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 | 中国航空工业机载

回眸

　新中国航空工业诞生于抗美援朝烽火。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诞生。

　1951年12月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批准航空工业发展方针和建设计划，针对折合53.56亿斤小米的资金需求，周恩来表示，国家准备拿出价值60亿斤小米的资金开展航空工业建设。

　当时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期，币值不稳定，故沿用之前解放区的习惯方法，以小米数量作为费用和资金的计算单位。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大约是5.35亿元人民币。这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讲，无异于是一笔“巨款”。

据此，新中国航空工业开启了全面建设的伟大征程，机载事业也由此起步。

　从全球领域看，机载技术是与机体、发动机并列的飞机三大专业技术之一，对实现飞机功能、提升飞机性能、完成特定任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8年4月航空航天部成立后，部长林宗棠提出航空工业三大支柱概念：一是飞机，二是发动机，三是机载设备，把机载行业放到了与飞机、发动机同等重要的层面，有力地推进了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随着航空工业的技术进步，机载设备的性能已越来越先进，产品的集成度和价值也越来越高，有资料统计，在当代典型的新型军民机中，机载成本在飞机总成本中所占比例高达30%～60%。

　伴随着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机载行业艰苦奋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其名称经也由最初的“特设”到“辅机”、再到“机载设备”和“机载系统”的演变，展现了中国航空机载技术发展的历史足迹和与时俱进的壮丽篇章。

　所谓“特设”即特种设备。20世纪五十年代，机载设备没有统一名称，那时将飞机仪表、电器统称为飞机特种设备，简称“特设”，将依附于飞机液压、燃油、环控等系统与设备统称为飞机附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航空工业将所主管的机载设备（仪表、电器、救生、飞机附件、发动机附件）统称为“辅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航空工业将飞机上除机体与发动机之外的所有设备与系统称之为机载设备系统，简称“机载设备”。

20世纪九十年代起，机载设备加速向综合化、系统化方向发展，“机载系统”逐渐取代“机载设备”的名称。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回望机载事业70多年来所走过的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相同步、相适应，按时间段分，大体上经历了以下5个发展阶段。

一、艰难起步 早期布局(1951年-1965年)

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后，通过接收移交和改造的5家机载老厂，支撑起特设修理工作，并结合“一五”期间的前苏联援建项目、“二五”期间自力更生以及科研与自主设计的创立，先后建立了近30家专业工厂、3家研究所，完成了“第1盘棋”的建设布局，实现了由修理到批量制造的重大转变，生产配套能力基本上能满足当时主机的配套需要。

　1951年4月-9月，中国空军和兵工总局向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简称航空工业局）移交了18家修理厂，其中南京降落伞厂（现为宏光空降装备公司）成为机载行业第1家专业工厂，空军21厂（该厂接收时是飞机修理厂，1958年改为飞机附件厂，现为金城集团）的特设车间具备仪表、电器、瞄准具等特设成件大修和配件的一定生产能力。同时，沈阳、哈尔滨、南昌三大飞机修理厂为完成飞机仪表、电器和无线电等特设的修理任务，先后建立起特设修理车间。两家接收的机载工厂和三家飞机修理厂的特设车间，构成了机载行业的最初力量。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尽力配合飞机、发动机修理，解决配套急需。

　为解决特设设备制造能力不足的问题，1952年6月-1954年5月，航空工业局分别从民航局和地方接收了4家工厂，并改造为天津电器厂、上海华林电器厂、（河南新乡）平原机器厂和（山西太原）太行仪表厂，加上已有的南京降落伞厂，这几家工厂就是机载行业初创时期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被称为“机载5家老厂”。

　天津电器厂前身为创建于1936年的中央电工器材厂，1953年7月，航空工业局对中央电工器材制造西厂（简称天津电工西厂）进行了考察，认为该厂生产电机时间较长、专业对口，有一定生产军工电机的经验和能力，遂于1953年9月宣布接收，并将其改造成航空电器工厂，由此，新中国第一个航空电器工厂就此诞生。

　上海华林电器厂是一家利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办的华昌无线电器材厂、林基工业社、兴基五金厂、张林记机器胶木厂4家私营小厂公私合营组建的，目的是利用其已有的技术力量，为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提供一部分航空电器、培训技术力量。厂名“华林”取自华昌、林基、张林记3厂的“华”“林”两字组成。

　平原机器厂1953年11月接收之前，是一家主要生产民用机械的小厂。1953年11月18日，第二机械工业部下达命令接收该厂为中央直属国营航空企业，划归航空工业局，主要生产液压、冷气系统开关、阀门等航空附件。

