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静弦

　自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来，高考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如今每逢高考，必伴有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报导及各行各业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校门口密集的接送考生的家长队伍成一特殊景观！甚至于还出现了考生家长为子女求神拜佛、穿旗袍祈福子女旗开得胜的创举……那些天仿佛地球的转速都变了！触景生情，不由得想谈谈我的高考！

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我因生孩子而被错过。1978年4月下旬我带着孩子从农场回城看病，母亲告诉我7月初知青又可参加高考。这对于本当应在1966年7月进高考考场却因文革中断学习十二年下放农场已十年的我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可当时孩子还不到半岁，我只有毅然决然地火线断奶将孩子留在城里。当时我父亲还在工作，母亲体弱多病，一个人无力照顾孩子，幸好请到一位邻居协助母亲帮忙照看。

　　（知青岁月难得的留影）

　　安排好孩子五一劳动节后赶回农场，离高考仅剩两个月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全天上班，几乎每晚都要开会，学习各种政治文件，每次开会都要点名。除了星期天平时根本找不到整块的时间复习迎考，而且也没有复习资料，但我很有底气，因为我是六六届高三，毕竟扎扎实实地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非常思念孩子，但我把这种思念化作动力，因为如果没考上最对不住的就是被迫断奶与母亲分离的女儿！

我的房里只有床头柜没有桌子，床即课桌，蚊子大如蝇，白天复习我得穿着有筒的胶鞋防虫咬，晚上只有躲在蚊帐里看书。因为时间紧迫我语文数学和物理几乎没怎么复习，在农场学校弄了点政治资料抓紧记忆，将初高中化学课本粗略翻阅一遍。记得还时不时有67、68届的初高中报考知青来问我数理化题，这对我来说也是复习提高的过程。那年高考外语是选考科目，可考可不考，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我学了六年俄语，曾与苏联的两位同龄朋友通过几年信，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而中断。我选择了考，为的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还记得多少。既然不计分便没压力，也不可能化时间去复习，何况身边根本没有俄语资料。

　　 两个月时间一晃而过，七月六日高考前一天我们去离农场大约50里的峡江县中参加高考，但场里不安排车，场长对这么多知青奔赴考场非常不理解，他说：“他们考不上的，年龄都这么大了，哪个学校会录取？” 我们报考的部分知青只好相约一起在公路上拦车。那年月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友是下放知青，司机们大多都有同情心，不一会就拦到一辆去南昌的卡车，车开到水边镇我们下车再设法找去县城的车，这时看见一辆停在饭店门口头朝峡江县城方向的卡车，司机应该是在店里吃飯，于是我们就在那等司机，司机来了说是去南昌，我们不信，部分人还是爬上车了（上车的女的只有我），谁知这车还真调转车头朝南昌方向开，男士赶紧跳车，我最后跳，这时车已经有相当的速度了，我先把包扔下车，然后双手抓住车箱后的挡板，牢记惯性原理，双脚一蹬，一落地就朝前跑，跑了很久才停住，所幸没摔倒！可把同伴们吓坏了。

接着我们继续在水边飯店门口寻找便车，总算搭上了一辆去峡江县城的车。到县城后同伴们大都住进亷价小旅馆，我住在农场朋友家。下午去峡江县中看考场，走到县中门口时，突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穿过人群朝我奔来，他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激动地说：＂总算等到你了！等到你了！……＂定睛一看，居然是周中平老师（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此前我全然不知他下放后近年调入峡江县中教书了，而他知道我下放在峡江金坪农场，坚信我会报考，县中是全县唯一考点，故而在此候我，而且周老师告诉我77年冬的第一次高考他就在这等我，后打听到我因生孩子未能报考居然遗憾得跺脚……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周老师此刻兴奋得象个孩子，他让我看完考场带上几位农场朋友去他家吃饭，饭后在家门口给我们抓重点复习一下古诗词及语法……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我都会有流泪的冲动。

次日开考，那肃穆的考场气氛对阔别考场十二年的我来说真是熟悉而又陌生！第一场考语文，本希望遇上一个能让我抒发一下内心深处澎拜情感的作文题，但很遗憾那次的作文只是让我们将一篇文章按要求压缩成一篇短文。最后一场考试是不计分的外语，参考的人很少，被集中在一 个考场。意外的是全县竟只有我一人考俄语，其他人都是考英语。

