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重外记忆-同学篇

往事并不如烟

1965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入重庆外国语学校（当时已经更名为“四川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直到1969年的秋天我去开江县插队，算起来在学校仅仅呆了四年的时间。而且，这四年中只有第一年还算是完整的正常的学校生活，其余三年都完全被淹没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与同学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尽管如此，我与外语学校，与学校的好些同学还是结下了一生的缘份。好多事情已经过去快60年了，许多同学也有多年未见了，但在我心中，同学的音容笑貌仍然栩栩如生，与其相关的那些事情仍然历历在目。趁60周年校庆之际，把长期存留于我心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字描述仅仅是我大脑里的主观印象和记忆，如有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或不准确的地方，还请当事同学们原谅，并请批评指正。

1966年5月，重外初一甲班全体同学春游北温泉，留下了这张唯一的全班合影。

2013年建校50周年校庆，初一甲全班合影。 2015年10月，初一甲全班合影。 刘列励
如果没有记错，我们班一共45位同学。但每到上英语课，就会分成AB两个小班，我与刘列励被分在不同的小班。每个小班都有一名英语科代表，我们两个的英语成绩在班上都名列前茅，理所当然地就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班的英语科代表。其实，科代表也没什么事儿可做，就是帮老师收收作业本，发发讲义而已。可对于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屁孩来说，这可是挺大的荣誉。

1966年的夏天，文革开始了。虽平淡无奇却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暑假结束，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但发现却无法再上课了。于是好多同学便陆陆续续静悄悄地离开了学校，淡出了同学们的视野，同学之间的联系也就此中断。刘列励同学去了哪儿，没人知道。

1971年，我已经在开江县插队两年。林彪事件过后，县里抽调了一批知青和转业军人组成“贫宣队”，进驻财贸队伍，准备接班。我也是贫宣队的一员，被安排在距县城五里地的普安镇供销社。当时，铁道兵和民兵正热火朝天地建设襄渝铁路，不久，铁道兵164医院就把开江中学征用了，把医院搬到了开江。令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刘列励此时正在这家医院当兵，职务是炊事班战士。两位老同学很快就见了面，而且那时年轻，精力旺盛，我便经常骑个自行车跑到县城去找他玩。当然，那个时候玩得花样也很少，通常在一起就是聊天吹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时局政治，无所不谈。最大的乐趣就是伙同几位战士，悄悄地把他们领导的手枪偷出来，跑到野外去打靶。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俩开始复习并自学英语，自此，我们见面聊天的话题又增加了英语学习方面的内容。

1973年，我离开开江进了四川外语学院，后来刘列励也复员回到了重庆，在重庆邮电医院工作。1977年10月，刚大学毕业的我正在广东湛江为当地的边防部队培训英语，而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也即将举行。一天，我的女朋友在川外收到一封写给我的，署名为重庆邮电医院刘列励的信。信中约我某月某日到解放碑的某个地方见面，好像还有接头暗号之类的。刘列励这个有些女性化的名字让我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大大地误会了一场，经过我好一通解释，最后见到了刘列励本人，才最终消除了误会。原来这家伙当时决定参加当年的首次高考，想见我是想要讨教一下考试方面的事情。到了78年的春天，培训任务结束，我回到了川外，担任77级新生的教学。刘列励也梦想成真，被川外录取，于是我们俩又从昔日的同学变成了如今的师生，我站讲台上，他坐讲台下。

刘列励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成都，先后在省卫生厅和西南民族学院工作过，而我仍在川外。有时候去成都，也会去看看他。后来，他去北京读研究生，然后去了美国，我则去了英国。从此天南地北，联系逐渐减少。后来他从美国回来，先后担任过朱镕基总理口译、香港文汇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美国 “美洲华侨日报”主笔等职。目前在北航任教，定居北京。 2005年11月，北京，与刘列励和蓝海同学在北京小聚。 2013年10月，在重庆南山，与刘列励和蓝海同学合影。

