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辉煌与沧桑（10）——大清王朝的兴衰（3）

淘沙

　　辛酉政变后慈禧开始垂帘听政，在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下丧权辱国，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朝彻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政府，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灭亡。

　　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1856年4月27日—1875年1月12日），为清文宗咸丰帝长子，生母为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清朝第十位皇帝（1861年8月22日—1875年1月12日在位13年），清入关后第八位皇帝，年号“同治”，即同治帝。生于北京紫禁城储秀宫。咸丰帝病死后年仅6岁的载淳（同治帝）即位后，慈禧与慈安两宫太后携载淳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指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御前大臣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与新皇帝载淳的生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产生严重矛盾，叶赫那拉氏乃鼓动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上朝奏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随即遭到八大臣抵制。

　　宗族中比较最近的恭亲王奕䜣与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亦极为不满。于是叶赫那拉氏与奕䜣等人联合发动宫廷政变。以时在夏历辛酉年故史称“辛酉政变”，又因改变其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亦称“北京政变”。

1861年10月，奕䜣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䜣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叶赫那拉氏于1861年10月7日供“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载垣领禁卫军兵权；奕䜣再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1861年11月1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了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䜣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11月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罪状，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

接着（11日）载淳正式登基，太后听政，时年26岁的叶赫那拉氏篡夺了清朝大权，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1862年改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

　　1861年11月11日载淳正式登基，太后听政，时年26岁的叶赫那拉氏篡夺了清朝大权，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1862年改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

　　所谓“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这次政变，是一次最高统治集团中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但从政变时加给肃顺等人的“不尽心和议”的罪名和政变后叶赫那拉氏、奕䜣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来看，它还标志着清政府向半殖民地政权的转化。

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清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同治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了捻军埋伏后被全歼，依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了西捻和东捻，捻军之乱到同治七年（1868年）平息。同治在位期间清朝又先后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贵州苗民起义。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寻求救国之道，在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的主持下实行新政，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的同治与光绪两朝，使清朝的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新政的实施为逐渐衰落的清政府带来一个中兴的局面，史称“同光中兴”。但是同光中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兴”，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时期。

同光中兴

　　咸丰帝去世以后，从同治三年到光绪二十年的30年间，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历史书上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也称为“同光中兴”。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日趋衰败的清朝统治出现了所谓“同光中兴”的局面，中外出现了“暂时和好”，洋务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平息”了。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形容大清帝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而“同光中兴”，正是清帝国在这样复杂、凶险的环境中进行的有益探索，启迪来者。虽然同治、光绪两位皇帝都不是英主，但把持着朝政的慈禧太后老谋深算，贤王能臣如左宗棠、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张之洞等也尽心辅国。

从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一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年间，国内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海外。经过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迎来了皇权王朝的最后一个“中兴”即“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这一派中兴气象，在甲午战争的军事惨败中戛然而止。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1861年1月11日，爱新觉罗·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

洋务运动使中国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等逐渐发展起来，在客观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但由于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再加上其内部的腐败和外国势力的挤压，致使中国没有走上富强之路。

　　洋务派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内外交困，清朝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䜣等人，并没有因为战后暂时的“和局”（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换来的暂时和局）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

　　顽固派

和洋务派对立的是顽固派，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和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慈禧登上了统治的中心，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为了能够坐稳统治地位，慈禧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对洋务派采取了扶植的政策。洋务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口号是“自强”、“求富”。“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中体西用”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1、以“自强”为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是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除此以外，还有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制造厂等一系列军用工业生产厂；2、以“求富”为旗号，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如在上海创办的最大的民用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时推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3、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

　　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次：留美幼童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即1872—1875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1897年先后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留学。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驶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活。这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之事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为恭亲王奕䜣和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湘淮集团，此外还有崇厚、沈葆桢、刘坤一、唐廷枢、张謇等。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迠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他们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曾经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踞了一席之地，并且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还带动了一系列的近代事业发展。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

　　以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和历史的局限性，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在列强侵略势力的进攻下，洋务派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近代军事的影响。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1885年设立的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开始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2）对近代经济的影响。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在“自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之后，洋务派又在“求富”口号之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着重点在于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等一系列配合军事工业的项目。在洋务派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以兴办洋务为荣，深深的动摇了从商鞅变法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文明中“重农轻商”的概念，促使中国近代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对中国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对近代政治的影响。洋务运动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政治政革，但创办者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最终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其他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4）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洋务运动是近代教育的开端，兴办洋务就必须要有精通洋务的人才，但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教育却远远无法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就成了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一项重要的举措。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主要为翻译、工程、兵器、通讯、医务等培养新型人才，虽然学堂规模不大，但是打破了古老的科举制度，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培养了一批不同于传统的近代科技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会文化风气，为废除科举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更系统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向欧美派遣200多位留学生，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

收复新疆之战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又称“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晚清钦差大臣左宗棠统帅清军，消灭侵占新疆的阿古柏势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争。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建立“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大部。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企图染指新疆。清政府内忧外患，李鸿章和一众大臣认为中国这么大，新疆就不要了，主张放弃新疆塞防，重点防御海疆，左宗棠力排众议主战。经过海防塞防之争后，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等方针，进行了充分准备。左宗棠带着最后一支视死如归的军队，在那国外虎狼环伺，国内积贫积弱的年代，长途跋涉，向世界发出了中国的最强音：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1876年（光绪二年）4月，清军在肃州（今酒泉）誓师，湘军将领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不久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1877年（光绪三年）4月，清军兵分三路进军南疆，半月之内连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南疆门户洞开。5月，阿古柏暴卒。10月起，清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又趁敌内部变乱，挥兵急进西四城，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率残部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军收复和田，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盘踞新疆12年的阿古柏军事集团，被左宗棠一举全歼，新疆终于被收复，中国的版图上，再也不会缺西北角。

也是在这一年，清政府派崇厚去和俄国谈判，要回伊犁，谁知崇厚非但没把伊犁要回来，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倒送银两！整个朝野一片哗然，左宗棠更是暴怒：“仗都白打了吗？这次谈判不作数，必须重谈！”最终，清政府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去谈判。为了给曾纪泽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左宗棠直接率大军压阵，谈不好，就开打！这一年，左宗棠已近古稀之年，疾病缠身，早上开会，说着说着就开始咳血，边疆苦寒，他和将士们吃住在一起，浑身都是湿疹。可要想拿回伊犁，他就不得不出征。左宗棠让人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自己身后，踏上平生最壮烈的征程。

抬棺出征，虽垂垂老矣，但仍一身肝胆，他觉得这次自己很可能不会活着回来，于是写下一封家书：“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