　太行仪表厂原为太原民航机械修理厂，1952年划归航空工业局领导，厂房是在旧兵营和一个火柴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新中国第一批航空仪表 - 空速管和磁罗盘就诞生于此，实际上是在利用原阎锡山兵营的马棚改建的简易厂房中试制成功的。

1956年5月，朱德元帅视察太航仪表厂，赞叹：马槽里飞出了金凤凰。“马槽精神”由此而来。

　在“一五”计划期间，由前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目中，航空占了13项，其中新建机载专业厂5项，分别是西安机械厂、庆安机械厂、秦岭电工厂、宝成仪表厂、陇西铸造厂，采用老厂对口支援新厂的办法，集中建于陕西关中地区，自1955年10月开始兴建，1957年底陆续建成验收投产，极大地提升了机载产品的配套能力。

“一五”末期，国产初教5、歼5和运5三种飞机所需要的机载设备275项，大部分为国内配套供应。

　1956年，前苏联授权中国引进制造图-16轰炸机（国内代号轰6）和米格-19（国内代号歼6），所需机载产品种类与技术难度与之前的机型相比成倍上升，加之这一时期还有轰5、直5以及引进的5型前苏联导弹的配套设备，机载行业原有的生产、技术力量已不能适应要求，存在“缺门”（专业缺项）、“短线”（配套不足）的重大矛盾。

为此，1956年11月，航空工业局作出《关于加强仪表、电器、附件工作的决定》，要求加快辅机厂建设以适应新机配套的需要，据此，“二五”计划期间，又新建了包括兰州新兰仪表厂、北京青云仪器厂、兰州万里机电厂、保定惠阳机械厂等在内的7家第二批机载骨干企业。

　这一时期，为使国内工业布局适应于资源与备战，中共中央决定将工业建设重点向内地转移，因此，这批航空机载新建项目基本上都定在内地，采用老厂包建新厂的办法加快建设进度。

　青云仪器厂最初规划在兰州的永宁堡，后又定在成都。在犹豫之时，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听说了此事，向中央建议建在北京，以改变北京的经济结构，让首都成为具有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城市。

　在建设新厂的同时，还通过原有厂房改建、接收地方工厂、学校改建工厂等多种方式，努力提升专业配套能力。

整个“二五”期间，共新建改建了20家航空机载工厂，基本达到了“填平补齐、配套成龙”的建设目标。

　1960年4月28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赴蓉城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途中，满怀对军工生产无比关怀之情，视察了宝成仪表厂，在厂产品检验车间，当看到我国军工企业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生产尖端产品时，赞扬到：“自力更生精神好，应该继续发扬！”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航空工业迅速响应，开始把科研机构开展产品设计放到了重要位置，决定组建飞机、发动机和机载设备等产品设计研究所。

1957年3月，航空仪表设计室在北京航空工业局成立，昝凌任室主任兼总设计师。这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机载专业设计研究机构。

　昝凌，新中国机载系统的创始人、飞行自动控制技术的开拓者。1957年牵头组建航空仪表设计室，并主持制造了中国第一套飞行自动驾驶仪，从而为我国后来的飞行控制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0年3月，航空仪表设计室扩编为“航空仪表及自动器设计研究所”，代号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O设计研究所（简称30所），昝凌任副所长兼总设计师。

以下为30所为轰5飞机配套研制的自动驾驶仪：

　自动驾驶仪的研制成功，使30所从单一仪表改进跨入了多部件复杂系统设计领域。

在此过程中，30所（现为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简称自控所）先后经历了1958年12月由北京迁往甘肃兰州、1959年9月分批迁往西安阎良、1965年7月按“三线建设”标准迁往陕西户县（现西安市鄠邑区）。8年三迁的艰辛历程、荜路蓝蒌，谱写了航空人“西迁精神”的新篇章。

二、“三线”建设 完善布局(1965年-1978年)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战争压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时作出要准备打仗的部署，其中重要一环就是调整工业建设布局，开展“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工业基地。

　机载行业是航空工业“三线”建设的重要领域，规划要求每个专业至少建设一个后备厂，解决“独生子”问题，形成“两盘棋”的配套格局。

　在配套布局上，大体按照环境和气候条件，电器附件类专业厂建在西南，仪表类专业厂建在西北。因此，“三线”建设中机载专业主要集中在贵州和陕西汉中、四川雅安和湖北襄樊（现襄阳）等地区。