蓝海

2016年11月下旬，中越边境自驾行的第一天，我们夜宿广西北海。抵达北海之后，刚住进酒店，随手拍了几张酒店的照片发到朋友圈。没想到随后便接到蓝海同学的电话，问我是不是到了北海。我说是啊，刚到。他却兴奋地说他也在北海，就住在我们酒店对面的小区里。他这次是带着夫人和孙子，从北京跑到北海来躲雾霾来了。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见了面，小聚了一次。原本应是擦肩而过的相遇，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却成了难以忘怀的人生邂逅。

蓝海出生于军人家庭，来自重庆八一小学。他父亲当年曾是54军的1号首长，后来还在西南三省主政一方。我们这一代重庆人，乃至云、贵、川三省的同代人，对他父亲的名字都应该不陌生。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保皇组织—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俗称“思想兵”）的成员，一起写大字报，一起斗争牛鬼蛇神，一起抄黑五类的家，一起外出大串联……1967年一月，史称“一月风暴”的夺权斗争来临。造反派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权，保皇组织被勒令解散。于是，思想兵作鸟兽散，我与蓝海便断了联系。再后来，听说他当了兵，而且还在望江厂支左，我班另一位同学在那里曾见过他。

1971年，9.13事件过后，原属四野部队的高级干部均受到牵连，或接受组织审查，或下放工厂农村。蓝海父亲亦未能幸免，被下放工厂劳动学习，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恢复正常工作。蓝海本人虽仍留在部队，但受其父亲问题的影响，一直难以正常升迁。尽管在1979年带兵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随后不久还是被迫转业到了国家工商总局。最后在国家工商总局纪检分局党委书记的任上退休。

谢昭群

谢昭群同学人长得很漂亮，似乎是学校公认的校花。不过当年在学校时，全中国可能也都还没有班花校花之说。况且，即使有这种说法，也断不会有人敢于公开称某某女生是班花或校花的，这都是后来的事儿了。进校时我还不到13岁，完全是小屁孩一个，对于我来说，女生漂亮与否，完全取决于学习成绩，谁的成绩好，谁也就漂亮。

认识谢昭群，好像是在到学校报到后的当天晚上。戴衍彬老师召集谢昭群、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想了好久也没想起那另一个是谁）到他办公室开会。戴老师说，我们三人就组成了少先队的中队委，谢昭群是中队主席，我则是组织委员，另外那位同学当然就是宣传委员了。如此这般，并无多话，会议结束。

那个时候，我们仍然保持着从小学带来的传统，男女同学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连同桌之间都常常划有“三八线”，更别说男女同学单独在一起谈话聊天了。谢昭群跟我在同一个小班，她的学习成绩不错，英语也很好，当然也就属于我心目中的“漂亮女生”。另外记得她喜欢跳舞，是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当时我们班编了一个舞蹈，叫《小民兵》，在学校和上桥都演出过。班上大部分女生都是演员，谢昭群和另一位女生则是领舞，我和刘列励、程小沿及另外几个男生则用口琴为他们伴奏。

1966年秋天，文革初期的大串联一开始，班上同学几乎就全部散了。到了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下发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于是大家又回到学校，发现此时学校已经是造反派掌权，名为革委会。文革初期，我参加的也是正宗的造反派“红卫兵”，可后来受到家长的压力，再加上自己对造反派也多少有些看法，就倒戈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月夺权之后，“思想兵”被宣布为“保皇组织”，随后逐步解体。回到学校，各班的造反派就召集同学分组开批判会，记得我们这一组的召集人就是谢昭群。她首先要求大家要深刻认识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害，继而鼓励大家要畅所欲言，做到有啥说啥。受到昭群同学的鼓励，再加上受以前对她的好感驱使，我在会上发了言，批判了“思想兵”的保皇行动。在发言最后，我说，万幸的是，思想兵还仅仅是“保皇组织”，而不像西安“红恐队”那样是“反动组织”。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教室门口就贴出了一张“通告”，宣告我已被定为我班的“铁杆保皇分子”，并被勒令要做深刻检查，并要在某月某日之前提交书面检查。我当时虽有些愤然，但更多的却是无奈。不过我也有对策，那就是惹不起我还躲得起，随即便溜之大吉，回家去也。随后，复课闹革命很快夭折，写检查的事也不了了之，我这“铁杆保皇”的帽子，也就自己给自己摘了。从此之后，也就再没有见到过谢昭群。