抬棺出征，何其悲壮。俄国知道他大军西进的消息，慌了， 知道这个左宗棠一言不合就开干，脾气最是刚硬，不过听说他身体不太好，不如拖一拖。于是谈判拉拉扯扯了一年，左宗棠就在边疆驻扎了一年。第二年，一直盼着左宗棠病死的沙俄，终于没有耐心耗下去，退步了，与清廷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至此，左宗棠给华夏儿女，夺回了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收复新疆，收回伊犁，这是晚清的对外战争中唯一的一次胜仗

清军的胜利，粉碎了英、俄吞并新疆的阴谋。以清军兵威为后盾，曾纪泽于1881年（光绪七年）成功与沙俄议定《伊犁条约》，次年清政府收回伊犁。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设省，刘锦棠成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

中俄伊犁条约

　　《中俄伊犁条约》，一般指1881年曾纪泽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有时也指被《中俄改订条约》推翻的、1879年由崇厚擅自签订的《中俄交收伊犁条约》（又称“里瓦几亚条约”）。其中前者是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是清朝与沙皇俄国在圣彼得堡签订的有关归还新疆伊犁地区的条约。根据条约及其子约，中国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但仍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该条约大部分保留了《交收伊犁条约》规定的商业特权。从根本上说，它和《交收伊犁条约》一样，都是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条约。

然而，这却是近代中国以来难得的一次外交胜利。《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负责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的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此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哗然。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同治十二年（1873年），载淳亲政。但载淳仍难摆脱慈禧太后的干预。慈禧太后命载淳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载淳也想利用修复圆明园，让太后离宫居住这一办法摆脱太后干政。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此策对国计民生极为不利，修复耗资甚巨，引起王公大臣多人反对。

同治十三年（1874年），载淳染上天花，于十二月甲戌日（1875年1月12日死于养心殿东暖阁，年仅19岁。谥号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庙号穆宗，葬于惠陵。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九位皇帝。（1875年—1908年在位34年），年号光绪，即光绪帝。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为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其母为叶赫那拉·婉贞（慈禧太后之妹）。同治十三年（1875年）同治帝病死后，4岁的载湉被慈禧太后立为皇帝，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至18岁。

　　光绪九年（1883年12月）爆发了中法战争，战争结果签定了《中法新约》不平等条约。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亲政，但朝中大权仍操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光绪帝载湉主张抵抗，派刘永福到台湾布防，下令停止继续移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连续上书，请求变法。光绪帝载湉受到启迪，7月发布一道命令，列举一系列应革事项。由于慈禧太后阻挠，未能实施。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中国危机四伏，康有为再次来到北京，上书指陈时局紧迫。光绪帝载湉力排众议，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戊戌变法”。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反对。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推翻新政，将光绪帝囚禁，整个变法维新不过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又称清法战争，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中国和越南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战争过程中，法海陆两军虽于多数战役占上风，但均无法取得底定全局的战略性大胜：法国远东舰队虽于海战赢得全胜，并一度攻占基隆，却因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一役受挫及疫病流行，无法达成拿下台湾岛的战略目的；而清军虽于初期陆海皆遭惨败，导致由恭亲王奕䜣领班的军机处被全面撤换（甲申易枢），但后期台湾及杭州湾防卫成功，且有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之役给法国陆军带来较重伤亡，法军统帅尼格里也身受重伤，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法国总理茹费里等内阁集体垮台。

中法越南战争巅峰期间，日本在朝鲜扶持的亲日派（开化党）趁机勾结日军挟持朝鲜国王暗杀诸位朝鲜亲华大臣发动甲申政变，被清军击败。以此为契机，两国重启和谈，结果订定《中法新约》，清方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两国重开贸易。受此战的影响，清廷于台湾设省，以刘铭传为巡抚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并积极筹建北洋水师。

　　中法新约

《中法新约》或《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或《越南条款》，又称《李巴条约》。是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结束中法战争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9日由清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为中法订立的即黄埔条约以后的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允许对越南订立条约；（2）勘定中越边界，并在边界保胜以上和谅山以北指定两处为通商地点，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3）降低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税率；（4）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5）法军退出台湾、澎湖。

条约影响

条约签订后，法国侵略势力通过越南开始伸入云南和广西；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为法兰西国在南海以西的土地进行殖民统治，建立法属支那部的行动提供了便利。

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是指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西方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

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现。

　　当时中国处于清朝晚期，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同光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中兴”并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清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

　　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

　　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1871年，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但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条约，而是积极向中国扩张。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琉球事件，是日本为侵略中国台湾和清藩属国琉球而制造的事件，发生于1871年12月）。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以琉球是日本属邦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日军失利。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1874年10月31日，清政府在英、美、法等国的压力下，被迫与日本签订《中日北京条约》，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放弃对琉球的宗主权，从台湾撤军。次年，日本迫令琉球国断绝自1372年同中国建立的宗藩关系。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趁清政府与沙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机，出兵占领琉球，废琉球国王，改琉球为日本冲绳县。

　　1876年日本又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该条约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但日本还是在《济物浦条约》中取得了在朝鲜的派兵权和驻军权。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政变。但日本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济物浦条约》使日本取得了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的权利，《天津会议专条》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这两个条约为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中方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但朝鲜甲申政变之后的十年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段时间，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指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故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团和1个近卫师团。战前 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放松了军备意识。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北洋水师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诱使清朝出兵朝鲜。清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000人于6月6日后数日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

在朝鲜向清朝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1894年6月2日，伊藤博文内阁决议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大鸟虽口头上答应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了“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侵朝日军达到8000余人，比驻朝清军占绝对优势；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未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战争爆发

　　1894年7月期间，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朝廷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到7月中旬中日谈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动的李鸿章才应光绪帝的要求，开始派兵增援朝鲜。随着中日、日朝谈判相继破裂，列强调停均告失败，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作出开战决定；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同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要求48小时内答复，朝鲜继续敷衍日本，于是日本决定出兵控制朝鲜政府，以找到与驻朝清军开战的“委托”。

高升号事件（丰岛海战）引爆了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日本嗾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朝军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慈禧太后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60寿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日甲午战争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战争在朝鲜半岛及黄海北部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战役，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1894年7月下旬，中日两军在朝鲜境内开战。清军在丰岛海面被日军偷袭之后，很快被在陆上的成欢驿的日军偷袭（成欢之战），由于朝鲜政府已被日本控制，叶志超、聂士成等部驻牙山的清军被迫绕道汉城，北撤到朝鲜北部重镇、平安道首府平壤。先期于8月入朝的四大军29营13562人，在平壤与从牙山退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汇合，朝廷命叶志超为驻平壤各军总统。截至8月下旬，清军已在平壤城内城、中城、外城及东北城4区建好堡垒27处。

　　平壤之战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五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虽然朝鲜政府被强行拉到日本阵营，但朝鲜的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积极协助清军作战，大院君李昰应也暗中给清军传递情报。清军并未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由于其主帅叶志超指挥失误和临阵脱逃，导致清军失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战局。