“三线”建设初期，要求处于“一线”的工厂一分为二，抢时间迁到内地去。1966年，中共中央对“三线”建设的方式进行调整，改为由“一线”、“二线”工厂援建“三线”工厂。随后，机载“三线”工厂陆续开建设，并采取老厂包建新厂的办法，像“老母鸡下蛋”般建设起数十个“三线”工厂。

　老厂对新厂的包建包括骨干人员配置、技术培训、生产技术管理、生产准备、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供应，甚至早期的零备件制造配套，以及生活设施的建设等诸多方面。

　“好人好马上三线”。以宝成仪表厂为例，这个新中国第一个航空陀螺仪表厂，1965年，三机部确定在四川雅安地区新建新安仪器厂和新安仪器厂四分厂（现川西机器厂），宝成仪表厂先后派出了时任工厂厂长陈子良和副厂长刘占山等人组织筹建工作，并陆续输送一批建新厂所急需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先后支援新安仪器厂595名、支援新安仪器厂四分厂81名。

1966年，三机部规划在“三线”建设陀螺元件厂，宝成仪表厂又先后输送了以副厂长彭守琪、副总工程师娄明阳、生产厂长刘怀英为首的包括一整套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在内的455名职工，支援在陕西汉中地区新建华燕仪表厂。

　参加“三线”建设的广大职工响应党中央和国家号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在“三线”贫瘠的荒山野岭披荆斩棘、风餐露宿，配合施工部队和民工，战天斗地，建设起一座又一座工厂，形成了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为主要内涵的“三线精神”。

　经过持续10多年时间的艰苦奋斗，至1976年“三线”建设后期，航空工业在“三线”共建成26个机载专业工厂，连同之前定点或迁往“三线”的3个，机载“三线”工厂共有29个，机载行业的规模几乎翻了一番，总共拥有近60家单位，基本形成了“两盘棋”的配套生产格局。许多“三线”工厂与老厂配合分工，独挡一面地承担某一系列项目的配套任务，达到了解决“独生子”问题的建设目的，并通过这一时期国家型号任务的牵引，有力地推动了机载产品实现从引进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跨越。

三、调整改造 加快发展(1978年-1999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快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国家对加快国防科技现代化和改变航空武器装备落后状况的要求十分迫切。

机载行业通过实施“以民养军”、“调整制散”等具体措施，不断调整行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取得明显成效，也为后续深入推进改革调整做出了前期探索。

　实施“以民养军”战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国防建设要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一段时间内较大地减少国防投入，对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面对军品任务锐减带来的巨大生存发展压力，机载行业进入了军民结合发展的新时期。

　经过10余年的市场历练，经历了从找米下锅，饥不择食到理性选择，依托航空专业优势发展过程。至20世纪90年代，机载民品逐渐形成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制冷设备三大支柱。但同军工全行业一样，机载行业的民品发展更多还是用于解决单位眼下的“吃饭”问题，许多民品项目在经历商品短缺时期的短暂辉煌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各种原因昙花一现，甚至陷入亏损，影响航空主业的发展，后来通过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航空任务的增长，才逐渐实现改革脱困，步入新的发展轨道。

　“三线调迁”与专业化整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冷战形势的缓和，国家决定对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进行调整。

1983年12月，国家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三线调迁”拉开了序幕。

　从“七五”计划开始，国家针对“三线”建设的企事业单位地处偏远、不利于发展的问题，实施“三线调迁”工作，将不少“三线”单位搬迁到区位更好的地方。

调整、改造、创“三新”（新的厂容厂貌、新的思想作风、新的生产和科研水平），稳定了职工队伍，推动了企业的生产和科研，提高了经济效益。

由于“三线”机载单位多，因此搬迁也多，鉴于国家专项资金支持有限，加上航空工业自筹搬迁资金难度大，搬迁持续了较长时间，直到21世纪初才全部完成，谱写了“三线调迁”艰辛曲折的奋斗篇章。

　同时，机载行业的“三线调迁”还与专业整合一起统筹推进。1988年航空航天部成立后，下辖60多个机械厂、所，占航空工业单位总数的60%，“散、小、弱、乱、偏”问题突出，且缺乏能够牵引相关专业发展的龙头单位，严重影响发展。

1990年，当时的机载行业主管机关航空航天部就下决心推动机载专业化整合战略，并开始实施“调整治散”，“调整”就是对大部分地处偏远的单位进行调整搬迁，“治散”就是实施专业化整合，调整专业布局，整合资源力量，打造系统供应商。

