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寒门子弟的求学之路

侯月仙

序言

　　老伴和我分别是老三届66、67届的初中生，都有幸于70年在平遥中学上了高中，后来我们俩都侥幸而幸运地上了大学。

前段时间，校友们想让我老伴写一下求学经历，他万分不愿意。说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会让他伤心泪流😭……。我对他说这种经历写出来是给后辈儿孙们的极好礼物……。在我的再三劝说下，他终于动了笔。他说既写就要把细节都写进去，没想到他像写小说似地写出了上、中、下三部份（上万字）。写的过程中还真的以泪洗面n次。

我建议他简明扼要写一篇短文，向曾经支持和帮助过他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以及家人致谢🙏。现将我帮他整理的短文转发如下：⬇️

坎坷曲折的求学之路

常修宝

我是老三届中66届的初中生，有幸于1970年到平遥中学上了高中……，回想自己曲折坎坷的求学之路，百感交集。

我1951年出生在平遥段村公社西安社村，六岁多便跟着四哥（亲二哥）和五哥（堂哥）在一个班上小学，虽然在班里年令最小，但有二个保镖哥哥，没人敢欺负我，使我能专心致志地学习。1963年，我和四哥从东安社村学校高小毕业，分别考到县城的平遥二中和段村的平遥六中。当时，我们家刚刚搬进在村外新挖的土窑洞，土窑洞的壁上连块泥皮都没有，用家徒四壁形容我们家当时的家境恰如其分。

父母亲都是农民，用什么来支持我们兄弟俩个同时上中学呢？非常感谢大队干部给我们写信件出证明，让学校考虑给予补助。我们俩的学费和书费被免，平遥二中还每月给我四元的助学金用作伙食费。

上平遥二中时，由于我的视力是高度远视加弱视，看书或者做作业时间长一点，书本或作业本上的字都变成了一片，没办法再继续读书或做作业，只好闭目养神，等到视力恢复一些再继续读书或者做作业。班上雷俊同学给我的外号是“瞎子”。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又患了关节炎，两个膝关节最痛的时候，我不得不借助拐杖走路。由于疼痛难忍，我求助住在城里的四姑带我去看过两次针灸医生，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母亲认为是我小时候下雨时把两只鞋提在手里，赤脚在泥水里走路导致的（因为父母孩子多，每年只能给每个孩子做一双布鞋）。有人建议采用刮痧的方法治疗，从那时候起，我学会自己刮痧、热水敷膝关节和双手搓脚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双膝疼痛的感觉基本消失，不过气候变化引起的不适却伴随了我一生。

三年的初中课程紧张而有序，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三年的课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全部学完。最后一年复习备考。那时候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只想考上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有个工作，为父母亲减轻负担。没想到史无前例的WG彻底改变了我们这批学生的人生轨迹。

1967-1968年之间，我回村当了农民。1970年春的一天下午，村里的支部书记常兆庆去汾河工程挖河的工地上（汾阳杏花村酒厂附近）告诉我：“村里有一个到平遥中学上学的名额，你们家帮你报了名，你要愿意的话，今天就赶回到公社卫生院去检查身体”。我立马表示愿意，并借了一辆自行车连夜赶到公社卫生院，对医生说我们村支部书记告诉我，今天一定要参加体检，否则就不能上高中。医生说已过了晚上12点，明天再来体检吧。我第二天接受体检后，又返回挖河的工地。

不久，我收到平遥中学的入学通知书。由于家里刚刚在村里修完五间窑洞，一贫如洗。我自己也囊中羞涩，身无分文，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应付在县城中学里的一日三餐和别的开销。好在开学的前两天，生产队队长常天凤告诉我可以在生产队预支10元钱，我便有了一个半月的伙食费。我深知父母亲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特别感谢他们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帮我报名，并允许我去上高中。我暗下决心，在上高中期间一分钱也不从家里拿，不依赖父母和其他亲人，自己想办法解决上学的费用。

开学后的第一任班主任是王九华老师。鉴于我的家庭状况，获得了一元钱的助学金。加上每月粜粮食所得的钱，我每月还需要掙至少四元钱才能维持在学校的正常生活。因此，我从开学的第一个周末就从学校开了一张证明，到姚村农场打工。若四个周末都可以找到这份临时工的话，我在学校的正常生活就能维持下去。但农闲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只好回家等待下个月粜粮的钱和助学金。有一个星期我呆在家里帮父亲干农活，在回家的路上碰到在公社机械厂打铁的三哥（亲大哥），他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是不是没有伙食费啦？我点了点头，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给我，我摇头表示拒绝。