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兵力分散，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以及清将叶志超的胆小昏聩，左宝贵等人攻打日军的行动不断遭到叶志超的阻挠，日军遂顺利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1894年9月15日，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

　　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第9旅团。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攻陷了左右两翼的堡垒，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再遭重创，这一仗日军遭受了重大伤亡。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第9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21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第5联队第3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

　　玄武门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被日军攻陷。日军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门。

　　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晨七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日本便在清兵的退路上设下埋伏。当天雨夜，撤退的清军中伏阵脚大乱，死亡2000人，被俘500余人。平壤之战以清军大败告终。以后6天中，清军狂奔五百里，一路逃至鸭绿江边，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1894年9月17日，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场激烈的海战，这是甲午战争中继丰岛海战后第二次海战，也是中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9月15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护送4000余名入朝援军到朝鲜。凌晨1时，铭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部登陆。

　　9月17日上午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9时，北洋水师定远号旗舰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返航后在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遭遇日军阻截，战斗由此爆发。日本海军在大同江外海面投入战斗军舰则有12艘，包括其全部精华。10时23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率先发现了北洋水师，便挂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旗。10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看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发现日本舰队。丁汝昌随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12时05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同时丁汝昌还发出命令：“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首向敌；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首先开炮。日军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即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阵前。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发出炮弹，紧接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发炮轰击。三分钟后，日本旗舰松岛舰也开始发炮还击。12时53分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一说因战船老朽发炮时震塌飞桥），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

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12年，7年未修，主炮炮塔起火，丁汝昌烧伤，信旗被毁（一说为被日军舰炮击中）。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日第一游击队4舰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13时30分左右，“超勇”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建勋不就，从容死难，舰上官兵也大部壮烈牺牲。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日本军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舰队截击。“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赤城”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西京丸”也受重创。

　　14时15分左右，日本舰队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船身倾斜。伊东祐亨令第一游击队救援“赤城”、“比睿”。“吉野号”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愤而说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邓世昌毅然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3时30分，以右舷倾斜，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其余自邓世昌以下全部壮烈殉国。

　　“经远”继续迎战“吉野”，遭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四舰围攻，中弹起火，全舰奋勇抗御，经远全舰将士“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经远舰以一敌四，拒战良久。激战中，管带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弹，脑裂阵亡”，帮带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也先后中炮牺牲。最后在浪速、吉野、秋津洲、高千穗的围攻下经远舰中弹累累，不久，“左舷舰首向水中沉下”，在东经123度40分7秒，北纬39度51分海面上，舰首向东，左舷倾覆而沉没。全舰官兵二百余人，除十六人遇救外，其余全部阵亡。

　　“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临阵脱逃。“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定远、镇远两舰浴血奋战，中弹甚多，几次起火。下午3时30分，镇远舰的30.5公分大炮连续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二次。松岛后甲板四号炮塔中弹后，火焰引发炸药，发生了大爆炸。松岛船轴倾斜5度，冒起白烟，火灾大作。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日本军舰赤城、比睿、西京丸负伤，旗舰“松岛”情况也不容乐观，“吉野”、“扶桑”也受了伤，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17时40分左右下令撤出战场。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也收队返回旅顺，历时5个多小时的黄海海战到此结束。

　　黄海海战使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被自毁）5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此役北洋水师虽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内，不准巡海迎敌。日本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黄海海战自1894年9月17日12点50分海战打响，至下午5点半结束历时5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清廷估计到日军将乘胜入侵辽东半岛，谕令李鸿章速谋战守。李鸿章根据“各国探报，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的情势，提出了“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的战略方针。清廷集中兵力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御，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兼前敌各军总统；迅速募军30营；将集结于九连城附近鸭绿江右岸的 81余营5哨，包括铭军（清淮军将领刘铭传所部）、毅军（清淮军宋庆所部，因宋庆勇号毅勇巴图鲁，故称毅军。）、盛军（清淮一部，地方武装，又称盛子军）、奉军及靖边军、芦榆防军、仁字虎勇、盛字练军及吉字练军、齐字练军、镇边军等计3.04万清军，分左右两翼防线，形成东起苏甸及长甸河口，西迄大东沟、大孤山，绵亘数十里的鸭绿江防线；清政府在以重兵屯驻鸭绿江防线的同时，又陆续从各地抽调兵力，以充实山海关至奉天、营口一带第二线的防务。

　　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面对日军攻击的首次保卫战。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约28000人。清朝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为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30000人。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路清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平壤新败，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日本则士气高昂，野心勃勃，日方发布由间谍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对满清展开政治攻势，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

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未觉察。10月25日晨6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坚持抵抗，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1894年10月下旬，在日军越过鸭绿江防线，占领九连城、安东县、大东沟、凤凰城、宽甸、岫岩的情况下，宋庆奉诏率所部毅军及铭军回援旅顺，留依克唐阿镇边军驻守赛马集、草河城一带。由直隶提督聂士成率芦榆防军、盛军、奉军及仁宇虎勇等部守卫摩天岭，阻击日军。聂士成、依克唐阿两军还在通远堡集合 20 营兵力，拟分两路反攻凤凰城。一路由依克唐阿等率领，由通远堡南；另一路由寿山统领镇边军步队、永山统领马队，绕道叆阳边门进攻凤凰城东北。

　　金旅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由于李鸿章一心要保旅顺港，清军便没有在此处设防。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只有当地的农民自发抗击日本军，暂时拖住了日军的行动。11月6日，日军击溃清军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闻风溃逃，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33个营，约13000人。14日，日军曾通过清军俘虏向旅顺驻军送去两封劝降信，遭到严辞拒绝。18日，日军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次日，龚照玙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先后潜逃。1894年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4天之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死难者最高估计达2万余人。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是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是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战。

日本大本营对山东半岛的作战部署为“海陆夹击”北洋舰队。李鸿章在建完各炮台后，即调派绥、巩军各4营分别驻守北帮炮台、南帮炮台。同时在刘公岛上驻扎北洋护军，并在海港东西两口布设防材和敷设水雷248颗。整个山东半岛大约有步兵约40个营、骑兵8营、水雷2营。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

光绪二十年一月中旬，日舰25艘护送日本陆军2万余人进犯威海卫，丁汝昌再次建议主动出击或者切断其海上供应，但皆被李鸿章以“保船”为由拒绝，北洋海军空有30艘舰艇却只能避居港内坐以待毙。

