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我的家，一辈子都守着的地方。（一）

耿利宜

家，从古至今，从异域到本土，人们赋予了它各种定义，很多生动的比喻和美丽的词汇都给予了它。对于＂家＂，我脑海里永远定格了一个这样的场景：一个风雨交加夜，电闪雷鸣，杂着几声狗叫，仍有人风雨尚未归，或是无家可归，我却守在家里，不必害怕外面肆虐的风雨，幸福感瞬间爆棚。我也观察到，各个不同的家有各种不同的氛围，有矛盾和纷争，有尊重和体谅，有关爱和抚慰，甚至也有打骂和虐待。于是，我用自我的认知为其定义：充满了各种情感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空间。我的家多与学校有关，小时候跟着母亲住校，年长后跟着先生住校，如今年纪大了，仍旧住在校园里。我追忆着过往的岁月，试着编成一个小相册，标题就为：校园我的家。

1950年2月，当政局稳定以后，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回到了母亲湘潭的老家。穿着长棉袍，流着鼻涕的我总是缠着大人要去＂白相＂（江苏话玩耍的意思）。1950年9月母亲开始在豫章学校任教，校址就是当时的江西会馆。小小年纪的我有点调皮，曾在这里重重摔了一跤，牙都跌松了，喝水都疼，额头上至今还留有印记。后来，市里又新办了一所和平小学，母亲就调往了那里。

＂和平小学＂校名于1952年4月22日嵌于学校新建的大礼堂正门上方，礼堂建得很庄重，显得古色古香。周步云老师说，当时有些朝南岳的香客返回时，也来这里朝拜一下，他们可能把这当作是某个廟宇的山门了。作为一所完全小学，有一个这样不怕刮风下雨的大礼堂很不错了，很多活动都在礼堂举行，俨然成了学校一个很神圣的地方。1998年，大礼堂成危房，拆除后，石碑就保存于校园一角。

校园里的生活丰富多彩，虽然没有高端的运动器械，我们仍旧玩得不亦乐乎，开心快乐。学校前坪的一角就是秋千架和巨人步。我因有住校的优势，玩的时间更多，尤其是荡秋千的技巧，真的扛扛的，发挥最好时，荡得与上面的横梁几乎平了。虽然实物早就没有了，但记忆犹存。记得有一年中秋，院子里的孩子们还搞了次拜月仪式呢。大家带来了月饼、花生、藕等小点心，吃得有味，玩得开心。

这张照片是和平小学校友刘绍秋珍藏的，左一的女老师叫曾旭初老师，右边的女老师是大队辅导员潘炯老师。当时到和平小学来时，她们都很年轻。在一台晚会上，七位美女老师表演的《天仙配》中仙女下凡的片段把我看呆了。

看到老师们除了教学还能歌善舞，受此影响，我除认真读书也喜欢上了文艺。一曲歌，一个舞蹈，一首小诗，都让我萌生出很大的兴趣。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参演的一个音乐剧：三只蝴蝶。至今这个故事仍是幼儿园的教材。我自娱自唱，回忆那一段快乐的时光。

这张照片第三排右一是第一任张祖达校长。第二任校长李钧吉是教育局派来的骨干教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和我母亲私下关系还不错。1957年六一儿童节，他送了我一个日记本，并在扉页题字：多思多想多生活。短短几个字，饱含着长辈对晚辈寄予的殷切期望。

紧接着他就＂打＂成了右派，被罚在厨房劳动改造，经常看见他在厨房的水井里吊水。一些不谙事的学生就在旁边奚落他：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倒右派李钧吉。转瞬间从受人尊敬的校长任上跌落至人人都可唾弃、羞辱的境地。小小年纪的我不能理解，好人坏人的转换怎么这么快呢？一个＂打＂字，显示出运动的残酷。若干年后，我才能理解他们所经历的：被压垮的脊梁，被剥夺的尊严，被毁掉的事业，甚至被夺去的生命。

