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哨所黄旗马队边防连 ——守防伊犁之九

三水青子

　　“百年哨所”年代久远之谓也，黄旗马队的守防历史粗算也足有二百多年。

　　上图是1910年，新疆伊犁地区边防部队的一名将官，骑在马上正准备出去巡逻。他身穿戎装头戴棉帽，背着一支步枪，威风凛凛。后面的建筑，应该是边防站，条件还是有些简陋。

1970年9月，搞兵要地志勘测，从霍尔果斯河源地区来到霍城平原防区，沿霍尔果斯河边防线由北向南进行，第一次走进黄旗马队（当时序号为4连）的大门。

当时，脑海中的“黄旗马队”仅有一个“大个子”连长的信息。所以当一个大个子出来迎接时，我不由自主叫了一声“连长好”的同时，立正向“大个子连长”敬了个军礼。谁知“大个子”赶忙自我介绍说：“我是通讯员麻振武，连长马上就到。”此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由于连长刘天运个子矮，反取外号“大个子”，故初次见面就闹出大笑话，令人十分难堪。

“大个子”连长刘天运后来升任团副参谋长后，回调老家陕西安康武装部部长任职，就地转业地方安康市。我到洛阳工作后，他电话告我春节后来洛阳走访，我喜出望外。然而，过了春节，左等右等联络未果，却突然接到张福和市长（安康老战友）传来刘天运噩耗，除了立即传去沉痛悼念唁电外，唯有仰天哀叹……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根据毛主席指示，周总理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措施。并亲自给全国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因林彪外逃91.3事件，全团进入紧急战备。不久“林彪外逃”文件，从连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到全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于此形势下，1971年11月4日至21日，陪同伊犁军分区政治部杨玉涛主任一起来到黄旗马队（4连），向全体党员传达贯彻：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以57号文件发布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97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以65号文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197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以67号文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等三个文件，开展批林整风活动和路线教育。

连队在编干部10人、战士40人。时任连队干部有指导员汤来贵、连长刘天运，副指导员王光增、杨天平，副连长邱广清、李鸣通，排长李文献、许殿文，司务长高芳斌，军医何兴杰等。参加的战士党员有一班长韩西来、二班长韩顺民、三班长赵自民、四班长王振福、五班长陈文德、文书麻振武等。

其中五班长陈文德系我新安高中低一级的同学，一班长韩西来也是1968年兵同乡。韩西来1973年退伍后，在农村奋斗十年，凭借部队的新闻报道功力，于《河南日报》初试锋芒，先后被县公安局、民政局、广播局录用。1985年恰逢成立《豫西日报》（后为《三门峡日报》），正式走上专业新闻记者、报社编辑之路，登上人生巅峰。2019年4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1200千字功绩居著《黄河边的儿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部分干部战士在黄旗马队留影。

　　1973年10月30日，陪同团张清云副政委到黄旗马队，宣传贯彻全国第16次公安会议、全军及军区保卫工作会议精神，借鉴兄弟单位预防政治事故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切实做好预防政治事故工作，确保内部纯洁、安定。在座谈会上刘天运连长、蔡廷华排长、高芳斌司务长分别代表连、排及业务干部，积极发言座谈，结合实际摆问题，订措施。

为迎接团党代会召开于1980年6月27日至30日，在黄旗马队边防连开展党支部、干部队伍专题学习整顿，调研总结先进事迹。集中3天时间，对由连干、排长等6名委员组成的党支部建设，核心是围绕领导班子团结、党风方面，召开了3次座谈会，个别谈话14人次，还听取了每个团员青年对党支部及党员的意见及书面测评。参加座谈的连队干部有连长雒生金，指导员王友权，副连长张景义、岳培民（借调团营建办)，副指导员宋仕鹏，排干王国怀、王国成，军医梁随兴等；战士有一班长许元明、班副代小忠，二班长刘出关、班副马文民，三班长唐先明、班副黄志云，四班长唐新民、班副岳衡中，五班长张金龙、班副王常明，六班长刘知亮、班副王平让，炊事班副班长刘其坤，战士报务员彭章武、陈俊民，驾驶员徐和平等。

