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画报》工作事略（一）

少军

顾棣、 王笑利 碾盘沟 2022-08-08 00:00 发表于河北 1937年10月―――1938年

晋察冀的摄影工作，在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关怀支持下，由第一个以摄影记者身份参加八路军的青年摄影家沙飞开创建立起来。

沙飞，广东开平人，1912年5月5日生，曾在电台工作，因酷爱摄影，放弃电讯。1936年拍摄了鲁迅和青年木刻家的谈话，鲁迅遗容和葬礼等许多著名照片，并拍摄了《国防前线的南澳岛》和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照片。他先后在广州、桂林举办了两次个人影展，获得各界好评。抗战爆发，他毅然决心北上抗日，得到广西大学教授陈望道、千家驹等人资助，于1937年8月到达山西省会太原。9月底经全民通讯社李公朴、周巍峙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介绍，以新闻记者身份，到五台前线采访，八路军总部热情接待了他，聘请他为新闻记者，发了证件，他前往晋东北115师采访两周，与苏静生活在一起，有时共同采访，冲洗胶卷。回太原后立即对外发稿。10月晋察冀军区筹备成立，沙飞再到五台，由聂荣臻介绍到杨成武支队搜集材料。

11月，沙飞在骑兵营，拍摄了《沙原铁骑》、《向冀西挺进的八路军铁骑兵》等著名照片，在杨成武支队，拍摄了《挺进长城内外》《塞上风云》、我军收复涞源，占领紫荆关、光复蔚县后军民联欢的珍贵镜头。(笔者考证，沙飞在平型关、插箭岭、浮图峪、牛邦口等地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系列作品，多是在此期间完成的。此时沙飞的身份是持有八路军总部新闻记者证的“全民通讯社记者”。)

1937年12月，聂荣臻给正在一分区采访的沙飞拍电报催他到阜平，批准他正式参加八路军，并任命他为政治部军区宣传部第一任编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

1937年12月底，沙飞拍摄了我军追歼逃敌胜利归来后阜平城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这幅照片于1938年5月23日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

在《抗敌报》任职的袁同兴在50年后的今天，还清楚记得沙飞为自勉朗颂的自编诗：

无声的战斗

我的战斗啊，是无声的枪炮；

一个镜头，一幅照片；

摄取了，渲染着；

抗日烽火的记录，民族解放的勋绩！



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沙飞到大会采访。

1938年1月29日，美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到阜平，沙飞拍摄了第一位国际友人到边区的活动照片。

1938年2月，沙飞因参加编报工作，任务繁重，有时顾不上外出采访，他就教会李廷占（军区作战科长）刘彬（军区通讯科长）王宗槐（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三人照相，这是沙飞最早用带徒弟的方法培养出来的三名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们后来拍了不少战斗照片。

1938年4月，抗敌报从军区政治部划出，成为中共晋察冀省委机关报，邓拓任主任。沙飞专职搞摄影。

1938年5月，沙飞到平山县洪子店战斗前线采访，拍摄了缴获敌寇战马和电台的照片。

1938年6月，白求恩大夫由延安到晋察冀。沙飞拍摄了聂荣臻与白求恩大夫在五台金岗库亲切会见的珍贵镜头。

1938年6月，延安抗战文艺工作团刘白羽、欧阳山尊、金肇野、汪洋、林山等陪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抵达晋察冀边区访问。汪洋担任陪团的摄影记者，到晋察冀后见到沙飞，沙飞向聂荣臻请求将汪洋留下，与他同搞摄影。抗战文艺工作团不同意。沙飞拍摄了卡尔逊在晋察冀活动的照片。

1938年7月，沙飞带病到四分区采访，拍摄了部队生活和妇女、儿童活动照片。

1938年8月，沙飞随军区敌工部长历南到满城做平汉路伪警备队的反正工作，沙飞拍摄了根据地群众热烈欢迎伪军反正的镜头。



1938年8月,平汉线伪警防队一千八百余人全副武装起义，受到边区人民热烈欢迎。沙飞摄 1938年9月，沙飞、邓拓、潘自力、邱岗等到松岩口参观白求恩创办的模范医院，沙飞拍摄了白求恩紧张工作、愉快生活的照片。

1938年，石少华（广东人）、罗光达（上海人）、章文龙（江苏）、赵烈（广东）、赵启贤（武汉）、蔡尚雄（广东）、吴群（广东）、叶曼之（广东）、叶昌林（广东）、周郁文（浙江）、刘长忠（安徽）、徐飞鸿（上海）等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分别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短期训练，毕业后陆续来到晋察冀边区，走上摄影工作岗位。

