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红高粱——郭宗利文学作品选编（5）

秦中廷

电影《红高粱》采访记（之五）

我所认识的张艺谋

　　说到电影《红高粱》就不能不谈张艺谋。说到底，尽管《红高粱》剧组是一个优秀的创作群体，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红高粱》的辉煌。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张艺谋才得以实现的。可以说，《红高粱》从发现题材、酝酿创作，到联系小说作者莫言商定改编；从挑选演员、组成剧组，到选择外景地种植红高粱，都是由张艺谋主持操办的。就连影片插曲也是由张艺谋和副导演杨凤良作词并找了赵季平谱曲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张艺谋就没有电影《红高粱》，没有《红高粱》也就没有在1988年那个春天里中国电影首次登上世界影坛峰巅的辉煌。

　　我从后来的有关资料中了解到，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红高粱》，在1988年2月举办的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力挫群雄，压倒了原被看好的苏联影片《女政委》和美国、东德等国家的重量级影片，赢得了11名评委的全票支持，一举夺得本届电影节的最高奖“金熊奖”。

　　在我订阅的《大众电影》1988年第4期上刊载的中国电影代表团专家写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介绍：“《红高粱》的首映，使电影节上的观众目瞪口呆，掌声证明了观众的狂热程度超出了苏联影片，是本届电影节上首次出现两次长时间的鼓掌。”翌日，西柏林《晨报》对电影节的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观众惊讶地、入神地望着银幕，他们不仅被强烈的画面语言所震憾，而且也为一种异国风格和感情的粗犷色彩所折服。电影节内外，到处是一片对《红》片的赞扬声，所有人都表现出了对中国导演的敬佩之情。”以至于出现了“比赛接近尾声，人们竟无心再看最后的几部影片，翘首期盼的是新闻发布会”这样一种现象。2月23日电影节投票结束后，评委会主席用宏亮的声音宣布：“中国电影《红高粱》获得金熊奖”。会场上再次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电影节上的热烈气氛达到了极至。

由此我们可以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红高粱》的轰动效应，是标志着本届电影节成为中国电影首次跨入世界电影前列的里程碑。令我感到高兴和自豪的是，这部影片是张艺谋率剧组在咱高密的红高粱地里拍摄的。

　　我在赴《红高粱》剧组采访的日子里，有幸同张艺谋有过多次接触和交谈，虽然每次时间都不长。因为他很忙，我不好意思过多打扰他的工作。采访期间通过与剧组人员的多次交谈，使我对张艺谋有了更多的认知和了解。不但了解了他的一些趣闻轶事，而且了解了一些他的成长经历和所创造的辉煌业绩。

这位以其超群的才华和卓越的业绩被人们誉为世界级电影大师的人，在拍摄《红高粱》时就已经被电影界内外称之为“影坛怪杰”了。从与剧组人员的交谈中我看得出，他们对张艺谋导演非常崇拜，将其视为剧组人员的魂和力量的化身，认为只要跟着张艺谋干，什么文化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凝聚力，剧组人员才能够在张艺谋的带领下，群策群力，团结拼搏，把剧组锤炼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群体，谱写出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据剧组人员介绍，当年张艺谋对电影艺术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他当过插队知青，干过装卸工，而爱好业余摄影也就是从干装卸工时开始的。在家庭生活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他用自己卖血的钱买了一部照相机搞起了摄影艺术。靠自己的刻苦自学，靠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不懈奋斗的精神，终于获得了成功。

采访中据多位剧组人员介绍，1978年，张艺谋在超龄两年的情况下，被破格录取进入我国电影界最高学府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深造。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干摄影师。之后，他在与陈凯歌合作的首部担任摄影的影片《一个和八个》中崭露头角，因表现出色赢得了电影界专家的一致好评。随后，他又在由他担任摄影的《黄土地》里大展才华，一举夺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柯达最佳摄影奖和法国南特鲁卡诺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1987年，由他摄影的《大阅兵》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和意大利都灵青年国际电影节大奖。影片在香港首映后，香港电影界人士说，《大阅兵》的摄影艺术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

　　在表演艺术上，1986年，张艺谋在吴天明执导的影片《老井》中客串担纲男主角，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和故事片大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这样，张艺谋自1982年起从事电影工作，到1987年执导拍摄《红高粱》，短短5年时间里，他先后干了摄影、演员、导演三个行当，并分别在这三个领域中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

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当时据剧组人员介绍，从拍摄的整体水平看，估计也能拿个大奖，剧组人员对此充满信心。1988年2月，当《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首次亮相便引起轰动，一举夺得最高奖“金熊奖”之后，又夺得了中国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怪不得电影界人士戏称说：“张艺谋简直成了获奖专业户”。

　　其实，《红高粱》一片在1987年12月由全国影协和《中国电影报》联合举办的试映座谈会上，就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认为该影片堪称是电影艺术的一杯“醇美的高粱酒”。在影片的摄影、音乐、美工等方面均获得了可喜的成就。后来《红高粱》影片除获“百花奖”和“金鸡奖”双项“最佳故事片奖”外，还获得了“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录音”等多项奖励。