专业化整合的思路就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结合当时以歼10、歼11为代表的三代机研制技术改造和基础条件建设，布局建设以研究所为主体、相关工厂参与的专业化中心。

由于专业化中心建设主要依托的是国家重点技改项目投资，投资周期较长，而且这些单位长期独立发展，自成文化和体系，且处于不同领域，分属不同体制（企业或事业），使得专业化整合、单位融合都面临巨大困难。这一时期，主要是依托“三线调迁”的政策机遇实现调迁“靠拢”，如雷达所于1992年由四川内江调迁至江苏无锡，与长风厂靠近；附件所于1996年由襄樊调迁至南京，向金城厂靠近以及2001年的救生所搬迁至襄樊新区，与汉江厂靠近等等，这些都为后期的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到20世纪末，在调整搬迁和治散中，机载行业共撤销工厂1家，交给地方1家，3家研究所和15家工厂调迁至适合发展的城市或近郊，基本解决了偏远、封闭的桎梏，另有7家企业合并为3家，形成了以研究所和骨干企业为核心的格局。

　1986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立项研制第三代歼击机歼10飞机，并列为国家重大专项，代号“十号工程”。这是中国航空工业打基础、上水平、跨时代的重大项目。

大多数机载单位都参与了歼10项目研制，参研人员达数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机载行业参与规模最大、难度最高、协作面最广的项目，参研的机载单位首次运用系统工程，全力投入到歼10研制大会战中。

　在歼10飞机研制中，机载行业共完成各类机载系统和产品480余项，许多系统均为国内首创或首次装机，既保障了歼10飞机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机载行业研发能力的跨代提升，使中国机载技术在整体上实现了从二代机向三代机的跨越。

四、深化改革 振兴发展(1999年-2012年)

20世纪中后期，受国内多数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和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机载行业也不例外，据1997年统计数据显示，有三分之一单位陷入亏损。经过近10年的持续努力，机载行业通过国家政策性破产、债转股、主辅分离、专业化整合以及资本化运作等措施，坚持有进有退、择优扶强和优胜劣汰等原则，把深化改革、结构调整和企业脱困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施一厂一策，做出艰难努力，从而推动了机载行业扭亏脱困。

　位于西安的秦岭航空电气公司自2000年1月开始，历经4年完成了军民品分立、政策性破产工作，成立陕西航空电气公司承担航空业务，通过资产重组组建4个子公司安置分流职工等措施，实现了扭亏为盈。

　位于四川宜宾的三江机械厂是一家由最初的眉山技校、巴山机械厂，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河南新乡平原机器厂分迁援建的“三线”企业，2007年底改制成立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获得稳步发展，实现了改革脱困目标。

　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厂是由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建于四川雅安的新安仪器厂和天安电器厂两家“三线”工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实行“强强联手”，于1996年1月8日重组合并成立的一家机载企业。

自2005年开始，工厂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到2008年6月，先后成立航空工业独资的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公司（承担主业），成立泛华电器、雅安小航电器、雅安兴航、雅安华卫等4家有限公司，实现辅业改制，形成集团化经营、专业化发展的格局。

　“中航电测”是一家起步于1965年“大三线”建设时期，落户于陕西汉中铺镇 - 一个地处秦巴腹地偏僻小镇中的“三线”企业。

2010年8月，“中航电测”（SZ300114）在深交所上市，这是中航工业首支创业板上市公司，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化融资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经营机制的转变。

　与此同时，机载行业瞄准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吸收借鉴和自主创新，在多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实现了机载产品的快速升级发展，有效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并在一些专业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国产电传飞控系统为“猎鹰”L15高级教练机配套。

　惯性导航 - 这个基于“牛顿”定律的高科技产品，在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大发展、大爆发中脱颖而出，多年来，在相关从研单位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下，已成为现代航空及武器装备的标配。

2004年，自控所等相关单位在捷联惯性导航技术、激光陀螺和计算机技术等预先研究取得突破性基础上，承担军贸“枭龙”战斗机所研制的激光捷联惯性导航任务取得成功，获得用户赞誉。

　火箭橇滑轨是研制弹射救生系统必不可缺的试验手段，其重要程度不亚于风洞、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台。

1985年7月，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批准在襄樊建设火箭橇滑轨试验场，1987年试验场正式破图动工，1992年滑轨工程完工，1993年投入使用，这是继美、英、法、俄之后第5个拥有这种重要航空试验设备的国家，被誉为亚洲第一轨。