到了1978年，没想到谢昭群竟然来川外找到了我。当时她正在特殊钢厂读721工人大学，学校没有英语教师，因此受校长的委托，想请我到他们学校兼职教授英语。那时，大学老师到校外兼职才刚刚兴起，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特地请示了我系的领导，得到同意后才接受了他们学校的邀请。说起来，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校外兼职工作。于是，昔日的同班同学谢昭群，又变成了我名副其实的学生。

自从昭群同学从721工大毕业之后，与她就甚少联系。只知道她在特钢厂技工校当老师，后来调动至重庆进出口检验检疫局工作，长期从事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最后从重庆海关退休。

梁培军

梁培军同学与我同桌，来自重庆人民小学。由于长得比较壮实，全校同学都叫他胖墩，或者梁胖。梁培军祖籍山西，父亲曾是薄一波领导下的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队员。

思想兵解散之后，好多同学都离开学校回了家，离开了运动的漩涡。我也同样，成天就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有时看看小说打发时间。不过有一天，梁培军、王友明、易宗富等同学突然来到我家，怂恿我到学校去住。他们说，有好些同学目前都住在学校里，大家也不参加什么组织，都是逍遥派，大家在一起玩，比在家里有意思多了。

当时宿舍楼里住的学生并不多，总共就住了几间宿舍。除了我们初一甲的几位同学以外，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记得初二甲的几个男生养了一只狗，取名叫“赛虎”。那狗长着一身金黄色的毛皮，样子有点凶，第一次见到的人多少都会有些害怕。当时，每人每月一斤的猪肉票，是要在沙坪坝区才能买到猪肉的。我家在九龙坡区，所以只能在学校把肉买了再拿回家。一天，我和梁培军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到石桥铺街上的肉店去排队，天亮之后才买到了那一斤猪肉。回到宿舍，我把猪肉挂在窗台上，就到隔壁宿舍玩去了。殊不知等我回到宿舍，刚推开门，就看见赛虎正把我那辛辛苦苦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的一斤猪肉的最后一点吞下肚子，而那根捆猪肉的草绳，还挂在窗台上。

在学校里住着，总要找点事情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学着装半导体收音机。买根磁棒，绕上一些漆包线做成线圈，再买副耳机，就可以听收音机了。随后就是买月票坐车玩。那时重庆刚进了几辆北京牌大客车，用的是黄河大卡车的柴油引擎，165匹马力，专门跑解放碑到石桥铺的9路公交，我们一伙人就专门等着这种车坐。再后来，为了省钱，就开始自己画假月票。自己画月票也不难，每个月的月票只是月份数字的颜色不一样，其余的与上一月的都一样。只要第一个月买了一张月票，以后就不用买了，每个月用彩色笔画一张当月的数字标签贴上去就行。

再后来，没什么可玩的了。不知怎么地就兴起了攀爬教室大楼后面的水塔。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梁培军与其他同学打赌，看谁有胆量爬上去，输了的就请赢者吃一碗小面。别看梁培军长得胖，可他却赢的时候多。后来爬的人就越来越多，连女生也有爬上去把双脚吊在半空坐在水塔边沿看风景的。这情景就跟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情景一样，只不过我们爬的是水塔，电影里那帮小子爬的是烟囱。