考完后回到农场，场里专门留了一片稻田要我们参考的知青收割，说是不能因为参加高考逃避双抢（抢收抢种）⋯⋯割完稻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傍晚，我实在受不了思念女儿之苦，一人站在公路上拦回城的车，一直到很晚也没拦上，只得作罢。次日一早买票回家，见到女儿那一刻真是泪奔！星期一清晨再乘早班车赶回农场上班。

不久考试成绩出来了，我居然是全农场考生中唯一一位所有科目都及格的考生，那届高考每门功课的总分都是100分，满分500分。不计入总分的俄语我仅考68分，其次是化学76分，语文78分，政治78分，物理87分，数学88分，总分407分。在学生时代我可从没考过这么低的分数，但此时我却成了被人羡慕的成功者！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录取线出来后．我们上了线的考生要去县城体检，场里依旧不安排车，我们只得又在国道上拦车。这回拦了一辆一直开到县城的翻斗车，车沿很低，我们全蹲着用手抓住车斗的边缘，大家七嘴八舌，一路欢笑！我还自我解嘲地说：这司机可别习惯性动作一按按钮把我们这些“未来栋樑”当垃圾给倒了……

　　尽管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重点线，但我只报了一个志愿：江西师院吉安分院（即现在的井冈山大学），一则当时对录取政策还心存疑惑，认为能录取就不错了，二则让我离开孩子去外地读书感情上实在难以割舍。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家三兄妹全部考上了大学，那年父亲的问题也得到平反解决，曾经阴霾笼罩的家顿时充满欢声笑语。记得我读小学时，父亲每学期都为我包书，此时67岁的父亲再次为30岁的我包书，并工整地写上了书名⋯⋯此情此景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感慨万分！

（父亲亲自为我包的大学课本，并工整地写上书名。）

（1979年初父亲抱着我女儿）

　　当年学校数学科共录取两个班，按年龄分班。我们班共61位同学，大都已婚，有的己有三个孩子了，女生本只有我一人，学校觉得不妥，从另一班选了一位比我小十岁的女生来作伴。我清楚地记得按从大到小排列我的年龄排在全班第二十六位。有趣的是我那未满周岁的女儿的户口也随我从农场迁至学校。尽管我先生户口就在城里，但当时的政策是孩子户口只能随母，我是带薪（月薪28元）读书的，原则上分配时哪里来哪里去，待毕业分配时女儿户口再随我迁出。当时班长怎么也想不通班里户口人数怎么会比学生人数多出一人。

我们班有不少同学是回乡知青或下乡插队知青（其中还有两位上海知青），他们没有工资，对来自厂矿及农场带薪读书的同学是十分羡慕的。

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位走读生，白天上课，上完课即回家，晚上带孩子睡觉。孩子病自己病都得请假，因此我也是班里请假最多的学生，尽管非常辛劳，但能重新回到课堂猎取知识这对我来说真是梦寐以求的享受。学问靠的就是一半学一半问，我在家抓住点滴时间自学缺课内容，在校则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求问解惑。第一学年按成绩我被班里评为优等生，报到学校却因请假太多（超过15天）课时不达标而未通过，此后我的＂出勤率＂也一直是全班最低的，直到毕业那年我才评上了与＂出勤率＂无关的优秀实习生。

这就是值得回忆耐人寻味的我的高考我的大学故事。

　　12岁小学毕业照 & 33岁大学毕业照

　　（班级集体照）

　　1977冬恢复高考的消息如同一声春雷，催发几百万知青奔赴考场！每人都有自己的高考故事，赶考之路各有各的艰辛！那时的我们凭着那份求知的强烈欲望和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执着追求，再苦再难也自強不息决不放弃！转眼高考40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高考的知青们都已步入老年。然而77、78年的高考给考生留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正是这两次录取率仅在5%左右的高考，改变了许多知青的命运，这批历尽磨难的知青毕业后在各自岗位上大都拼搏进取，不负众望，成为各条战线的主力军。    

（退休十三年后与9 5届学生聚会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