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辉煌与沧桑（10）——大清王朝的兴衰（2）

淘沙

　　自嘉庆朝开始，清王朝的统治开始出现问题，统治阶层奢靡之风，官僚阶层的腐败之风，土地高度集中等问题长期达不到解决，农民被逼上绝路，爆发各种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等，极大地消耗了清王朝的生气。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1760年11月13日-1820年9月2日），原名爱新觉罗·永琰。乾隆帝弘历第十五子，母为孝仪纯皇后魏佳氏。（1796年—1820年在位25年）中国清代第七位皇帝，即嘉庆帝，清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

　　爱新觉罗·颙琰初封和硕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被立为皇太子。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禅位于其而成为皇帝。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驾崩后，爱新觉罗·颙琰才得以掌握实权。乾隆末年，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由于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川、楚、陕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其亲政后，通过诛杀和珅，缓解民怨。另一方面更易统兵大员，奖惩分明，逼将领用命，严密军事部署。同时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推广寨堡团练，坚壁清野的做法，割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起义被镇压。

嘉庆十八年（1813年），其离京前往热河围猎，北京防务空虚，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获悉事变后，爱新觉罗·颙琰下诏罪己，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并诱捕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随后，各地的天理教起义陆续被镇压。

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起义（1796年—1804年），又称为川楚教乱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达州直隶州以王三槐与徐天德为首，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率众先起，长乐、长阳等地教徒纷纷响应。三月，姚之富等奉齐林妻王聪儿为总教师，在襄阳黄龙呆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四川将军观成、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镇压，击溃多支乱军。面对清军围剿，王聪儿、姚之富乱军避开平原，专走山区，于次年（1797年）初由豫经陕入川东，与四川义军会合。嘉庆三年（1798年）春，王聪儿、姚之富跳崖死，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的义军联合。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教匪处境艰难，张汉潮等相继战死。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起义军。经数次激战，剩余起义军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起义军残部被清军陆续击破，起义被平定。

天理教起义（癸酉之变）

　　癸酉之变，或称天理教起事、八卦教起事，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在河南、山东、直隶等地的天理教农民起义。首领：李文成 （河南安阳市滑县人，木匠出身，被称的“闯王”李自成转世，八卦教之主）。1813年，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以“奉天开道”为旗帜，于九月份发动起义。十五日，200名天理会教徒于京城发动兵变，攻入紫禁城东华门、西华门，直捣清廷皇宫重地。守卫皇宫的清军猝不及防，惊惶失措。

在隆宗门外大败卫戍清军的部分天理教徒，正在从门外诸廊爬皇宫大内的高墙。这道障碍一旦突破，就会血溅大内深宫，紫禁城将成为造反者的天下。这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们获悉这个天崩地裂的消息，顿时一片惊慌。同时得知这一消息的宫中诸王大臣，错愕无策，有的甚至准备撒腿逃跑。时年三十一周岁的皇次子旻宁很快镇定下来，急命太监取来鸟枪、撒袋和腰刀，冲出书房迎敌。旻宁发现，当时情势十分危急：两名天理教徒已经爬上养心门墙头，正准备朝这边冲来。旻宁在养心殿台阶下举起鸟枪，瞄准墙头的教徒，首发打死一人，再发又打死一人。见两名领头教徒喋血坠地，其他天理教徒不敢继续攀墙发动进攻。

　　旻宁过人的胆魄与过硬的军事技能，为这场皇宫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此前后，他连发数道命令：一是火速将皇宫事变奏报尚在京外的嘉庆帝。二是关闭紫禁城的四座城门，命令各路官军飞速入宫“捕贼”。三是安慰居住在储秀宫的皇母钮祜禄氏（孝和睿皇后），并派皇三子绵恺保护她，要求他不离皇母半步。四是亲自率兵丁到西长街一带访查。五是派谙达侍卫到储秀宫东长街巡查警卫，以备不测。

经过浴血奋战，最后 天理教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十七日林清（林清自称是弥勒佛转世，八卦教中被尊的“天皇”）被捕，清廷对大兴、通县一带的天理会教众大肆搜捕，短短4天内将700余人屠杀。为响应林清的京城起义，直、鲁、豫三省的天理会教徒在华北十几个州县相继起事，声势浩大，震惊朝野。但是因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在半年内天理教便宣告失败，起义首领们相继被处死。因嘉庆十八年（1813年）为癸酉年，故史称“癸酉之变”。

　　爱新觉罗·颙琰一朝，除了赐死和珅、处斩郑源鹴、处绞富纲、平反并停止一些文字狱等，政绩并不显著，只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个性循规蹈矩。其在位期间，世界工业革命兴起，清朝统治则由盛转衰。统治后期鸦片输入渐趋严重，政府财政日益困难。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爱新觉罗·颙琰自圆明园起程，前往避暑山庄。二十五日突然病逝，年60岁。

　　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1782年9月16日—1850年2月25日），原名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1820年—1850年在位30年）清朝第八位皇帝，清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年号道光，即道光帝。生于紫禁城撷芳殿中所。清仁宗嘉庆帝第二子，母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

