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桌孙立哲之二一一赤脚神医传说

xingyi

邢仪布面油画《赤脚医生孙立哲》

老知青早已是过去时，回顾过往，我们当年的纯粹、利他和奉献精神（除去政治因素）。是能够留给这个世界的好的特质。

巴尔扎克说：世上的事，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

人生是舞台。像一首诗里说的：是你的舞台，是我的舞台，也是大家的舞台。孙立哲从小就做着数学家的美梦，这个顽皮的小子是一位个性开放、不循规蹈矩、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赶上一个一代年轻人都不能按常理生活的动荡的时代。孙立哲后来成为悬壶济世的“神医”，是偶然，也是必然。

孙立哲神医，一点也不“神”，但是的过程很精彩。

孙立哲神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对于后人可能就是传说。

只要是这个传说有益于人们的心智，不妨就让我们传扬“传说”。

悲中作乐“戏弄”史铁生

话说史铁生把孙立哲收留到关家庄后，史铁生凭着插队前在北京上红医班学习过，他教会了孙立哲和同学们扎针灸的手艺。村里哪家有病人了，知青们恨不得全体出动，拿药的，抱毛毯的，送红糖的，个个都是赤脚医生。那时其实赤脚医生没人给封，没人给发证，没人给报酬，当然也没人挡着，谁会干什么想干什么，有点各尽所能的意思。

知青们刚进村就赶上全村流行伤寒病。村里躺倒一大片，全家染病，发烧到40度，没吃没喝的。史铁生、李子壮、曹博等同学把随身携带的氯霉素贡献出来，太好了，他们发现这是特效药。村里病人多用量大药不够用，大伙又凑钱去永平镇买回氯霉素注射液药、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不料想等他们第二次去买时，药店接到上级通知说他们是非法行医，买药被“封杀”。同学们只好纷纷求助家长从北京想办法寄过来，建立起了药品补给线。史铁生和孙立哲挨门挨户去给老乡打针。由于女知青为生病的老乡盖自己的毛毯，也被传染上了。可是史铁生不好意思去给女同学打针。孙立哲脸皮厚，就把给女同学打针的事揽下来了。

这天，孙立哲摸进了一个小黑窑，外面亮里面黑，眼睛半天不能适应。待孙立哲把坐在炕上的老汉看清后，几乎是魂飞魄散。天呐，这是人吗？那老汉脸上鼻子的位置只有两个黑窟窿，一只眼眶下挂着溜圆的眼珠子，灰白的乱发披散下来。炕头上一盏如豆的油灯冒着黑烟，昏暗的光线从斜下方打上来，最是能够渲染恐怖的气氛，真是活见鬼啦！只听见老汉身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带有摩擦的心跳声。这老汉患三期梅毒，他孤老头一个，没见身边有人伺候。他怎么吃饭？怎么生活？孙立哲也不敢多问，硬着头皮给他打了针，还要连打一个礼拜呢。

忽然，孙立哲想出一个恶作剧。史铁生平时口才犀利，总是半逗半玩笑“欺负”自己，说着说着就把他绕进去了。

孙立哲装成很着急的样子跑去找史铁生，他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得去女生窑打针了。然后说：“那上坡窑里还剩一个病人，你帮我去打吧”。

史铁生不明就里背上药箱便去了。孙立哲紧张地等在三十米开外的隐蔽处，远远观察着。不长时，眼见史铁生出来了，脸色又青又黑，一看这架势就不对。同时史铁生也看到这“孙子”了，他就把药箱往地上一搁，弯腰下蹲摆出助跑的姿势。孙立哲明知史铁生在学校是年级跨栏冠军，所以已经提前研究好了逃跑路线，撒腿就跑，边跑还边回头拖长声音嚷着问：“怎么样——啊？没什么——吧？窑里也不是女的吧。”

史铁生回到宿舍窑跟同学商量好办法，等孙立哲慢慢蹭回来以后，大伙儿把他按在炕上使劲儿咯吱。真是把史铁生气坏了，被吓得够呛不说，最可气的是，那孙立哲还装没事人一样跟他打假招子，装孙子！

邢仪布面油画《知青窑》

村里成立合作医疗站

当年的开春，在一排曾是旧羊圈的土窑里，村里成立了合作医疗站。村民每人每年交三毛钱，看病不花钱。赤脚医生由生产队记工分，没病人时就上山劳动。两名知青孙立哲和杨柳青还有本村青年冯国发，成为第一拨赤脚医生。那时孙立哲已经很有些名声了，因为隔壁村一个婆姨上吊没气了停在大树下的门板上，秉性聪慧的孙立哲用强刺激脚底的涌泉穴竟然把她救活了。从此孙立哲正式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

三个赤脚医生：杨柳青、孙立哲、冯国发（已去世）

最有意思的是，这三个赤脚医生都是结巴，他三人在一起开会，结巴得说不成什么，会不开了就一块看书学习。为了练习动手能力，孙立哲让冯国发拿他背上的痣练练手，孙立哲告诉冯国发应该拉一个枣核形的切口，这样好缝合。不想冯国发一刀进去太深，血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孙立哲说赶紧缝上止血。冯国发一着急，光是上牙嗑下牙，不知他要说什么。他手里的刀子不听使唤地转圈挖了一个黑窟窿，缝也缝不上了，他被吓得大汗淋漓。孙立哲说你别慌，赶紧拿起所有的纱布往里面按，用最大的力度深深按住。一直按了两个钟头，最终孙立哲的背上留下了一个大疤瘌。

说个笑话轻松一下：村里有个结巴比他们还结巴，孙立哲结巴的特点是重复性的，而这老乡的结巴是启动受阻。他一大早跑来把孙立哲和史铁生推醒，孙立哲问：“谁病了啊？”只见这老乡口唇抖动半天说不出声，结果这哥俩就又睡着了。等孙立哲一觉醒来，那人还在炕边站着，咯咯咯地说不出来到底是谁有病了。



