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傈僳族语言文字及传统文化历史研究专家——木玉璋

阿妮老木

　　1931年8月——2016年4月

　木玉璋，傈僳族，又名钱付曾。

1931年生于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原碧江县）架科底乡恰打村。年幼时（两岁）父亲病逝，童年在恰打村小学读书，是当时的“派学生”。15岁在碧江县省立小学就读，17岁到云南省丽江国立师范学校读书，1948年毕业后回家务农。1949年6月参加工作，1956年6月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从事傈僳族语言、文字、历史、民间传统文化研究工作。

木玉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傈僳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研究专家，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会会员，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员，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会会员，是北京市民族联谊会理事，是其他少数民族学术研究群众团体组织成员。

简历

木玉璋先生1949年6月参加工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七支队任职，做过宣传教育、联络、教师、区干事、民族语言翻译等工作。

1950年8月出席云南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参加了怒江各族各界民族代表大会。

1951年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第一期军政干部学习班学习，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理论课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4年分配到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译室工作，主要做翻译和对外接待工作。期间到云南大学学习语言文字研究专业理论知识。在我国著名语言文字专家傅懋勣先生和其他老师授课下，主系统学习了“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调查”、“民族识别”等专业理论知识。

1956年6月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8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2年两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7年归属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调到专业科研单位工作后，木玉璋先生与许多国家级著名语言文字专家一起共事，学到了更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工作方法，有机会听取语言文字专家们（还有苏联语言专家）的授课和报告，木玉璋先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69年至1971年在河南信阳、息县、明港“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从河南回到北京。

1993年离休。

2016年4月30日凌晨两点去逝

1956年6月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孙宏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

（节选）

我与木玉璋先生同事快60年了。回忆把我带到了20世纪50年代。

“1956年春，中国科学院与中央民族学院联合在北京办语言调查训练班，调我到训练班搞教学工作，我负责的是乙3班，当班主任，拿到学员的名单有30多人，都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工农出生的学员。训练班负责人告诉我，这些学员都是这些民族中精选出来的知识分子”。

“我记得名单中的傈僳族学员就有普富益、木玉璋和木顺江等。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只有普富益一个人来训练班报到。后来才知道老木作为第三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已经派往怒江试行新傈僳文去了，但是我知道，当时老木已经是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了，我也从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调到新成立的这个研究所，他和我是一个单位。经常可以听到他在怒江工作，与徐琳等一起整理傈僳族的《逃婚调》，推行新傈僳文的一些消息”。

“我和老木在一个研究组——藏缅语研究组，这才是真正接触的开始。”

“与老木朝夕相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干校期间，他带着老二、老三和老四三个小女孩，非常艰难地过着“囚徒”般的集体生活，尤其在明港抓“516反革命分子”运动期间，他虽然没有被卷进去被隔离或者去整人，但我们一起挤在一个二十多少居住的部队兵营般的宿舍里，经历了人人自危，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精神生活十分空虚和压抑的苦难岁月。”

“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科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国家队知识分子的政策逐步解禁，荒废了十多年的业务工作终于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了，这个时候谁也不甘心落后。老木工作干劲十足，一会儿看他出差去维西收集傈僳族音节文字的资料，一会儿去无锡校对词典，他还联系维西县里的一些傈僳族同事，一起到北京整理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资料，忙得不可开交”。

“一个接着一个的困难和打击，没有能够使这个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铮铮铁汉屈服”。“他风尘仆仆地东奔西跑，一会儿怒江，一会儿禄劝，再一会儿又到了腾冲、维西、永胜”“一篇篇署着木玉璋大名的论文《傈僳语概况》、《谈谈傈僳语中的词头a-》、《傈僳语话语材料》、《傈僳语音节文字造字法特点》在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一部部专著《傈僳语简志》、《傈汉词典》、《傈僳族语言文字及文献研究》、《祭天古歌》、《碧罗雪山歌韵文化》、《傈僳语方言研究》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

“虽然他已年逾古稀但仍然精神熠铄，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我读到他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对家乡风景的描述：'碧罗雪山上的残雪覆盖着山峰上的古杜鹃林，融化了的清水，有的流向澜沧江，有的流向怒江，滋润着高山丛林。上到山顶，我站在山顶的石堆旁，往北望去，望不到尽头，山连着山，水连着水，直到北方的白马雪山；往东望去，玉龙雪山的白雪皑皑；往东南往去，大理苍山一声呼叫，应声在高山上空徘徊；逶迤千里的高黎贡山，影映在碧玉般的怒江上，两岸坡上傈僳族怒族的田地如画般地挂在峭壁上，直到眼底……那是我出生的地方'（《碧罗雪山歌韵文化》）这诗一般的语言流露出这个客居他乡的游子对家乡美好的憧憬和爱，是埋在他心底对家乡热爱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创作力量的源泉。也只有我这个对他家乡有一定了解、熟知他家乡环境的同事，才能深刻地理解他内心世界里的那种热情和执着。”