　　嘉庆四年（1799年）被密建为皇储。嘉庆十八年（1813年）封智亲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即帝位。颇思励精图治，振衰除弊。对漕运盐政实行改革。以海运代替河运，既解决了漕运的困难，又节省了开支。行票盐制，使两淮盐政“弊肃风清”。解除对部分矿藏开采的封禁，主张使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整顿吏治，扼制奢靡之风。

　　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平定回疆张格尔。开展了严禁毒品鸦片的斗争。从即位初，就不断发布上谕，对外严禁鸦片的输入，对内禁止鸦片的贩卖、吸食和种植。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采纳严禁派的建议，在全国实力推行禁烟，支持林则徐禁烟措施。次年批准提出的《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条》。该章程成为清代颁布的最严厉、周密的禁烟令。林则徐禁烟，沉重打击了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

虎门销烟

　　在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时候，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英国在18世纪中后期开始工业革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当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资源，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潜在市场。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且坚持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成为英国向中国倾销其工业产品的“绊脚石”。英国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生产原料，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毒贩如蝇群而来，除了英国，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罗斯帝国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

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扰乱了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 但以琦善为首的弛烟派把烟害问题归咎于其他社会问题，认为主张禁烟的官员不过是少数人，就连道光帝即位前也尝过鸦片，后来醒觉才戒掉烟瘾，使他对禁烟一事犹疑不决。

但湖广总督林则徐指出鸦片的危害并在湖广成功禁烟，他上书朝廷指出，鸦片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中国的财政危机；鸦片腐蚀中国的统治机构。许多贵族、官僚、地主吸食鸦片以后，他们接受贿赂，包庇鸦片走私，用加租增税等种种方法，把购买鸦片的花费转嫁到人民身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鸦片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也有人吸食鸦片者，大批“缉私船”甚至变成了鸦片走私船；鸦片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当时中国的一些城镇，烟馆林立，吸食鸦片的大烟鬼，成千上万。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时禁烟的成功，使道光帝认识到鸦片可禁，并下定决心禁烟，革除吸食鸦片的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之爵位，又将弛烟派的许乃济品位降级，并召林则徐入京商谈禁烟。最终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1838年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

道光十九年正月廿五（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正式抵粤，他限定所有烟商三日内交出全数鸦片，并签切结书，声明以后不贩鸦片，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少数的烟商屈服，交出鸦片，但大部分的烟商，包括官府差役、胥吏查办，皆无所动。林则徐便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于是邓廷桢下令封锁广州海岸，围困十三行（所谓“十三行”是指是乾隆年间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十三家洋行，当时仅剩十一家，习惯上仍称“十三行”），英国商人兰士禄·颠地意图逃走，被邓廷桢活捉。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1839年4月10日），林则徐、邓廷桢及广东海关监督豫坤乘船到达虎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验收鸦片。烟贩在沙角缴烟，并在路易莎号签发收据。林则徐便建议缴出一箱鸦片，则赏茶叶五斤。三月十九（1839年5月12日），民间缴烟完毕，拘捕吸毒者、烟贩1600人，收缴烟膏461526两、烟枪42741杆、烟锅212口。四月初六（1839年5月18日），烟贩缴烟完毕，共收19187箱又2119袋。四月十一（1839年5月23日），兰士禄·颠地等英国商贩被驱逐出境，次日英国商务总监查理.义律亦将十三行的英国人撤到澳门。

1839年6月3日（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二），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其中少数鸦片运送京师作样本，然后销毁。

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史例，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史学家认为，它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虎门销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在民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次禁烟运动大大增加了中国广大民众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使很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本质，唤醒了中国人们的爱国意识。 经过这次事件，禁烟英雄林则徐被中国人尊为民族英雄。其清廉、刚正不阿的品质也甚为后人传颂。但是，从结果上看“虎门销烟”的成果未得到延续，没有有效地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禁烟运动直接损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英国政府很快决定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虎门销烟”成为英帝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

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通常都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经常称其为第一次中英战争或“通商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1840年（道光二十年）4月，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英国议会通过决议，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决定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乔治·懿律、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林则徐令广东军民严阵以待，双方在广州地区多次交手，英军受到广州军民的顽强抵抗，使英军在粤的武装行动无法得逞。

三元里抗英事件

　　三元里抗英事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与非官方武装力量间在广州市郊外三元里发生的爱国主义事件。三元里是广州城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841年5月，占据广州四方炮台的英军到三元里抢掠财物、强暴妇女，当地人民奋起反抗，打死数名英军。随后，三元里附近103个乡的群众包围了四方炮台，并诱敌至三元里牛栏岗。当时恰逢倾盆大雨，英军枪炮皆哑，手持刀、矛、锄头的民众乘势猛攻，人数越聚越多。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才解救了被围困的英军。

　　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为了纪念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在古庙前誓师抗英的英雄壮举。1995年广州市把原建于清初的道教神庙辟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陈列馆，附近立有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

1841年8月，英军在广州的武装行动没有得到目的，又从广州沿海出发北上，于1842年8月5日抵达南京。道光皇帝闻讯大惊，急派清政府内部一贯主张议和的三个投降派，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前去议和谈判。