在自己身上练针



《农村医生手册》（杨锐提供）

做手术的技术和设备是怎么来的

前文里提到说刚下乡没多时，孙立哲就给书记的婆姨做了胃穿孔手术。他的技术是哪儿学的？他们的设备是哪儿来的？

关家庄村里有一位老红军，因为战争年代的弹片留在膝盖和臀部里，使他常年无法正常坐卧，很是痛苦。孙立哲看在眼里，一心要帮助老红军做这个取弹片的手术。

做外科手术谈何容易？一要懂技术，二要器械设备。

同学们开始在一起凑东西，把带来的小工具都捐献了出来。史铁生喜欢美术，带了一套木刻刀下乡，在给老乡拔牙时用于剥离牙龈组织，木刻刀成了手术刀。陈绳祖同学带的老虎钳子后来派上了大用场。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那时史铁生犯了腰疼，孙立哲陪着史铁生回京看病。利用这段时间，孙立哲打上了自己姐姐的主意。孙立哲的大姐是北京酒仙桥医院妇产科的大夫。孙立哲请姐姐为他联系到外科见习。仅仅一个多月里，孙立哲把一整套做外科手术的流程全学会了，所用器械全都看见了。怎么消毒、怎么麻醉、怎么开刀，怎么缝合，血管钳长什么样等等，成功偷艺。

孙立哲凭着记忆把手术所需的器械画在纸上，按样子凑，怎么凑呢？为了老红军的手术，豁出去了，先在医院顺“偷”点吧。孙立哲带着史铁生到医院看病，同时把别的同学也招来装病人，比如假装成瘸子当外科病人。他们互相打掩护，两个小子围住医生东问西问，后边的人就急忙“顺”东西。捡点那些旧的，被扔在一边的，不起眼的。可是顺东西的同学慌不择“品”，往往拿重复了或是顺了没用的。

除了在自己姐姐的医院，孙立哲带着史铁生他们满北京城里走，不管大医院、小医院，见医院就进。似乎看着他们是“横扫”了医院，但是战果不佳。一次不能偷太多，更不可能偷全，需要连续“作案”，还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即使这样，能顺多少有用的呢？他们又去转旧货铺和二手店。后来大部分东西是在北京旧货铺淘的。

回到村里，孙立哲请木匠按他画的图做了木质手术床、压肠板和手术拉钩等。没钱给木匠怎么办？以工易工，用自己的工分换工。还得有手术衣和手术单呢？布票和钱都是大伙儿凑的，买回来便宜的白布，找缝纫机做好。

等到第二次回北京的时候，想要的东西更复杂了。可有些手术器械即不可能顺，旧货铺也没有。孙立哲又开始打自己家的主意，趁他妈不在时翻箱倒柜，把自己家里的存折偷在手里。不料，那时孙妈妈正好要用钱，回家找不到存折急坏了，马上报警，警察都来了，孙立哲无奈只好坦白。

之后事态戏剧化反转，居然孙立哲又把自己的妈妈也说动了，让他妈用家里的这点存款去买手术用的“硬膜外麻醉管”。一开始医疗商店还不卖呢。问买这个干什么？孙立哲让他妈冒充县医院的麻醉医生，人家看着孙妈妈像是一位有文化的老实的中年妇女，竟然卖给她了。如此这般，孙立哲做比较高深复杂的手术，才有了基本的设备。使用这些设备，孙立哲跟一位村民商量着用他家的狗练手，居然连续给狗开腹七次，还切了一小段肠管观察效果，把狗主人心疼坏了，好在小狗恢复顺利。

18岁当了干爸

自从孙立哲把上吊的婆姨救活后，民间就传说这个北京娃娃是祖传的神医。这天山对面来人请孙立哲出诊，说有一个小孩快不行了。孙立哲随来人赶过去一看，小孩大约两、三岁的样子，精瘦精瘦的，皮肤捏起来弹不回去，说明严重脱水，已经哭不出声音了。这情况必须得输液，而孙立哲随身带的药箱里只有生理盐水和针管，也没有输液器。眼前孩子的病容不得耽误，孙立哲把盐水兑上青霉素，孩子的血管又细又瘪，很不容易扎进去。用手推针的效果必须如输液点滴，一滴一滴地，快不得。孙立哲不敢放下针管，他连续作战整整推了三十多个小时，把自己推得几次差点晕倒。天亮时分，小孩脱离了危险。孙立哲仍不放心，一直盯着看，果然出问题了，孩子心跳得哗哗地，眼看就会心力衰竭了，因为高浓度的没加稀释的生理盐水打到血管里面是很危险的。

作为一个医生最主要的素质是：判断和处理病情的能力。

尤其是面对危机情况。

怎么办？情急之下，孙立哲赶紧给孩子绑住一条大腿，用以减少血液的回流，看到情况好一点，再把另一条腿也用手掐住，同时用小勺给孩子慢慢喂水。终于把孩子救活了，家长感动得无以回报，他们让孩子给孙立哲磕头，认下18岁的孙立哲为干爸。这对纯朴的陕北老乡，每年都要送给孙立哲一双孩子妈妈做的鞋。

毛头小子还没见过这个器官呢

两里地远的村里有一个婆姨生产，孩子顺产后胎盘没有出来，接生婆拽了一下也没招儿了，产妇流血不止。产妇的父亲跑来叫孙立哲。可是，让毛头小子孙立哲去接诊产科？他哪有这方面的经验啊？既没有见过那个器官长什么样，当然就更没有解剖的概念了。

在产妇的窑外，一院子老乡那么多的眼睛都在期盼着呢。一个从北京来的十几岁的知青，已经治好了不少病人，老乡们就认为孙立哲是祖传的，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不祖传不可思议，祖传太有权威性性了。要不然，怎能让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毛头小子给一个小媳妇接生呀？

被人家当高手请去了，孙立哲得装硬。他心想：总不能说我这个“祖传”的对这种病什么都不知道吧。可孙立哲一边装硬一边心虚。他推说得先上一趟厕所，跑进院子外的茅厕，急慌慌从包里掏出《农村医生手册》来翻找。在《农村医生手册》里有一张非常粗糙的子宫示意图。

从茅厕出来后，孙立哲霸王硬上弓，只有豁出去了。他招呼人拿来脸盆洗手，边洗手边在脑子里画那张子宫图。也罢！孙立哲挥挥手将窑里的一众看客闲杂人等都请出去，接生婆可以留守。彼时小婴儿手脚乱踹，哇哇啼哭，接生婆已经把婴儿的脐带剪断了。再看那孙立哲从脸盆里拎出光光的两只手，连手套都没有。他将手顺着产道伸进去，到处都黏黏糊糊的，沿着胎盘左摸右摸，左右剥离，头上黄豆大的汗珠如雨如瀑，随后哗地一拽，连血带胎盘就搂出来了。产妇出血越来越少，子宫慢慢收缩了。