　　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至23日共五千人分三批完成登陆，丁汝昌再三请战，奈何清廷丝毫不听，竟让日军毫无阻拦的集结重兵于荣城，结果也毫不意外，荣城于当晚19时左右即告失守，从1月25日开始兵分两路从后路包抄威海。在战斗中，清军赵埠嘴炮台击沉日舰1艘。30日，日军集中兵力首先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有八厘米火炮八门，对日军的威胁最大，营官周家恩也是个久经沙场的汉子，在仅仅有五百名手下的情况下顽强抵抗，竟打退日军六次进攻，让日军损失惨重，恼羞成怒的日军少将大寺安纯发起了全面进攻。守护炮台的清军在打光弹药之后，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最终五百人全部战死，营官周家恩为避免被日军生擒，在向北洋舰队发出攻击的信号后，拖着残躯跳崖殉国。日本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兴冲冲的进入炮台，正准备调转炮口瞄准北洋舰队时，结果遭受了铺天盖地的炮弹攻击，大寺安纯和他的手下大多被击毙，这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唯一阵亡的将军。

　　“龙庙嘴炮台”和“皂埠嘴炮台”同时也遭遇日军的攻击。“龙庙嘴炮台”防守力量更是薄弱，清军尽管戮力杀敌，但奈何日军势大，最终全部战死炮台方才失守。“皂埠嘴炮台”有五门大口径克虏伯大炮，是南岸炮台中防守力量最为强悍的，导致日军军舰根本不敢靠近援助陆军。在经过五日夜坚守之后，炮台守军打光了弹药，最终八百余人全部殉国。由于这五门克虏伯大炮的射程可以覆盖北洋舰队，所以清军早在炮台下埋设了炸药，等日军完全占领炮台后，清军引爆了炸药，让日军用该炮台打北洋舰队的计划落空，威海卫南岸的炮台也全部被日军占领。

　　与南岸的清军相比，北岸的清军将领皆是淮军出身，按道理作战能力非常强才是，但是在2月1日日军发起进攻时，北岸炮台的清军竟多数一枪未发便全部溃退。丁汝昌见状，只好让人引爆了所有炮台和火药库，大火冲天连烧了数个昼夜，虽然没给日军留下一炮一弹，可北洋舰队也彻底处于日军海陆的夹击之中，更可怕的是，日本人竟然修好了南岸那几门克虏伯大炮，以致刘公岛驻扎的北洋舰队船只不能出海。北洋舰队已呈覆灭之势。

1895年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数被日本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日军一方面对北洋舰队发起总攻，一方面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写信招降丁汝昌，被丁汝昌断然拒绝。伊东祐亨见丁汝昌态度坚决，日本联合舰队向北洋海军和各炮台发起猛烈正面进攻，其陆军利用已经修复的南岸炮台大炮配合夹击，双方展开激烈炮战，但日舰始终未能迫近，且“筑紫号”、“葛城号”两舰先后被击伤，日本失利而退。

伊东祐亨见正面进攻失利，遂以鱼雷艇进行夜袭。2月3日夜，日鱼雷艇偷袭东口，虽被岛上快炮所击退，但防守圈被打开一个缺口，北洋舰队有所损失。2月7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企图一举全歼北洋海军，北洋海军予以坚决还击，击伤敌“松岛号”、“桥立号”、“吉野号”、“扶桑号”、“筑紫号”等舰，苦战一日，将敌舰队的进攻击退，北洋舰队也损失严重。

　　2月8日到9日，日军连续发动海陆军的联合进攻，丁汝昌亲率“靖远舰”进行反击，配合刘公岛炮台作战，经过激战瓦解了日军的全面进攻。但“靖远舰”不幸被日军岸炮击沉，丁汝昌与管带叶祖圭幸免于难.。刘步蟾的“定远舰”因中弹不能行船，仍做“水炮台”使用，10日，定远弹药告罄，以免被敌人俘获，遂以鱼雷自行爆破，刘步蟾本人也服毒自尽，实现了他生前“苟伤舰，当自裁”的誓言。

　　经过一周激战，北洋舰只损失越来越大，仅存“镇远舰”、“济远舰”、“平远舰”及“广丙舰”四艘战舰，另外还有四艘炮艇，主力舰船已经损失殆尽。2月10日，山东巡抚李秉衡畏敌避战，已退至莱州，陆路支援无望，此时的北洋舰队已经是弹尽粮绝，俨然是砧板上的肉，等待宰割而已。丁汝昌连夜召开会议，力主率舰队突围，提出：“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逾于尽覆于敌。”但副提督马格禄以及美国顾问浩威却反对突围，面临生死就连一些清军也赞同马格禄向日军投降。丁汝昌见事无转机，几次下令让人将“镇远舰”炸毁，以免资敌，但无人听令。内外交困的丁汝昌见到自己对扭转战局无能为力，决定以身殉国，便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以防死后有人盗印降敌。11日夜，丁汝昌走入“镇远舰”服毒自尽，时年59岁。总兵张文宣、镇远舰管带杨用霖也随之相继自尽。

　　丁汝昌自尽后，洋员和牛昶昞等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最终自杀。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只有“康济号”练习舰被解除武装后因护送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灵柩回国得以幸免，其他舰船皆成日军战利品。1895年2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自此，“威海卫战役”结束，北洋舰队除一艘练习舰外全军覆没。

　　从战争开始，作为北洋舰队提督的丁汝昌从来没有真正的自主作战权，一直听命于李鸿章的遥控指挥，以致整支舰队一直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和主攻方向，临场更是仓促应战，消极防御，一开始就将自己处于不战自败的地位，虽经将士们浴血奋战，但仍然没有扭转战局，故而有了“北洋舰队之败，败不在将士而在朝廷”之说。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大清国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在析木城四周部署了奉军、盛字练军、希字军、仁字军等，总兵力计27营，除步兵营外，有马队5营、炮队1营，约8000。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由于指挥不力，皆被日军击退。2月28日，日军趁胜追击，从海城分路进攻，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议和缔约

　　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后党）人物西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1884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奕訢原先就主张对外国屈服，10月初，奕訢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政府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 “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但日本拒绝和他谈判，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求清政府派出 “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当时旅顺已失守，慈禧皇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訢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将清政府的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

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所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但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并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 “议和”条件，否则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于是1895年3月，赶忙按照日本的旨意，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是辽东战场争战方酣。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3月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4月10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条件非常苛刻，并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4月14日，清政府电令李鸿章遵旨定约。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条约的主要内容为：

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后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罗斯帝国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阻碍它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便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结果是日本于同年5月4日宣布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一共勒索了中国两亿三千万两巨额白银。

反割台斗争（乙未战争）

　　清朝在《马关条约》中割让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至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台湾省首府台北，割台的消息传来，“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在自己不能主宰的情况下，被腐败的清政府出卖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全台男女老少、市农工商、贩夫走卒，鸣锣罢市，涌入省府，愤怒抗议朝廷的割台行为，决心誓死保卫台湾。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并带头联名致电清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忘”，愿意与驻台清军“誓死守御”。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而台湾人民则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

　　反割台斗争是近代中国一次爱国主义的壮举。尽管它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充分表现了台湾军民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忘的紧要关头，在反对帝国主义侵占祖国宝岛台湾的斗争中，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分彼此，同呼吸，共命运，相互支持，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瑰丽诗篇。