　　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同时，鸦片战争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8月29日，耆英、牛鉴和伊里布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在南京(时称江宁)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启了中国百余年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战争结束，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进⼊和平状态。2、清朝政府开放⼴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由居住。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赔偿被焚鸦⽚，1200万银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银元偿还商⼈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银元。4、割⾹港岛给英国，英军撤出南京、定海等处江⾯和岛屿。5、废除清政府原有的公⾏⾃主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由贸易。6、英商进出⼝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与英国商定，中国的关税⾃主权开始丧失。7、中英两国各⾃释放对⽅军民。

　　《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以武力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国接受其侵略要求，这就使中国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遭到了破坏。英国强占香港岛，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五口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巨额赔偿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林则徐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福建侯官县人，中国清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民族英雄。

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历官翰林编修、浙江杭嘉湖道、江苏按察使、东河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在江苏整顿吏治、平反冤狱、兴修水利、救灾办赈；在湖广大力开展禁烟运动。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时，派人明察暗访，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虎门销毁。该事件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战争爆发后，令广东军民严阵以待，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不久后被构陷革职，遣戍伊犁。期间曾奉命赴浙江镇海协防，并留开封襄办黄河决口。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重获起用，历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加太子太保。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则徐再任钦差大臣，奉命镇压拜上帝会起事，途中病逝于潮州普宁。获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有《林文忠公政书》等作品传世。林则徐一生遍历地方，治绩卓著。虽在两广抗击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由他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及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启发作用。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大江南北遍燃了反清起义之火。旻宁虽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2月25日）去世于圆明园慎德堂。谥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庙号宣宗，葬清西陵之慕陵，传位第四子奕詝。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英国制度先进，综合国力强大，经济实力强，对外侵略扩张蓄谋已久。清政府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不了解世界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治国腐败无能，社会矛盾突出，农民反清起义频发，统治集团战和不定，指挥失当等，但根本原因是制度上的差距，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无法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

鸦片战争的失败说明“落后就要挨打”，只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在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顺应潮流，改变落后状态，增强国家实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民族精神的培育也是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自号且乐主人，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也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1850年—1861年在位11年），年号咸丰，即咸丰帝。清宣宗道光帝第四子，生母是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咸丰帝即位后便勤于政事，大手笔地对朝政改革。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他任贤去邪，企望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罢斥了道光朝军机大臣穆彰阿、耆英等。处决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员耆英。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清政府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奕詝逃亡至热河，命恭亲王奕䜣留京议和。奕詝逃到承德以后，不久即患病。

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年—1864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历时14年。1864年，随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凭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大肆侵华。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100万元的战争赔款，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加之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国城乡手工业者和农民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民族矛盾的加剧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清起义此伏彼起。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偕冯云山在广西传教，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47年秋，在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根据地。洪秀全以传教为掩护，向农民宣传反清思想，吸收农民参加“拜上帝会”。他们宣传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是“天生天养”；“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人人都是平等的。凡拜上帝的人，“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与上帝对立的是害人的阎罗妖头。所有神佛都是“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凡供奉阎罗妖和神佛的人、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贼，也都是“妖”，都是“天所不容而所必诛者”。拜上帝会捣毁神佛，“不从清朝法律”。它以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迅速发展，贫雇农相率加入。到1849年和1850年间已有众万余人。

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金田村“团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集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震惊清廷，急调集兵力进行“围剿”。3月23日太平军转战武宣，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5月16日由东乡突围北上象州，因遭清军堵截，折回金田地区被包围。9月下旬，突围北上攻占永安（蒙山），粉碎清军围攻。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清军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2月，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下，转攻全州，冯云山中炮身亡。后折入湖南道州（道县），在此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作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8月10日，弃道州东进，占郴州，.建立“土营”。9月攻长沙，萧朝贵阵亡。12月占岳州（岳阳），建立水营。

1853年1月攻下武昌，震动清廷。2月9日，洪秀全等率领号称50万众、船1万余艘，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3月19日占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旋派军两支攻占镇江、扬州，与天京形成犄角之势。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印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根据新的田亩制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私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的基本社会制度，使天朝成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缘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

《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粮，形势紧迫，不得不暂时“照旧交粮纳税”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未能实行平分土地方案。对凡被称为“妖”的官僚和反对起义的地主，以及寺庙、祠堂的田产，一概没收。在“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下，对归顺的地主准许收租。顺应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采取“着佃交粮”的政策向农民收粮。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

在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下，太平天国曾实行过圣库制度。建都天京后，设立天朝圣库，所有资财都归圣库总管，个人不得私有。军民生活由圣库统筹，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饷，生活供给大体平均。天京人民的全部生活，包括医药、儿童教育(设娃患馆)、养老(设老人馆)，全由圣库供给。这是太平天国在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供给制度。与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是对手工业实行的“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这种制度以手工业官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即由政府集中各种工人，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生产，产品也由政府统一分配。

