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们的家

真水无香

年轻时期的父亲

40岁时的父亲

　威严的父亲 我们的家

　“老人是个宝，分享和汲取他们几十年丰富生活阅历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学习他们辛勤劳顿大半生勤俭节约大半辈子的良好习惯。”

——父亲写给孙女的一段话

我少年时期很少见到父亲，他总是在我们还没起床的时候、就风雨无阻地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了，又多半是在、我们已经上床后，他才披星戴月地推着车子回到家来。每个星期工作六天，只有星期天他能和我们在一起。

星期天一早，父亲会把我们三个小崽子从暖呼呼的被窝里拎起来、开家庭会议，从我记事起直到文革初他被管制之后，这样的家庭会议几乎从未间断过。

会议内容大多是、点评一周来各个孩子的表现，母亲前一天会向父亲讲述我们表现得情况，会上父亲会对哪个孩子提出表扬或批评，当然，弟弟是受表扬最多的，哥哥是受批评最多的。我的表现偶尔会稍带着说一说，提出批评我的情况无非是说我经常不着家，帮妈妈干活没眼色等等。

其间，我们都是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妈妈也放下手里的一切活跟我们一起坐着听爸爸说教。这样的会议，有些时候不是让我们坐着，而是，我和弟弟站在墙边一角，哥哥趴在床边脱掉裤子，爸爸用皮带狠命抽打哥哥的屁股，直到打得通红为止。

哥哥从来没哭过，他咬着牙什么也不说，爸爸一边打一边问他：

“还玩弹弓吗？”

“还打碎别人家的玻璃吗？”

哥哥依然不说话，爸爸越打越生气，越打越使劲、吓得我和弟弟站在一边哇哇的大哭，直到母亲挡在前面推开父亲为止。

这样的会议，通常会结束得要早一些，恐怖的气氛充斥着整个房间。

可能是爸爸因为看着哥哥被打得通红通红的屁股而有些内疚吧？打完后，他总会一边叮咛我和弟弟不要学着哥哥的样子，一边发给我们每个人几角钱（哥哥总会拿到更多些）算是今天的会议结束了。

我和弟弟擦一把眼泪，接过“奖金”闷头走出家门 ，向着营房的服务社走去。 等我们兜里揣着几块糖，从服务社走出来的时候，刚才的恐惧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又恢复了往日的顽皮，一脸阳光蹦蹦跳跳地加入到哪群小伙伴们的游戏中去了。

爸爸的威严和军事性管教，让我们从小都怕他，我甚至怀疑哥哥心里会有些恨他。我们都不喜欢过星期天，因为这一天我们都得规规矩矩的，父亲有事叫到我们时，我们还得先大声答一声“到”，然后要尽快跑到他身边听他说什么事。

哥哥有时会在星期天装病，而弟弟这天会装成一个乖孩子，跟着父亲一起起床，拿着扫把围着父亲慢慢的扫地，帮妈妈烧火，完全不去计较今天该谁值日了。

而我，从小就有种被遗忘被边缘化的感觉，即使，我的小红花并不比弟弟的少、即使我在学校里、也和男生打架斗殴滚在地上、即使我很快地背通了课文，读给爸爸听，在开会中爸爸也还是很少提到我。

只是有一回，我坐在正缝衣服的妈妈对面的桌子上，目不转丁地看着母亲一针一针缝衣服的时候，爸爸突然表扬了我：“小伶子能这么专注地看，说明是用心了”。

在家里爸爸的帽子和手套永远都是放在收音机的上面，父亲的衣服妈妈也总是叠得整整齐齐。那个年代，我们家里很简陋，除了营房给各家的标配家具外，如：桌子、板凳、床，我们家只有两个装被子衣服的大木箱，床的下面有一个我们都很好奇，但只有妈妈才有钥匙打开的皮箱，里面都是爸爸的东西，有一台从苏联带回来的照相机、一本影集、几套毛料西装，几本大的画册、还有很多唱片（是那种黑色园片的），我们家有台留声机也是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

