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重外记忆-师长篇

往事并不如烟

1965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入重庆外国语学校（当时已经更名为“四川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直到1969年的秋天我随同学去开江县插队，算起来在学校还是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但是，这四年中只有第一年还算是完整的正常的学校生活，其余三年都完全被淹没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与学校，特别是与老师联系甚少，甚至时有时无。尽管如此，外语学校老师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虽然已经过去快60年了。但是在我心中，这些老师的音容笑貌仍然栩栩如生，与其相关的那些事情仍然历历在目。趁60周年校庆之际，把长期存留于我心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字描述仅仅是我大脑里的主观印象和记忆，如有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或不准确的地方，还请当事老师们原谅，并请批评指正。

校长周韦
作为一个刚进校的初中生，不可能与校长有很多直接的接触。只记得周校长是一位身材较为丰满，头发有些花白，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不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她是北方人，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这些学生从来都称“孩子们”。据高年级的同学说，周校长早年曾是新四军，是一位老革命。

我们班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农村参加劳动，任务是将地里的花生苗连根拔出，再将根部的花生摘下来。周校长也跟我们一起劳动，休息的时候，我们这班学生就围着她要她讲故事。具体讲的什么故事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是她当年在新四军的事儿。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当权派的周校长肯定是靠边站了。至于有没有受到批斗，印象不是很深。到了1969年春天，第一批去开县插队落户的同学已经悉数离开了学校。第二批被安排在开江县，我也报了名。但由于开江正在武斗，出发的日子就一直往后推。这一推不打紧，把我下乡的决心也推没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母亲嫌开江太远。因此，后来同学们出发的时候，我就留了下来。一天，周校长突然出现在了我家门口，大老远的，也不知道这老太太是怎么找到我家的。进门就说明来意，她是来动员我下乡的。当时周校长刚被“解放”，恢复工作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动员我们这十几位仍然没有下乡的学生尽快下乡。好像当时重庆的政策是学生所在学校、家庭所在居委会、父母亲工作单位三管齐下，包干到人，直到每个学生都下乡了才完事。老太太刚恢复工作，就被分派这样一项吃力不讨好而且异常艰巨的任务，想想也真可怜！其实，我本人对下乡并不特别反感，因为下乡至少可以和同学在一起，因此周校长就主要做我母亲的工作。如此这般的来了几次，我母亲也感到扛不住了，就勉强答应了。老太太就趁热打铁，说最近一批将在x月x日出发，要我赶快办理手续。我母亲说，还要留点时间做几条“Yao裤”（重庆人都懂的重庆话），让我带上。老太太赶快说，就是“裤头”吧？你要忙，我来帮你做就得。老太太深怕夜长梦多，深怕我母亲变卦，希望赶快完成任务交差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最后，要走的前一天下午，老太太带着一位工宣队员来到我家，把我连人带行李送到石桥铺学校，与那一批走的其他四位同学会合。第二天凌晨，我们一行五位同学，在一位工宣队师傅的带领下，坐公交车来到沙坪坝，与沙区其他学校去开江的学生一道，登上了专门运送知青下乡的大卡车，离开了重庆。

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周韦校长，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

教导主任刘大沛

刘大沛老师是外语学校创建时期的首批教职工之一，可谓三朝元老，1965年我们进校时大沛老师就是教导主任。

一个普普通通的初一学生，与教导主任本应没有什么交集才对。可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就跟我与周韦校长本不应该有任何直接接触可偏偏最后还是校长亲自把我送上了下乡的旅途一样，我与大沛主任也有过一次难忘的接触。大沛主任本人也许已经记不得这事儿了，可对我而言，那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夏天的一个下午，天气炎热，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语文课。课间休息时，小男孩喜欢打闹。一不小心我的胳膊肘就重重地碰上了课桌的一角，顿时我就疼得晕了过去。迷迷糊糊地醒来之后，胳膊倒是不疼了，但仍然觉得头晕，恶心不已。不知道是谁报告了老师，大沛主任也来到了教室。随后，大沛主任竟然将我背在背上，气喘吁吁地把我送到上桥街上的一家小诊所（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没有送校医室）。记得接诊的是一老中医，慢腾腾地号脉，看舌苔，最后给我打了一针，服了一瓶十滴水。可我的症状却并没有缓解，见此情况，大沛主任着急了，声音也高了不少，有点责怪医生的意思。那老中医解释说，刚才打的那针就是强心针。最后，大沛主任又把我从上桥街上背回了宿舍，并自作主张地认为我是中了暑热，让我躺在床，亲自动手替我刮痧。刮痧完毕，奇迹出现了，我的所有不适症状都消失了，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真不知道这是十滴水的功劳还是大沛主任刮痧的结果。

