颂“教育政绩”有意义。 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后的1963年我们初中毕业了，16岁的我身高才1.48米体重仅60斤、如愿考上了乐山髙级中学，结束了乐山一中三年的初中生活。 注1. 据高62级学长回忆：当年是高62级1班1同学（还是劳动班委）晚上私拿伙食团馒头、后劝其退学。 “一封未寄出的信”的相关信息为高63级学长提供。 注2. 1925年北京女师大学生驱赶杨荫榆校长的“驱羊运动”便是其中一例。 初63级彭文康 2023年11月14日 　　初中三年我们住的老宿舍，箭头所指之处是：“一封未寄出的信”、当年学校两份通告、及我写的“声明”大字报的张贴处。 　　当年乐山一中大门 　　当年乐山一中大门外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