许多年后，史铁生曾送给孙立哲一首打油诗，其中调侃他是：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

尴尬的妇科手术

后来有医学院专科的人问孙立哲，你属于什么科？或者你擅长什么科？孙立哲什么科也没学过，或者他必须什么科都要边学边接诊，赤脚医生的特点就是“全科”。

一个远路的农村女孩子自己找上门来了。她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已经很明显了。不用问，这女孩子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孙立哲跟自己的房东康儿妈说，准备给她做“水囊”催产。水囊催产是一种机械性催产方式,将无菌水囊放到子宫腔内,然后通过水囊的重力作用使宫颈扩张促进分娩。水囊催产的时间比较长需要12小时左右。通俗点说，就是把宫颈弄大，人为地使子宫收缩，达到引产。

村里有一帮七、八岁的半大小子，他们最爱看妇科手术。专盯着村子里病人的出入，见有年轻女子进手术窑了，这些小混蛋全都围拢在窗口，纷纷踮脚探头伸舌头，舔破手术窑的窗户纸，用一只眼睛向里窥视。还兴奋地叫唤着说：“有女子生孩子嘞。”

正在操作手术的孙立哲闻听转头一看，窗户上被舌头舔破了许多眼儿。便大吼一声：“滚蛋”！哗——地，他们就都跑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本来这女孩躲着家人偷偷来，就觉得这是很丢人很难为情的事。孙立哲气坏了，心说非得治治他们不可，给点颜色瞧瞧，让你们再敢来！他手里握着一把针出门就追，逮住领头的小混蛋，照着他手上的虎口穴就是一针，接着啪啪，在腿上又刺进两针。那小子不敢动了，哇哇大哭。孙立哲对着跑远的一群孩子大声吓唬道：“你们再敢过来看，每一个人都这么扎！”这一来真把这帮坏小子的毛病治了。以至于村里老乡哄孩子不说狼来了说孙立哲来了：“别哭了，孙立哲来了，孙立哲给你扎针呀。”这招很灵。孙立哲是谁呀，一个老资格的淘气包还对付不了这些小坏蛋，哈哈。

待整完这群孩子，孙立哲再回去一看。人呢？那姑娘被羞得无地自容，胎儿还没有引出来就跑了。这还了得？引产半截要出人命的呀。孙立哲大叫：你们赶紧去追呀！

用扇子扇风输氧

孙立哲赤脚医生的故事，是当年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我们现在只能当“传说”。否则读者会说：太不科学啦！

一位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婆姨意外怀孕了，月份已经很高，孕妇现出心力衰竭的症状。丈夫陪着她从外地县来，就是奔着孙立哲的。老乡们往往把孙立哲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谁让孙立哲是“神医”呢。在这块“神医”的招牌下，必然要碰到许多的疑难病症。

孕妇面临很大的生命风险，手术不手术都可能会死人。做还是不做？真是艰难的选择。孕妇的丈夫没主意说听你们的。孙立哲思虑再三，认为还是有一线希望保大人的。

但是如果做手术引产，有两个重大难题，一是要输血，二是要输氧。输血还好说，赤脚医生们常常抽自己的血救人。可是那时候在那个地方哪里有输氧的条件呢？这时村里的婆姨们都听说了，她们以为什么是氧气？不就是空气吗。于是，婆姨们纷纷拿着做饭用的竹编盖帘赶来，站在窑门口，往里面扇风，嘿！这个扇风的办法还挺灵，真是达到了输送氧气的作用。

一定会有人问：这样卫生吗？不是把尘土也扇起来啦？

咱们现在只能这么推测：黄土高原上虽然土多，但是细菌不多吧。

如此输氧的办法还被推广起来应用。张家河村的知青丁爱笛娶了村里的“小花”。他请孙立哲去给自己的丈母娘做甲状腺手术，可是等甲状腺上的大瘤子拿掉以后，人憋回去没有气了。孙立哲临时召集一帮婆姨拿盖帘赶紧扇，一边扇风给氧气，一边治疗。

谁见过用扇子扇风输氧的？真是匪夷所思。在地广人稀的黄土高原，在山高皇帝远的农村，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敢想敢干，不按常理出牌，从这个角度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补充一句：我用这个词并不想与人争论什么“悔与不悔”。再说，孙立哲这个赤脚“神医”想按常理出牌也没法按常理出牌啊！



架子车拉来病人

演电影和自行车发电和手术照明

山村里放电影就是老乡们的节日。每年不定期，也许一两次吧，放映队下乡在全公社范围挨村演电影。请放映队来村里是要付费的，片子就是那么几个来回演。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年轻人往往追着电影队跑，把这些老掉牙的片子，看了一遍又一遍。在那些文化沙漠的日子里，刚刚在自己村里看完，晚饭后大家又相约上到邻村再看，八里、十里不嫌远。

那天关家庄村要放电影《南征北战》。电影都是露天的，打麦场坐满了人。这时候，在村医疗站的窑洞里，赤脚医生们正在给一位老汉做手术。起因是村子里有人去世，按习俗家人要摆席请乡亲们吃饭，陕北叫埋人“过事情”。 这老汉平常吃“钱钱饭”（干豆子压扁后和小米煮的稀粥）的肚子，见到油糕和肥肉片拼了命的吃，结果吃成了肠扭转造成肠坏死，人称“绞肠痧”。

老汉的手术过程中腹部大血管破裂，眼看着血漫出来了，孙立哲用大纱布压住肠管根部，病人要出危险！周围几个赤脚医生徒手打手电筒形成的光线越来越弱，找不到破损的血管在哪儿了？

赤脚医生马向荣冲到电影场里大喊：“刘治海，孙立哲要电哩，要电哩！赶快，老汉有生命危险！”

放映员刘治海闻听二话没说，立刻停止放映，扛起自行车发动机就往医疗站跑。什么叫蹬自行车发电放电影？就是要在放电影的过程中必须一刻也不停地蹬自行车，动力发电，万一蹬得慢一点，电影画面就会出现慢镜头，这时便会有人赶紧接替去蹬车。