　　甲午战争的影响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日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1904年日俄战争。西方列强开始对大清帝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大清帝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促使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兴起，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各地人民自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

《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侵占山东胶州湾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强国，当它“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已经占光了”。但是，它野心勃勃，计划在中国谋取一个军港，作为扩大侵略的基地，以与英、俄、法等国在远东争衡。德国首先选中了山东为其殖民掠夺的目标，并对形势险要的胶州湾垂涎不已。德国驻上海领事也向其政府献计：德国一旦占领胶州湾，“不但可握山东之利权，且可操中国全国之命脉。”为了达到侵占胶州湾的目的，德国政府进行了长期的周密的准备。

　　甲午战争后，北洋水师的战败，让清朝海防变得毫无防御能力，列强乘机瓜分中国军港。德国决心把侵占胶州湾的计划付诸实现，几次向中国官员透露要索取军港之意，但没有成功。于是，决定用武力攫取了。1896年夏，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匹茨海军上将亲到胶州湾进行勘察，认为该处是建立海军基地的理想港口，应加以占领。德皇威廉二世和首相霍亨洛在占领胶州湾问题上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他们担心俄国可能提出异议，因此想先试探一下它的态度。1897年夏，威廉二世亲自出马，在首相和外相陪同下访问俄国，与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会谈。当时，俄国对德国占领胶州湾，不但不反对，反而欢迎之至。尼古拉二世也向威廉二世表示，德国军舰在胶州湾停泊，对俄国并无不便之处。俄国的表态使德国在外交上益无顾忌，更加强了侵占胶州湾的决心。这样，德国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入侵的“理由”了。

　　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大刀会所杀，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巨野教案”。威廉二世闻讯后，不禁喜出望外，在给外交大臣的信中写道：“中国人终于把我们渴望已久的理由和意外事件提供给我们了，我决定立刻动手。”他命令其远东舰队立即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14日，德军便以“借地演操”为名，在栈桥西强行登陆。胶州守将总兵章高元急电请命，清政府复电称：“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并告诫章高元“不可轻启兵端”。德国侵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胶州湾。15日，威廉二世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尽量提高我们的要求，务使其无法履行，因而有理由继续占领”。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秉承德皇的意旨，在与总理衙门交涉中强横狡诈，极尽威逼之能事。清政府不敢与争，步步退让，于1898年3月6日被迫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将胶州湾租与德国，为期99年；德国有权建造由胶州到济南的铁路，并享有铁路沿线30里以内的开矿权。

通过《胶澳租界条约》，德国终于实现了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不仅把胶澳地区夺取到手，变成直接统治殖民地，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山东内地，从而控制了山东全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中国作为战胜国，德国才把侵占的山东半岛吐了出来。

公车上书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民族危机的加深，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和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传到北京，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拒和）；二、迁都定天下之本（迁都）；三、练兵强天下之势（练兵）；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变法）。康有为指出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此举史称“公车上书”，（公车：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

虽然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人，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举国震惊。许多有识之士在声讨“卖国贼”李鸿章的同时，也开始深刻地考虑中国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才能避免亡国的悲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请求光绪帝变法维新。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光绪帝从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和最近的甲午之败中认识到，清朝现有的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再不变法恐怕真的有亡国灭族的危险，于是他在征求了慈禧的意见后，决定实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推行新政。但朝中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势力相当强大。在此之前，光绪帝十分惧怕慈禧，事事都要先请示慈禧后才敢决定。可是自从变法开始后，慈禧越来越感觉光绪帝不像原来那么听话了，很多事都敢擅自作主了，就如任命谭嗣同等4人为军机章京，在军机处行走。光绪帝有什么旨意直接通过这四个人去执行，从而绕过了守旧派官员。此外，光绪帝还大刀阔斧地裁撤抵制变法的守旧官员，重用支持变法的人。这一切，深深地触动慈禧太后，这个对权力有强烈欲望的女人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似乎得对光绪帝和维新派留上一手。6月15日慈禧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职位原是李鸿章的， 因为他签订了《马关条约》，受到国人一致声讨，迫于舆论压力，清政府只好将他开缺）。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逐步升级，愈演愈烈，朝中局势剑拔弩张，而血腥政变一触即发。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次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并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的抵制。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政变

　　1898年9月初，直隶总督荣禄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光绪帝想开懋勤殿并设顾问官，命谭嗣同拟旨，决定自己在9月13日这一天亲自去颐和园请示慈禧。可到了13日这一天，众臣都在等待皇帝的诏书，而诏书却迟迟没有下达，这更说明慈禧与光绪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9月14日，光绪帝召见杨锐，并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康有为与谭嗣同等见到密诏后抱头痛哭，可见光绪帝只是个傀儡皇帝，手中权力有限，所以康有为这些人干着急没有办法。

当时朝中的所有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曾长期驻兵朝鲜，知道国内外的形势，也主张变法，于是，谭嗣同以及其恳切的言辞密奏光绪，要拉拢袁世凯，给他一些恩惠，这样一旦情况有变，袁世凯可能会是勤王保驾之臣。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加封他侍郎之职，命其专办练兵事务。17日再次召见了他。

　　9月18日这天夜里，谭嗣同亲自去袁世凯所居住的法华寺见他，并拿出了光绪皇帝的衣带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现在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你若想救皇上，那再好不过；如果你不打算救皇上，干脆立刻就去颐和园告发我，让禧太后砍我的头！那样的话，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袁世凯听了，假惺惺地装出一幅很生气地样子，提高了嗓门说：“足下把我袁某当成是什么人啊！皇上不光是你一个人的皇上，而是我们共同的主子，我和足下都受到皇上莫大的恩德，要救皇上的，不只足下一个人！足下如果有什么教诲，我愿洗耳恭听！”

谭嗣同说：“荣禄阴谋在天津阅时，想要依仗节制三支军队兵力来行废立之事。当今天下能算是厉害的只有将军你（指袁世凯），若那些奸贼真的发动变乱，将军你以一支人马力敌董、聂两支军队，辅保皇上，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你指挥的军队若能成功，这可是不世之功啊！”袁世凯说：“倘若皇上能在阅兵之时跑入我的军营，下达铲除逆贼的号令，那么我一定能像足下一干正人君子一样，就算豁出命来，也要保得皇上周全！”谭嗣同又说：“我们不能小看荣禄，他可是个能成就一番霸业的枭雄似的人物，要对付他只怕不那么容易。”袁世凯怒目而视：“只要皇上在我的军营里，杀荣禄就像宰条狗一样容易！”于是谭嗣同就把救光绪的计划详详细细地和袁世凯说了一遍。袁世凯说：“现在军营里的枪支弹药都攥在荣禄老贼的手里，而且军营里各级将官有很多以前都是荣禄的手下，现在可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既然我们已经订好了计策，我就得立刻赶回军营去，把重要岗位的将官都换成自己人，还得多储藏一些枪支弹药才行。”到了20日，袁世凯再次受到皇帝召见，并且似乎也拿到了皇帝的密诏。