1938年左右，高粮、流萤、裴植、李遇寅、李鸿年、白连生、杨国治、袁克忠、孟振江、张进学、冀连波、孟庆彪、董青、宋克章、宋贝珩、黎呐、刘峰、粱明双、杨振亚、谷芬、刘沛江、刘克己、纪志成、齐观山、林扬、江波、沈力等青年从北平、保定等城市或河北农村先后参加八路军，后来，都从事了摄影工作。

1938年10月至11月，沙飞、刘柯（抗敌报记者）、邱岗一起跟随军区组织部长王宗槐到一、三分区采访。他们到阜平王块一线参加陈正湘、王道邦团阻击日寇进攻的战斗，拍下了真实生动的战斗场面。

1938年12月，沙飞拍摄了我军进攻涞源城炮兵阵地的重要镜头。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带几十名干部由延安来晋察冀，沙飞向聂荣臻提出增加摄影干部的要求，聂荣臻和彭真商量后，把懂摄影的罗光达要来给沙飞当助手。

1939年

1939年1月，沙飞、罗光达把沙飞前两年拍的照片洗印出来，在军区驻地河北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一次展览，大受欢迎。但照片太小，不能满足群众要求。军区马上派人到阜平城一个关了门的照像馆里买回一个破相机镜头，沙飞用它自制了一台土造日光放大机，他们放出一批八寸照片，在蛟潭庄举办了第二次影展。军区首长、部队和当地群众都去参观，引起很大轰动。聂荣臻看了影展非常兴奋，让他们马上再放大一些，派人送到延安，托外宾带到国外。这次影展引起军区首长对摄影工作的格外重视，聂荣臻和舒同主任决定在军区建立新闻摄影科。

1939年2月新闻摄影科正式成立，这是我党我军第一个摄影工作机构。

新闻摄影科归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领导（未成立摄影科以前，摄影工作由司令部领导，聂荣臻经常直接给沙飞下达采访任务），任命沙飞为新闻摄影科长，罗光达为摄影记者，从此，以沙飞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工作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39年春，罗光达拍摄了著名的大龙华战斗后，奉军区命令到平西采访半年。拍摄了第一次解放妙峰山、群众支前、肖克将军指挥作战和平西挺进军的各种活动照片。

1939年春，八路军总部派雷烨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冀东前线采访，后留冀东工作。 聂荣臻司令员和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合影。左起：雷烨、范瑾、韦明、沈蔚、聂荣臻、林朗、李力克。 1939年5月，美国合众社记者郝乔治来边区访问，沙飞拍摄了有关照片。

1939年，中国战地妇女、儿童考察团陈波儿、王紫菲等来边区参观，沙飞拍摄了照片。

1939年6月，英国驻华参赞武官司品列来边区考察，沙飞拍了活动照片。

1939年2月，贺龙将军率120师一部去晋察冀活动，沙飞多次跟随120师部队采访，4月拍摄著名的齐会战斗，9月拍摄了陈庄战斗和120师359旅王震旅长在晋东北一次战斗胜利后和即将被释放的日军俘虏一起合影、日俘唱歌向王震将军告别的珍贵镜头。

1939年1月，著名摄影家吴印咸随八路军总部电影团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沙飞请他写了一本培养摄影干部用的教材“摄影常识”。邓拓和沙飞为该书各写了一篇序言，于当年11月铅印出版。后来晋察冀画报社开办摄影训练班，就是用这本书作基本教材。

邓拓在序言里写道：

说到摄影，特别是在今天抗战中说到摄影，如果有人始终把它看成或当作完全是一件纯粹娱乐的事情，或是基于私人单纯的艺术的爱好而摄影，那都是不堪容恕的罪恶。

摄影在今天必须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也不得不成为一件严肃的工作。这不但是一切进步的摄影家要有这样深刻的感觉和认识；而当前抗战的任务，对摄影也有这样不可忽略的要求。

我们的摄影家今天必须把他手里照像机的镜头朝着抗战，把摄影家的镜头和战士的枪口和作家的笔尖一样，要为民族、为国家、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迸射出它的无穷的火力，为民族、为国家、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战斗！

但是这还不够，摄影家还必须让自己以外的更多的人，让自己以外的大众，学会摄影，学会使用摄影的工具，使摄影的工具逐渐成为大家所熟悉的武器之一。这就像让广大群众都成为武装的战士，都能使用枪杆，就像让广大群众都能读书、写字和写作，使人人都能使用笔杆一样，是富有伟大的战斗意义的一种努力。这是进步的摄影家的神圣任务和光荣事业。……….