通过支委会，连务会，个别谈话，实地实事考察等形式，形成反映连队一班人先进事迹的调查报告，经过党支部集体审阅修改后，向团党委汇报。

黄旗马队一年一个台阶，跨入先进连行列，关键是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其党支部建设的主要特点是：一年学“准则”，党风大转变；团结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乐为革命吃苦，不向名利伸手；把战士时刻放在心上。最后，形成《关于黄旗马队边防连党支部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报推广。

1981年2月“回头看”再次来到黄旗马队，检查评估去年整顿效果、总结经验，写出调查报告《一年学准则，后进变先进》。

1984年3、4月间，与分区贾光胜政委一起，接连两次在黄旗马队培养、总结两用人才典型。4月29日，全分区36位团营连主官，参加黄旗马队两用人才现场会。接着，于6月18日在该连又召开了全分区后勤建设现场会。黄旗马队边防连，一步一个台阶，名震伊犁边防。

1985年8月22、23日，来到黄旗马队听取汇报，现场解决问题。在位干部王允芳、王文杰、王国怀等。主要解决连干频繁交接中的连续性、稳定性、创造性开拓新局面，以及严格自我要求、相互配合等。连队副业生产、伙食保持正常状态。养羊200只，除过20多只羊羔外其余上山到夏牧场；存栏猪11头；鸡20多只。

1986年转业前，最后一次巡查边防线，站在高高的哨楼下，古烽火台边，向黄旗马队告别。

　　伊犁防区边防哨所，冠名历史悠久、且一直延续下来的，非黄旗马队莫属。

说起百年哨所黄旗马队，至少得追溯至唐朝时期，那时就有昆陵都护府的军队在此驻防。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西域，清政府从内地抽调八旗军移驻伊犁，设立卡伦以求固边戍防，其中正黄旗一支马队就驻扎在这里，防地因此而得名“黄旗马队”。

稍加具体点说，乾隆年间清朝政府为平定准噶尔叛乱，抽调东北布哈特八旗达斡尔、鄂温克官兵各500人，以“索伦营”名义编入西征军中前往伊犁等地戍守边塞。这就是“索伦营”的来历，而我们说的翁阔人就在其中。1763年清政府将永戍伊犁的达斡尔人编入索伦营，并设领队大臣，承担起换防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尔的任务。自此，满营与伊犁四营成为保卫西北边疆的主力。

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西域，清政府从内地抽调八旗军移驻伊犁，设立卡伦以求固边戍防。1779年（乾隆44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再次筹建霍尔果斯河驻防设施。其中之一就是设置察罕鄂博卡伦，并配置有正黄旗的一支马队，驻地名称“黄旗马队”名称由此而来。

察罕鄂博卡伦周边地形复杂、水网密布，以阿克炮台为中心，清朝在这里部署了主要防守力量，构成了当时重要的防务工事体系。 清朝的黄旗马队管辖的边境线比现在长得多，他们巡边一次，要一个月，不仅要骑上马，带上帐篷，还得赶上牛羊作为给养。

至今，防区内仍遗存着“一卡三台五树”历史遗迹，即：察汗鄂博卡伦，烽火台、黄北瞭望台和阿克炮台、乔老克炮台，及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五棵古树。

　　察罕额博卡伦遗址位于黄旗马队边防连西南侧，遗址为黄土夯筑而成，方形，边长50米左右，呈土垄状，残高3米，南侧开门。整个卡伦遗址城内城外满铺旱苇，已将遗址完全遮蔽。原来边防连队营房内还有一处墩台，台上有建筑残迹。卡伦东侧500米处的高地上有瞭望台一座，为卡伦附属建筑。

　　烽火台，就在如今边防连砖哨楼的下面，仅存一个小小的伤痕累累之夯土堆，无声地诉说着守防历史的风雨沧桑。

　　黄北瞭望台距黄旗马队边防连直线距离3公里，处在一个60平方公里大芦苇荡的中央。冬天气温达零下30摄氏度，雪最厚时，没过了巡逻官兵大腿根。哨所官兵就穿着笨重的大头鞋，戴着厚厚的棉帽巡守。短短的3公里路程，每次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常常，官兵浑身大汗，防寒面罩上却白霜一片，靴子早被冻得像铁疙瘩一样结实。　

　　黄北瞭望台，孤独地矗立在偌大的芦苇荡之上。冬季，长毛风刮起，哨楼上极冷，即便穿上大衣、裹上棉衣、套上绒衣、穿上保暖内衣，还常被冻得瑟瑟发抖。瞭望台外延10公里，仍旧荒无人烟。站哨，除了孤寂外，就是渴。每次，官兵都要带上一个保温壶。可这里的温度太低，还没喝几口，壶里的热水就冻成冰。