　　袁世凯赶回天津，连夜去见荣禄告密，把事情的始末全部都对荣禄讲了。荣禄当即下令封锁进京的重要道路，没有他的命令不允许任何军队不准擅自进北京。荣禄还坐上专列连夜进京向慈禧太后告发。这天深夜，当慈禧知道这件事后，先是大惊失色，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平日一贯唯唯诺诺的光绪皇帝胆敢这样做。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几十年宫廷斗争冰刀雪剑的慈禧太后，立刻采取了行动。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到紫禁城，将光绪帝痛骂一番之后，把他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与此同时，她下令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3000军士在捕全城搜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见到伊藤博文，请他照会上海领事馆，搭救康有为。22到24日的三天时间里，谭嗣同还策划组织要救出光绪帝，可最后没有成功。

　　9月24日，梁启超见到谭嗣同，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谭嗣同不同意，梁启超再三劝说，谭嗣同也不应允。谭嗣同对梁启超说：“各国的变法，无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国从没听说过有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这大概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吧。如果是这样，我谭嗣同愿意做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第二天，谭嗣同被逮捕，在狱中，他在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后面原句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是梁启超改的)。”9月28日，慈禧太后下诏，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命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这6人即后人所说的”戊戌六君子”。这天，观斩的百姓达万人之多，谭嗣同面不改色，从容就义，这一年他年仅33岁。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清朝政府随即又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所有新政全部都被废止，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失败了，但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也为十三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指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以英、俄、日、法、意、美、德、奥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战争。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中国之实。

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戊戌变法，因与守旧派对立而失败。慈禧镇压维新运动，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各国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但因遭各国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令她怀恨在心。加上列强企图瓜分大清帝国，纷纷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也增长了慈禧的仇外情绪。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最初是发源于山东的民间秘密组织，活跃于山东、河南、直隶（今河北）一带，它的活动方式是设立神坛拳厂，通过练习拳棒、传授武艺、散发传单等形式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活动，并逐渐发展壮大。1894年之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大清帝国的热潮，清政府内忧外患无力抵抗。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战争赔款使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起了义和团运动。

当时，慈禧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可以用来借助排外。慈禧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但刚毅竟向慈禧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因此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入北京城内勤王。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团民则沿途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1900年1月27日，英、法、美、德、意等国联合照会清政府，再次要求取缔义和团。1900年2月1日，山东高密群众围攻德国铁路公司，相持数日，并破毁铁路。至14日，德军扬言要以武力镇压。1900年3月13日，帝国主义列强在渤海举行海军示威，显示要用武力干涉大清帝国。1900年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照会清政府，限两月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1900年4月，义和团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罗斯帝国公使就提出镇压，英、美、法、德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朝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

　　1900年5月，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平乱。5月20日，公使团会议，提出调兵来北京。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清政府被迫同意。1900年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6月3日，德、奥派兵83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在北京使馆区设立路障保护区。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联军达2000余人。

廊坊之役

　　1900年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征华计划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进攻中国的战争爆发。1900年6月10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及海军将领召开会议后，决定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于次日乘火车前往北京。

北京东交民巷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1900年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帝国主义的征华战争，激起义和团坚决抵抗。11日下午，联军到达廊坊南10公里的落垡车站东大桥处，这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义和团2000余人，在首领倪赞清的指挥下，手持大刀长矛向火车上的联军发起冲锋。这场战斗又称东大桥之战。6月13日夜，联军到达廊坊车站，由于前面铁路被义和团拆毁，加上增援而来的清军和义和团民，双方在廊坊形成数日的对峙。6月18日下午2时许，义和团向廊坊火车站发起攻击，战鼓声、呐喊声、刀枪撞击声惊天动地，数千名义和团民如潮水般冲向车站。这一仗直到下午4时结束，共打死联军50多人，伤100多人。义和团阵亡500多人，清军阵亡200多人，伤300多人。廊坊一战后，联军只能选择向天津撤退，等待支援。

　　1900年6月16日至6月19日，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仪銮殿东暖阁两次召开御前扩大会议，围绕已经陷入洋兵和义和团双重困境的形势商讨是战是和对策。包括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总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员参加。会议气氛紧张而压抑，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第一次御前会议后，主和派占上风，曾发出解散义和团民的上谕。但一天后慈禧接到手下守旧派大臣伪造八国出兵实际是要求她退位、让光绪复位的情报后，慈禧愤怒之下让守旧派统领义和团，并且在北京贴出赏文悬赏杀洋人布告。

慈禧对数百洋兵强行“进驻”北京已经感觉到了来自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而此时义和团也一直在“寻衅滋事”，清廷最担心的是列强以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发动入侵战争。慈禧太后一直认为，洋兵大量进驻北京的威胁要远远大于义和团，并且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阻止洋人向外国使馆继续增兵。6月10日，西摩尔率兵大举向北京进犯，这更让慈禧太后惊恐万分。而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的外国使馆和义和团之间的暴力冲突又日益升级。慈禧骨子里对洋人的惧怕是刻骨铭心的，不到万不得已时，她是绝对不敢与列强决战的。真正让慈禧太后下决心与洋人决裂的不是洋人的照会和假情报，而是来自直隶总督裕禄（后因战败自杀）一份迟到的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17日凌晨2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西摩尔的步步紧逼，战争一触而发，慈禧不得已之下，只能考虑“联拳抗洋”之事的可能性。18日，洋兵向慈禧强索大沽炮台，否则将“以力占之”。慈禧知道这场战争已不可避免，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口炮台“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应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节驱逐出境。

6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朝廷已经陷入洋兵和义和拳的双重困境，要求各省督抚通盘筹划，联络一气，接济京师，共挽危局。这道上谕，随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

6 月21 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称列强“三十年来，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日甚一日，无所不至”；“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清廷决定对“彼等”“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侵华帝国主义海军在沙俄海军将领指挥下，联合进攻大沽口炮台，遭到守军坚决抵抗，清军共击伤击沉敌舰6艘，毙伤敌军200余名。正当战事激烈时，守将罗荣光中弹牺牲，清军失去指挥，大沽炮台失守。大沽口失陷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猛攻。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112人，数度占领车站。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平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1900年7月，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腹破肠流仍坚持战斗，直至血竭而亡。7月14日，联军付出伤亡900余的代价，并发射毒气炮后，攻陷天津。

　　1900年8月中旬，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由印度人组成，还包括香港及威海卫华人）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主要由越南人组成），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次日，进抵北仓，受到清军马玉昆、吕本元等部及李来中所部义和团阻击，联军再次施放毒气，才攻占北仓。但联军付出死伤635人（一说400余人。其中日军近300人）的代价，毒气炮（“列低炮”）也被击毁。1900年8月13日，联军进至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陷。