窑洞里的赤脚医生们轮流骑车人工发电。强烈的灯光照进病人的肚子深处，孙立哲终于找到了断裂的血管。为了救一条人命，直到把手术做完，一村人也没看上电影，放映员刘治海立了大功。从那以后，凡遇到大手术，孙立哲他们就去公社请刘治海和他的自行车发电机。在没有电和无影灯的窑洞里，赤脚医生、老乡和病人家属轮番上阵，个个汗流侠背骑自行车发电，使得孙立哲成功地完成了好几个超过十小时的手术。孙立哲感慨地说，手术成功全靠这些幕后的英雄们！

这里的人离阎王爷很近

那时候，在贫瘠的大西北农村，人们缺医少药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知青来了，知青带着点文化知识来了，知青里还有“神医”会治病。人人想往没有痛苦的生活，人人奔着希望去。于是陆续就有从很远处赶来的病人，关中的、甘肃的、内蒙的；走路来的、背着来的、怀里抱的、架子车拉来的、担架抬的；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精神病、畸形、癌症的..... 净是各种各样的怪病，关家庄医疗站外总是人山人海。

也经常会有在各县插队的知青带他们村里的疑难病人来找孙立哲。大牛插队在安塞县，他的爸爸与孙立哲爸爸一样也是清华老教授。一天大牛带一个老太太来找孙立哲。那时候交通不便，山路基本靠走，县隔着县路真远。病人是大牛连背带抱，骑自行车驮来的。大牛介绍说：“她不想活了，大医院不敢去，没钱。再说她也老了，家里不给治，因为她没有生存的价值了，不能看孩子又不能做饭，不如死了算了。我就劝她说我带你去找一个人，也许能治你的病。”

经孙立哲一检查可不得了：子宫脱垂，外翻，浓血模糊，臭不可闻。一大堆烂肉在裤裆里夹着，没法走路。太可怕了，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病例！她是因为生孩子后没满月子就上山劳动得下的病。这个病早期是很好治的，拖到现在，算来也几十年了吧，她这些年过得是人的日子吗？无法想象啊！这里的人离阎王爷太近了，或者说有病的人就是在地狱里挣扎。孙立哲第二天就给老婆做了手术。大牛带着老婆两个人高高兴兴回去了，并且没花一分钱。

又一个老乡来了，他对孙立哲诉说自己的苦恼：“队长老说我不好好干活，不能受苦（干活）。你看看我这肚子？你给我治治吧，你给我治好，我回去就能好好干活了。”孙立哲一摸他的肚子，硬梆梆的，推都推不动，心里面也没有底。结果打开腹腔后是肾上腺癌，已经晚期，癌瘤贴在脊椎边的大血管周围，完全固定了剥离非常困难。血管像蚂蚁一样蠕动着，术中血出的一塌糊涂，孙立哲的手套上全是血，他按住病人的肚子不敢动了，大喊：“腔静脉漏了，手电筒照准位置！”

前面已经说到，窑洞里哪里有无影手术灯啊！全是靠人举着打手电的。这个手术真是凶险啊，此时，血不断把纱布浸透，只能让血继续流，这样才能看见血管在哪儿，病人眼看就九死一生了。孙立哲马上拿着一个输液器到旁边的另一个窑里伸出胳膊抽自己的血，被几个赤脚医生发现了，他们几乎哭出声来，凡是0型血的，全都你争我抢去抽血。那时候他们都有着英雄主义的献身思想。

就这样，边流血边输血，手术历时十三个小时，这哪里是在窑洞的手术室，这分明是一个爱与死神博弈的战场。结果这位老乡回村以后又劳动了半年。由于病情太严重，最后还是去世了。但是他把气争回来了，他确实被开刀了，他确实有病，他的病很重，他不能再让队长说他干活偷懒啊。

吓人的心脏手术

孙立哲第一次做心脏手术是被动的。在一例胃癌的手术中，他突然看到血液变黑，这下问题严重了！孙立哲问管麻醉的：

血压多少？

谁想到这位刚从茅子里回来，半天也没管着看血压。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孙立哲说你赶紧给氧气吧。那时候医疗站已经大好于前，有了比较先进的器械，不再用婆姨们来扇风了。他们有了输氧设备，也有了麻醉机，临床经验和手术水平都不是同日而语。

不好，又出现了险情，孙立哲发现病人的心脏停跳，容不得多想，他从肚子里面把手伸进去，用剪子直接把心脏膜捅开，一下子穿刺后就像气泡爆炸了似的，声音大的吓人。孙立哲赶紧用手捏住心脏，捏着捏着，心脏开始跳动。之后孙立哲将折断的一根肋骨去掉，再把心脏膜缝合，人就活了。

这样的手术好险啊！医生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胆小的吓也吓死了。孙立哲的确闹得动静太大，吓着了许多人。

（朋友们，我所写的以上手术事例没有完全按时间顺序，有些是发生在孙立哲的事迹登了报纸以后，特说明。）

上了人民日报

作为一个在村里的赤脚医生既没有执照也没有什么设备，他们只挣工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其实挑战的是一种制度。孙立哲被人说成是非法行医拿人做实验。公社卫生院禁止老乡再去关家庄看病。想不到老乡们用脚投票，竟一传十，十传百，拼了命也要跑到关家庄来看病，生怕赶不上最后一班车。

用当时延川县宣传部通讯组长曹谷溪的话说，孙立哲给老乡做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是延川县有一半人拥护孙立哲，一半人反对。 县卫生局长和许多人署名告孙立哲说：“一个没有受过专业医学教育的知识青年，在设备简陋的土窑洞做手术，弄死几个人谁负责！？”

这话把县委书记申昜给吓住了。他让谷溪下去考察。说该支持，大力支持。不该支持，要立即制止！谷溪说，我不慬医学呀。县长找来原西安二院下到县医院的外科王大夫作顾问。

1971年秋，曹谷溪带着通讯组的组员石焕南（原知青）和在通讯组学习的业余通讯员杨圣敏和解明明（知青）、王大夫、陕报的两记者、县广播站站长，浩浩荡荡，一行十多人，前往关庄大队对孙立哲做联合调查采访。