《天朝田亩制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乡官制度，是根据《周礼》的理想社会组织而创建的基层政权构架。乡官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各级。两司马管二十五家，是最基本的单位。其中设一国库，婚娶、弥月、丧事都照定额由国库供给，鳏、寡、孤、独、残疾也由国库给养；设一礼拜堂，每日教育儿童，礼拜日讲道理，并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分田，在经济上有同等地位，并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受教育，宣布“天下婚姻不论财”。建都天京后，又禁止妇女缠足，以解除对妇女肢体的残害。。

与此同时，太平军建都天京后，清军钦差大臣向荣率万余人在天京城东建立江南大营，阻扼太平军东出苏、常；钦差大臣琦善率万余人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遏止太平军北上中原。同时拟南北配合，伺机夺占天京。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固守天京，对清军南北大营威胁天京于不顾，同时派兵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中游，在还未建立稳固根据地的形势下进行北伐西征，犯了分散兵力，孤军深入的战略错误。

出师北伐。1853年5月13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2万余人由浦口出发，奉命“师行间道，疾取燕都”。太平军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河北）长驱北上，于1853年10月29日进抵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镇，驻守待援。清廷震惊，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北伐军陷于清军重兵包围之中，时值隆冬，军资缺乏，援军不至，处境日艰，被迫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束城，旋又至阜城。清军紧追不舍，北伐军再度被围。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被围，于1854年2月4日，命一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统率北伐援军7500人，从安庆出发，经皖北、苏北，直入山东。4月12日克临清，旋遭胜保部围攻，27日在南退途中溃散覆灭。5月天京再组援军未果，北伐军遂陷于孤军作战。林凤祥、李开芳得知援军北上，于5月5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连镇。为分敌兵势，迎接援军，李开芳率千余骑于28日突围南下，占据山东高唐，获悉北伐援军已败，乃筑垒固守。北伐军兵分两地，势更孤单。1855年3月7日，连镇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被俘。僧格林沁旋南下会胜保军猛攻高唐。李开芳突围南走茌平县冯官屯。5月31日，冯官屯在僧格林沁引水浸灌下失守，李开芳被俘。北伐军将士英勇善战，但由于战略上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终致全军覆没。

领军西征。在北伐的同时，1853年6月3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步军两三万人，由天京溯江而上，开始西征。意欲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10日西征军占领安庆，旋进围南昌，攻城80日未下，撤围北返。

石达开至安庆主持西征战事，集中兵力进攻皖北，于1854年1月14日攻克庐州（合肥）。继率师西攻，于黄州堵城大败清军，乘胜再占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军两支向鄂北、湖南进军。与曾国藩所率湘军战于岳州、湘潭和靖港，失利退出。湘军乘势陷武汉，并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防线。1855年1月，兵锋直逼九江。为阻遏湘军攻势，石达开率军驰援，于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一举扭转不利战局。旋乘胜反攻，再克武汉三镇。清廷为挽救败局，调集兵力围攻武汉，西征军与湘军在武汉周围激烈争夺。1855年10月上旬，曾国藩自江西遣军援鄂，武汉形势危急。石达开又率部西上，败湘军于咸宁、崇阳，并乘虚挺进江西，连占7府40余县，困曾国藩于南昌，西征军事达到巅峰。1856年3月，石达开奉命率主力回救天京，西征作战结束，基本实现预定战略目标。

自太平军北伐、西征后，天京一直处于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包围之中。1853年12月，太平军弃守扬州，江北仅占瓜洲。1854年夏，清军自广东调“红单船”50艘驶抵天京江面，天京上下游交通受阻。1855年8月，芜湖失守，镇江危急，天京外围的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是年底，洪秀全、杨秀清决定从西征战场调兵回救。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率数万人自天京援镇江，北渡瓜洲，4月攻破江北大营，重占扬州，旋又南渡，连破镇江外围清军营垒后撤回天京。时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太平军兵力更厚，6月攻破江南大营。向荣败走丹阳，不久忧愤而死。至此，天京的威胁基本解除。

在《天朝田亩制度》后六年颁布的《资政新篇》中，洪秀全手批要建造轮船，修筑铁路，兴办工厂，开采矿藏，奖励技术发明等等。这表明太平天国要吸收“外邦技艺”，把中国建设得“兵强国富”，“为东洋之冠冕”，与西洋列强“并雄”；在文化领域，太平天国早在广西永安州时就颁行了自己的“天历”。建都天京后毁孔庙，禁儒家书，打翻“至圣先师”孔子这个精神偶像。又提倡“文以纪实”，反对浮文典故；在对外政策方面，洪秀全曾主张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反对民族压迫。对英、法、美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要挟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与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严词拒绝外国侵略者的讹诈，宣布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是“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为禁”(指鸦片)，“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对于擅自闯进境内的外国兵舰立即开炮轰击，对走私贸易的商船加以制裁。当英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准备大规模干涉太平天国统治时，太平天国立即进军上海，警告外国侵略者，倘敢“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太平军给予外国侵略者多次重大打击，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

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起义从胜利发展变为衰败的转折点是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

　　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自傲，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回京相救。9月初，杨秀清及其部属数万人被韦昌辉残杀。不久，韦昌辉又被洪秀全处死。合朝文武迎石达开到京辅政。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疑忌，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率数万将士脱离天朝，独立作战。虽继续反清，但远离根据地，于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覆灭。