沙飞在序言里写道：

我们为了要增强抗战的力量，为了要使这种有利的宣传工具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把我军区军政民各界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实施民主政治……等英勇斗争情形；把日寇一切残暴与阴谋以及敌伪军厌战反战等事实反映出来，并广泛地传达到全国和全世界去。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知道在华北敌人的后方有这样广大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了解这个根据地的一般情况，相信中国抗战是有光明前途的，和更清楚的认识日寇的残暴与阴谋，以及它可怜的命运——因此，我们已决定把全军区所有的摄影机动员起来，把全军区愿意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同志连系起来，以便共同担负起时代所给予我们新闻摄影工作者的重大任务。我们知道，没有组织和计划，就不会发生多大力量的。……..

1939年11月9日《抗敌报》中缝刊登广告：《摄影常识》吴印咸著，已出版了，本书为吴印咸先生从事摄影业多年之结晶，从取景对光，以至照片洗出整个过程均有极透彻之说明与解答，故本书名曰《摄影常识》而实为一部极优良之摄影宝瑙，诚摄影术不可多得之导师也，本书印数无多，望购者从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出版，经售处抗敌报社。

1939年，吴印咸、罗光达在河北涞源采访，拍摄了白求恩大夫抢救八路军伤员，在小庙里给伤员做手术的极其珍贵的照片。

1939年，五台城日寇一个大队（相当一个营）进山“扫荡”，被我军全歼于东茹村以东的山涧里。邱岗闻讯赶去采访拍摄了被我打死的日军尸体和我军打扫战场的照片。聂荣臻看了照片对我军神速作战的威力极表赞赏。

1939年秋，摄影科派叶曼之到阜平大沙河采访，拍摄了军民全力修堤筑坝的珍贵场面。

1939年秋，章文龙、赵启贤、吴群、蔡尚雄、徐飞鸿先后随抗大、华北联大（在延安成立）由延安到晋察冀，章文龙、赵启贤留联大文艺学院工作，蔡尚雄在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后调到抗敌剧社搞舞台美术，徐飞鸿、吴群分配到二分区搞美术和新闻通讯工作。

1939年深秋，石少华随罗瑞卿来到晋察冀。他从小就爱好摄影，1938年春由广州到延安时带去一台相机和一批胶卷。先后在陕北公学、抗大学习，在毕业后又到抗大高级班进修军事。在抗大三周年校庆时，他担任宣传工作，专门拍摄学校的各种活动，另外还拍摄了一些领导人的活动照片。他当时想到前方搞军事，不愿留在后方搞摄影，因此就随抗大总校一起离开延安来到华北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走前，把底片全部交给学校，自己的相机也送给别人。路上行军时，罗瑞卿校长借给他一架相机和一些胶卷，让他拍摄抗大向敌后挺进的活动。在河北阜平休整时，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来军区开会，专门向罗瑞卿校长提出要一名摄影干部，并以支援抗大一批武器和小麦为交换条件。当年12月石少华离开抗大随吕正操到了冀中，临走把相机还给罗校长，吕司令员把自己的相机借给石少华使用，到了冀中，吕正操将军马上派人到天津买回一大批摄影器材。从此，石少华就担负起在冀中大平原开辟新闻摄影工作的重任。

1939年秋末冬初，罗光达拍摄了黄土岭歼灭战中我军搜索敌军司令部的情景。

高粮作为一分区三营十二连的政治指导员，在此次战役中参加了围歼日寇21混成旅团的战斗，在雁宿崖作战时负伤。张进学作为三分区二团战士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1939年秋冬，沙飞在三、四分区拍摄了民兵训练、群众支前、青年参军、儿童站岗放哨并教过路人识字的照片。

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沙飞、罗光达拍摄了白求恩遗容和聂荣臻向白求恩遗体告别的照片。

1939年12月，李鸿年到一分区杨成武支队搞摄影工作，和军区摄影科派去的杨国治一起把一分区的摄影工作开展起来。

沙飞和罗光达深感只用搞影展的办法进行宣传，数量有限，面也窄小，如能出版画报，宣传面就更宽，作用也就更大了。沙飞早在参加八路军以前就有创办新型摄影画报的理想和志愿。他认为部队有创办画报的条件，只要努力奋斗，一定能够实现。从此开始酝酿。这想法得到晋察冀日报主任邓拓的称赞，聂荣臻表示支持。 1940年

这一年，是摄影工作大发展的一年。

当时晋察冀军区共辖十个军分区，一到五分区在冀西，晋东北，统称北岳区，六到十分区在冀中平原，统称冀中区。最早在军分区工作的摄影干部是：

一分区（河北易县、徐水、涞源、涞水一带）：杨国治、李鸿年（后改名李途），他们用带徒弟的办法培养出刘峰、郑连锁。

二分区（山西五台、定襄、崞县、繁峙一带）：周郁文、徐飞鸿，吴群以写通讯报道为主，业余搞摄影。周郁文是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派去的摄影组负责人。