他们在关家庄住了十多天，分小组奔走于清平川上下的村子，过篦子般寻访孙立哲治过的病人。所到之处，老乡众口一词：孙立哲是好人，是“活菩萨”，是救命恩人。他们的考察非常认真，查阅了孙立哲写的所有病历；检查孙立哲做过的每一例手术。经过严格筛查，所有的处方无误，所有的手术全部成功。谷溪说他也学会了如何判断手术是否成功或者发炎？术后刀口整齐就是成功，刀口模糊，就是发炎了。

开始满腹狐疑的王大夫重点调查医疗事故。他听到孙立哲曾在擀面的案板上做过阑尾切除和妇女子宫大出血等手术；他看到医疗站窑洞顶上为防尘撑开的塑料布；他看到自制的木手术床；自制的木质腹腔大拉钩和压肠板；他看到墙上挂着的粗布手术衣、手术床单。以及钢锯、老虎钳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老式二手医疗器械（顺来和买来的），还看到一本厚厚的《外科学》。最让这位专家惊叹的是见到一位腮下腺瘤的术后病人。王大夫指着病人耳后的刀口对谷溪说，这种手术很难做，面神经从肿瘤里穿过，稍不小心就会发生面神经麻痹，连省里大医院的专家都棘手。王大夫激动地说:“这个北京知青不是胡闹，他的技术是真的，这小子是一块外科大夫的好材料！”

谷溪说：“于是我决定支持孙立哲。虽然我们並不认识，考察时孙立哲正好在北京。我写了一篇报道，题为《一个活跃在延安山区的赤脚医生——记延川县关家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孙立哲》，发表在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党报《人民日报上》”。

朋友们，这里的重点是，谷溪他们去关家庄医疗站考察时，孙立哲并不在场。所以，既没有人情也不存在偏袒。谷溪连立哲本人都没见到过，他就写了一篇报道，是不是得让所有疑心的放心，让所有诬告的闭嘴呢。

县长申昜与赤脚医生孙立哲和姚建（已去世）

耿铁群速写＂关家庄医疗总站＂

耿铁群速写＂手术窑＂

耿铁群速写＂土药房＂



耿铁群速写＂隔离窑＂



谷溪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除了为孙立哲正名，还彻底改变了孙立哲父母的命运。那时孙立哲的父母正在苦受政治运动的折磨。当他们得知儿子的事迹登上了人民日报，老两口关在屋里反复看，嘴里念叨着：这可是党报啊！1972年以后清华园里的气氛立马对孙立哲父母友好起来。孙父所在的电机系和大学政工组停止了对他的审查。延安地委请孙父作为知青家长代表到延安访问。关家庄村里的老乡们，挨家挨户请孙立哲的父亲到窑里吃饭。

医学界考察孙立哲

报纸上对孙立哲知青赤脚医生的宣传，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其时，谢静宜（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正在北京市和清华大学都兼职，在她“政治正确”的领导下，中央科教组要求北京医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派强有力的专家队伍到陕北考察。

第一、此事真假？

第二、有否科学的医疗技术，是否出过医疗事故？

第三、如真，对落实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思想和开门办学，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

1974年，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北京第二医学院原副院长李光弼、北京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和宣武医院、友谊医院、同仁医院等十几位重要科室的主任。一众专家来到陕北延川县。

他们和孙立哲同吃同住同手术。在十多天里做到了相当规模的摸底考察。他们随访病人，查看医疗记录。待他们看完厚厚的英文的病例记录和手术记录后。各科室主任轮流对孙立哲开展面试：

阑尾炎的外科手术程序是什么？

胃穿孔休克以后怎么治疗？

.......

由于孙立哲有大量的临床经验，自然是对答如流。

李光弼与孙立哲同住一个窑洞。李光弼对孙立哲的考察完全超出了预期，他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小伙子。晚上他们一起睡在炕上不知怎么就聊开了围棋，越聊越来劲儿，这下可好，俩人就变成了忘年交。

专家组在全面考察医疗技术和广泛听取老百姓对孙立哲的好口碑后，一致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北京知青办给孙立哲他们支援来了手提箱式战备用X光机、小型柴油发电机和一辆130汽车。1973年以后，关家庄医疗站发展得如火如荼。赤脚医生白天看病人，晚上背石头盖窑洞扩大医院规模，共盖起了十孔石窑八孔土窑。医疗站每日里人山人海，最火的时候，五台手术流水作业，依次摆好体位，消毒、麻醉、开刀、缝合。每一位赤脚医生都服从安排，团结互助，分工负责，环环相扣，靠的全是责任感和自觉性。在无数的清晨，孙立哲他们从村前转到村后，去为住在各家窑洞里的病人查房。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孙立哲他们忙碌在手术床旁。

关家庄医疗站的作用日益向四周辐射，关家庄医疗站与关庄公社卫生院合并后被命名为“合作医疗总站”。孙立哲为站长，负责全公社的医疗卫生。老乡们说，一个“观音”不够使哩。于是，除了日常门诊、手术和病房工作，关家庄医疗站还办起了赤脚医生“大学”。知青杨锐协助孙立哲选编教材，刻写蜡纸，手推油印。赤脚医生大学学期三个月，共办了三期。一百多名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满足了老乡对“千手观音”的期盼。 

土法上马生产净化液等

医疗站为老乡治病常常是少收或免费的。病人多，用药量大，还有手术后的重症病人需要大量输液等等，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孙立哲决定自力更生土法制药。知青蒲冶青带领几位赤脚医生在土窑洞里建起了具有现代制药能力的土药房。他们用秫秸秆和塑料薄膜建起无菌室，用硫磺和福尔马林熏蒸消毒，把高压锅改成蒸馏器，参照书中的原理架起来树脂交换系统，生产出大量的供输液用的生理盐水、5%和10%的葡萄糖注射液等等等等。药房需要的大量用水，全靠他们肩挑人拉。他们到医院去回收旧输液瓶，消毒后再利用。

他们养兔子进行活体实验，只有动物实验完全合格，才会交给医生使用。他们从中药厂“挖”来一位老药工，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们自己栽种中草药，搓蜜丸、摇水丸、压药片、熬制膏药。他们做了柴胡、穿心莲注射液等针剂和各种散丸膏丹。他们的窑洞制药厂的制药量规模，甚至超过了地区医院。实现了送医送药给穷苦的百姓，关家庄的一百多户村民实现了免费医疗，只需五分钱挂号费。后来这些自制的药品推广到全公社，为33个大队的农民享用。