上山下乡以后，梁培军去当了兵。后来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先后在海军驻四川和重庆的造船厂军代室任总军事代表。听说还是海军052驱逐舰动力系统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后来还升任海军装备部驻重庆地区军事代表局副局长，大校军衔。在此期间，他曾来川外找过我，为的是要解决他们部队里几位干部的大专学历。我当然尽量提供了一些帮助。2003年，培军同学转业，任市交委副主任，兼运管局长。可惜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在某次会议上顶撞了薄大人，被薄一撸到底。据说不是薄看在其父亲当年是老薄部下的面子上，还要弄他。后来培军同学只好去了市城投公司，退休后担任重庆桥梁协会会长。

吕彪、李学蓉
吕彪是初二乙班的同学，比我们高一年级，又是俄语班的，因此在学校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可是到了后来，命运却把我们推到了一起，紧密交往了好几年。

我是1969年12月才到开江插队的，那时我们先锋公社的重庆知青全部加起来才7个，其中4个是外语学校的同学（李宁乐、欧平碧、刘道芬、张林），三个是跨校的，7个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单人单户。到了第二年，吕彪也被学校动员下来了，安排在我们公社的三大队。这样，我终于有了个单人单户的伴。虽然我们二大队和三大队之间的距离并不近，但我们还是经常“互访”，在对方家里“过夜”也是家常便饭。

当时县里的重点水利工程——东方红水库（现已改名为宝石桥水库）就在我们公社的所在地修建，我参加了我们生产队的水库石工连，在讲治一带打石头修干渠。当时，参加修水库的最大动力就是可以在食堂用餐，不用自己做饭。吕彪来得晚，只能在本公社的区域参加支渠的建设，他们的民工连就驻扎在我们生产队。记得吕彪当时是连队的司务长，掌管一连人的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也是个不大不小颇有实权的官。虽然是个官，但这司务长却只有一个下属，那就是煮饭的炊事员。非但如此，司务长的工作还包括到讲治去采购煤炭和大米。要知道从我们生产队到讲治街上足足有十几里路，平常步行就需要一个多小时，更别说要挑着百十来斤重的煤炭或者大米，没有一定的体力，那真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可吕彪硬是用他那瘦小的身躯，把重达百斤的煤炭或大米从讲治挑了回来。

后来我被抽去当了“贫宣队”员，去了普安供销社。欧平碧和刘道芬也参军走了，李宁乐和他妹妹又经常不在生产队，整个公社几乎就只剩吕彪一个人了。其孤苦伶仃之状，不堪想象。所幸后来四川水电系统到开江招工，吕彪也被录取了，与好多同学一道，总算当了工人。
1973年，我进了川外，吕彪也从水电系统进了中山医学院。在大学里，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每年寒暑假他回重庆，我们总要聚一聚。再后来，我们都有了女朋友，不过他的女朋友却是我们初一甲班的李学蓉。再后来，女朋友变成了老婆，并且各自生了一个女儿。李学蓉家住杨家坪，而我家就在谢家湾，相距很近。一天，我们带着还在襁褓里的女儿，来到李学蓉家玩儿。两位母亲突发奇想，交换给孩子喂奶。没想到两个小家伙只吸了几口，就突然发现不对劲，抬眼瞧了瞧，然后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2004年我们去都江堰拜访吕彪李学蓉时，还向他们已经成家的女儿提起过这件趣事。