四哥（亲二哥）在我上高中期间结婚，他结婚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父母亲在信用社贷了30元钱。使家里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这就更加深了我上学期间不能从家里拿一分钱的想法。父母亲为支持我上学也积极想办法帮我找临时工的活儿。七零年放秋假的前夕，五舅准备到沁源深山里去打工（帮当地农民收秋），母亲便提议推迟两天，带我一块儿去。于是在我放假的第二天就与五舅和六姐夫到沁源深山里去打工。这次到沁源深山打工是辛苦了一点，但每日能挣一元八角，半个月下来，基本上够我近四个月的伙食费。

兜里有了点钱后，我这个书呆子就开始有想买书的主意。在农村那两年形成的用电力（电动机）代替人力的办法，深深植根于我的脑海。于是，便到新华书店买了有关电动机的书藉，后来又买了变压器及开关等书藉。在校办工厂实习修理电动机和在电机社参与制造电动机时，大大地加深了我对电动机工作原理的理解。除此之外，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想学其它知识的欲望。有一次，尤乃才老师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向我推荐这本好书。我便直奔新华书店，想买又有些犹豫不决，想来想去下不了决心。无意间发现了一本书名叫“激光”的书，出于无知与好奇，便买了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读完。

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在沁源掙来的二十几元钱花了个精光。于是又回到了掙来钱上学，掙不来钱回家的状态。七一年，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杨汝铭老师。他很快就理清楚了我经常请假的原因。有一天晚上我到他寝室去请假，他说我们很快要到长则村去修水库，最好不要请假。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五元钱给我。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并表示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修水库。我履行了我的诺言，但怀着一肚子的不乐意去参加了修水库的劳动。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劳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一九七一年的秋假，毋俊生和我在电机社找了一份临时工，那就是在工人下班后我们俩到厂里给工人准备第二天加工用的电动机轴胚。报酬是一黑夜八角钱，比我在姚村农场干一天活还少四角钱，不过总比没有报酬要好得多。于是我们俩就接受了这份临时工的活儿。我们俩就像两个机器人一样，把一根很重的金属棒装在一个架子上，然后锯成一节一节的电动机轴胚。锯条磨平了，换一根新的，锯条断了，换一根新的。如此不断地重复，夜复一夜，我便产生了新的幻想，幻想着有一天用激光一扫就能做成一根电动机轴胚，既轻松又有效。

一九七二年春高中毕业，近两年的高中经历虽然不正规，但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和实用技术。离校的时候依然恋恋不舍，面对未来，我一片茫然。

离开学校不久的一天，我特别想回学校去看看教过我的老师们。吃午饭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教职工食堂。得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北大，清华和北方交通大学的招生老师们刚刚离开平遥中学。听说尤乃才、苗济华、常生智，杜云瑞，吴大生等老师们向招生老师推荐了我。我迫不及待地打听招生老师们的住处，并直奔县招待所，见到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北大的吴鑫基老师向我介绍了招生的十六字原则（自我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和劳动满二年的要求。我直截了当地把我恐怕过不了公社领导的关……告诉了吴老师。

我回村找到村支部书记，将大学招生的消息和与吴老师的对话告诉了他，说明我要报考北京大学……。村支书让会计给我一份批准函，将我推荐到段村公社学区上。

在公社学区上，我被有背景但劳动不夠两年的某同学直接顶替。无奈之下我又去找了吴鑫基老师，吴老师安排我在别的候选人体检和面试的时候到县人民医院找他。吴老师在他面试候选人的房间给我放了一张桌子，并将候选人答不上来的题转给我。在医院的那一天我不记得做了多少道题，幸运的是所有的题我都做出来了。面试结束以后吴老师将我送出房间并对我说：“不要着急，有事跟我联系”。说完之后就将一张写有他的名字和地址的纸条给了我。我收好纸条，怀着一颗焦虑不安的心再次与吴老师别过。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焦虑中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一直等到各个大学的名单出炉，奇迹仍无出现。焦虑之中决定给吴鑫基老师写一封信。信发出去之后不久，到本省上大学的学生都陆续报到去了。毋俊生也收到了天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我决定去造访毋。怕错过奇迹，在我离开家之前给家里人画了一张到毋俊生家的路线草图。