病人太多了。画家靳之林建议给大家发号。



自制针剂（杨锐提供）

赤脚医生团队

赤脚医生们发挥聪明才智各显其能。比如王金亮跟着延安卫校的老师学会了化验；比如来自县医院的李彦搞来不少白大褂和手术单；比如孙少瑞开着130拉孙立哲到处化缘，他们甚至开车跑到宝鸡市医院去借来许多的医疗设备。

单说药房的工作。面对满地的大药箱，李桂芝一个人每天要处理百张处方，为了拿取一种药，她把大药箱搬上搬下不知多少次。同时要记清上百种药名、价格以及剂量用法。还要对不识字的农民反复叮咛嘱咐，生怕他们吃错药。 

为了第二天的手术，李彦独身一人跑到永平镇买药品，回程遇到山洪，天暗雨大，泥泞难行，小溪里涨着水在路边咆哮，她记不清多少次滑入水中，又是怎样拽着草根爬回路面上的.... 

因为加油不方便，孙少瑞开的130车总要备着200公升的汽油。一年冬天，孙少瑞启动汽车时，大油桶漏油流到地上，嘭地一声巨响，着火了！一旦爆炸不堪设想，孙少瑞想都没想脱下棉衣扑上去，用胸脯贴上去死死捂住油箱口，他被火烧得嗷嗷大叫，但就是不撒手。他在事后说：“我宁肯死也绝不能让它爆炸！” 

因为篇幅所限，请原谅我不能一、一详写。总之，以孙立哲为首的赤脚医生团队，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创新的思维，成就着人生的价值。让我们记住这群年轻人的名字：杨柳青、李彦、蒲冶青、杨锐、莫之如、朱珍珍、李桂芝、靳凤山、孙少瑞、王金亮、彭岩、马向东、陈愉、任和等等等等。他们之中的三人：姚建、李霞、冯国发已经离我们而去。

那些年轻人背着药箱的身影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渐行渐远。但是历史不该忘记，后人不该忘记曾经活跃在穷乡僻壤的赤脚医生们。是他们开创了“少花钱，治大病”的合作医疗模式。是他们创造了难以复制的医疗系统奇观。

孙立哲和他的赤脚医生团队的故事可以说上好几天，你想啊，十年间接诊了二十余万次的病人，做了一、两千例手术，遇到过许许多多的病例：肠梗阻、子宫切除、胃、肝、肾上腺、乳腺癌，甚至脑外伤开窗、开胸等等手术和很少听说的 “视网膜细胞瘤”。孙立哲的团队成功地为无数这类被大医院推出来的疑难病人完成了手术。在极度缺医少药的陕北，在简陋的窑洞里，他们把一个个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以上所写也只能是挂一漏万。

问题又来了：看了这么多病人，为什么医疗事故为零？

有人说，孙立哲是菩萨。

有人说，孙立哲现象只是偶然出现或是说有神灵保佑。

但是，用老乡的话说：孙立哲爱病人。

爱病人！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孙立哲几乎不拒绝病人，许多大医院名大夫都不收的他收，而且一治到底。孙立哲有数学家的脑子判断缜密，有不受束缚、不按所谓规矩出牌的奇思妙招和超人的能力。孙立哲也绝不打无准备之仗，每遇到疑难病症他都与团队一起会诊，研究，分头查阅文献，从最坏的情况做了非常充分的预案。

孙立哲和他的赤脚医生们爱病人，团结协力，聚精会神，一切为救助生命。再加上水乳相容的医患关系......有了这些想出事故都难，不是吗。

赤脚医生油灯下夜学



赤脚医生们与治愈的患者



右一赤脚医生李霞（已去世）



孙立哲房东的儿子“靳凤山”，身患慢性心脏病。但他吃苦耐劳无私奉献，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倒在赤脚医生的工作中。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他只活了24岁。



画家靳之林老师（右，已去世）热情地成为赤脚医生的一员，为孙立哲当助手，为手术打电筒，本篇中所有照片均是靳老师所拍摄。

各路豪杰来观摩

关家庄热闹了，各路英雄纷至沓来。舞蹈家、歌唱家、画家，钢琴家纷纷慕名到关家庄体验生活。他们最想看就是做手术，可是许多人一见到血不是呕吐，就是昏迷。 

1975年，作曲家王酩和词作家许维基从北京来到关家庄。他们穿好白大褂，进窑洞观摩手术，显得神情紧张。

这下有故事了。 

不幸，那是一次可怕的手术。病人的一条腿折了后被蹩脚的医生给接歪了。这是个矫形手术，需要把这条接歪的腿骨打断，换个角度重新接。开刀后，由两个助手掰着病人腿上两边的肉，一个人拿锯子锯骨头。蹭、蹭、蹭地锯骨头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中发出来的，非常恐怖。锯到后程，余下三分之一锯不下来了，因为负责掰肉的掰不到位了，下面都是肉裹着呢，锯子会据到肉上啊。这时候就要把腿硬生生掰断。孙立哲大喊一、二、三！助手们按住腿齐使劲，啪！嚓！一声巨响，血沫四溅，腿断了。

不料同时又出现另一声巨响，扑通！那一旁的看客王酩昏倒在地，暂时性休克了。孙立哲只好将手术床上的病人暂放，回过头赶紧用口对口呼吸抢救王酩。

待王酩回过神来后，就见他浑身大汗淋漓，躺在地上腰也摔坏了。孙立哲安慰他说：“把手拿过来，我治腰疼有绝招。”孙立哲在他手上的“腰椎穴”进针，同时让他活动腰部，如此这般，两分钟能动了。王酩说：“神医啊，要不然我家都回不去了。”

黄家驷院长来到关家庄

从吉普车上走下北京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黄家驷对迎上前来的孙立哲谦虚地说：“向赤脚医生学习。”黄家驷院长边考察边与孙立哲一块看病人，一起看片子，一同巡诊。最感人的是黄家驷院长在观看孙立哲做手术时，亲自为他打着手电筒照明。