“老木是多产作者，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语言学专著和论文，还有民间文学方面的诗歌、散文、传记、古籍译注、文学评论……他不仅仅用汉文创作，还有民族文字。这些成果大部分是在他退休以后完成的，真可以说是退而不休。近几年他身体不好，肾脏出了问题，离不开透析，但他对傈僳族的语言文化事业，仍然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鞠躬精粹。他的奉献精神，使我十分钦佩。我为有这样一位同事、战友、兄长、老师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黄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民族语文》杂志主编

（节选）

“木玉璋先生是我国著名傈僳族学者，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兢兢业业从事民族语文调查研究五十余年，在傈僳族语言文字及各种社会人文研究领域做出过重要的学术贡献”。

“木先生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工作后即开始傈僳语的调查研究。他参加了所有我国傈僳族代表性成果的调查研究过程，“为我国的傈僳语研究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木先生的《傈僳语方言研究》可以代表当前我国傈僳语研究最全面的成果，也反映出木先生驾驭傈僳语研究高深的水平和功力。”

“在长期收集整理傈僳文音节文字文献的基础上，木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客服种种困难，用自己手抄和复印的方式推出我国第一部《傈僳族语言文字及文献》，后经过不断修订完善，2006年终以《傈僳族语言文字及文献研究》为名，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承前启后的三卷本鸿篇巨著，为我国傈僳族的文化遗产典藏及民族文字文献做出不可多得的贡献”。“将傈僳族流传到现在的历史、天文、历法、医药、文学艺术等门类的知识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这对于研究古代傈僳族的社会、文化变迁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给后人提供了学习、借鉴本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经验和生态技术的文献载体”。

“木先生的上述傈僳族文化典籍的收集整理和编译研究，为开展傈僳族语言文化典藏和傈僳族传统文化抢救保护率先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实践，为傈僳族子孙后代传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良好的垂范作用”。

揣振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所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节选）

“在我记忆中先生是不可多得的民族研究专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他对党和国家怀有不尽的感激，对家乡和自己的民族有着深厚的情谊。他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研究工作中，毕生在怒江、昆明、北京三地往返奔波，跋涉于艰苦、平凡的研究道路上”。

“民族所是我国少数民族研究事业的最高学术机构，同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民族问题政策。当时所内聚集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少数民族学者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是他们出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二是他们既懂自己的母语，又熟练掌握汉语；三是他们大都受过相关专业的严格训练。这些有利因素使得他们在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中如鱼得水。木玉璋先生就是这种少数民族学者的典型代表”。

“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谦逊，举止平和，生活简朴，甚至有些'木讷寡言'。他几乎没有因个人私事向组织提出过什么要求”。

“木玉璋先生是一名平凡的知识分子，却在平凡的岗位上，对自己的民族、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先生无愧于他的民族，无愧于他的研究事业。他的精神、他的风范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12年8月8日

刘军

中国民族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北京雍和宫管理处副主任、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导师

少数民族学者的楷模--木玉璋

（节选）

我与木老接触并不算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不是我学校里、课堂上的老师，但他眷恋怒江、热爱民族文化、心系家乡建设发展与同胞生活福祉的情操，质朴、善良、宽容的品德与境界，也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我。作为晚辈，如果说我在民族文物保护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方面还有点滴成绩的话，这与木老的影响、激励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六十多年来，他虽身居北京，但始终心系怒江，念念不忘曾经养育他的家乡的山山水水，惦念和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无论工作十分繁忙的过去，还是年事已高的今天，儿时的欢乐、亲人的脸庞、家乡的容颜，都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或浮现在梦境之中，抽时间、找机会回家走走看看，是他数十年不变的心愿和最大的幸福。每当有家乡人来看他，他都兴奋异常，热情有加，询长问短，谈古论今，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只要有家乡人来找他，无论州县高官还是山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以礼相待。因为接待的人多，大家都戏称他家为“怒江州民间驻京办”，他是驻京办“常任主任”。

木老是怒江州走出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之一，也是傈僳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自然也就成了北京傈僳族的“头人”和领袖。作为前辈和长者，他十分关心在北京求学和工作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怒江的乡友，经常请他们到家里聊天小聚、喝茶吃饭，帮助他们疏解思乡之情，解决各方面的困难。每年还要组织大家欢度阔时节，让乡友们通过节日聚会相识、相知，增进交流和感情，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相互关心和帮助，并尽各自所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他对家乡、民族和乡友的浓情厚谊，感动和影响了一批批、一代代在京学习和工作的怒江人。