经此“内讧”，太平天国受到极大损害，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武汉、九江相继失守，湖北、江西根据地大部丢失，只有安徽战场控制地区略有扩大。从此，太平天国开始衰败，洪秀全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年轻将领，才使军事形势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

1858年初，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围攻天京。为解京围，后军主将李秀成请命出京，与前军主将陈玉成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确定作战方略。会后，陈玉成率部首先攻占庐州，后南下会李秀成部，于1858年9月27日攻破位于浦口的江北大营。11月3日进抵庐州南面的三河镇，陈玉成、李秀成两部在三河外围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部5000之众，并乘势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进围安庆的湘军撤回湖北。

　　1860年初，江南大营再次合围天京。忠王李秀成与干王洪仁玕商定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解救京围。2月10日，李秀成率2万余人经皖南入浙，攻占杭州，诱使江南大营分军往救。俟清军援兵抵杭，即弃城昼夜兼程北返。4月下旬，各路太平军进抵天京外围。5月2日，再破江南大营。旋乘胜东征，连占句容、丹阳、常州，6月2日占领苏州。接着进军上海，因内应被破坏，又遭英法侵略军阻击，未能得手。正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清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督率湘军水陆师5万余人东下进围安庆。9月，洪秀全调集大军西上救援。陈玉成率军走江北，李秀成率军走江南，约定次年4月“合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以解安庆之围。

　　1861年3月，陈玉成占领湖北黄州，由于受到英国侵略者恐吓阻挠，停攻武汉，4月下旬返回安徽。李秀成部迟至6月才抵武昌外围，得知陈玉成部先回安徽，也东返浙江。“合取湖北”计划彻底落空。此后，洪秀全增调兵力，三次强攻围困安庆之敌，均为湘军所败。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陷。陈玉成坐守庐州，束手无策。

1862年初，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赴河南、陕西招兵，皖北兵力更加单薄。李秀成率部再次进军上海，因英法侵略军与清军联合抵抗未能得手，4月至5月间，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自安庆分抵上海，东线军事形势日渐严峻。5月，荆州将军多隆阿率清军来攻，陈玉成弃城走寿州，为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擒，解送清营遇害。天京西部防线瓦解，东南方面却有所发展，太平军于年底攻占杭州及浙江大部地区。

　　1862年3月下旬，湘军水陆师2万余人从安庆沿江东下，5月底直抵天京城郊。洪秀全急令在上海前线督战的李秀成火速回援。9月，李秀成等“十三王”统率10余万人自苏州等地回救，急攻40余日未能取胜。不久，洪秀全又责令李秀成率部“进北救南”，企图取道江北西入湖北，迫使围城湘军回救。李秀成部在西进途中遭湘军节节阻击，进至安徽六安被迫折返，途中又遭湘军拦截，损失精锐数万。

　　与此同时，李鸿章淮军在“常胜军”支持下，由上海西进，于1863年12月攻陷苏州、无锡，兵锋直逼常州。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自江西攻浙江，于1864年3月攻陷杭州，并基本占领浙江全省。曾国荃部湘军则逐一攻占天京城外要点，对天京形成合围。苏州陷落后，李秀成自前线返回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洪秀全拒绝，乃布置死守。

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1864年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10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无一降者。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但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仍英勇顽强地抗击清军的进攻。

天京城破后，李秀成带幼天王突围而出，不久失散。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被俘，8月7日被害。幼天王在江苏东坝与洪仁玕相遇，经浙江进入江西，10月分别被俘，11月在南昌遇害。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带领下，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最后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梅州）被清军击灭。远征陕西的陈得才、赖文光等部太平军，在回救天京途中，于1864年11月在湖北、安徽境内为清军所败，余部由赖文光率领与捻军合编，坚持反清斗争，直至1868年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页。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它既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又体现了新时代农民起义战争的特点，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半个世纪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太平天国所鼓吹的“同教一家”，使其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列强的实质，最后遭到内外镇压，陷于失败。

太平天国的出现，使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这些北洋军阀成为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政治资本，从审视历史的角度看，也许就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种蝴蝶效应。

捻军起义

　　捻军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太平天国同时期。捻军起义从1853年至1868年，长达十五年，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为前期捻军，此后为后期捻军。捻军兴起后，首领为沃王张洛行（张乐行）、孙葵心等。至捻军时代首领为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勇王龚得树、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卫王李蕴泰等人，与太平军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捻军骑兵纵横驰骋于皖、豫、鲁、苏、鄂、陕、晋、直（冀）八省十余年，极盛时期总兵力达二十万众。1865年，清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乃李鸿章所灭。

　　捻军起义是爆发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19世纪初开始活动于皖、鲁、豫一带。所谓“捻”，即农村迎神赛会时要搓捻子燃油，因此得名。他们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不过二三百人。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群众。捻军的斗争自1853年开始，坚持了16年的英勇斗争，在北方大地沉重打击了清朝腐朽统治，体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捻军是在捻党（“捻”系皖北方言，为一支一股之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捻党组织产生于19世纪初（清嘉庆年间），是一种分散的农民小集团。1851年（清咸丰元年），淮河流域捻党不断起义。1853年，太平军北伐经过黄、淮流域，捻党起义全面展开，小股的捻党武装斗争逐步汇合为大规模的捻军武装起义。