出校门的右手边就是新华书店，好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放学后，我总是迫不及待的跑去看书。靠着书架下面的柜子，习地而坐，读得很是专注，书店的营业员也不赶我们。可以读到很多新出的书，帮我打开了眼界，喜欢读书的习惯也是从这养成的。有时也存点零花钱买本自己很喜欢的书。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互联网，加上手机的普及，快歺式阅读的兴起，书店也萧条了。再也不是我心中那个时时光顾的知识的殿堂。我因此养成的爱书的习惯到老都没变，先是喜欢逛书店，后来逛书城，书成了我们家最多的储藏品，可以视作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了。虽然人老眼花，还是习惯性的不时翻翻书，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与抚慰。

出校门左手边走过去不远是红月亮电影院。它是于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建的，那时的中苏关系还处于蜜月期，故以此命名纪念。我们看电影可就方便了，很多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我经常看完小说又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又翻阅小说。后来母亲调到很远的小东门学校去了，我就寄住在马峥嵘老师家。红月亮电影院的露天剧场就在我睡的房间的隔壁的坡下，还真＂听＂了不少电影，印象最深的就是田华主演的《白毛女》。

这是小学毕业时，红领巾歌舞团拍的一张集体照，弥足珍贵。看看这些稚嫩的面孔，还记得曾经的你吗？后排右四是瘦瘦的我，后排右一就是我们的团长欧阳铁民老师。加入红领巾歌舞团，是件让人开心的事。去电台录制节目，让人觉得很新鲜。说个笑话，我们排了个节目《胖嫂回娘家》，饰演胖嫂的同学有事上不了台，我自告奋勇顶替她，因为太瘦，只好穿了件棉袄登台，可惜没有留下演出照。七十岁时，高中同学沩山聚会，我和老同学张旭华又一次唱起了《胖嫂回娘家》。

1958年大跃进，人人豪气冲天，生产热情高涨。短时效应还行，后来却是攀比、吹牛，接着是大饥荒，饿肚子。为了跟上形势，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卷入了时代的浪潮。校园里少了琅琅读书声，代之而起的是搓水泥砣、土法上马炼钢（铁）的场景，不管效果怎样，只要人人都参与了就好。一派热气腾腾景象。即算我家就在学校里面，也和同学们一起住在大教室里，统一打地铺，实行军事化管理。这两张照片是示意图。

马老师家就在学校隔壁的双璧无瑕里。这座石牌坊后来移到了雨湖公园，并加以修复，这是如今的模样。关于这座牌坊也有一些传说：嘉庆年间，一对姑嫂从江西逃荒至湘潭，不幸被骗卖入妓院，姑嫂二人誓死不从，乘夜色双双投雨湖自尽。湘潭民间哀其不幸，感其贞烈，建＂双璧坊＂于雨湖之畔，以示悼念。署坊曰＂双璧无瑕＂，四根石柱上刻着两副坊联。一幅为：不及黄泉焉避害，有如白水表同心。另一副为：青冢芳魂留片石，白波明水照双娥。我又去了双璧无瑕旧址，如今多是挤挤挨挨的老房子，一墙之隔就是和平小学。和一个大哥闲聊了一下，他说当年这里拆建时，在尼姑们居住的地方，挖出了一些坛子，应是她们坐化后的遗骸。回忆起1954年涨大水，因雨湖与湘江相通，大水漫过了学校门前的马路，大人们把我放到了这个地势较高处的一间大房子里，地面上爬满了蚯蚓，吓得我在这些蠕动着的小虫子间蹦个不停。