　　8月15日晨，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枪炮声中, 为了保命置国家危难于不顾, 命太监将珍妃推入寿宁宫外的井内淹死后，仓惶地带着光绪皇帝出西直门狼狈西逃。1900年10月26日慈禧一行逃窜到了西安。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全权大臣，李鸿章为协办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求和，并把战争责任推给义和团，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解除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派兵四处攻城略地，扩大征伐，八国联军在京封锁街道,逐户进行抢劫，烧杀奸淫、滥杀无辜，无恶不作，罪恶滔天。9月，俄军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联军总司令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但法、德联军在侵犯井陉、娘子关一带时，受到清军刘光才部的顽强阻击，付出重大伤亡后败退。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

议和谈判

　　1900年12月22日，英、俄、德、美、法、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于27日同意接受。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1901年2月21日，清政府接受了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4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142人之多。1901年5月11日，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电召瓦德西回国，并转告各国政府取消他所担任的联军总司令职务。5月26日，清政府照准各国赔偿四百五十兆两，四厘息。1901年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1901年9月7日，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

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史称庚子赔款）；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5．对德、日“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石牌坊（德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被守军击毙）。6．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辛丑条约》签订后，虽然保住了清政府权位，但西方列强却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加重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

　　后来美国向清政府减少了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退款主要用于中国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清华大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其中英、日、荷三国将庚款余额修改偿付办法。这一方面间接促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加强了列强对中国的控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俄也在1920年宣布放弃 。

　　《辛丑条约》的签订后，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造成重大影响。

在政治上丧失多项国家主权，华北大乱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汉族权臣抬头，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八国联军事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

经济上清政府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之后，可谓雪上加霜。清王朝内忧外患，战争不断，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巨额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经济实力极度落后，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中国因而彻底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文化方面，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抢掠，因而造成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大量的文史资料典籍（其中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损失无法估计，其中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3000余尊，锦绣制品1400件，铜器4300件。就连紫禁城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 今刮痕斑斑，这也是联军劫掠北京的铁证。《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1403—1408）210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已经遭到破坏，后来收藏在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里，1900年被八国联军大肆损毁丢弃，甚至将《永乐大典》书册用于修建工事之用。《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36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7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册数万。翰林院内收藏了许多珍贵图书、孤本、宋版书籍、文史资料和珍贵书画，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糟蹋一空。

俄军入侵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消息传到俄罗斯，沙皇政府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除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日－21日，俄罗斯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

　　8月28日，俄罗斯军队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殉国；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900年11月，俄罗斯胁迫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企图把俄罗斯独占东三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遭中外反对而作废。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

　　慈禧光绪一行人在西安担惊受怕的住了一段时间，李鸿章和列强的议和结束，西方并没有惩罚慈禧，也没有要求归政给光绪，于是启程回京，1902年1月7日，回到北京。结束了她一年零五个月的逃亡生涯。慈禧回京后10天，就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及其夫人，极尽献媚求宠之能事。从此，清政府完成成了“洋人的朝廷”，慈禧顺理成章地成了洋人的“管家婆”。

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也引起了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利益上矛盾激化升级，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日俄战争是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日本和俄罗斯帝国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而进行的战争。1900年7月，俄罗斯利用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派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02年4月，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但当年10月俄罗斯第一次撤兵之后，便不肯继续履行条约，招致日、英、美等列强的反对。1903年8月12日，日本正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要求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利益”，日本只承认俄罗斯“于满洲铁路有特殊利益”，两国几经谈判均未获结果。1904年2月6日，日本照会俄罗斯终止谈判，并断绝外交关系。

2月8日，日本海军未经宣战突然袭击俄罗斯驻扎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日俄战争爆发。2月12日，中国清政府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宣布局外中立。不过，清朝的中立只停留在外交层面，实际上执行了“联日抗俄”的政策。

　　作为清朝崛起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各种资源十分丰富。随着清朝的衰落，帝国主义列强对这片土地垂涎三尺，其中最主要的是俄国、日本。俄国制定了野心勃勃的“黄色俄罗斯计划”，妄图占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日本也不甘落后，制定了所谓的“大陆计划”。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击败了清朝，将魔爪伸入了东北。

俄国人一方面积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另一方面诱骗清朝签订《中俄密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俄国派出数十万大军，直接将东三省占领。之后，俄国拒绝将军队撤走，引发了日本的不满，双方剑拔弩张。此时的清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俄国、日本的野心。战争爆发前，清朝采用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由于清朝国力孱弱，根本无法对付强大的俄国，所以只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朝内部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讨论，张之洞、李经曦、端方、盛宣怀等人主张“联日抗俄”，他们的建议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支持，民间舆论也倾向于这种策略。

　　清朝统治者慈禧太后犹豫不决，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提议，“电商外部，请通告各国严守中立”，“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与此同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都不希望清朝卷入这场战争，因为这会损害到它们在华的利益。最终，清政府表示“局外中立”，但声明“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应归中国主权”。

清朝之所以表面上中立，暗中帮助日本，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时，俄国已经实际上控制了东北地区，想要赶走他们，凭借清朝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因此清朝只能依靠日本。虽然清朝也知道日本的野心，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两害相权从其轻”了。所以，清朝希望日本取胜的，并在战争的过程中提供了不少帮助。清朝建立情报组织，帮助日军刺探俄国的情报，袁世凯派出16名情报军官帮助日本，其中包括段芝贵、吴佩孚。吴佩孚曾经乔装成杂役，深入俄军内部，刺探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清朝还默许日本在东北招募“马贼”，来破坏俄国的后勤补给线。总而言之，清朝是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将俄国驱逐出东北。

旅顺是俄国在远东攫取的仅有的不冻港，是太平洋分舰队的主要基地。整个日俄战争期间，始终贯穿着双方对这一战略要地的争夺，实质上是争夺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制海权。旅顺港的内港较狭窄，水浅，只有一个出入口。大型战舰只能在涨潮时出入内港，而且要有拖船牵引。俄方制订的要塞设防计划，原定到1909年完成。战争爆发时，守军（地面部队）只有1.21万人，炮116门（计划规定418门）。太平洋分舰队主力常驻该地，很少出海训练，舰炮和要塞从未进行过联合演习。港内没有舰艇维修设施。

1904年2月5日，日方决定同俄国断交同时，日本天皇即指示开始军事行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于2月6日0时召集下属指挥官，传达天皇的决定，并且命令全舰队开赴黄海，分别攻击停泊在旅顺和仁川（济物浦）的俄舰。