起义以皖北为中心，遍布豫东南、鲁西南、苏北、鄂北地区，主要有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韩奇峰、侯士伟、王贯三、李昭寿、任乾、李大喜等10多支。但初期的捻军“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各自为战，互不统属。

1855年秋天，各路捻军首领聚集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涡阳）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称大汉永王（一作大汉明命王），统一号令，颁发布告，发布《行军条例》，确立军事纪律，建立五旗军制。此后，捻军开始联合作战，但仍以“打粮”夺取生活资料为主要目的，尚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捻军各部以淮北为根据地，四面出击，队伍有一定的发展。

1856年，河南、安徽等省清军向淮北捻军基地进攻。捻军被迫由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雉河集数度失守。为了摆脱被动局面，1857年春，张乐行率捻军主力渡淮河南下，占领三河尖（今河南固始东北）。时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正自安徽桐城北上舒城、六安一带作战。张乐行派龚得树自三河尖南下，迎接北上的太平军，3月，两军会师。太平军在捻军配合下，攻占霍丘，交予捻军驻守。此后，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联合作战，但听封而不听调，时分时合。不久，因太平军撤离，捻军单独抗击清军的围攻，被迫转入守势，三河尖、霍丘、正阳关（今安徽寿县西南）等地先后失守；又因内部发生矛盾，大批捻军北归，淮南捻军兵力大减。

1858年5月，六安失守，张乐行遂率军北上，于6月连克怀远、临淮、凤阳，控制了淮河中游，切断了清军的水上交通。此后，捻军又南下淮南，配合太平军作战，占定远，援安庆。1861年秋，太平天国战略要地安庆失守，捻军失去依托，难以立足，张乐行乃于是年12月率捻军从定远撤退，北归颍上，淮南战事结束。当捻军主力南下之后，留在淮北的捻军坚持斗争，后随着淮南捻军大批北归，力量得到恢复壮大。各部捻军依托圩寨抗击清军围攻，保卫根据地，又采取东西并进方针，以流动作战方式，进攻河南、山东、苏北，扩大捻军区域。在河南，孙葵心部、刘玉渊部于1859～1860年先后取得舞阳北舞渡、太康马埠、汝阳（今汝南）野猪冈等歼灭战的胜利，推动了豫东南陈大喜、张凤林部捻军起义。在山东，捻军转战数十州县，直达海滨。在苏北，张宗禹部于1860年袭占重镇清江浦。1860年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急调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由直隶（约今河北）南下攻捻。捻军在山东机动灵活地与清军周旋，捕捉战机。次年春，先后在巨野羊山集、菏泽李家庄、汶上杨柳集三败僧格林沁。但淮北捻军根据地却日渐缩小。1862年（同治元年）5月太平天国重镇庐州（今合肥）失守，清廷调集安徽、河南等地清军，由僧格林沁统一调遣，对淮北捻军南北夹击。捻军兵力分散，各自依托圩寨消极防守，被动挨打，抵挡不住清军进攻。1863年3月，雉河集失守，张乐行等2万多将士先后殉难，淮北根据地丧失。

雉河集之战失败后，张宗禹等率突围出去的捻军转战于河南、湖北，并一度进入淮北夺回雉河集；任化邦率部活动于山东各地。由于豫东南捻军陈大喜部和其他农民起义武装加入，力量得到一定的恢复。

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陷落，活动于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捻军和太平军余部遭清军围追堵截，损失惨重。1864年12月，张宗禹、任化邦等率捻军进入豫南，与遵王赖文光所统太平军余部合并整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捻军部队，赖文光被推为全军统帅。整编后的捻军逐步发展到10万余人，仍沿用五旗军制，易步为骑，增强机动能力，作战方式以快速流动、设伏围攻见长。

捻军与清军角逐于河南、山东，在快速流动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在河南邓州、南阳、鲁山等地多次击败跟踪追击的僧格林沁军。1865年5月，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之战中，取得一举击毙僧格林沁、歼敌7000余人的辉煌胜利。

但战后决策迟缓，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其后，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调集湘军、淮军，采取重点设防、以静制动的方略，变单纯尾追为迎头截击与跟踪追击相结合。赖文光、张宗禹率捻军时分时合，在清军圈定的重点防区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往返穿插，流动游击。

1866年夏，曾国藩又改取“聚兵防河”的方针。9月，捻军在河南开封芦花冈，击溃豫军，突破其沙河、贾鲁河防线，突入山东境内。捻军在山东抢渡运河未成，随即折回河南。由于清军的“围剿”，捻军长期处于流动游击之中，没有立脚的基地，得不到友军的配合、支援，战略上极其被动。赖文光深感“独力难持，孤军难立”，为了摆脱清军的围攻，遂于1866年10月在河南分兵：张宗禹率一部进军陕西，联络回民起义军，为西捻军；赖文光率一部在中原坚持斗争，为东捻军。