2008年汶川地震，听到消息后首先担心的便是吕彪和李学蓉夫妇。下午到晚上电话一直不通，只得发了短信询问平安。好像是到了第二天下午，才收到李学蓉发来的短信，告知全家平安，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朱晓山、卞玲
朱晓山、卞玲都是我们班的女生。但是，那时候年龄都还小，除了上课在一起之外，其余时间班上男女生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对朱晓山的印象就是带着一幅近视眼镜，两只耳朵的耳廓上钉了好些顶端包着胶布的银针一类的东西，据说是治疗近视用的。对卞玲的印象要稍微深一点，原因是在新生报到填表的时候，她就在我旁边。无意中瞅到她的名字叫卞玲（说实话，当时还真不知道这个姓怎么读），再一看，是个皮肤白皙、文静秀气的女生，只是没想到我们竟然在同一个班。文革开始后，卞玲便没了音信（后来得知，卞玲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朱晓山随着学校下乡到了开江，但由于相距太远，彼此之间也没有联系或交往。
记得是在80年代初的一天下午，两位女同学竟然结伴找到我在川外的家里来了。吃惊之余，当然是高兴。当时朱晓山已经在重庆第一工人医院（后改为急救中心）工作，卞玲则在北碚的川仪厂工作。那时我刚成家，住在川外的一栋筒子楼里。川外食堂的面包房刚开张不久，全院上下都喜欢去买那刚出炉的面包，我于是也去排队买了些面包，再煮了一锅绿豆稀饭，留老同学在家晚餐。现在想来真的好惭愧，面包下稀饭，也不知道两位同学对这奇怪的组合感觉如何。不过，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至少在当时我认为那是最好的东西。

从此之后，我与朱晓山就再没有断过联络。凡医疗方面的问题，我总会咨询她。而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他总会问我的意见。后来她女儿上大学选专业，到英国留学选学校，我都给过建议。当时。我们曾一起讨论各自举家南迁的方案，评估深圳与东莞、以及欲调往单位的优势与劣势。最后，我们两家一前一后迁往深圳和东莞。深圳和东莞之间不足100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即到。我们会隔三岔五地去深圳做客，他们也会来东莞走走看看。二十多年的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家的交往从未断过，我在深圳的朋友，最后也都成了晓山的好朋友。可以说，同班同学之间，我与晓山的交往，无论是时间的长度还是关系的紧密程度，都无人能出我们之右。

自80年代初在川外相见之后，与卞玲便断了联系，只是听说她后来到了成都工作。直到2005年，在深圳晓山家里，才又见到卞玲。自此之后，每次回重庆，只要有时间，我都会联络一些同学相聚，卞玲只要在重庆，她肯定都会参加。 张甫元、刘良才
我们一进校，张甫元就被任命为班长。也许是由于他的年龄比我们稍长，是班里的大哥，也是班里的“大个”。班里的大事小情，由他定夺，体育活动，他是绝对主力。有件趣事，想说一下，如有得罪，还请大哥原谅。健飞兄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学校为了解决学生洗澡的困难，在食堂后面搭了一个苇席棚子，里面摆了十几个半圆形的木桶作为澡盆。一次，轮到我们班男生洗澡。我们这帮小屁孩个个都光着屁股，几个人共用一个澡盆，在那儿边洗边玩水，玩得不亦乐乎。猛然间瞅见咱们班长独自一人占领着一个澡盆，这倒罢了，奇怪的是他竟然还穿着一条红色游泳裤，脸色也有些尴尬。当时不得其解，只是到了一年半载之后，自己发现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才理解了咱班长当时为何要穿游泳裤，为何面露尴尬之色。
刘良才也是班上的大哥之一，而且是个才子。他喜欢画画，而且画得还很不错，是戴老师的得意门生之一。65年的时候，学习“毛著”的风气才刚刚开始。某个星期天，我没有回家，偶然在教室里发现刘良才同学正捧着一本“毛著（甲种本）”在认真阅读。佩服之余，自己暗下决心，也要学习“毛著”。于是，第二个星期天，我专门到新华书店去买了一套“毛著（甲种本）”。不过，看了几篇文章之后便放下了，一是很多地方看不太懂，二来也远没有小说有趣。 2015年10月，张甫元、刘良才与朱华明、戴衍彬老师在北泉合影。 李宁乐
1965年的外语学校，初中一共有三个年级，分别是初一、初二、初三。对我们这些刚进校的初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初三年级的同学差不多个个都是我们的偶像。像李宁乐、胡燕平、吴晓琴、冉超敏、徐小晴，还有郭健飞、刘晓生、汤晓重、康德全等等，个个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除了专业学习成绩好以外，大多是社团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体育运动或者文艺活动的佼佼者。有些人还经常讨论一些诸如哲学、马列、军事、时局等等高深的话题，每到这些场合，我等小屁孩只有翘首仰视的份。

