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事情，特别是安定和发展，是赛福鼎同志最为期盼的

美友10479596

尧里达西·玉素甫​

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新疆问题时说:“新疆的事情，特别是安定和发展，是赛福鼎同志最为期盼的。”我认为，这两句话是对赛福鼎·艾则孜一生的重要概括。为此，我将这句话作为了我这篇回忆文章的标题。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

1973年夏，赛福鼎·艾则孜同志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要职。当时新疆的情况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困难也很多。由于新疆原主要领导人所犯严重错误，新疆当时派性泛滥，无政府主义蔓延，生产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赛福鼎·艾则孜。

当时，人们常提到“六、七、八与一线”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所谓“六”是指煤炭能源，因为当时乌鲁木齐的煤炭主要在六道湾煤矿，有了煤炭，才能发电，有了电，什么事情都能办。所谓“七”，是指纺织工业，因为当时新疆最大的纺织厂就是“七一棉纺厂”，该厂除了基本解决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棉布问题以外，也是新疆纺织业的龙头企业。所谓“八”是指钢铁工业，因为当时新疆最大的钢铁厂就是“八一钢铁厂”。该厂是直接满足新疆对钢铁需要的唯一企业。所谓“一线”，是指交通运输，主要是公路、铁路运输。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乱局，赛福鼎同志将“六、七、八与一线”作为工作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一、组织六道湾煤矿工作队。赛福鼎同志亲自抓了工作队的组建，任命自治区党委一位副秘书长为工作队队长，从自治区党委机关和有关部门也抽调了得力的干部。由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李恽和同志负责工作队日常工作，全权处理和解决平时出现的问题。从此，煤矿产量稳步增长，使乌鲁木齐市区的电力照明供应基本得到了保证。该工作组进驻煤矿半年之久，在解决煤矿的问题时，也很好地做了其他的外部协调，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理顺了工作。

二、调整了“七一棉纺厂”的领导班子。任命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杨维夫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该班子成立以后，纺织厂的工作有了转机，人民生活急需的布匹生产开始得到恢复。

三、加强了“八一钢铁厂”的工作。首先从自治区重工业局、有色金属局等部门抽调了得力的干部，然后将该厂从重工业厅分离出来，将其提升为由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直接管理的正厅局级单位。从此，该厂走上正轨，开始为新疆的工业、交通、运输、建筑提供急需的钢材。

　　△1975年春，赛福鼎·艾则孜深入新疆八一钢铁厂检查指导工作。

四、抓紧了“一条线”。首先抓紧了交通运输工作。

第一，调整了自治区交通局的班子。1972年6月，李泽民(“文革”前的交通厅党委书记)等四位同志被充实到了领导班子，从而使交通局的领导班子成为有一定战斗力的新班子。该班子得到加强以后，先调整了交通局下属的各级班子，然后以统一指挥为基础，确定了能够调动各地和各部门积极性的管理机制。恢复了自治区运输管理局，成立了自治区运输总公司，从而抓紧了自治区的客运和运营流通工作。当年八月，以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乌鲁木齐北门体育馆召开了大型的动员大会，自治区领导作了动员讲话。动员大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尽管赛福鼎同志没有亲临大会，但事先他听取了我们的报告，并作了具体指示。

第二，成立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交通运输指挥部。1972年12月15日，赛福鼎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刘星同志为总指挥的交通运输指挥部；李恽和同志、李秉仁、李泽民和我为副总指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交通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军区后勤部、石油工业部门、运输公司、铁路局、物资局和商业厅抽调。在这次会议上，赛福鼎同志说：从联络、公路到火车、飞机，均由指挥部统一领导。该指挥部从1973年1月开始，负责对每个月需要运输的货物、能够运输的货物等以及所需运输力进行协调和计划保障，从而使最急需的货物得到了运输保障。