黄家驷回京后决定让孙立哲参加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编委会，他认为编委会里应该有赤脚医生的代表。另外黄家驷建议孙立哲重新编写农村医疗手册，把原来的《农村医生手册》改成高版本的。于是孙立哲被安排去北京参加各种会议，结识了几乎外科学界所有的元老级专家。

孙立哲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过专业考察的。

黄家驷这样评价说：“孙立哲聪明，诚实，人品好。他诊断的病是正确的，治疗办法是对的。”

黄家驷还说：“赤脚医生走的是正确的医疗路线，他们承担起了农村医疗迫切的、难以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几拨专家考察的基础上，科教组给中央写了报告：孙立哲已经达到正规医学院毕业、有两三年临床经验医生的水平。

这样一来似乎证明了，知青赤脚医生可以直接走向医学界和教育界，完全不需要办长期的大学。孙立哲成为这种理论真正强有力的政治棋子。他去北京开会时随时都会被任命一个官衔。虽然对于孙立哲本人来说，他是完全反感开会的。



黄家驷与孙立哲一起看片子



黄家驷为手术打手电

成为开门办学的点

1974年以后，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们轮流来到关家庄开门办学。每每结束时他们都要开联欢会，这些医学院的学生在窑洞里又跳又唱的，说孙立哲也来一个吧。他们发现孙立哲居然会跳芭蕾，孙立哲倒也不扭捏，说跳就跳，就见他大张双臂，踮起脚尖，左晃右摆的还真是那个架势。他一会儿跳喜儿，一会儿扮大春，一会儿演杨白劳。不等孙立哲跳完，师生们已经笑喷，纷纷撑不住直接躺倒，乐得满地打滚。

玩了，闹了，也笑了，但是孙立哲自是心有苦衷。谢静宜多次找他谈话，让他在教育领域里大有作为。

孙立哲央求说：“你让我上学吧，我就想上学。”

谢静宜说：“上大学没有用，越学越蠢，你这没上学的不是比上学的还强吗。”让孙立哲无语也彻底堵死了他上学的念想。

这真是一个悖论：技术考察不过关不行，不过关你就不能再干下去，甚至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技术过关后必然成为先进，而先进的标准就要政治正确。赤脚医生孙立哲被推上政治舞台，成为先进人物。他明明心心念念想上大学深造，却要到处做报告违心地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自从赤脚医生被变成了一个宣传机器，也就预示了结局的可悲。

孙立哲不善于玩政治

延安知青先进汇报团让孙立哲作试讲报告。稿子是别人写的，有很多编造的成分。孙立哲本来就有点结巴，一讲假话就更结巴得说不出话来。他站在讲台上连喝了四暖壶水，水喝完了，却一句整话还没说上来。把台下的领导们急坏了。问他能不能不结巴？

孙立哲得瑟了两、三年。他成为中央国务院地方卫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在针刺麻醉领导小组、监狱领导小组和团中央都有任职。孙立哲还经常主持卫生部的会议。有人认为赤脚医生的定位就是搞卫生打苍蝇，不用学习太多的技术。孙立哲就与人辩论说，只打苍蝇哪行啊，有了急病呢？关键问题是农村医疗条件太差，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

在延安，孙立哲是延川县副县长、地区卫生局局长、延安卫生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理着全地区的医院。他给延安大学当教授，给卫生学校讲课。他风光一阵，权力很大，他坐着北京市委赠送的北京130“救护车”到处视察，遇到病人就直接在车里做手术。

孙立哲还兼任西安医学院二院的党委书记。孙立哲自认为在政治上很有想法，遵照最高指示把医疗重点放到农村去，他提出：让城里大医院的医生下农村半年，赤脚医生上来学习半年，叫做掺沙子。这一来不要紧，孙立哲把医生们搞得非常紧张，医生和赤脚医生出现对立，他们给赤脚医生出难题，比如一旦碰到疑难杂症，就敲锣打鼓地把赤脚医生迎接进医院，请赤脚医生会诊。

孙立哲这个嘴上无毛的年轻人扬言说：在其位必谋其政，一定要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他还竟然把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给开除了。

有人给李先念报告了，说孙立哲在卫生部的表现不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现不好，在西安表现也不好。李先念在卫生部的会上批评了孙立哲。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是很老道的政客，他对孙立哲说：“对你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你这个人比较骄傲，你有成绩要捧，有错误就要降。”孙立哲的团中央委员被撤了。

大山里的巡回医疗

时间来到1974至1975年，孙立哲提出由延川开始，将合作医疗站普及到整个陕北。无论冬夏，他和赤脚医生们不顾山路的大雨泥泞或是冷风呼啸，赶毛驴车驮着医疗物资巡回医疗．

每到一个村口，必是早已挤满了盼救星似的老乡们。你再看那一窑的老少，一满炕的老汉和抱着娃的婆姨，他们把孙立哲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你再听听人们向挂着听诊器的孙立哲的急切倾诉，这种医患关系，世间难见。

在医疗队巡回中，一个婆姨带着得了十六年的甲状腺肿瘤翻山越岭找来了。地段医院的医生曾给她开刀后没切瘤子又缝上了，说瘤子长得不是地方。瘤子越长越大，压迫气管造成呼吸困难，她又到县医院，那里是先交400元押金并要自己准备700毫升血液。可她连40元都没有，听说孙立哲看病态度好，本事大，还便宜。孙立哲收下她，派人翻山三十多里到医疗站取来血浆。手术那天，有人负责打手电照明，有人负责针刺麻醉。术中甲状腺渗血严重又不能用止血钳止血，就用手垫着热盐水纱布压迫止血，轻不得重不得。孙立哲小心翼翼地剥离肿瘤，忽然一下子血涌出来，把手术视野完全挡住了。这时躺在床上的病人说：“你们大胆地做吧，我一点儿也不痛。”孙立哲沉着地把血吸净，很快将缩到气管后面的血管结扎了。在手术台上下以及病人的密切配合下，历经八个多小时，终于将已经伸入胸骨后的、小香瓜般大的肿瘤成功摘除。病人只花了27元钱。