记得小时候，大约两三个月中的某个星期天，父亲会高兴地带着我们全家出去郊游，那个时候不叫郊游，只是全家一起出去玩。妈妈会提前准备些葱花油饼，我们走出营房，来到不远处的三原大沟的河里抓鱼，哥哥弟弟会脱掉衣裤在河里游泳、我光着脚丫很命地踩河边上的泥，将原本很硬的泥踩得软软的。

爸爸妈妈坐在草地上摊开带来的食品，吃过东西后爸爸会给我们拍几张照片。这样的快乐时光在文革开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

文革中爸爸被管制起来，两三个月才能在两个监督他的人陪同下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大约可以呆两个小时，而我们也都在各种批斗会、公审大会中长大了些。

爸爸回家来的这两个小时必定会给我们开个家庭会，我们都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被关起来，但谁也不敢问，静静的听爸爸讲话、然后又静静地看着爸爸走出家门，那两个监视爸爸的人 我恨死他们了，可是我什么也不敢说。

我们都在文革中慢慢长大，哥哥早早就能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艰难，他从来没有向母亲提出过想买件新衣服或别的什么，他总会从他们学校食堂里给我们带回来一点好吃的东西（包子或红薯面的窝头）等。

我尽力按爸爸嘱咐的帮妈妈做饭干些家务。我们兄妹间也很少打架了、妈妈每个月只能领到18元父亲的薪金，那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幸亏妈妈去院办的家属工厂上班了，每月可以领到32元工资。

“知识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们都不能放弃学习、要有上大学的准备，总有一天社会是需要知识的”。爸爸每次回家都会反复告诫我们，我也从四年级开始，学习慢慢赶了上来（小时候身体很差常常不能去上课）。而弟弟尽管很淘气，可学习始终都是班里前几名。

在中学快毕业的那年，社会上刮起反“白专道路”的风潮，弟弟被抓了典型拉上批斗会，没让他上高中直接送去当“知青”下乡了。

即使这样，从没上过高中的弟弟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头一年就考上了大学。

现在回想起那时我们的家，父母那时艰难曲折的日子，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可是……

老年的父亲，好像是1983年正赶上邓小平搞“干部年轻化”时，爸爸55岁左右就退下来，先是干了两年研究员每天还正常上班，但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以往，早早就能下班回家了，两年后他就彻底离休不工作了。

因为我是64岁才正式离开工作退休的，所以现在想起爸爸那时还那么年轻就离职不工作有多么的不适应。

记得，离休后父亲每天无事可干天天看书，母亲依然是操持家务，哥哥的孩子一出生，母亲就开始忙着带孙子，父亲也会帮帮忙，但他一辈子也没学会做家务，至少一辈子没做过饭。

父亲离休后最开始两三年依然心系工作，原单位有什么事或来人谈事时他都非常兴奋，平时家里电话铃声一响他立马就去接，好像每天没电话对他是极大折磨，为此，我还联系哥哥弟弟让他们隔三差五给家里打电话，几个人轮流往家里播电话会让父亲感受好一些吧？

其实，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离休后的这种状况我非常理解，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还得靠他自己，终于，有几个他北京的老同学跟他一起联合要翻译一本日语的大部头书，这下有事干了，从此他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和纸片，一盏台灯从早亮到晚，烟灰也是一缸一缸的倒。

看着父亲忙得不亦乐乎我暗暗窃喜，我们兄妹们也不用再打电话骚扰他了。



1985年的夏季，父亲决定不去西安干休所，与院高层协商好买下了距二炮院两公里远的一处大院，这是导院前身十六航校的飞机指导站属地，十六航校搬走后导院安排了几家职工家属住，据说这个大院子是52年由苏联人指导修建的，院内建筑也是苏联格式。

父母搬进这个大院子时正置我生孩子刚满月不久，所以印象深刻，应该是1985年夏季离开二炮院，搬进了父母的新家，他们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

现在由我守卫着这个大院，

我要让它重返曾经的生机，

陪着父母的影子，

慢慢老去………

完

原创于北京

80岁时的老父亲

文革前期全家合影

哥哥当兵前我们的合影

90年代部分家庭成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