是年12月，赖文光率东捻军3万余人，放弃进入山东运河东部地区的努力，经河南入湖北，准备占领荆襄之地，相机入川。在钟祥罗家集、安陆杨家河连获两捷，歼清军数千人。但抢渡汉水未成，1867年2月尹隆河之战又先胜后败，伤亡将士1.8万余人，遭受严重挫折。而后数次抢渡汉水均为清军所阻，被迫放弃入川、入陕计划。6月，再入山东。时接替曾国藩负责“剿捻”的钦差大臣李鸿章采取“扼地兜剿”的方针，调集皖、豫、鄂、苏、直、鲁等省清军，重兵防守黄河、运河、胶莱河。捻军冲破清军运河防线，却又误入胶莱绝地。在近150千米的地段，百营清军筑长墙、挖壕沟，分段防守，捻军左冲右突，转战月余，才于8月中旬突破胶莱河防线，但仍未能跳出李鸿章的河防包围圈，连战皆败，终于1868年1月东捻在江苏扬州境败灭，遵王赖文光被俘牺牲，东捻军的历史也在这天被李鸿章画下了句号。

1866年11月，张宗禹率西捻军3万余人进入陕西，次年1月，在西安东郊设伏，取得十里坡之战的胜利，一举围歼湘军3000余人。随后在回民起义军的配合下，转战渭水南北，打破陕甘总督左宗棠“分扼要隘，布置关锁”的长围战略，突进陕北。1867年底，张宗禹得知东捻军处境危艰，遂率西捻军由陕北渡黄河入山西，经豫北长驱冀中平原。但东捻军已败灭，西捻军“进失所援，退无所归”，遭到10余万清军的围追堵截。1868年4月，南下山东，重蹈东捻军覆辙，陷入河防之围，数次抢渡运河未成，连战不利，损失严重。8月，西捻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边全军覆没，张宗禹跳入徒骇河而不知所踪（可能是溺水身亡）。至此，捻军起义战争基本结束。

　　捻军起义战争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陕西、山西、直隶八省，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消灭大量清军和团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捻军在作战中充分发挥骑兵的特长，采用流动战术，积极制造和捕捉战机，创造了不少成功的战例。

但是，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目标；军事上实行流冦主义，组织涣散，分合无常，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长于野战而不善于攻坚，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终于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因为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或“第二次中英战争”。同时因为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扩大（两次战争的本质目的相同），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亚罗号事件”是英国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制造的一个借口。亚罗号是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港的一艘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上逮捕了曾在海上行窃的李明太、梁建富2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该船为中国人苏亚成所有,船上水手也都是中国人,为了走私方便,这艘船以前曾向英国当局领过通航证,但此证早已过期,也不再悬挂英国国旗。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却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声称水师上船捕人有损领事体面,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并赔礼道歉。10月22日,叶名琛在英国压力下,把12人全部送到英国领事馆,但巴夏礼故意刁难,拒收人犯,这就是“亚罗号事件”。

“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是法国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蓄意制造的一个借口。“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于1853年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与当地一些无赖地痞相勾结,掳掠奸淫,无恶不作,激起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1856年2月,广西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逮捕了马赖等26人,并处决了马赖神甫和2个罪大恶极的中国教徒。在英国挑起事端不久,法国便借口“马神甫事件”提出“为保护圣教而战”的口号,派葛罗为专使率军开往中国,与英军共同行动,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即历史上的火烧圆明园）。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和约而结来，列强侵略更加深入。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维持统治。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爱珲条约

《瑷珲条约》，又称《瑷珲城和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乘火打劫,以武力胁迫清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 5月28日由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于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共三款。主要内容为: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仅留瑷珲对岸精奇里江以南一小块地(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供中国民人“永远居住”,俄国“不得侵犯”;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船只往来,别国不得航行。起先清政府不予批准,1860年被迫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方予认可。

天津条约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攻陷天津大沽炮台，直逼天津和北京。清政府指派东阁大学士总理刑部事务桂良、吏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与英法议和。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清朝与英国在天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与《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构成了《天津条约》的主体。