第三，组建了两个汽车团。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1972年通过新疆运往西藏阿里地区的物资大为减少，1973年后和田地区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赛福鼎通过向中央提出申请，当面向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等请示，为新疆解决了1000辆解放牌新汽车。同时，为了尽早有效地利用这些运输工具，新疆军区先后组建了两个汽车团，即第五十三团和五十四团。五十三团从1973年就开始投入运营。这两个汽车团，作为交通运输指挥部最为可靠的运输力量，成为完成最重要、最紧迫任务的重要保证。

第四，派工作队进驻新疆第一汽车大修厂。该厂原为龙书金（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抓的点，随着他们的错误被揭露，该厂出现了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现象，生产全面停止，厂内偷窃、欺诈和其他犯罪活动泛滥蔓延，使之成为一个很不安定的单位。由于该厂造成的不良影响，使整个交通系统的大小汽修厂都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的状态。因而，各运输公司汽车的技术状态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成为当时畅顺交通运输事业，保障新疆国民经济、满足社会对交通运输之需要亟待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为此，1973年8月，决定以交通局为主，从计委等五六个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自治区党委工作队进驻该厂。我担任该工作队队长。

刚进入1974年，全国开始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在群众中，“反潮流”的口号开始颇有市场，“反潮流小组”搞乱了形势。曹思明和李恽和同志决定召开会议将这两个工作队合为一个工作队，让我担任队长，让杨华清同志担任我的副手。于是，我们决定当年3月正式开展工作，直接动员群众，采取分阶段、按步骤开展工作的方法，争取全厂早日恢复生产。我们明确表示，凡是有利于恢复生产的事情，我们就坚决办，不利于恢复生产的事情，就坚决拒绝。这一工作方法得到了全厂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4月，铸造车间和大修车间恢复了生产。铸造车间四位工人贴出了以“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决不躺着吃社会主义!”为标题的大字报。我们广泛宣传了该大字报，在全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出现了以108人的名义张贴的以“抓革命，才能理顺一切”为主要内容的又一张大字报。针对这张观点错误的大字报，厂里决定召开大会，交通局机关干部职工和局领导也准备参加大会。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厂内、局机关到处贴满了与我们唱反调的大字报。他们的目的是：迫使工作队放弃工作设想，使全厂重新回到所谓的“抓革命”却不生产的混乱中去。我们以实际工作做出了回答。我们决定按照既定部署召开大会，谁破坏这个安排，就坚决打击谁。我们按照原来的计划开展工作，使他们的目的未能得逞。过了一个月之后，全厂基本恢复了生产。在厂里和机关成立了治安巡逻组，使社会治安得到了明显的改进。为了利用这个形势，进一步深入开展各项工作，5月，我们召开了以“抓革命，促生产，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决不躺着吃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动员大会。自治区“学大庆办公室”的负责人出席了这个动员大会。但是，参加大会的领导人员乘坐的汽车上，贴满了一部分人写的大字报。他们的目的是：制造麻烦，将第一汽车大修厂再一次拖入所谓“大辩论”的旋涡中。但我们没有上当，将贴满大字报的车直接开到和平渠旁，进行了彻底清洗。事情按照我们所预料的得到了发展，6月，全厂完全恢复了生产。七八月间，局面进一步得到稳定，8月底，我们工作队胜利完成任务，撤出了该厂。

我们的工作队，一直得到赛福鼎同志和自治区党委的支持。在1973年3月底召开的一次汇报会上，赛福鼎等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以后，肯定了我们的设想，增强了我们的信心。4月，当我们的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时，自治区党委“批林批孔办公室”还专门派人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发了简报。自治区党委领导表彰我们的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该简讯发到了全疆。1974年10月，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带领当时正在召开的工作会议的代表，通过参加劳动，调研了该厂的情况。在此基础上，1975年该厂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从此，该厂不断进取，跨入了自治区先进企业的行列。