雨湖公园位于湘潭市中心，原本是一条连通湘江的沟，经人工开辟成湖，解放前，湖泥淤积，湖水发臭。1954年，辟为公园后，开始修浚，湖面渐阔，湖水渐清，沿湖种植了很多柳树，意为恢复烟柳堤的旧貌。当时修复得好的应是上湖和中湖，好多年后才开发后湖。如今的后湖也很漂亮了。和平小学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出了学校，对面就是雨湖公园，我最喜欢的是湖边的柳树，这个小小的情结一直维系到如今。外出旅游，我很喜欢拍水边的垂柳依依的镜头，那是儿时的一种深刻记忆。

将近七十年的时光，小时候经常去雨湖公园玩耍，后来老了，聚会活动场所也经常选择这里，可以说雨湖公园陪我长大，伴我变老。2017年，城里头发小聚会，感慨之余，写了一首小诗：清漪湖面柳丝垂，草绿花红春意菲。如今虽已霜鬓染，也将心语韵夕晖。

和平小学原来的老校舍早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很多新建筑。校训石碑：乐学，求新，励志，尚美，愿教育的精髓代代相传。我去看望了和平小学的周步云老师老俩口，年近九十的他，仍旧思维敏捷，记性很好。我们聊起当年的老师、学生，往事又在脑海中浮现。离开时，我拍了一张学校正面照。这里曾经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快乐的家。当然也有让人难过的事发生在这里。

老校友在新校门前合影。

和平小学毕业，我来到了市一中这个大家。离家太远，要在学校寄宿。刚走进校园，觉得真大，从最后面的女生宿舍，经过北舍、谷水塘，才到钟楼旁的学习大楼和西斋，我们上课的地方。再过去就是图书室所在的南楼，看到这么大的校区，我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还有种心慌的感觉，显得无所适从，不踏实，以至于刚开学时，老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流泪，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孩子。

我只能周末和寒暑假回到小东门学校，这个小很多的校园的家里。可惜找不到老照片了，只记得学校后面操坪里的那棵桑椹树，桑椹成熟时，从地上检起塞进嘴里，满嘴都红红的。还有我们住的地方有大大小小的天井，差不多年龄的玩伴也多。最要好的要算李老师的女儿殊殊了，他们家的外婆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我和殊殊虽分别在一中和二中就读，我对她班里的同学的名字好多很熟悉，大概是女孩子喜欢一起交流的缘故吧。

因为学校就在湘江边，印象最深的就是热闹的龙舟赛。自从一大桥建好后，就成了龙舟赛的起点，终点就在离铁桥不远处。我们站在小东门码头的石墩上是最佳观赛处了。

千年传统端午节，楚韵湘风赛龙舟。群龙竞渡遵号令，桨叶齐划听鼓声。那激扬的号子声，有节奏的锣鼓声，让人兴奋。划桨的也是舍命卖力的划，船舷边浪花飞溅。

河岸两边观赛的人很多，大家都期盼着这一天。记得有一年，我正看比赛，别人告诉我，有人在画你呢。原来是日报的一个记者在画速写。正是：我在看比赛，他在画看比赛的我。

初中几年，也经历了一段社会的急剧变化，刚进一中，饭是敞开肚皮吃，菜虽不多，也夠吃。渐渐改为脸盆蒸饭了，每人划一块。先是很深的大脸盆，慢慢变成浅浅的脸盆。后来菜里的油水少了，老觉得有饥饿感。到后来就是谷磨成粉，不打成米吃了，虽然增加了饱腹感，但也容易便秘。我父母亲在小东门学校围墙边挖了一小块土，种了藤蕹、红萝卜等，等我从学校回来时，可以吃点当时称为营养品的红萝卜，藤蕹的根也洗净炒着吃。应该是1962年，我生日的头一天（第二天要上课），母亲带我去了城里头泗洲庵巷口的一个小店里，给我炒了一碗五角钱的蛋炒饭，看着我吃了，说：这就是给你过生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碗生日蛋炒饭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这是父母对儿女的爱的一种表达。那时每个人一月几两的饼干票，母亲也总是优先照顾我。那小小的机制饼干的味道真香。这都是因为过苦日子，物资缺乏造成的。看看如今孩子们的零食，应有尽有，想吃啥买啥。