在学校期间，李宁乐也许都不认识我。但到了临下乡的那一天，我发现他竟然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开江。我们一行共有五人，李宁乐和他妹妹组成一户，三乙的欧平碧和二甲的刘道芬组成一户，而我就只有一人一户，我们全部都被安置在讲治区的先锋公社2大队。当工宣队师傅把我们领到沙坪坝的上车点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天上下着蒙蒙小雨，地上泥泞不堪，初冬的寒气弥漫在空气中，几十辆大卡车停在那里，正在装运知青和行李。一辆大卡车要装20个知青，外加行李。和我们同车的是沙民中的学生，我们到达的时候，沙民中的学生已经在车上了。现在还要再加上6个人（包括一位送我们的工宣队师傅），那些人当然就不干了，起哄声，吵嚷声响成一片。经过工宣队师傅和沙民中老师做工作，我们最终挤上了卡车。可是到了快要开车的时候，突然发现李宁乐不见了。工宣队师傅见了，下去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只得罢了。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开江县讲治区。各生产队的农民来到区上，把我们分别接到我们所属的生产队，我在一队，李宁乐和他妹妹在二队，欧平碧和刘道芬两人则在五队。几天之后，李宁乐一个人悠哉游哉轻轻松松地乘坐长途客车来了。记得后来我问过他，快开车的时候跑哪儿去了？他说去上厕所，回来后发现车已经开了，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学校，让学校购买长途车票。我一直怀疑他是有意误车，但此说却没有得到他的确认。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那临危不惧的勇气和临时应变能力，都是我等无法企及的。

1971年，我被抽调到县“贫宣队”，离开了先锋公社，73年回重庆上了川外，自那以后就与李宁乐失去了联系。1983年，我到川大进修，又再次见到了李宁乐。当时他已经在川大日语系工作，爱人却在北京。在川大的半年里，我会隔三差五地到他家里坐坐，有时会借用他的自行车上上街。有次他爱人从北京来成都，夜半时分火车才到站，我自告奋勇地陪他去火车站接人。深夜，宽阔的人民南路上，只有我俩的自行车在一前一后地行驶，昏黄的灯光把我俩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在马路上。

第二年，我去了英国。不久听说李宁乐去了日本。多年以后，听同学说他已经回到扬州，并且创办了自己的实业，已经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了。2008年5月，我正在上海出差，听胡明电话说他们几位同学正在扬州李宁乐的厂里做客，我便从上海赶了过去，见到了李宁乐和其他几位同学，并且参观了他的工厂。几年之后，李宁乐因业务上的事情也来过东莞，我们也小聚了一下。 欧平碧、刘道芬
欧平碧是初三乙班的同学，刘道芬则来自初二甲班。与他们认识，完全是因为我们下乡时被安置在同一生产大队。当时我是单人单户，年龄又最小，总是能得到两位学姐和其他同学的照顾。