《中英天津条约》又称《中英续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天津签订。共56款，另附《专条》。主要内容：（1）英国派公使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馆；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2）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传教；（3）英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并可在各通商口岸租地盖房、设立教堂、医院、仓库等；（4）英商船可在长江通商各口往来；（5）中、英两国派员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关税税则；（6）中国给英国赔款银400万两；（7）确定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中俄天津条约》，在这期间，俄代表E.V.普提雅廷借机以“调停人”的名义强迫清政府在天津签订该条约。共12条。主要内容有：①中俄两国此后除在以前所定边疆进行通商之外，清政府开放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府等七处为通商口岸。若以后“再有别国在沿海地区增添通商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②扩大陆路通商，取消对俄国陆路通商人数、所带货物与资本的限制。③准许俄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为查各海口驻扎商船、居住规矩，俄国可再派兵船在各口岸停泊，以维护安全。清政府同时有责任维护俄国军舰和商船以及人员、货物的安全。④给予俄领事裁判权。俄国人若与中国人发生纠葛或其他事故，由两国官员会同办理；俄人在华犯罪，按俄国法律受审。⑤清政府应当对在中国安分传教的东正教教士的人身和财产提供保护。俄传教士在中国境内的传教活动，中国不可禁止。⑥中国与俄国从前未经定明的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的官员查勘，并将勘查取得的相关结果作为条约的一部分补入该条约。⑦凡是给予其他西方国家的通商特权，与俄一律办理施行。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调停人”自居，并以此要挟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中法天津条约》共42款，另有《和约章程补遗》6款，主要内容有：1.法国公使若“有本国重务办理，皆准进京侨居”，将来若准别国公使常驻北京，法国亦照此办理。在通商口岸设领事官。2.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江宁六口，法国人及其家眷可在通商口岸居住、贸易、工作，可以自由雇佣中国人，可于各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行栈存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也可以建造教堂、医院、周济院、学校、墓地。倘有中国人将法国教堂、墓地触犯、毁坏，清地方官须严拘重惩。3.法国人可以前往内地游历、传教。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4.法国兵船可以在各通商口岸停泊。5.法国人与中国人争讼无法调停，应由中、法官员会同办理，秉公完结；法国人与中国人争斗，犯法者系法国人则由法国领事官审明，照法国法律治罪，犯法者系中国人则由中国官员严拿审明，照中国律例治罪；法国人与第三国人的争执事件，中国官员不必过问。6.“中国将来如有特恩、旷典、优免、保佑，别国得之，大法国亦与焉”。7.将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革职并永不叙用，中国赔偿法国商民损失及军费200万两，赔款缴清，法军退出广州城。

《中美天津条约》，清政府钦差大臣在与英、法议和期间，美国公使列卫廉利用调停人的身份，于6月18日抢先英、法和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共30款，主要内容有：①清政府若准许其他国家公使驻北京，美国即同时享受同等权利。②若美国官方船只到达中国近海，中国应协助采买食物、汲取淡水、修理船只等；若美国船只遭到毁坏或劫掠，中国应准许美方追捕盗贼；若美国人受到侵害，中国地方官须立即派兵镇压并严拿治罪，以保护美国人。③允许美在广州、潮州（后改称汕头）、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以及其后新开各口岸通商，美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民居或租地建楼以及设立医院、教堂及墓地等。④美国人可以雇佣中国买办、厮役、工匠、水手、引水，可以聘用中国人教授语言及帮办文墨。⑤对于天主教，地方官当保护安分传教、习教者，他人毋得骚扰。⑥此后清朝政府对于他国及其商民有何惠政、恩典及利益，美国官民将一体均沾（利益均沾原则）。

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包括《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是1860年清朝政府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北京分别与不列颠（英）帝国、法国、俄罗斯帝国（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委任钦差大臣奕䜣作为谈判及签约代表。签约地点在北京礼部衙门，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另外，1887年与葡萄牙签定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亦称《中葡北京条约》。三个条约约文现存于中国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

中英北京条约共9款，除确认《中英天津条约》仍属有效外，英国又扩大了如下侵华权益：（1)《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增为800万两，外加恤金50万两；（2)增开天津为商埠；（3)准许外国商人招募华工出洋工作，充当廉价劳工；（4)割让广东新安县（今香港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九龙司）给英国。

《中英北京条约》不仅完全确认了英国通过《中英天津条约》获得的侵略权益，还对中国进行了新的勒索。通过这个条约，英国从中国再次割占了领土，勒索了大笔赔款，又一次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确认了英国公使驻京的权利，使英国可以就近干涉清政府。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向中国政治中心地区扩张。同时，条约准许华工出洋，使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侵略者贩卖华工的行为合法化。

1984年12月19日签订中英联合声明中并没有声明废除此条约，而是声明香港地区（即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是中国领土，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中法北京条约》共10款，主要内容有：1.赔偿法国白银800万两，赔款交清后，法军退出所占之地。2.由清帝发布上谕颁示天下：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滥行查拿者将予以应得处分。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3.《中法天津条约》互换后，清朝皇帝应于即日降谕，“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家眷，一并赴通商各口，下法国船只，毫无禁阻”。4.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中法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了法国侵略者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获取的侵略权益。条约使法国得到了大笔赔款，开辟了新的通商口岸，使法国殖民主义者贩卖华工合法化。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还迫使清政府同意天主教自由传教、赔还教产，教会势力得以急剧扩张，民众与教会的剧烈冲突引起的教案也以前所未有的频次和规模爆发于中华大地。

《中俄北京条约》共15条，主要内容有：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罗斯。原住这一地区的大清国人，仍准留住。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大清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一线为界。俄罗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设领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东北新定边界地区准许两国之人随便贸易。

俄罗斯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使中国彻底失去了东北地区对日本海的出海口。同时《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又为俄罗斯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多个边界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两个法国与一个波兰面积的总和。这个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并在这些地区推行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边疆的人民对此进行了坚决反抗，发生多起抗俄起义斗争。东北边民的抗俄斗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立其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十七日（8月22日），咸丰帝奕詝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病逝，终年三十一岁。卒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清东陵之定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