从1978年12月开始，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各个方面都活跃起来。我们一些老同学也常常见见面。这张照片拍摄于八十年代，那时的我还是瘦瘦的，仍旧没变成胖大嫂。

2015年5月，我们初中同学相聚在和平公园，请来了当年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把我们迎进一中的班主任肖光晔老师，一位是将我们送出一中的班主任荣宜嘉老师。两位老师都是办在一中南楼的首届湘潭大学的校友，一起分配到了一中。

高中三年仍在市一中，我和同住小东门学校的好朋友殊殊分在同一个班，我们先读了一段时间的通学。每天五点起床，五点半从家里出发，天还没大亮，走五十来分钟，到学校有时还能赶上寄宿生的早自习呢！那时候学习的自律性很强。后来学习任务重了，还是住到学校里，我又融入了一中校园这个大家庭。踌躇满志的陈先生刚送完一届毕业班，这个高49班被评为湘潭市青年群英会、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文教系统学生中仅此一个。他和学生年龄相近，班上工作也是放手让学生干部去管去做，奉行无为而治之法。接着他就接手了高63班，没想到一年后，竟遭遇滑铁卢，学生中传抄的一份小小刊物成了导火索，这只不过是年青人精力过剩，因为爱好而玩玩文字游戏，没想到却定性为反动刊物，遭致全校批判，他被视为黑后台，班主任的职务也免了。好在他想得开，不当班主任也罢，那就好好教课吧，仍旧是一副坦然模样。

尽管发生了闹心的事，但高中阶段也有快乐时光。苦日子渐渐远去，形势向好，国家恢复了一些元气，文化艺术界迎来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期，校园里整天播放着那些哙炙人口的热门歌剧中的歌曲，经典话剧也走进了校园。我们班是各类人才都有，除了认真读书，年青人思想活跃，迅速跟上时代的脚步，开展各种活动。开始是自己班上开开周末晚会，大家好玩。后来眼界高了，胃口大了，竟然举一班之力在学校大礼堂办了一次周末晚会。我们跳起了欢快的洗衣舞，扮成黑人演出活报剧《刚果怒火》，还有相声表演，热门电影插曲演唱等，节目纷呈。我和旭华表演了小话剧《柜台》，分饰母女俩。大概是受观看了话剧《雷雨》的影响吧，我们演个小型的。

学校排了一个《革命星火》歌舞剧，参加市里的演出，我们班好几个同学都参加了，大多饰演革命战士，张斌演还乡团长，我演老太婆。

那时候精力充沛，学习之外就想着法儿玩，这是一次去锰矿的远足活动，临行前在十五总的红星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在店里的展示柜台摆放了很久。照片题诗：文质彬彬是诗人，利宜鲜肉手中提，殊殊双手闲不住，旭华乐得笑眯眯。

高中时，周末闲暇仍旧喜欢去雨湖的新华书店，追捧着三毛的书。内容丰富，五角钱一本的五角丛书也是我的最爱。如今孙辈还读着我保存的三毛的著作。最难忘记的是一本五角号码字典促成了师生之谊。

高中毕业了，我们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高考对于我而言，只是走了一个过场。结局早已注定，提前预设。

教育局的一纸通知书把我们一些高中毕业同学送到了昭山脚下的劳动大学。这个校园大不同，它原是一个林场，有几栋简陋的建筑，上课就去六中的教室，大部分时间是在山上栽竹、种茶，植树。不大的校园处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如今那山里的竹子就是见证。在这里还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几年时间，经历了身体和思想的双重历练。