四分区（河北平山、建屏、灵寿、行唐、山西孟县、寿阳一带）：叶昌林、胡秉堂（后名胡冰）。

冀中军区所辖五个分区在石少华开办摄影训练队以后，也陆续建立起摄影组。

1940年春，聂荣臻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左权县），罗光达随军采访拍摄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左权诸将领的活动。

1940年春，赵烈调来新闻摄影科，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艺工作者，也懂些摄影技术，经沙飞指点后，很快就能独立工作，迅速锻炼成一个活跃坚强的摄影记者，他除了拍照片以外，还兼写文章，谱写歌曲。

1940年3月15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在河北阜平城成立，沙飞、赵烈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0年春，沙飞拍摄了部队开荒生产的场面。

1940年3、4月间，平西挺进军为筹办印刷厂，印制钞票，通过地下党苏郇宇联系北平印刷界的王秉忠，从北平动员出一批有爱国心的制版、印刷技术人员参加八路军。

1940年4月，吕正操司令员找石少华研究如何开展冀中地区的摄影工作问题。石少华提出首先培养干部。从6月开始办第一期，学员从各分区抽调，参加第一期摄影训练队的是：流萤、李乃、杜福增、张骥良、左大章、朱华萱、宋贝珩等，中途来了袁克忠、孟庆彪。石少华担任队长和教员，刘长忠担任暗室辅导员，地点在河北曲阳宋家庄。开学的时候还请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社长凌子风（作词），音乐组长王涛（作曲）帮助写了队歌：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带着我们的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把人民愤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胜利，摄进镜头，把敌人的暴行和无耻，印成千万张照片昭示国人。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是共产党的战士，学习马列主义，加紧锻炼自己。不怕流血牺牲，日夜活跃在最前线，拍好照片，用真实生动有力的画面，把人民引导到解放的路上去。

这期摄影训练队的主要课程有：摄影常识、新闻摄影、暗室技术、照片上色等，还有政治课和文艺理论课。摄影课主要是石少华讲，他特别强调指出，新闻摄影工作一定要真实地记录人民斗争的光辉史迹，既考虑当前的需要，也要考虑未来的需要，眼光要放远点……。政治课和文艺理论课是从外单位请人讲的。学习期间，遭到敌人多次袭击包围，他们一面打游击，一面坚持学习，因冬季反“扫荡”开始，没有正式结业，大部分同志赶回去开展工作，袁克忠、孟庆彪因来得晚，留下参加第二期的学习。宋贝珩回冀中军区搞暗室工作，他是这期训练队培养出来的第一个专职暗室工作者。

1940年6月，晋察冀军区在河北唐县军城举行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成墓地落成典礼，沙飞、罗光达、赵烈、叶曼之等前去采访。

1940年6、7月间，沙飞提出三分区还没有建立摄影组，需要给他们培养人。经军区政治部同意，从三分区调来张进学、冀连波、闫麟书三人，由沙飞亲自培训，白连生也一起学习。8月百团大战开始后，沙飞带冀连波到正太线采访，叶曼之带张进学、闫麟书到平西东西斋堂和百花山一带采访。百团大战结束后又学习一段时间，就送他们回去建立摄影组，派叶曼之（大学生）去三分区担任摄影组长。

1940年7月，晋察冀边区开展民主大选举运动，村长、区长、县长都由公民自由投票选举，这一运动开创了中国民主宪政的新纪元。全军区的摄影工作者都投入了这一民主运动的采访活动。其中著名的照片有：“陈舜玉当选唐县第一任女县长”（叶曼之）、“七十老人给阜平新当选的马叔乾县长戴红花”（刘博芳摄）。

1940年8月，沙飞用相机记录了边区人民热烈宣传和坚决拥护“双十纲领”的场面。

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正太战役开始，参加这次战地采访的有沙飞、罗光达、赵烈、叶昌林、李途、周郁文、冀连波等。李途当时是一分区的摄影记者，他跟随杨成武司令员一起行军，在平山洪子店附近过滹沱河时，相机、衣服、鞋子全被洪水冲走，只剩贴身穿的一条小裤衩，过了河就坐在沙滩上哭起来。杨司令员看见马上给他找了衣服、鞋子穿上，又从一个支队长那里给他借来一架旧相机，他们又一起继续前进。在井陉前线沙飞和李途在战场里偶然相遇，两人一见如故，一起参加了战斗，一起参加攻克井陉煤矿的采访。沙飞在这次战役中拍了聂荣臻将军爱护日本幼女照片。