除正常观察外，官兵们节日期间还要进行夜间潜伏和巡逻。每次潜伏，至少3个小时。冬天潜伏时，脚趾常被冻得失去知觉。　

　　芦苇荡是野猪、豺狗和狼的乐园。与哨所毗邻的62团场，曾有多人被袭击。执勤时，官兵经常与野兽不期而遇。因处在边境，按规定不得开枪，官兵只能高声吓唬。这里的蚊子种类多、毒性强。穿着厚厚迷彩服的官兵，潜伏不到十分钟，身上就被咬透，3个月都无法消肿。这里还有沙漠虎蛇和蝮蛇，毒性大。潜伏时，官兵身边有时会突然冒出几条蛇。为了防止被咬，官兵自制了驱蛇器。哨所还对官兵逐人进行咬后自救、互救的专项训练、考核，以防不测。

　　阿克炮台是清朝伊犁河谷边防的中心炮台，比乔老克炮台晚建60年。阿克炮台地形复杂，水网密布，以阿克炮台为中心炮台，清朝在这里部署了主要防守力量，封锁沿边一线，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防务工事体系。

　　不得不提的是，在阿克炮台南面原有一个乔老婆哨所，在这个很俗名字背后却记述着一个悲壮的故事。大约是100多年前一个血色的黄昏，一位姓乔的哨长在统领官兵与入侵之敌浴血奋战数日后不幸牺牲了，他手下的弟兄们见此斗志大减，有人嘀咕着要朝内地撤退。这时，跟乔哨长“随军”边关的老婆站了出来：你们要还是男人就跟着我上！于是，一群身上流血眼中噙泪的汉子，在乔哨长老婆的指挥下，始终没有退让一步，最终把侵略者赶了出去。

如今著名的乔老克炮台遗址，其实就是原来尊称之“乔老婆炮台”，传到今天变成了“乔老克炮台”。乔老克炮台遗址位于兵团四师63团场。黄土夯筑，基本呈方形，南北长4.8米，东西宽3.8米。

　　历史车轮滚到1962年5月伊塔事件后，就在大清黄旗马队附近，始建黄旗马队边防站。

　　此后“黄旗马队”之振兴，还缘于1968年那场大雪。整整连续下了十天，积雪达一米多深，附近62、63团场边境连队地窝子（简易房屋）墙倒屋塌，人畜断粮无草，道路封堵，与世隔绝。边防站全体指战员倾巢出动，挖雪开路，挨户送去救急粮草。继而与团场职工携手苦战一个多月，最终胜利战胜雪灾。因救灾有功，边防站被新疆军区树立为拥政爱民、军民联防标兵，闻名遐迩。《人民画报》记者来到新疆，特意前往黄旗马队采访，一张麻云田等巡逻芦苇荡的巨幅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封底，引起人们对边防军人关注与敬仰。

原黄旗马队边防站，仿佛是伊犁防区唯一一个编制有指导员的营级站。1969年7月整编中，最后一任教导员栗寿山先调任霍尔果斯检查站副政委、继任我独二团政委，最后一任指导员仵帮杰首任二团一营副教导员，继任教导员。

整编中，由英塔尔、黄旗马队、三道河三个站点，编为步二团一营二连，连部设在黄旗马队，连长傅天鹏、指导员叫汤来贵。1970年4、5月间由原来的“一连多点”改为“一连一点”，黄旗马队改为二团一营四连，连长刘天运，指导员汤来贵。1975年整编，正式改称为边防八团“黄旗马队边防连”。

黄旗马队边防连北与英特尔边防连、南与三道河边防连为邻，担负着沿霍尔果斯河边防一线的戍边卫国神圣使命。建站之初黄旗马队巡边战士是在一棵大柳树上观察，后来修建了第一座木哨楼，1974年换成了砖混哨楼。

　　上世纪70年代初，是中苏交恶白热化时期。当面苏军阿拉腾库勒、584哨所不断骚扰滋事，坦克、装甲车隔三岔五出动边界演习。黄旗马队战士在港汊、芦苇滩中执勤、巡逻，须百倍警惕潜伏在身旁、脚下芦苇深处之苏军的枪口、刺刀，稍不留神将遭受伏击，战事一触即发。