我们有幸坐上了一趟专列火车去了北京串联，汇入了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时代浪潮。1966年11月26日天还没亮，就步行赶往西郊机场，几百人长的队伍前面是手牵着手的部队战士。当主席乘坐的车辆驶过，只见红色浪潮一波一波涌来，口号声响彻云天。最后散去时则是满地的狼藉和医疗帐篷里挤伤的人。这是最后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狂热的场景实属罕见。借着这次机会，我们部分高中同学还在北京相聚了，在天安门前合影。

因为我们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就住在海淀区一个中央机构的接待站，我一个人去颐和园慢慢游。

当一切都回归平静，步入正常轨道，我们这些当年战天斗地的战友加同学，迎来了20年后的相聚。参与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的同学不少，历届的市一中的校友也不少。这是50年后的再次相聚。

多年后，再来昭山，故地重访，已经人去楼空，很是凋败。只见当年的水井仍在。只是现在连这些都己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了。

文革后期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下放，劳动大学的学生再次下到了生产队插队落户。我与师生之谊转为亲情之守的先生一起，义无反顾的去了浏阳。一年后，先生返校，我的户口却留在当地。经过力争，总算同意我可以落户一中了，这样我又回到了曾求学六年的母校，只是需自行解决工作问题。先把家安下再说。我们先住在南楼，后又搬到校外的绮湘楼，一中很多老教师都住在这栋楼里，再后来又搬到北舍。好在当时搬家简单，还能经得起这几番折腾。这是2009年，与当年下乡时的支书合影，当时居住的对面就是如今的大围山森林公园了。后来我也多次来这里，这是高中同学一起游玩的合影。

这栋二层楼房本是给单身教师住的，后来取消了此规定，我们从北舍搬到这里，分了两间房，这个家总算安定了。一直住了10年。楼梯间就是我家的厨房。尽管周边起了好几栋教工宿舍，但这栋房子一直没拆，我到一中来总关注一下它。在这里我带大了儿子，生下了女儿，送走了老人。几件大事情几乎都发生在这里。加上我读书在校寄宿时间，我在一中差不多近20年，这个家也记忆深刻。只是作为危房也将被拆掉，以此留个存照吧。

这张照片就在这栋楼前拍的。我家老人去世，也是学校的老师一起帮忙，在楼前的坪里料理了后事。下面一张是在一中的标志性地点谷水塘边拍的。

女儿也在这里渐渐长大。这张照片是她小时和幼儿园小朋友的合影，这个害羞的小姑娘就是左边探出头来的那一个。另一张是幼儿园小朋友和杨阿姨合照，我家姑娘仍旧是上排左侧最害羞的那一个。

先生回到一中后，潜心钻研业务，很快就写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语病分析》，因为适应性强，一版再版。当时可没有稿费呵，就是送作者几十本书。他不在乎这些，写的东西能得到认可就好。为书做校对，我可花了不少时间呢！

这几张照片是1980年校庆时拍摄的，多为63班和66班的同学。一晃又过去了四十多年，其间的人事又发生了很多变化，只有照片定格了当时的笑容。

因为知识根底较深，教学不错，陈先生参加了1983年8月《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组织的全国文言文教学座谈会。这张珍贵的照片是在叶圣陶老先生家中拍摄的。前排居中为叶圣陶老先生，后排右一为叶圣陶先生之子叶至善。二排左二为陈老师。1959来到一中，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里。

1984年，我们一家离开了一中，这里有我人生重要阶段的悲与喜，乐和忧，这里是我的大校园和小家庭的所在地。承载着很多过往：我的工作的敲定，先生的事业进展，孩子的教育，老人的瞻养等等。人生路上有鲜花，也有荆棘，有坦途，也有逆境，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后来我也多次回到一中校园，谷水塘中间的陶公亭，旁边高耸的图书馆，这都是校园的新模样了。钟楼，这座始建于1933年的哥特式建筑，在潭中校友心中拥有永恒的魅力。它于我，象一个多年的挈友和知己，见证了那些纯真的情感和青春年华。一中，你曾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最要驿站，一处停泊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