正太战役一结束，沙飞、罗光达，赵烈等马上赶回军区冲洗放大，一个礼拜之后就把放大照片带到部队、农村进行展览，并对外发稿。李途随杨成武部队北上，继续进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源）灵（邱）战役的战地采访，战役结束后，也马上冲洗放大出来进行展览。

街头新闻照片流动展。沙飞1940年摄 打完正太战役后不久，冀连波又跟周郁文到二分区实习采访，两人合用一台127相机，拍了照片无药冲洗，周让冀连波到四分区去借药，往返三天，步行360多华里，借回来的却是两小瓶用乏了的旧药水，冲卷显影不足，又定不透，几个胶卷都损坏了。

8月底，罗光达在正太战役娘子关汉河滩战斗中采访时，遇到来前线劳军的五专区宣传队的康健，得知他懂照像制版技术，罗光达请他一起参加筹建画报工作，战斗结束，罗光达把康健带回军区摄影科。

康健是河北行唐人，高中毕业，因家贫不能升学，经人介绍到北平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学制铜版和锌版，从1930年到1934年，四年满师，学徒期间，刻苦自学物理、化学、外文，特别对各种化学药品的性能和成份比较熟悉。学徒期满，留在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工作，后在太原西北实业公司印刷厂工作，太原失陷，他跑回家乡参加了革命。

康健来到摄影科，沙飞如获至宝，立即开始筹建画报工作。他和罗光达作了明确分工：罗光达筹建印刷厂并解决制版、印刷器材设备和技术人员问题。沙飞负责筹建编辑部兼管组稿和领导全区摄影工作。康健画图，开列制版印刷所需药品和各种设备，让木匠按图制作照相制版机，康健和罗光达到军区卫生部，军工部，晋察冀日报社等单位请求帮助，各部门对筹建画报工作都非常支持。

10月，康健背上百团大战的照片到阜平城万人大会上展览，碰上在大会拍照的刘博芳，他俩是北平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做学习照相制版时的师兄弟，刘在边区银行印刷厂搞制版，经常搞些业余摄影活动。康健回摄影科后，马上向沙飞、罗光达汇报遇到刘博芳的情况。

罗光达1939年在平西采访时，知道那里有一批印制钞票的机器，后来听说项目下马了，便向军区请求将人和机器调来，年底，平西派人把全部机器和印刷技术人员一起护送到军区。

1940年11月，晋察冀边区举办第一届艺术节，沙飞作为摄影界代表参加了大会并进行大会采访。大会举办了各类艺术作品展览，展出沙飞、罗光达、赵烈、叶曼之、杨国治等90幅摄影艺术作品。聂荣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把艺术作为政治工作的武器，这是我们军队的好传统，我们要很好地使用这个斗争武器。艺术要最紧密的服从于一定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只有这样密切与政治斗争结合的艺术，才有它的最大的价值。”

1940年冬，，摄影科随军区由唐县转移到平山，沙飞、罗光达、赵烈等外出采访，画报筹备工作暂告停顿，康健设计的制版机架子只做了一半也撂在唐县了。

1940年12月，冀中军区摄影科正式成立，石少华为科长，成员有刘长忠、宋贝珩、王军等。

1940年在延安，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军政杂志”上，从3月份开始连续发表了晋察冀的照片20余幅。

1940年8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了一本抗战三年来八路军英勇战绩的专刊，选用新闻照片52幅。其中晋察冀的照片占一半以上，封面“平西妙峰山白塔上的哨兵”是罗光达的作品，沙飞、杨国治、赵烈等拍摄。 1941年

1941年1月，反“扫荡”结束后，画报筹备工作继续加紧进行。罗光达、康健继续四处奔波寻找药品和各种器材，从卫生部、工业部、供给部找来不少，有些药品和重要物资在边区找不到的，就通过种种关系派人到敌占区购买。

1941年1月沙飞、周郁文拍摄了晋察冀边区悼念皖南事变中死难烈士追悼会。

1941年1月，聂荣臻深知筹备画报急需照相制版机镜头，他把自己的望远镜送来，让沙飞，罗光达进行改装，但试验结果不能使用。

1941年2月，刘博芳调来，把从北平带出来的一个镜头和一块网目也带过来。他在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出师后，学会了摄影，对照相制版技术比较精通，对机器安装也很内行。他来之后，做成了照相制版机的皮老虎（即伸缩皮腔）。这时，康健设计的第一台土造照相制版机也做成功了，之后便到支角沟军区印刷所试制铜版。制版试验工作主要由刘博芳、康健两人搞。第一次试作了百团大战的照片，聂荣臻看了很高兴，又指出技术上的缺点。在制版试验中，沙飞热心协助，裴植作为印刷所所长，大力支持。裴植是从北平出来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爱好文学与摄影，对在抗敌三日刊上试制铜版，视为己任，密切配合试验十来次，终于成功。