下乡第二年的初夏，生产队分了小麦和油菜籽，两位学姐便邀请我去他们那儿炸油条吃。小麦和油菜籽当然不能直接炸油条，需要先到大队的磨坊和榨房把小麦换成面粉，把油菜籽换成菜油。这些都好解决，但炸油条需要在面粉里添加苏打，上哪儿去找苏打呢？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可以用洗衣粉来代替苏打。于是就真的抓了几把洗衣粉放在面粉里，结果炸出来的油田又大又酥，煞是好看。大家都抢着吃，不过快吃饱了的时候，就觉着有些不对劲了，嘴里的洗衣粉味儿越来越浓。在随后的好几天里，打嗝时还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跑出来。前段时间电视上报道有些不良商家在炸油条时添加洗衣粉，有些人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就告诉他们，这真不算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发明创造，我们在几十年前就干过了。 还有一件小事，平碧学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那时我们刚下乡不久，我们公社一位在北方当兵的农民子弟因二氧化碳中毒牺牲了。部队派了两名干部，携着烈士遗物，来到公社，要去烈士的家乡召开追悼会。烈士的家乡在我们公社7大队，位于最边远的大山里头，需步行两三个小时才能抵达，故而人烟特别稀少。为了给追悼会凑人数，公社武装部长便带着我们几个刚下乡的知青一同前往。追悼会在7大队小学操场上举行，仪式极其简单。会议开始前，武装部长要我们几个知青推选一名代表在会上讲话。此任务当然就落在了平碧学姐的身上。学姐也没推辞，当即掏出一支笔，找了一张破纸，龙飞凤舞，一挥而就，一篇讲话提纲瞬间完成。轮到学姐上台，一开口便镇住了全场。一口纯纯正的普通话，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讲话结束，获得全场一片掌声。不但部队首长、公社干部竖起了大拇指，连我等同学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此事一时在全公社传为佳话，学姐后来当兵离开生产队以后，还有人不时提起此事。 2013年10月，落户开江县先锋公社的五位重外同学终于在重庆南山同框（从左至右：吕彪、张林、李宁乐、欧平碧、刘道芬） 2019年12月某日，突然接到平碧学姐的电话。说他们最近要来东莞看望学姐丈夫的幺妹，顺便也来看看我们。聊着聊着，没想到我竟然发现学姐的这位小姑竟然是我多年前的一位学生，而且还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在感叹“这个世界真小”之余，我们不久就与学姐夫妇及其小姑子一家在东莞相聚了。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只能感叹重外学子之间确实有一种“缘分”。 徐晓晴、伍春凤
徐晓晴和伍春凤都是初三乙班的同学，在学校时，我们初一的小孩，特别是一甲班男生，对徐晓晴的印象应该还是满深刻的。当时我们老三届所有男生都集中居住在一间貌似大礼堂的大房子里，几十张上下铺双人床一字排开，摆了三排。我们一甲班男生的床的对面就是三乙班的男生。每天晚上，熄灯之前，徐晓晴都会趴在床上做几十个俯卧撑，这可真让我们这帮小男生佩服。

转眼到了1973年，我上了川外，发现川外72级学生里有好几个是原外语学校的同学，伍春凤就是其中之一。渐渐地，我还发现在川外校园里经常能见到徐晓晴，有时候人们在大操场上冒着小雨看露天电影，可以看到徐晓晴穿着雨衣撑着伞，旁边坐的正是伍春凤。几年之后，伍春凤和我都成了川外的老师，从同学变成了同事，而徐晓晴伍春凤也从同学变成了夫妻。随着双方孩子的出生，两家的交往也慢慢多了起来。虽然有二十年不见了，我家小女还仍然记得她那儿时的“聪聪哥哥”。

后来我们离开了川外，但每次回去，我们肯定都要到春凤家里坐坐，聊聊天，叙叙旧，吃个饭。前次晓晴去香港，还专程到东莞来看望我们，着实令人感动。

开江“贫宣队”里的同学

1971年秋天，开江县从农村抽调了一批知青（以本地知青为主）和转业军人，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整党宣传队一道，进驻财贸队伍开展整党和整顿财贸队伍的工作，几个月后，整党宣传队撤离，“贫宣队员”就全部充实到各单位，摇身一变成了财贸职工。

贫宣队大概有百十来号人，重庆知青约十来个。记得我们的同学有：县百货公司的刘镕，县旅馆的蒋益娟，普安镇供销社的胡世琼、朱永芳。我最初在普安镇粮站，最后也到了供销社。在进入各基层单位之前，贫宣队集中在县党校学习培训了十来天。这期间，如有同学来县城玩，晚上就和我挤一个被窝，记得刘星华就来过。