　火箭橇滑轨的工程完工为我国机载救生设备的研制发挥了及其重要作用。2001年救生所搬迁至襄樊新区后，2003年12月，又按航空集团公司大战略要求，与汉江厂、宏伟厂重组整合为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简称航宇公司），公司依托救生专业优势，先后成功组织研制了神舟系列飞船救生船、战车空投系统、特种兵翼伞以及水上漂浮系统和潜艇座椅等系列产品，实现了服务领域从单一服务向“陆、海、空、天”多领域的跨越。

　飞行参数记录系统简称飞参系统，俗称“黑匣子”。中国“黑匣子” - 这是一篇1993年1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中的文学作品，文中详细描述了中国“黑匣子”诞生的艰辛历程。

2011年，航空工业集团将飞参系统跨代发展纳入“十二五”规划，开始研制新一代高抗毁飞参系统，以提升飞参系统在事故中的“幸存率”，确保飞行记录数据的安全性。

2013年，该型飞参系统在国际竞标中胜出，出口配装法国“幻影”系列战斗机。

五、创新发展 迈向新时代(2012年-今)

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进入建设“航空强国”新时代。航空工业集团带领机载行业，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在顶层整合机载产业公司，建立专业系统事业部，实行型号牵引和自主发展“双轮驱动”，打造机载系统级供应商。完成新一代飞机研制配套任务，实现机载技术从第三代到第四代的跨越，基本满足了新一代战机和民机的发展需要。

　从国际航空工业的发展来看，四代机、高端无人机和新型客机的研制等，先进微电子、多电飞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机载系统中得到日益广泛应用，也逐渐模糊了机载行业传统的专业界限，一体化融合已成为机载系统发展的重要方向。

2018年9月，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简称机载公司）正式成立，下属50多个机载企事业单位，这是新时代机载行业专业化整合和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实施“瘦身健体”，实现提质增效：

2016年开始，国务院对国有企业实施“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系列专项改革，推进国有企业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要求，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通过压层级（压缩管理和投资层级）、减户数、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具体措施，持续深化改革，加快机载行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促进了企业良性发展。

　开展“混改”，推进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混改）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航空工业深化改革的重头戏。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航公司）的前身是江淮仪表厂，1962年建于安徽合肥，是当初在合肥航空工业学校基础上进行校改厂而组建的航空供氧设备专业厂。

江航公司是航空工业集团第一家开展混改的试点企业，2018年6月成为国家首批试点单位率先完成混改，荣获“2019年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一等奖”。2020年7月，公司成功登录上交所科创板，成为科创板“国家混改试点企业第一股”和军工央企第一股。

　开创新模式，打造系统级产品供应商：

2012年，在国产AG600型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过程中，机载系统相关单位组成联合研制团队参与竞标，成为电力、飞行管理、空中交通告警和防撞、导航、高升力、起源和空调、液压、燃油、起落架及收放系统总承包商，自2016年起开始交付系统产品，保障了飞机研制进度。

　服务于国内民机产业发展，也是机载行业的重要使命。由于民机对安全性、适航等方面的严格要求，民航制造商采购都是通过系统级的试验验证并取得适航证的机载系统。

机载行业的那种由各单位分别交付独立设备，然后由主机单位在机上集成安装、调试试验的传统研发生产方式，已完全不能适应现代民机发展需要。

2008年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立后，围绕民机产业的发展，机载行业迈上了成为民机机载供应商的新征程。

为了让C919大型客机装上国产机载系统，机载单位改变以往单兵作战、相互竞争的做法，成立联合团队，建立起机载电力、环控、液压、燃油、航电、飞控、显控、监视、照明等多个民机产品能力中心，形成了机载行业“整队出场”参与全球竞标与研制的全新格局。通过竞标成为C919相关机载系统的联合供应商，从2015年开始交付产品，为国产大客机的研制做出了贡献。

　拓展应用领域，促进军民融合：

“翼龙”是国际军贸领域的佼佼者。当换装不同的机载载荷设备，可实现应急救援、通信联通、森林火险隐患巡查、火情侦测及防控、气象观测、人工影响气象等领域更深、更细、更广的拓展，有力地推进了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

　截止2021年末，中国航空工业机载行业共拥有56家企事业单位和11万余名职工，管理10个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拥有7家上市公司、6家海外企业及研发中心，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创新链、产业链和产品谱系，年销售收入过千亿元，具备了较强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航空工业机载正以饱满的激情阔步新征程，昂首新时代。

参考文献：航空工业出版社 中国航空工业机载简史、中国航空工业老照片。

【美篇制作：王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