与此同时，赛福鼎同志和他领导的自治区党委，还抓紧了作为交通运输重要部门的汽配零部件供应部门的工作。派工作组，整顿了工作秩序。

第五，恢复了驾驶员的差旅费。1971年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原主要领导认为:“驾驶员领工资，还拿差旅费，是修正主义。”于是做出了“要逐步取消为驾驶员发放差旅费(每天1.50元)的弊端，先暂时减少50%，按0.75元发放”的决定。这件事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使驾驶员的生产积极性遭到了挫伤。重新组建的交通局领导将这个问题向赛福鼎同志和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作了反映。赛福鼎同志和自治区党委非常重视这件事，要求交通局起草一个报告。

1973年夏，我们草拟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我们提出:“驾驶员出差很辛苦，耗时长，为他们发放的差旅费是合理的补贴，这绝不是修正主义。革命委员会于1971年做出的关于驾驶员差旅费的决定是错误的，应该予以纠正。”革命委员会领导很重视我们的这个报告，安排劳动计划部门召开座谈会，统一了认识，后发出正式文件，纠正了原来的错误决定。这件事，对于调动驾驶员的积极性，促进交通运输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赛福鼎同志曾提出：“新疆一要打好粮食翻身仗，二要打好交通运输翻身仗。”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在当时就是抓住了工作的重点，国家有足够的粮食人民才不会挨饿，军队、警察、国家工作人员才不会挨饿，国家的基础才能牢固。只有保障了人们正常的物质生活之需要，才能使整个经济和社会活动不仅得到正常运转，而且能得到逐步前进。

1974年秋，自治区党委接受了赛福鼎同志的上述倡议。为了贯彻落实这个精神，1974年11月，自治区党委召开由各县市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形成了一个正式的决议，并提出了全疆“全党动员，大力发展农业，坚定不移地打好粮食翻身仗”的号召。会后，全疆掀起了“打好两个翻身仗”、“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从1975年初开始，自治区组织各部局委办工作团，派往各县市。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派人到了精河县，交通局由我带队(包括石油运输公司、国防工办抽调的人员)到叶城县。

赛福鼎同志是新疆石化建设奠基的领导者之一。1975年以前，虽然独山子有一家炼油厂，但还没有一家由国家正式立项投资建成的石化企业。新疆的石化工业除了为本区炼出足够的石油以外，主要生产原油。赛福鼎同志向中央请示，征得批准后，于1973年3月27日，自治区批准兴建石油化工厂，并同意选址在米泉地区的铁厂沟口。1975年4月5日，新疆石油局石油化工厂破土动工全面兴建。赛福鼎同志和杨勇同志出席了该厂建设开工仪式，并剪了彩。

　　△1975年4月5日，赛福鼎·艾则孜在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开工仪式上剪彩。出席仪式的自治区党政军领导有杨勇、司马义·艾买提、张世功、李恽和、曹达诺夫、铁木尔·达瓦买提等。

同年10月，连接该厂的一条专列铁路建成并通车。该厂炼油设备首次开始投入生产。修建了宽敞的道路和整齐的厂房、住宅。该厂所处的地方原为一片荒漠戈壁，现在这里已成为了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小城。如今，这里道路平整、宽敞，高楼林立，生活设施先进、齐全，别有风采。经过数年的努力，该厂除了能生产数千吨原油、提炼各种石油成品以外，还成为年产数十万吨化肥和其他产品的创造一亿元价值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

1977年5月17日，赛福鼎同志听到叶城县乌夏巴什与柯克亚交界处的恰西坎马扎勘探会战点一号井喷出石油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在听取了有关人员的介绍以后，他欣然命笔，通过诗歌来抒发自己激动的心情。他亲临油田向当地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表示了祝贺。是年6月，在伊宁召开的自治区农业工作会议上，还就叶城出石油的情况安排有关人员召开了报告会，并在当时的会议上通过了由他提出的“柯克亚油田”的命名。

△1977年7月，赛福鼎·艾则孜（前排左三）在科克亚油田喷出油的一号井处在听取柯克亚一号井抢险总指挥瓦力斯江・吐尔地（左二）的汇报。

赛福鼎同志非常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1988年夏，他亲笔为设在乌鲁木齐南门“汗腾格里清真寺”的商贸大厦题名。他多次嘱咐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士要将维吾尔族服装系列整理出来，将维吾尔族服装系列推向国内外市场。他还多次强调要积极挖掘和开发维吾尔族手工艺产品，努力多出口、多外销。