当年在开江县百货公司工作的刘镕。 培训结束，我们就各自去了被分配的财贸单位。到达普安粮站的当天晚上，整党宣传队队长就召开全体员工大会。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鱼贯离开会议室。这时，有人就把会议室里的灯给关了，四周顿时一片漆黑，我随着大家摸黑往前走。突然之间，我身体往下一沉，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我已经躺在粮站副站长宿舍里的床上了，全身湿漉漉的，下巴裂开了一道大口子。这时医生也来了，为我下巴上的伤口清创、缝针、包扎。原来，会议室的外面有一条一人多深的灌溉水渠，粮站的职工当然都知道那水渠。而我则初来乍到，刚从会议室出来，里面的灯光又一下子熄灭了，眼睛还没有适应黑暗，那肯定得摔在水渠里。第二天，胡世琼和朱永芳就结伴来看我，还替我把头天湿透了的衣服给洗了。

没过多久，朱永芳就被她父亲的单位给招走了，普安就剩下我与胡世琼，后来她又被调到任市供销社。联系就逐渐少了。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努力，1973年5月我终于将户口又迁回了原生产队，随即便经推荐参加了当年的大学招生考试，最终于1973年10月份回到了重庆，上了川外。 川外校园里的外语学校同学
川外是1972年开始招收首批工农兵学员的，72级学生里有好几个我们外语学校的同学。他们是：英语系的吴晓琴、王德钦、任和全，俄语系的吴春凤、陶长明（如记忆有误，请同学们补充指正）。73年进入川外的学生中，外语学校的同学有：英语系黄红西、张林，俄语系冉超敏、郭健飞、苏玉章、张若惠、胡世雄。

吴晓琴在中学时就是学生领袖式的人物，到了大学当然会依然如此，好像是学生会主席。王德钦在72级里也是佼佼者，我们进校的当天，就在英语系楼道里的黑板报上看见德钦同学用英语写的文章。任和全是我们初一甲班的，虽然我们在外语学校学习的时间仅仅只有一年，但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学习上应该毫无困难。我报到后拿到英语教材，是从最后一页往前翻看的，把我的那些同学惊得一楞一楞的。


黄红西在中学的时候就很低调，印象中她老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在川外也同样如此，低调做人，认真做事。冉超敏是三甲的同学，学英语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川外却被分到了俄语系。记得进校后，我们几个同学还建议他去找找群懿，看能否转系，结果还是没有转成。不过，学习俄语并没影响到他若干年之后仍然跑到美国扎下了根。郭健飞在中学时就是个开心果，在上桥大宿舍里，熄灯就寝前，经常能看到他和康德全两人在上铺表演双簧，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与苏玉章在上桥时就认识，也同在开江插队。到后来大部分同学都已经离开了，苏玉章仍然没有着落。我从普安供销社回到生产队之后，苏玉章就经常和我一起复习功课。他毕竟是初三的，数学比我们学得多一点，有好多数学问题我都会问他。后来我们一同参加了73年的高考，一同到达县去找招考老师询问情况，一同到教育局去等候录取通知书……。我在《我的大学之路》里提到的那位同学，就是苏玉章。毕业之后，我留在了川外，苏玉章好像分回了达县，后来又去了南充师专，再后来就没有了消息。不知道三乙班的同学有无他的消息，希望这次校庆聚会能够再见到他。
在川外的时候，还有一位同学要提一下，那就是初三甲的杨瑛同学。当时四川维尼纶厂正在筹建之中，集中了一大批翻译干部，杨瑛也是其中之一。后来这批翻译干部全部被送到川外培训，被称之为川维班。在川维班里，杨瑛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是佼佼者之一。一天晚上，川维班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模拟现场会议翻译训练，引得我们这帮学生都去观看。杨瑛同学作为当晚的首席翻译，口齿伶俐，英语纯正，用词准确，应对得当，不但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而且征服了我们这帮旁观的学生。从此，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位英语了得的中学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