2013年10月，母校举行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有幸再次见到大沛主任。我曾向他提过此事，但是他早已忘记了。也许，在大沛主任眼中，这真的是他日常工作中的小事一桩，不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于我，这件事情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如今依然记忆犹新。当年的老师和领导，为我们这帮十来岁的孩子真是尽心尽力。我想，为什么外语学校的学生都如此怀念自己的母校，都为自己的学校如此自豪，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吧。

2013年10月，参加校庆50周年纪念活动的刘大沛主任。

班主任老师：戴衍彬

初一甲班的班主任是美术老师戴衍彬。戴老师毕业于西南师大美术系，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同时兼任我们初一甲班的班主任。戴老师高高的身材，清瘦的脸庞，鼻子上架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身板总是挺得笔直，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灵气、一种儒雅。不知道的人，怎么也不会把他与画画的美术联系起来，因为人们心目中的美术老师，要么胡子拉楂，要么披头散发，如此干净整洁的美术老师，确实少见。

第一次班会，戴老师向全班同学介绍自己名字，夏衍的衍，文质彬彬的彬。从此，我知道了那个多一个木旁的杉读“bin”而不读“shan”。别看他名字里有个文质彬彬的彬，可他通常是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班上没有哪个同学敢在戴老师面前嘻嘻哈哈。每周一次的班会，他总是批评我们的时候多，每到这时候，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连咳嗽的声音都绝少听到。偶尔会听到女生们在背后叽叽喳喳地议论：那个戴衍彬，一点都不文质彬彬。

1965年的时候，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只发放给军队的高级干部，可我们教室前面黑板旁边就另外挂了一块小黑板，那上面会有用粉笔抄写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每周一换。刚开始流行的歌曲，戴老师会教我们学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就是戴老师教我们唱会的。全国开始学王杰了，戴老师要求我们要像王杰学习雷锋那样学习王杰，并创作了一幅王杰头像的版画，赠送给班上的每个同学。1966年的春天，戴老师组织我们全班去北温泉郊游，从此，我们班有了唯一一张全班同学的合影。戴老师还喜欢照相，每当学校开晚会表演文艺节目的时候，戴老师总会端着一台相机，旁边还连着一架带灯罩的镁光灯。每按一次快门，那镁光灯刷地亮一下，随即冉冉冒出一股白烟。戴老师会熟练地再装上一些镁粉，寻找着下一个拍摄的目标。

作为美术老师，他每周给我们上一次美术课。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学会了如何“拷贝”一幅画。就是用一块玻璃压在一张画上面，玻璃上面蒙上一张白纸，再用铅笔照着下面的画一笔一笔地描。从他那里，我第一次体验了画“模特儿”的乐趣。那天，张世禄同学被请出来站在黑板前面的讲台上，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拖把，在那儿站了整整一堂课。不过，最终惭愧得很，我与美术无缘，至今连个简单的动物都画不出来。

1984年寒假，戴老师作为江碧波教授的助手，为川外创作大型壁画《情的暖流》和《力的旋律》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川外当老师，没想到戴老师后来也到了川外工作，我们竟然成了同事，我与师母朱明老师竟然还在同一部门，原来的师生现在竟然成了同事。暑假的时候，学校工会为教工子女开设了一些兴趣班，戴老师理所当然地又成了美术老师，不过这时候向他学习画画的却变成了我的女儿。女儿高考的时候，选择了需要一定美术基础的建筑学。现在，已是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女儿，描图画画，既是一项业余爱好，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这项爱好似乎还已经传给了女儿的女儿，小家伙也喜欢到处涂涂画画。我们一家三代，似乎都与戴老师脱不了干系。