　　△1988年7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左二）在喀什市刺绣厂视察工作。右二为时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阿不都热依木·力提甫、左一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买买提·沙木沙克。

赛福鼎同志还热情支持企业积极参加国际商贸活动。1992年，新疆石油总公司提出了希望给予他们进出口权的申请。由于当时审批过程需要很长时间，他们便向赛福鼎同志提交了申请。赛福鼎同志非常热情，支持他们的想法，并亲笔给当时的国家外贸部写了一封信。在他的过问下，这个报告不到20天就得到了批复。

　　△1991年8月，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陪同赛福鼎·艾则孜在克拉玛依市视察工作，并在克拉玛依一号井纪念碑前留影，右一夫人阿依木·艾则孜。

赛福鼎同志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过程中，我所见证的有这样两件事情：

一是“解放”干部的问题。1970年夏，有关部门向我们传达了赛福鼎同志关于要“尽快‘解放’大多数干部”的指示。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只有少部分干部得到“解放”恢复原职，至1970年，还有一大批干部尚未得到“解放”。干部们因为一直等待被“解放”而几乎失去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赛福鼎同志提出要尽快“解放”大多数干部，这无疑是个重大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当时我在自治区客运公司工作。在赛福鼎同志“解放”干部指示的推动下，不到半个月就有100多名干部得到了“解放”，恢复了原职。被“解放”的干部们喜笑颜开，好像年轻了许多，精神振奋。

二是“解放”了被禁唱的部分歌曲。1971年夏，阿依木·艾则孜（赛福鼎·艾则孜夫人、时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按照赛福鼎同志的委托，在自治区党委前楼的二层会议室里专门召开会议，向大家传达赛福鼎同志关于“解放”部分维吾尔民歌、歌曲的意见。记得向自治区各行各业30多位与会者征求了意见，当时我也在场。为便于讨论，阿依木·艾则孜向大家播放了53支民歌和歌曲的录音。尽管当时争论很热烈，但在统一认识方面却没有多大的进展。我在会上发言说:“由于人们没有像样的歌曲、音乐欣赏，所以收听国外（当时苏联中亚个别加盟共和国对新疆的广播）广播的歌曲，许多人成了现行反革命，在有些场合，人们听完了革命歌曲而后说：“我们现在开始批判‘黄色歌曲’吧”，便借假批判唱起那些老歌、民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们应该理解他们，为了不使许多人成为“反革命分子”，为了人们不要再‘借假批判民歌，听民歌’，我们应该为他们创造一个光明磊落听民歌的环境，我建议首先应该“解放”这个名单里的民歌和歌曲，如果造成不良影响，还可以纠正嘛?... ”接着又有几位同志发表了意见。固执己见的那些同志也开始松动了。于是，决定首先“解放”其中的30首民歌。听说，后来在收音机里播放了这些被“解放”的歌以后，有不少听众留下了激动的热泪，有些人还以为收听的是外国广播歌曲，非常慌张。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总之，饱受了禁歌之苦的人民群众听到了这些歌曲以后，重新焕发了希望和乐趣，增强了纠正严重的极左思潮的信心。

我回忆了 1970年大部分干部得到“解放”的情况，同时回忆了1971年夏季部分民歌得到解禁和“解放”的情况，在两个夏季出现了两件好事，而这两件好事都与赛福鼎同志的关心和重视分不开。这些都是由他提议做成的。虽然现在看来，这些事情也许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在当时确实是大事，这充分体现了赛福鼎同志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博大胸怀和无畏的政治胆略。

于2006年10月，乌鲁木齐

「作者曾先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厅长、经贸委副主任」

（原载《纪念赛福鼎同志文集》民族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纪念赛福鼎先生逝世二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