以笔者之见，在国际电影界集摄、导、演于一身者不乏其人，但象张艺谋这样，样样干得出类拔萃，摄、演、导的影片能够连续在国内外电影节上夺得多项“最佳”桂冠者，恐怕也不多见。

　　张艺谋在电影事业上连续荣获大奖的成功奥秘，在1988年那个春天里一时间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奇才、怪才；有的说他把握住了机遇，是人生的命运之福。根据我在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我认为上述说法各有道理，也是事实。但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他在干事业当中，有一种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有一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有一种执着热切、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因而他每干一项工作都是百分之百地投入，从不马虎行事。

在1987年8月30日最后一天拍摄的多个镜头中，有一组镜头是日本鬼子用残无人道的手段威逼肉铺伙计去剥人皮。肉铺伙计一再拒绝，遭到了日军翻译官和鬼子兵的痛打。拍摄这组镜头时，扮演日军翻译官的杜国光和扮演鬼子兵的高密茂腔剧团的演员们，看到扮演肉铺伙计的西影厂制片部的贾兆冀那瘦骨伶仃的样子，便不忍心打下去，连续拍了两三遍都不够理想。张艺谋导演便耐心地对他们说：“搞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装腔作势，花拳绣腿，是电影艺术的大忌。哪有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们打中国老百姓时象咱们父亲打孩子那样的呢？追求艺术真实就不能凭感情应事。该打时就得像个真打的样子。”后来，大家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扮演肉铺伙计的贾兆冀那本来就瘦削的脸庞，却被打得火辣辣的疼。然而，当他看到镜头拍得很成功，导演很满意时，便高兴得和大家又说又笑。

　　从本人所见到的一些镜头的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张艺谋对艺术高标准，严要求，重质量的可贵精神。当时我就想，就凭张艺谋脚踏实地干事业的这种精神和要干就干出个样子来的这股拼劲，拍出的影片一定是上乘之作。

采访期间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这位国际级电影大师曾两次为我签名和题字。第一次是在相处不久的一次采访中。我请他签字留念，他不但爽快地答应，而且别具一格地使用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美术体，让人看起来特别潇洒和美观大方。第二次是在又住了一些日子，摄制组在高密将拍完外景要离开之前，我在拍摄现场同他作了一番交谈后，他主动索要我手中拿着的采访本和签字本对我说：“郭老弟，我来给你题个字吧。”我顿时高兴地连声说好，真挚表示感谢，随即将签字本递了过去。他在上面端端正正的写上了“让世界充满爱　　张艺谋”九个大字。后来潍坊市电影公司出版的《电影介绍》，在以“本报特约记者”名义刊登了我写的《红高粱在高密——电影红高粱拍摄花絮》的同时，还将张艺谋的题字及他和摄制组各位主创人员的签名一并在头版位置发表。

在以后的这些年来，每当想起当年采访《红高粱》剧组的情景时，我就拿出这本签字本来看看。当看到张艺谋及剧组其他人员的签名和题字时，一种自豪之感便油然而生。至今我还完好地珍藏着这本有张艺谋、巩俐、姜文、姜武（姜文的弟弟）、杨凤良（摄制组副导演）、顾长卫（摄影师，后来也成了名导演）、赵云鹏（摄制组党支部书记、西影厂编辑处长）、李长庆（制片主任、西影厂生产处长）、小刘继、计春华（影片中反面角色花脖子的扮演者，曾在电影《少林寺》中饰演秃鹰）、杜国光（《红高粱》中饰演日军翻译官）等剧组人员给我签名和题字的红色塑料皮笔记本，将其视为自己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与张艺谋相处的那些日子里，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这是摄制组完成了在高密外景地的全部拍摄任务，即将赴宁夏银川拍摄的前一天。在县政府招待所，张艺谋找到我说：“郭老弟，我们要走了，有件事情麻烦你给代办一下。” 我说：“什么事您尽管讲，我一定尽力办好就是”。 “请你想办法联系一下高密拒城河乡的孙运江和平度县的万雪堂，将他们各自写的电影剧本送还他们。是叫他们自己来取，还是给他们分别寄去，你酌情处理好了。你对二位说，我感谢他们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对我工作的支持”。说着他便把手中拿着的两大本手写的电影剧本递给了我。接着说：“这件事我考虑由你来办最合适，拜托了”。我对他说：“张导放心好了，我会把这件事办好的。”

此后不久，我便想办法分别与二位取得了联系，转达了张艺谋的心意，并很快便收到了二位热情洋溢的回信。平度县的万雪堂在平度县水利局设计室工作，日常中工作很忙且住址不定。根据他的要求，我将他写的剧本给他寄还了。拒城河乡的孙运江是位老师，他来信之后又专程来高密找到我，在我办公室里作了长时间交流，把剧本捎了回去。

我心中的红高粱

——郭宗利文学作品选编（6）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