1976年突然间地震了，延安要派队支援唐山。孙立哲被委任为延安开往唐山的卫生列车的医疗队长兼党委副书记，带领二百多名医护人员第一辆列车进入唐山。

多年后孙立哲反思说，自己那时候在政治上极其幼稚，他提出的“一上一下”显然是错的，这对系统的成本非常高。追着所谓的政治潮流，让医学成为政治目标，用革命口号压制、强迫医生的自由，使他们必须选择政治，选择忠诚，选择贫下中农。即不符合客观规律，也不可持续发展。

孙立哲对自己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反思更是痛心疾首。他说自己先是“救人”，后来成了“杀婴”的刽子手。那是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孕妇，待他熟练地把婴儿挖出来时，孩子已经哭出声了，他接着一针下去，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孙立哲一生都背负着这种反人性的罪恶感。



下乡巡回医疗的队伍



送医送药



村口等候的人群



村民帮助搬运药品

一夜之间被打倒

青春和爱情永远是美好的。那时候我们这一代知青正值青春和恋爱之季。可是因为对爱人的选择也需要符合政治标准，使得多少爱情终成悲剧。初恋被腰斩后，孙立哲又因为谈恋爱一夜之间被打倒。政治问题和男女关系问题都能置人于死地。

孙立哲从西安回到村里，知青们几乎走光。那一天孙立哲送走最后的几个同学，他感到极度的沮丧，孤独，没有出路，心情堕入谷底。房东康儿妈体贴地为他去买了点猪头肉。一向滴酒不沾的他，一口气喝了一瓶高度白酒外加两瓶葡萄酒。直喝得烂醉如泥，一头栽倒在炕上昏睡过去。待房东的儿子见到从炕上爬起来的孙立哲，惊讶地叫道：“你怎么变成了金丝猴？”孙立哲突发了只有百分之三成活率的亚急性肝坏死。

一路向败，那些年孙立哲到处开会没路费，跟县里共借了500块钱，被人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诗，意思是说，孙立哲干了十年，欠大洋500元。孙立哲回到北京治病，可他一天也不愿意呆在自己家，马上去投奔正在地坛摇轮椅的史铁生。

孙立哲的此等劫难就算完了吗？

毛主席逝世后紧接着四人帮倒台。这天孙立哲回到清华园，有邮差敲门，孙立哲收到女友退回的一箱书信。同时见到两名来自延安的“官差”戳立门前，他们向孙立哲宣布：立即回延安接受批判。罪名是：四人帮爪牙。

孙立哲如何又成了四人帮的爪牙呢？那是在几年前，他们一群赤脚医生们想给毛主席写封信，说说农村的医疗卫生太差了，反应基层卫生系统的素质和职业道德的乱象。孙立哲他们认为现行的医疗体制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最底层的80%的农民却得到最少的资源。孙立哲带头签字。可是怎么递信呢？孙立哲想到通过谢静宜转给江青。他们在这封信的外面又加了一个更大的信封，上写：请谢静宜转交江青同志面呈毛主席。

四人帮倒台了。有着极高警惕性的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孙立哲他们居然还给江青写过信！于是，孙立哲被定义成四人帮的爪牙，押解回延安府，关在小黑窑写交代材料，白天在地委大院扫地，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一起写信签名的六个赤脚医生都不同程度受到牵连，要他们说清“效忠信”的问题。如果现在再看那封信，抛开时代的政治色彩，字里行间是热血青年为改变农村医疗落后面貌的一片赤诚而焦虑的心。

......

老乡们听说孙立哲在延安挨批斗，翻山过岭上百里去看他，偷偷摸进黑窑，给孙立哲带去鸡蛋和馍馍。陕北虽贫穷，却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地方。一封为孙立哲请命的万言书，在村民的手中秘密传递，不会写字的就按手印，他们说：“多一个签名，娃娃就多一分生（的希）望。”

历经周折，一封花里胡哨粘成的万民折递到胡耀邦手上，峰回路转。突然又是人民日报登出头版头条：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和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孙立哲的大照片。会议期间，王任重环顾众人，问：

孙立哲同志来了没有？

来了。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政治的风云变化让赤脚医生孙立哲大张大合又大落大起。同时把爱上孙立哲的女孩们也弄“傻”逼“疯”，使得她们又笑又哭，哭笑不得。



赤脚医生们在医疗站前



赤脚医生们：前排左：陈愉、杨润梅、尉延玲、蒲冶青、朱珍珍、 李霞、姚建。中排左：任和、熊朝晨、冯和平、李小巴（作家） 高兴旺、董玉祥、彭岩。后排左：杨志群、高俊林、孙立哲、孙少瑞、 苏征。



前排左起：李彦、李小巴 （作家）、任和、陈渝、后排左起，胡汉俊、孙立哲、马向、兰占奎（编剧）

考取医学硕士生全国第一名

孙立哲错过了1977届1978届两拨本科考试，因为他那时还在延安挨批判。直到1979年，孙立哲和史铁生这对难兄难弟正躺在北京胡同的小平房里，听到北京医科学院可以直接考研究生了。孙立哲想着自己的身体不好，没有收入，没有身份，没有北京户口，怎么去报名啊？而且关键是他也没有单位，报名还需要本单位开具介绍信呢。孙立哲一咬牙便去找已经是医学院院长的李光弼。

没想到李光弼就是孙立哲的救星。他曾和孙立哲睡过一条炕，他们曾是棋友也是忘年交，尤其是李光弼自己也尝过被批判的滋味。他高兴地拉着孙立哲找到科教处的处长，有院长做担保，孙立哲顺利报上了名。暂时告别史铁生的小屋，孙立哲再一次豁出去了，他在清华大学找了一个宿舍，抱着一摞书本蜷缩在架子床上。一个月后，孙立哲以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医学院的研究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1980年，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年度报告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水平提供了样板。”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赤脚医生”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不应该否认，孙立哲曾参与其中的那个医疗体系是出色的。

人生舞台的背景变化莫测。我们那代人的青春舞台背景更是一个非正常的非理性的动荡的画面。谁能想到我们班的调皮鬼孙立哲成了“神医”呢？乱世出英雄。孙立哲凭着他善良的本性和张扬的个性，凭着他的胆量和能力，在潮流中脱颖而出。但是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天才的个人可以成为弄潮儿，亦可以被浪潮戏弄，这就是人生。

一切经历都会成为我们的人生精彩。成为我们的财富。也将成为后人的借鉴。

（图片拍摄：画家靳之林老师）

邢仪

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