英语老师：程特娜

当时外语学校的老师大多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个个青春靓丽，人人英俊帅气，拿现在的话来说，绝对是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程特娜老师给我们小班上课的时候，也是刚从川外毕业。身材略为丰满的她，处处显示出一种知性美，举手投足之间都颇有一股Lady范儿。来到班上不久，她就为我们小班20几位同学每人取了一个英文名字。我沿用至今的英文名Jack，就是程老师为我取的。当时，我们这20几个连英语字母都认不全的小屁孩，当然也无从辨别或评价程老师的语音语调如何，只是觉得程老师讲的英语很温柔、很好听。于我来说，与英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应该与程老师不无关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程老师就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

遗憾的是程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学期的英语，不知是什么原因就离开了我们，后来也联系甚少。但程老师的形象，却一直存留心中。幸运的是，2010年5月川外60周年校庆，川外校友聚会时，没想到竟然见到了程老师，并且有幸与她合影，甚是欣慰。中学时代的师生，变成了大学的校友，也算是有缘吧！

2010年5月川外60周年校庆，与程特娜老师合影。

英语老师：朱华明

接替程老师的是同样刚从川外毕业的朱华明老师。朱老师经常穿一件夹克，脸上总带着一丝微笑，年轻英俊，充满活力，英姿勃发，帅气逼人。尽管我从没有听到过我班的女同学议论过朱老师，但现在想来，当时他绝对属于那种很有可能被女生在背后悄悄议论的年轻男老师。

我上大学以后，断断续续地与朱老师还有些联系。当时川外正在编写英语缩略语词典，按照那个时代的规矩，编写词典也要走群众路线。词典编写组于是就邀请了几位英语系的工农兵学员参加了一个词典编写座谈会，我也是工农兵学员代表之一，没想到朱老师也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尽管还没有见到有任何出版物将“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大革命）”缩写成“GPCR”，但为了方便广大工农兵群众使用，能否将“GPCR”收进该词典。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发表了一通言论。大意是我们完全不必要受出版物的束缚，没有的东西，只要革命群众需要，我们就可以创造。大有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气概。朱老师随后也作了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词典编写的基本原则是收录，而不是创造。后来每每想起此事，都不禁为自己的浅薄无知、狂妄幼稚感到脸红。

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各自忙于工作，后来我又离开了重庆，与朱老师的联系几乎就中断了。2003年学校4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又正在英国，错过了与朱老师及一众同学相聚的机会。2013年母校50周年校庆之际，终于见到了朱老师。朱老师的儿子在珠海工作，每年冬天，他都要到珠海小住一段时间。2014年的时候，我和夫人还专程到珠海去看望了朱老师。

英语老师：经有荣、吴培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一甲班共有45位同学。最初，英语课并没有分成两个小班上课，而是由经有荣老师一个人上，吴培孝老师则会在需要的时候与经老师配合，在讲台上两人表演情景对话，学生们则在底下观看模仿。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得两位老师的语音语调：“What’s your name?”“My name is Jin Yourong.”“What’s your name?”“My name is Wu Peixiao.”当时的英语课，学生既无课本，老师也不板书。学生要做的就是观看老师的情景表演，根据情景猜测老师讲话的意思，然后模仿老师的发音，学着老师的语调讲话。当然，一个单元的内容学完了，老师会发放几页打印的讲义给学生，那上面便是课堂上所教所学的文字内容。若干年以后，我自己也当了英语老师，我才知道那是当时最先进的教学法，称之为“听说领先，读写跟上”。

大约仅仅过了几周的时间，45位同学就被分成了AB两个小班。其中一个班仍由经老师授课，另外一个班则由程特娜老师上课，吴培孝老师则去了其它班级。我被分到了由程特娜老师上课的那个小班，从此，与经有荣老师就鲜有接触。多年以后，听说他去了非洲援外，染上了疾病，回国后不久就因医治无效而离开了这个世界。吴培孝老师则继续在外语学校任教，后来做了副校长。1991年，我女儿也考上了外语学校，她有幸又成了吴培孝老师的学生。遗憾的是，一年半之后，女儿便离开了外语学校，随我们一起来到了广东。即便如此，我与女儿父女两代人，仍为我们是外语学校校友的身份感到骄傲和自豪。 2013年10月，参加校庆50周年纪念活动的吴培孝老师（右）

