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七 追忆陈蛟

书海情

<p class="ql-block"> 追忆陈蛟</p><p class="ql-block"> 2023年11月3日同学会,惊悉陈蛟同学于去年因病去世,唏嘘不已。我与陈蛟从1988年第一次同学会见面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疫情前,我曾辗转找到他哥陈龙,获得电话号码,心急火燎地打了过去。电话里的声音有点沙哑,没有当年的那种亢奋,我问他是否能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都在念叨他。他回答说身体不好,一直卧床,问其病因,也是闪烁其词,讳莫如深,想加他微信,也不置可否。于是,客套寒暄几句,互道珍重作别。没曾想,这次通话成了最后的道别。</p><p class="ql-block"> 11.3同学会后,带着遗憾,思绪万千,回忆峥嵘岁月,百感交集,总想写点什么,以示对陈蛟同学的怀念。</p><p class="ql-block">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间回到六十一年前,1962年9月1日,嘉定一中开学季,初一(1)班的那间平房教室里,初见陈蛟,偏高身材,胖而结实,脸色红润,声音洪亮,常未见其影,先闻其声。头发很软,像锅盖似的贴着脑袋。书包背带放得长长的,走起路来,啪嗒啪嗒作响。</p><p class="ql-block"> 我倆是嘉一中65届届初中、68届届高中同班同学,加上一起插队2年,8年光阴。是同学中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8年中,拥有诸多共同语言和爱好,因此走得很近。</p><p class="ql-block"> 在学校,我俩都坐在最后一排,曾经还有过一段同桌时代。最后一排有它的妙处,偶尔窃窃私语,挤眉弄眼,都可以瞒过老师的眼睛。</p><p class="ql-block"> 回忆当时的学习,显得轻松,没有压力。陈蛟是班里妥妥的学霸,尤其是理科,如果不是那场运动,十有八九能与其兄成为清华园内的“蛟龙”。我和陈蛟平时交流最多的话题并非学习,而是课余爱好,天南海北,无所不聊。</p><p class="ql-block"> 六年同窗,我们既非团员,也非干部。所谓“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陈蛟为人豁达开朗,聊天到开心处,经常前仰后合,笑得岔了气。那时,男生之间常常起绰号,对他不可以,如果有人说三道四,他会马上阴沉下来,翻脸比翻书还快。</p><p class="ql-block"> 那时,我们经常相互“家访”。陈蛟家住西门候黄桥附近,从我家里出发,步行要半个多小时,然而,却乐此不疲。我倆爱好装收音机,买零件的钱,各自从姐姐那里获取。从矿石机到半导体收音机,三极管,电阻电容……都是讨论的内容,上海中央商场也是经常光顾的场所。他技术水平在我之上,去他家里,与其说是拜访,不如说学习讨教。</p><p class="ql-block">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同学们,有的在校忙忙碌碌,有的在家吃喝玩乐。我家庭出身不好,组织不需要,活动不沾边。陈蛟父亲是一个小商人,属于劳动人民阶层,红卫兵的组织活动应该是可以参加的。不知道他是不屑参加,还是不让我孤独,也老老实实在家窝着。如此,你来我往,逍遥快活。</p><p class="ql-block"> 8月以后,全国流行革命师生大串联,看到班里同学走南闯北,也想跃跃欲试,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俩策划数天后,谋定而动。国庆过后的第三天,当时我连家都没回,直接从学校走到西门高义小学,问教师哥哥要了5元钱,与陈蛟在西门汽车站汇合,乘车到安亭爬上北上的火车,开始了近两个月的串联。火车咣当咣当,开得很慢,车厢内,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无奈之下,我爬上行李架,蜷曲一团,陈蛟爬高不行,就钻进座位底下,我俩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偶尔一个转身,双目对视,莞尔一笑,友谊的升华定格于滑稽可笑的车厢之中。我在上面睡得不踏实,也不敢喝水,因为厕所已被全面占领,方便要等停车,穿山甲似的挤岀人群,下车寻找。陈蛟在座位下挺倒能睡,脚臭,汗臭,大蒜臭……全世界的难闻气体集中在这里,他全然不顾,居然能睡出鼾声来,心真大啊!</p><p class="ql-block"> 到了北京车站,我们被接待站安排在石景山苹果园小学,一个教室里几十号人打地铺,大家都只有一个目标:等待伟人接见。平时闲着没事,外出走走,皇城脚下,四九城内,都有我们的足迹。遗憾的是没留下一张合影,说到底就是囊中羞涩。我出身不好,有点英雄气短,到了北京,“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因此外出联系,出头露面都是陈蛟负责。我们在北京待了20多天,主要原因是10月中旬那次接见,排在队伍的后面,没等看到天安门,天就黑了,只得返回。(据说次日凌晨,天安门光挤掉的鞋子就装了几卡车。)11月3号我们坐部队卡车前往,速度有了,效果没了,只见伟人在遥远的城楼上招手,不一会就淡出了我湿润的眼眶。离开北京,我俩南下去了武汉,韶山继续串联。我们在株洲分手。主要这次我离家是不辞而别,心里忐忑不安,思乡心切。陈蛟继续南下广州,晚我10天回到上海。</p><p class="ql-block">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来了。我和陈蛟、陈振风安排在华亭公社徐村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元月,上海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雪降临,田野村落白茫茫一片。1月31日,由同学陆大明,徐洁明送行,踩着厚厚的积雪,跟着大队妇女主任金振娟的脚步,来到了落户的地方。我和陈振风住在秦宅,陈蛟和1班的曹晓楼住在金宅。虽说是两个生产队,相距不足百米,因此常来常往。那时的陈蛟已经少了以前的笑声,农村的苦难磨去了昔日的棱角。两年以后,他参军去了青海,当上了汽车兵。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没了联系,据说转业以后在红旗水泥厂开车,后在财务科工作。直到1988年同学聚会再次见面,此时的他,话更少了。之后,再也没了他的消息,据说,家也搬了。</p><p class="ql-block">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从玲珑少年到青葱岁月,回顾八年时光,遥想当年陈蛟,聪明好学,豪爽仗义,而今斯人已去,不禁扼腕叹息。然能以古稀之年,与先走一步的熙元、增兴同学在天堂为伴,其爽朗的笑声将永远回响在我的记忆之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