在近3000年的时间里，骑兵主宰了冷兵器时代的战场，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坦克出现之前，没有一个兵种曾创造过像骑兵的辉煌，也没有一种动物与人类战争如此密切。随着热兵器时代的来临，骑兵似乎退出了历史舞台。1985年，根据中央军委裁军百万的战略决策，骑兵作为一个兵种消失，全军仅象征性地保留了部分骑兵单位，黄旗马队就是少数保留军马的边防连之一。

军马于现代条件下，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地形复杂，沿着河岸并没有顺畅的巡逻道，在没有巡逻道的地方就只能步行或者骑马。编制军马，必然有饲养、训练、巡逻等。连队坚持马术训练科目，比如马上斩劈、乘马射击、跨越障碍、马场马术、乘马巡逻等。黄旗马队之高超的马术技艺，具有历史传统，时至今日仍然是边防部队的骠骑先锋。副连长王国怀的飞马抓捕、立马劈刺动作表演，成为到黄旗马队视察、蹲点首长必看科目，令参观者惊叹叫绝。

　　黄旗马队防区芦苇丛生，树木茂密，边境线沿河延伸，沼泽遍布。春季，这里洪水泛滥，巡逻路常常被拦腰冲断，车马无法通行，战士们便踩着不知深浅的河道摸索前行。7级以上的大风会把沿线的杨树吹断，官兵们时常一边清路，一边巡逻。冬天，暴雪肆虐，刺骨的寒风能将外出执勤的官兵冻透、冻僵。厚厚的皮大衣、各类防寒护套在自然环境面前失去了作用。秋季，上万亩芦苇荡成了蛇鼠的天堂，每次潜伏，官兵都要带上防蛇药品和自制的驱蛇棍。夏天，这里的蚊子成灾，成为“蚊虫王国”，“三个蚊虫一盘菜、七只蚊子咬死牛”是对这里最好的描述。每天点名的时候，战士们不能乱动，隔一小会儿班长就会让战士们活动一下。这个时候，大家不是拍蚊子，而是像洗脸一样用手去抹，每个人手掌上满是蚊子和血迹。芦苇荡里就更不用提了，所以战士们总是穿着“防蚊服”巡逻。

极端艰苦的环境，考验、磨练守防官兵的坚韧与牺牲精神，连队建设逆势而上，连续获取丰硕成果，闻名全团、军区及全国。连队1980年荣获团先进党支部，1984年先后被团和分区树立为“两用人才”标兵连。黄旗马队边防连团支部1985年1月被中央绿化委员会、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少年绿化祖国突击队"光荣称号。1985年元月21日，团工委在黄旗马队边防连召开了边防连队文化娱乐活动现场观摩会，《关于召开文化娱乐活动现场观摩会的情况简报》内部报告经军分区上报北疆军区，并转发各部队。与此同时，干事张险峰《哨卡舞会》新闻稿，刊登在1985年4月22日《解放军报》，开创边防连队新生活之先河。

黄旗马队战旗飘飘，人才辈出，先后涌现出栗寿山、刘秉银、麻云田、刘天运、杨德清、王友权、阎文顺、麻振武等30多位县团以上领导干部。

其中代表性旗帜是时任我团政委，后晋升中央候补委员、新疆自治区委副书记的栗寿山首长。

在霍城县支左，任革委会主任时的栗寿山。

　　栗寿山同志1929年12月29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神山乡神山村，1945年7月在察哈尔省沽源县二区大二号村参加八路军，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黄旗马队教导员，我团政委，中共和田地委、塔城地委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兼乌鲁木齐市委书记。1985 年起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黄旗马队一代代官兵，传承“戈壁滩上铸军魂，芦苇荡里写春秋”的百年哨所文化，成就“与卡伦（哨卡）比坚守，与古人比奉献，与芦苇比扎根，与自然比和谐”的守防精神，炉火纯青。

200多年的历史变迁，而今的黄旗马队，尽管兵不再是当年的兵，钢架哨楼取代了昔日的土炮台，哨所却依然履行着百年前的职责，忠实坚守着祖国疆土。

历尽沧桑的烽火台依然矗立在黄旗马队边防连营院北侧，一旁高耸巍峨的哨楼与其遥相呼应，久经沙场的卫国勇士，一马当先，驰骋在祖国的边防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