1941年4月14日“抗敌三日刊”第四版正式刊登了试验成功的第一幅新闻照片，上边特别注明“铜版插图”字样，这是晋察冀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新闻照片。

1941年4月17日，也就是在“抗敌三日刊”登载了第一幅铜版照片以后的第三天，“晋察冀日报”也开始利用摄影科提供的铜版照片，这一期一次就发表了三幅照片。从此两个报纸连续不断发表照片。

1941年4月14日《抗敌三日刊》连续登载晋察冀画报筹备组试制成功的铜版照片。 1941年5月，李遇寅由华北联大文艺学院调来，他是一个知识分子，1936年在北平通州高级师范读书，毕业后到北平故宫博物院印刷厂学制珂珞版，和刘博芳、康健是师兄弟，师兄弟三人都来到摄影科，画报照像制版的力量就更加强了。

二分区摄影员徐飞鸿来军区摄影科联系工作，沙飞看见他画的一幅“牧牛图”后知道他懂美术，就把他留下参加画报筹备工作。沙飞带他到四分区采访，并联系从敌占区购买器材的事情。

把杨国治从一分区调回，增强筹备画报工作的力量。

1941年5月4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学生体育运动大会在距敌据点仅有三十余里的平山县东柏林滹沱河畔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有华北联大（包括文艺学院、教育学院、政法学院、群众工作部、联大文工团、校部等）白求恩医科学校、抗大二分校、边区联中、边区无线电学校等共五千余人，大会由华北联大成仿吾校长主持，比赛项目有田径、球类等几十种。运动员三百余人，是边区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沙飞全面报道了运动会实况。

1941年5月初夏，军区政治部朱良才主任召集沙飞、罗光达、裴植开会，明确指示让他们集中全力筹备画报，军区印刷所也划归画报筹备组领导，由沙飞全面负责，裴植担任支部书记。朱良才还明确表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解决，在尽量节约的原则下，需要多少就给多少；人员方面，需要什么样的人就调什么人样的人……。这对大家鼓舞很大，从此，画报筹备组的牌子就正式亮出来，各种筹备工作更加紧张了。

1941年6月，由摄影科供稿，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的日文《解放画刊》出版，这是晋察冀出版最早的摄影画刊。我军用炮弹把这些宣传品打到敌人的据点里，有些日军、伪军带上这些宣传品向八路军投诚。敌人为此惊慌万状。

解放画刊制版、印刷都很良好，试验工作获得成功，为画报正式出版做好了技术准备。

石少华在冀中军区继续开办摄影训练队，第二期实际从1940年冬天就开始了，因反“扫荡”，中间停顿了一段时间，到1941年春天又继续上课。参加第二期学习的学员有：袁克忠、孟庆彪（上期未毕业又留下学习的）孟振江、黎呐、粱明双、董青、朱保玺、杜根元、杜海振、陈国林、吕进禄、胡金华、左代章、刘明等。石少华担任队长和教员，学员朱保玺任副队长。课程和第一期基本相同，正式学习了三个多月，就分配到各分区开展工作了。训练班地点在定县。

第二期刚结束，又接办第三期，参加这期学习的有：杨振亚、宋克章、刁寅卯、李文治、张梦华等，共三十余人。队长是粱明双，教员除石少华担任主讲以外，还有上两期毕业学员黎呐、宋贝珩（讲暗室技术）等。

1941年6月，石少华随吕正操从冀中来军区开会，在平山陈家院军区摄影科与沙飞第一次见面。他们畅谈一夜，对新闻摄影的方针，任务，发展方向、对摄影艺术的美学观念看法一致。石少华对沙飞创办画报的理想，雄心和实干精神非常敬佩，沙飞对石少华开办训练班大抓培养摄影干部的做法极为赞赏。他们决心今后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把整个晋察冀的新闻摄影工作搞好，把画报工作搞好。石少华还向摄影科介绍了他在冀中开展工作，办摄训队的经验，又到支角沟参观学习了筹备画报的情况和经验。

1941年6月中旬，罗光达向聂荣臻提出办画报最需要的大张铜版高级纸张和克络甸等贵重药品，在根据地解决不了，需赶快派人到敌占大城市购买，他向聂荣臻汇报并请求军区帮助解决。正好吕正操、程子华（政委）来军区，聂荣臻亲自出面要求他们帮忙，他们马上答应。年底罗光达跟随吕正操，程子华一同到冀中购买器材。 军区首长对摄影工作的关怀与支持

1941年7月，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摄影工作被列入政治工作重要内容之一，进行总结与讨论，现把朱良才报告中有关总结新闻摄影工作的全文抄录于下：