和毋俊生躺在炕上聊到半夜12点时，猛然间听到有人敲大门的声音，毋和我出去开门，三哥和四哥兴冲冲地进了大门，没来得及进屋就告知我村里的领导接到段村公社的通知，让我第二天到县人民医院去参加体检和面试。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我兴奋不已，根本睡不着，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到达县人民医院，体检完就到县人民政府的一个房间参加面试。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吴鑫基老师和另外两位参加面试的候选人。吴老师简单介绍后，把一份考题（包括数学和物理共七道考题）写在黑板上。我清楚地记得有一道考题是“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好象是专门为我设的，做完七道考题，检查一遍交卷后回家等消息。

事有凑巧，尤乃才老师（时任平遥中学教导主任）到县人民政府办事，正好看到我们的考试成绩，他对老师们说，常修宝七道考题都做对啦。 可我没想到等来的第一条消息是，有人在晋中地区教育局举报我劳动不满两年，我便找了时任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刘玉山老师给我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我是66年的初中毕业生，从67年开始就回村劳动。证明信交上去后，又传来第二条消息，说我四姑家是资本家，我想四姑家是农民，怎么可能是资本家？我到四姑家核实时，四姑说她们家的成分是中农。表哥孟雨良去大队给我开了一张证明。接着传来第三条消息是，有人在地区告状说我父亲有问题，参加过一贯道，我想去榆次说明一下我父亲参加过一贯道，但只是一般道徒。无奈没钱买火车票，只好借了辆自行车前往，半路上停下来大哭了一场，认为去也没用，决定返回，听天由命。回到家几天后，堂哥常修安提供我第四条消息说，他碰到三个人到村里调查我父亲的情况，其中一位可能是北大的吴鑫基老师，看我能不能设法去见一下吴老师。我想到去平遥城方向的公路上碰碰运气，没能如愿。后来才知道是由北大、晋中地区教育局和平遥县教育局组成的三级调查小组。调查的过程很奇特，不要任何人作证，也不要大队出证明，只要大队领导提供我父亲的挡案材料。三级政府机构的调查人员共同将挡案里的材料抄写下来。

在度日如年的等待中，我等来了北京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接下来办手续入学的过程中，大姐（堂姐）送我一元钱，姥姥送我八角钱，我没像从前那样倔强，而是默默地接受了。我这样做实在是出于无奈，我知道教育局会给我五元钱作路费，但实际火车票费是六元七角，我身上毫无分文。

入学后，和吴鑫基老师的交谈中才知道：吴老师在昔阳县招不到合适的学生，就将指标带到平遥教育局商量能否面试我。虽然吴老师想把我招到他所在的地球物理系没能如愿（因为工宣队负责人安排我去生物系），但从此我们俩成了忘年之交。

上大学的近四年期间，因凑不夠火车票钱，我只回了二次家。有一个假期返校时，在铁路上工作的堂哥常修明送我上火车时，塞给了我二十多元钱（估计是他半月的工资）。火车启动后，我含着感恩的泪水在车上和他告别，目睹到堂哥脸上流有同情我的泪水。我暗下决心毕业后拿到工资一定报答他。

1975年底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80年考取硕士研究生到生物物理所。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学习的几年中，我曾做出一些成果，发表过几篇论文。

1981年，已出国留学的王壮同学劝我也出国读博，他认为既能深造，又有可能帮助我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何乐而不为。我的研究生导师梁栋林（时任中央委员和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长）也同意我出国读博。我犹豫再三，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本出去。每月的40多元工资要寄到平遥20元（孝敬父母10元，撫养孩子10元），剩下的钱免强夠我吃饭和付房租及工会费等。连出国的飞机票都买不起，谈何出国留学？王壮知道情况后，鼓励我申请学校，并答应我，找先出国的几位同学凑钱帮我买机票。我开始申请了四个学校，有三个学校接受我去读博，我选择了给奖学金最多的《贝勒医学院》。

1981年12月，我办完签证手续后，六位大学同学（王壮、刘秋荣、高波宁、谢小松、孙世章、曹世先）凑钱帮我买了飞机票，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到美后，我勤俭节约、用节省的奖学金分期还了几个同学买飞机票的钱……。王壮等六位同学的雪中送炭的同学情和友谊，我一直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非常感谢曾经帮助和支持过我的所有平遥中学老师；北大的吴鑫基老师；王壮、刘秋荣、高波宁、谢小松、孙世章和曹世先等同学以及我的亲朋及家人。是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今借美篇平台，我再次向他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