俄语老师：黄厚琼

黄老师是俄语老师，也毕业于川外。我们是英语班，黄老师肯定没有上过我们的课，也应该与她没有什么交集。我这里要提到她，主要还是因为当年参加外语学校面试的时候，黄老师是我的主考官。面试是在沙坪坝树人小学进行的，面试的主要内容就是朗读一段文章，好像读的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里的一段。由于我从小就喜欢朗读报纸，朗读于我来说就完全没有难度。然后是模仿老师发音。在此之前，我可从未听人讲过英语或者俄语，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老师说的是啥鸟语。只是老师说一个词，我就模仿着说一个词，老师说一句话，我就照着老师的样子重复一下这句话。面试老师是啥模样，完全没有印象。可后来到了学校，黄老师竟然把我认出来了，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接受的竟然是俄语面试。

1977年，我大学毕业之后留校工作，没想到随后不久黄老师也调回川外俄语系工作。当时的大学已经开始职称评定，所有申请职称评定的老师都要通过外语考试，我们外语专业的人就要通过第二外语的考试。非英语专业的老师通常都选择英语做为第二外语，我们英语系就在全院开设了一个二外英语培训班，我曾经在这个二外英语培训班上过几天课。于是乎，当年我这个被黄老师面试能否录取进外语学校的小学生，十几年后竟然成了她的老师。荒唐虽然荒唐，但这事却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大地发生了。

1993年年初，我离开了川外来到广东。2007年，全国独立学院峰会在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分院召开，我代表现在的学校参加了峰会，没想到在会上竟然与黄老师相遇。后来得知，黄老师当时是川外成都分院的教务长。

俄语老师：李成轩：

跟黄厚琼老师一样，李老师也是俄语老师，也没有上过我们的课，本没有任何交集，但后来我们却阴差阳错地成了“同学”。我进入川外不久，即在校园里意外地碰到了李老师。原来，当时的俄语很不景气，许多俄语老师都面临着转行的问题。于是李老师便想着到川外来跟班学习英语，以方便今后转行。我当即便邀请他来我们班插班学习，随后，经过学校的批准，李老师便成了我们班的一员，跟其他学生一样，坐在教室后面静静地听课学习。就这样我们同窗学习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李老师才又回到了外语学校。

2013年10月，再次见到李成轩老师及其夫人张永志老师。 校医：佟姊惠

校医室佟医生绝对是外语学校学生中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物，我想这主要还是源于佟医生把学生当弟弟妹妹的态度，以及她那大大咧咧的性格。当年的佟医生估计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记忆中好像还扎着两条大辫子。一次学校举行文艺晚会，小学部的学生坐在礼堂的前排，佟医生与小学部的几位老师也坐在那里，有几位老师的腿上还坐着小学部的小学生。记不得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当时也弓着腰半蹲在佟医生的旁边看演出。佟医生无意中看到了我，也许她把我也当成了小学部的小学生，顺势就把我按到她腿上坐了下来。虽然当时我才只有十三岁，但还是把我闹了个大红脸。扭捏着坐了几分钟，赶紧起身逃跑了。

当年的校医室设备简陋，药的品种也少。学生有个头疼脑热的，阿司匹林、头痛粉等便是常用药。学生中于是便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要用重庆话读）：佟医生，真可恶，阿司匹林当神药，又医脑壳又医脚……

2013年10月，参加校庆50周年纪念活动的佟姊惠医生。 伙食团长：庞尊荣

我们进校时的1965年，国民经济已经大为好转，但供应仍然紧张，粮食一直都是定量。学生每月除四个星期天回家之外，其余时间都在食堂就餐。记得是每八人一桌，每桌两个菜。米饭不定量，随便吃。这在当时的大中学校来说，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唯一一家了。当然，庞团长在背后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每到开饭时刻，你都可以看到庞团长笑咪咪地或站在食堂门口迎接学生，或在各饭桌之间巡查询问。进校后不久就是中秋节，那天晚上我们喝到了八宝粥。一次我们到校外劳动，返回时途中遇雨，没想到到了食堂，迎接我们的除了庞团长的笑容以外，还有一大桶热辣辣香甜甜的姜汤。班级要是外出活动，只要提前打个招呼，食堂可以提前或者推后开饭，甚至可以提供干粮。那次我们几个同学与朱华明老师去白市驿看飞机，清早天不亮就到食堂拿到了热腾腾的肉包子。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与庞团长有关。

顺便说一句，当年学生私下里都叫庞团长为“庞团”。看来，如今流行的什么李校（长）、张院（长）、王局（长）等称呼，其实统统都是因为我们当年便开了风气之先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