在这个关键时刻，俄国官兵仍处于和平麻痹状态。太平洋分舰队停泊在旅顺外港，舰艇警戒仍执行“平时规定”，已经决定采取加强警戒的补充措施，但要到1904年2月10日才开始执行。夜间不打开防雷网，却以军舰上的探照灯把内港的出入口照得通明。总督阿列克塞耶夫及其亲信知道日俄谈判破裂的消息，但没有采取应变措施。直到日军偷袭旅顺前几小时，舰队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将军还说“战争打不起来”。1904年2月8日白天，日本驻旅顺领事撤侨。俄军高级将领对此等闲视之，直到日军开始攻击时，俄国舰队仍在外港，而且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此时，日本东乡舰队正向旅大方向开进，3支驱逐舰小队准备攻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另外8艘驱击舰开往大连方向。1904年2月8日午夜，在海岸灯塔和俄舰探照灯光照射下，日舰盯住俄国舰队，在近距离上发射了16枚鱼雷，其中3枚命中目标，重创俄国最好的舰只3艘，揭开了战争的序幕。爆炸声和炮声惊动了整个旅顺。当时俄国舰队军官正在城里举行晚宴，庆祝舰队司令施塔克将军夫人的命名日。要塞内不知道港湾里出了什么事。司令部查问，下面回答说是实弹射击。直到黎明时发现港口附近被击中的船骸，才真相大白。

　　战争爆发后，俄国加速向远东增兵，防日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沿岸登陆。在俄日双方争夺制海权的同时，1904年3月21日，日第1军（约3万人，100余门炮，由黑木为桢大将指挥）首先在朝鲜镇南浦登陆北进。1904年5月底辽东半岛俄军司令斯捷塞尔命令福克师放弃大连，径直向旅顺方向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金州和大连，并向旅顺逼进。

　　只要旅顺掌握在俄国手中，它的舰队就随时可威胁在“南满”登陆的日军海上交通线。不占领旅顺，日军无法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从战争爆发到1904年7月底近半年中，旅顺要塞的防御有所加强。守军增到4万人，炮646门，机枪62挺。海军有战舰38艘。但物资储备不足以应付长期围困。包围旅顺的日军兵力达6万人，火炮400门（其中攻城炮198门），机枪72挺。同时，日方以舰队（52艘战舰）封锁了港口。1904年8月7日，日军发动进攻。首次攻占要塞外围前沿制高点——大孤山和小孤山。日军以12个营对俄军3个营。双方为争夺这两个战术要点激战了4天，最后高地落入日军之手。1904年8月19日，日军对要塞发动首次强攻，昼夜突击，双方激战到8月24日。日军夺占了一些前沿工事，但伤亡约2万人（占总兵力1/3），士气低落。俄军也伤亡3500人。至此，日军放弃了迅速攻占旅顺的打算，改取长围久困之计。

　　日军在围困旅顺期间，日俄双方调兵遣将，进行了辽阳会战后，两军在奉天与辽阳之间的沙河地区互相对峙。1904年9月底，东北地区俄军约达21万人，758门炮，32挺机枪。防线长达90公里。沙河地区日军约12万人，488门炮。在作战中日军消耗很大，为补充兵员，在国内进行了总动员，但仍不能根本改变兵力对比。日方鉴于自己兵力不足，而俄国增援部队源源开到远东，战争旷日持久对己不利，出路是把围困旅顺的日军解脱出来。与此同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正在东调途中，一旦与远东舰队会合，实力将超过日本舰队。因此，日本统帅部利用沙河会战后俄军按兵不动之机，将全部后备力量投入对旅顺的攻击，力争尽快夺取旅顺。

1904年9月19日至1904年10月30日，日军发起了3次强攻，但仍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日军不得不換将，暂时由善长用炮兵的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指挥。经过调整部署后，一天就攻克了203高地。高地的陷落，基本上决定了旅顺战局的命运。日军在高地上建立观察哨，校正炮兵射击，以海岸防卫用的280毫米大口径榴弹炮轰击俄国舰队。

　　1904年12月15日，被俄国人称为旅顺俄军防御“灵魂”的康得拉钦科将军毙命。1905年1月2日俄方正式签订投降文书，日军攻克旅顺。整个旅顺战役过程中，俄军损失4.4万余人，日军损失约6万人。

此后3月日军夺取奉天（今沈阳）；5月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击溃俄罗斯调来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由于对马海战的惨败及国内革命的爆发，俄罗斯已毫无获胜的可能。此后美国出面调停，8月10日，日俄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正式举行和谈，于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日俄战争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日俄战争不仅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东北地区上进行的，可是清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日俄两国军队在战区和中立区违背中国宣布的中立项目，奸淫烧杀，掠夺财物，无恶不作，2万中国人死于战火，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空前的浩劫。战争结束后的日俄和谈中，中国作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却被排斥于和谈之外，最终无奈地接受日俄重新划分东北势力范围的现实。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一系列失败，给予俄国海军以沉重的打击，俄国海军三大主力舰队中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同时极大地削弱了俄国海上扩张和争霸的实力，使俄国由二等海军强国降为四等海军国家。战争的失败使沙皇专制制度遭到削弱，俄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战争导致了“1905”革命， 为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拉开了序幕。

日本借日俄战争直接获益了大片殖民地，间接提高了其国际地位，战后的日本财阀通过此次战争，大发横财，并掀起了企业投资热潮，仅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新建扩建企业投资额相当于甲午战后十年间投资总额的两倍。同时日本自此全面展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真正成为世界一等强国。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14日暴死于宫中，终年38岁。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葬清西陵之崇陵。光绪帝驾崩后，8月15日慈禧选择三岁的溥仪做为新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次日17点慈禧在仪鸾殿去世，葬于清东陵。慈禧生前生活非常奢侈的，死后的葬礼同样是非常的浩大，棺椁内的陪葬品极其奢华，但死后20年，即1928年7月4日至10日。军阀孙殿英盗掘了慈禧陵，毁棺抛尸，掠走了全部随葬珍宝。慈禧遗体被抛出棺外，嘴里的宝珠被抠走，上衣也被扒光，下体仅剩一条内裤。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乳名午格，字曜之，号浩然。清朝末代皇帝。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光绪帝之侄，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是苏完瓜尔佳·幼兰。1908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年号宣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溥仪三岁即帝位，由其父摄政。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仍居清宫，享受民国临时政府议定的清室退位优待条件。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曾拥其复辟，十二日而败。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大清皇帝称号，溥仪迁出皇宫。次年在天津继续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所以又称“康德皇帝”。

　　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逮捕入伯力监狱。1950年移交中国，被监禁于抚顺。1959年大赦释出。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务。

　　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曾荣获1988年奥斯卡金像奖等众多奖项。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1995年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1911年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北洋军阀原世凯逼清帝溥义逊位，隆太后接收优待条件，清帝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在内忧外患中寿中正寝，统治了276年的封建王朝从此结束。1912年孙文（孙中山）以绝对优势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