1941年军区政工会议文件

1941年上半年政治工作总结

——朱良才副主任在1941年7月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报告——

……

（三）新闻摄影工作

1工作成绩

① 建立了二、三分区摄影组，初步形成摄影网以前，分区摄影组没有建立，全军区新闻照片皆由摄影科派摄影员临时前往摄影，因而许多时间性较大的材料如战斗写真等往往未能赶及，且来往跋涉，路途遥远，许多时间浪费在交通上，致使工作常受到损失。但以干部缺乏，未能满足干部需求，因此去年先在一、四分区成立摄影组，今年元月相继成立二、三分区摄影组，初步完成了路西摄影网。以军分区地域，划分了各摄影组的活动地区，确定各摄影组负责收集各该地区一切新闻材料，特别是战斗写真……等工作的性质与范围，实行了具体的分工。因此，初步地克服了不及时和浪费时间在交通上的困难与损失，大体上收集到各重要战斗、各时期的政治任务、中心工作、各个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大会等材料，基本上完成了报导新闻和历史纪录的任务。

② 颁布了新闻摄影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使工作日渐走上正规化。

以前，没有工作制度。因此，工作不能有统一的计划，形成各自为政。如对外的宣传照片，个别分区摄影组没有送军区审查，即自行寄发，各级干部随便要求摄影工作人员常有为其摄拍无对外宣传意义的人像，或要求代冲洗印私人照片，以致使材料浪费，工作受到影响。自工作条例颁布以来，对外寄发照片已由军区审查整理，有系统的统一名义向外寄发，私人照像亦暂告肃清，因而工作日渐走上轨道。

③ 对外宣传工作，发寄了三千张照片，举办展览会五十次。将全军区摄影部分所摄新闻照片整理审查后，由军区统一向外寄发。计发延安、重庆、晋东南、苏联、菲律宾、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共三千张，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扩大了我党及我军的政治影响。坚定了同胞、侨胞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在边区内部利用各种纪念大会或在街头流动，部队俱乐部中，前线作战休息时间等等机会，举行了大规模的展览三十余次，小规模的十余次，进行了对边区民众及部队的宣传工作，配合了各个时期政治任务的完成，帮助了地方工作的开展。

④ 完成了制版试验工作，出版了对敌伪军的解放画报，及在边区报纸刊物上发表了近百张的铜版插图。

以前，制版工作没有完成，新闻照片只能利用展览形式向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不能及时的广泛的深入到群众中部队中去，以致使摄影工作未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但制版工作非常复杂，需要有机器，有近百种的药品与原材料，要有专门的技术人才，是比较困难的。但经过积极多方设法，终于克服了困难，找到了专门技术人才，机器、原料、药品被敌人封锁买不到手，从各方面抽调、动员，也终于能凑合起来。在4月完成了试验工作，之后，即在晋察冀日报、抗敌三日刊以及其它刊物上，先后共发表了近百张铜版插图，并出版了对敌伪的宣传攻势，（我）军的解放半月画刊二期，加强了对敌伪军的宣传攻势，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使报纸刊物更生动有力，而为群众及部队所更感兴趣和爱护。在地方上群众中有因铜版之出现而订阅报纸者，有从铜版插图中去找自己在参战中的脸影而引以无上光荣者，在部队中则多以铜版的出现而引起了莫大的兴奋。有以“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版，八路军的两大创作”为称誉者。政府及分区报纸多有要求为之制版，冀中导报则立即派专人前来商谈制版问题，更有要求要办制版训练班者，许多人认为铜版工作之完成，画报之出版，是敌后出版事业的新阶段或新纪元者。铜版工作之完成，使宣传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助益，使摄影工作能起它应有的更大的作用，因而摄影工作也获得了更顺利的开展。 2工作中的缺点

① 分区摄影组虽已建立，摄影网虽已初步形成，但因一方面摄影员的工作经验，战斗经验不足丰富，一方面每个分区有五、六个团队，包括五六个县的广大地区，而每个摄影组仅有一个能摄新闻照片的人员（其余二人皆是学习的，及担负暗室工作的），因此收集材料仍不能满足工作上之需要，特别是战斗照片收集得非常不够，提高摄影人员政治上和文艺上的素养，加强其在战斗中的锻炼与培养更多的摄影干部，增设团摄影员，扩大摄影组织，健全摄影网是非常必需的。

② 对外宣传上，虽然发出了三千张照片，但还没有广泛地传播到全国以至全世界一切进步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出来。展览会虽也大小举行了五十余次，但也没有更普遍广泛地深入到边区每一个角落。因而还没有使摄影工作起到更大的作用。制版试验工作虽已完成，但因材料还没有买回来，以至大规模对外宣传的“晋察冀画报”还没有依照预定日期出版。使在对外宣传工作上，受到很大阻碍。

（摘自晋察冀抗日战争史第25册） 1941年7月，晋察冀边区抗战烈士纪念塔举行落成典礼，沙飞、罗光达等采访。

1941年7月9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艺术节第四展览室是摄影。里面有百团大战，边区民主建设，铜版制造过程等照片千余张。

1941年7月，沙飞学习石少华的经验，在军区开办第一期摄影训练队，他亲自担任教员，赵烈任队长，又把来军区送稿的三分区摄影员张进学留下，作暗室辅导员。学员从山区五个分区抽调，共二十余人，他们是：

一分区：缺失

二分区：曲治全、于舒、马德林、张发良

三分区：谷芬、高明

四分区：申曙、尤青、齐观山（年龄最小，十六岁）

五分区：缺失

平西：吕东阁、华保叔

开学一个多月，秋季反“扫荡”开始，学员分散到各分区活动，张进学带齐观山等到二分区四团，在五台山一带活动，沙飞把一个牛皮包交给他们，再三叮嘱，里边装的是重要底片，只要人不死，就得把底片背回来。他们一直把底片背着不敢离身，有一天，他们跟着部队打了一天仗，又转移了五十余里，在阜平和涞源两县交界的一个村子里宿了营，半夜，突然追击炮，机关枪一齐吼叫起来，他们从梦中警醒，立即跑向预定集合地点。一出村，发现放底片的牛皮包没有带出来，这时敌人已到了村口，他们奋不顾身一起冲了进去，当他们找到皮包冲出村外，刚爬上一个小山头时，敌人就把整个村子包围，他们冒生命危险，把底片背回摄影科。

沙飞带华保叔，张发良等到一分区涞源、三分区唐县、阜平一带活动，拍摄了敌人暴行、群众转移、坚壁清野、民兵配合部队作战军民保卫秋收等照片，他们随照随冲，把底片保存在牛皮包里。

赵烈带一些学员在四分区活动，拍了不少照片。反扫荡一结束，学员们又回到陈家院继续学习，年底结业，大部分学员回原分区工作，有的派往冀东，一部分留下学照相制版，平西的吕东阁留下刻字。

1941年9月，石少华准备在冀中创办摄影画报，从第三期摄训队毕业学员中选出杨振亚、刁寅卯、李文治、张梦华等四人，由摄训队杨振亚带队，派到晋察冀军区学照像制版。到冀西后正碰上北岳区的反“扫荡”，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10月底才到达军区所在地陈家院。沙飞让杨振亚和杨国治两人指导学员实习。

1941年李鸿年拍摄了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照片。

1941年11月初，章文龙、赵启贤从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和联大文工团调来，使筹备画报极需要的编辑人员得到解决。

章文龙，苏北人，1937年高中毕业，1938年初参加徐州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他的出众才华受到军团领导的重视，就把他调到文艺队学习。1938年6月，抗敌青年军团调武汉，决心抗战的进步青年都纷纷离开军团投奔八路军、新四军，章文龙也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学校搞的文艺创作赛中，他的长诗《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获奖。毕业后分配到陕公剧团工作，和侯金镜合作把高尔基的名著“母亲”改编成剧本，演出后大受群众欢迎。1939年7月华北联大成立，章文龙调联大工作，由延安来到晋察冀，不久联大成立文工团，他分配到联大文工团搞文艺创作，1941年反“扫荡”结束后调来军区。

赵启贤（1922—1965）　湖北武昌人，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1939年随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在教育学院工作。1941年调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参加筹办《晋察冀画报》，任图片编辑。

章文龙、赵启贤来后给摄训队上文艺理论课。

1941年11底，晋察冀日报社支援画报筹备组一整套铅字，由南滚龙沟运来支角沟，后来又支援一批排字工人。

1941年12月，军区军工部特为筹备组制造了一台印制铜版画报的八页铅印机。沙飞、罗光达派李遇寅带牲口到完县把机器取运回来。机器运到时，正赶上过新年，大家举杯向他敬酒，表示祝贺。

1941年12月初，石少华在冀中军区因培训摄影干部成绩突出，并刻苦钻研政治理论，被评为工作模范和学习模范，吕正操亲自给他发了奖状奖品。

抗敌剧社小演员田华、华江等多次来军区支角沟，陈家院教筹备组和摄训队开展文娱活动。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在延安举办百团大战影展的照片是由晋察冀供给的。

延安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军政杂志”上又连续登载了晋察冀的新闻照片30余幅。

（连载待续） 作者顾棣、王笑利 ，此稿首刊于司苏实编著的《沙飞和他的战友们》作品集，2012年7月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