木老1949年参加工作，先后参加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民族识别、新傈僳文字方案的设计和推广等重大项目。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傈僳族语言文字、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科学研究和传的承保护工作。60年来，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克服山高水险、虫蛇出没、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等各种艰难险阻，数十次深入云南怒江、保山、丽江、迪庆、楚雄、德宏和四川凉山等地，足迹遍布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和高黎贡山、碧罗雪山、白马雪山区傈僳族同胞居住的村村寨寨，遍访民间艺人，倾心收集、采录、翻译整理傈僳族、怒族等民族濒临灭绝的文化瑰宝，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先后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版了《傈汉词典》、《傈僳语简志》、《傈僳语概况》等多部学术著作。他硕果累累，填补了傈僳族语言文化和怒江史地文化研究的众多空白，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木老热爱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即使退休以后病痛缠身，他仍然离岗不休息，还经常深入傈僳族地区采风调研，或每天在家中坚持学习和著书立说。2011年至2012年、已80高龄的他又老树发新芽、暮年结硕果，先后出版了《碧罗雪山歌韵文化》、《傈僳语方言研究》两部学术著作，用自身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彰显了老一辈学者爱国、敬业、无私奉献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与品德。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木老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工作上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生活上却极为简朴。他不吸烟、不喝酒，每天粗茶淡饭，每一件衣服都是穿了一年又一年，还经常叮嘱女儿们不要为他花钱添衣购物。但对于家乡生活困难的亲朋好友、来京求学的怒江的孩子们，他却从不吝啬，勤俭节约下来的钱很多都资助了他人。

木老已经走出怒江大峡谷，在首都北京生活了五十余年，但怒江人质朴、善良和宽容的品德在他的身上至今仍然有增无减。在工作中，他从来不与同事争名争利，无论分房子、评职称、定课题还是长工资，凡事他都礼让三先，从不计较，“吃亏是福”是他一直秉持的心态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对于他人的困难和求助，他则有求必应，总是尽己所能热情相助。2002年12月，我带队赴云南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思茅等地征集民族文物，行前我到木老家中向他请教，他热情、细致地给我介绍了怒江、保山等地的地理环境、交通状况、气候特点、民族习惯、礼仪禁忌等方面的情况，还打电话帮我们联系了怒江州民委领导及他在怒江工作的二女儿，嘱托他们支持我们的工作，关照好我们的生活和安全。针对怒江山多、蚂蟥多的特点，他还嘱咐我们一定要准备一双军用胶鞋和一副绑腿。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他的很多经验都让我们受用良多。2003年1月，我们到达澜沧县时，他又嘱咐他在当地工作的大女儿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关照，令我们非常感动，至今仍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感铭于心。

前几天，我见到了木老的小女儿，他告诉我说，已经81岁的木老，如今肾病严重，每周都需做三次血液透析。尽管如此，他仍然念念不忘家乡的山水和乡亲，放不下他挚爱的事业，还请求大夫给他一周的假期，让他再回怒江看看。听罢此话，我热泪盈眶--有心疼，有感动。这就是怒江和傈僳族人民的好儿子、少数民族学者的楷模--木玉璋。

云南省政协 文史委编《新中国云南人才建设史料 怒江卷》2017.11.

（节选）

我是傈僳人民的儿子——

怒江，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中缅边境北端，这里自然风光优美，被称为神奇的“东方大峡谷”。怒江似一条长长的玉带，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蜿蜒穿越，流经缅甸进入太平洋。我们傈僳族作为怒江人口最多的民族与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白族、藏族等其他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一起，祖祖辈辈在怒江两岸一起开拓和生活。

我的老家在怒江州福贡县一个叫恰打的村子，离村子下面就是流淌不息的怒江。一九四三年我正在读小学，是当时的“派学生”，那时怒江地区村里的人们都不愿意让家里的孩子去读书，怕读了书去当兵或派到其他地方去做事情，一辈子都回不了家乡，学校里几乎都招不到学生，当时的政府要求每保（每村）必须派一名学生去读书，只要有孩子去读书这个村也就可以免交公粮，如果派不出孩子去读书的村子，就必须交出钱去顶替，我的叔叔当时是正在教书的老师，因为第六保派不出孩子去读书，叔叔便叫我顶替第六保的孩子去，六保的人给了叔叔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

解放前怒江的教育十分落后，办学很难。有的村子虽然盖好了简单的校舍也请不到老师，有的村子从较远的地方比如从兰坪请来了老师，却又没有学生来读书，老师工资很低，待遇也不好，生活条件非常差。我们村和怒江两岸大部分乡村一样也没有学校，我不得不走两天的路到离家很远的碧江（知子罗）去读书，从恰打村到碧江，要冒险从一根连接怒江两岸的藤编的溜索上渡过波涛汹涌怒江，然后跋山涉水，过原始森林，一路十分艰难曲折。当时碧江设治局驻地（知子罗）人口不多，除政府工作人员有二三十人外，驻地的怒族、傈僳族、白族和其他民族人口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二百人。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大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有傈僳语、怒语、勒墨语（白族）和其他语言。老师上课时说的是汉语，尽管老师教得非常认真，同学们也想好好学习，但每个学生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时都不用汉语，所以老师教的内容同学们也只是似懂非懂，对不懂的地方也不敢多问，老师也很少来了解学生听懂了没有，我读到四五年级的时候，书本里的内容仍然只懂了一半。有一次课本里讲生人和熟人两个词，当时我就想人怎么会有生和熟？米、肉、菜、食物才会有生和熟之分，虽然困惑，我也不敢问老师，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正好又提问我这个词的意思，我答不上来，老师就用木片打我的手板心，我忍不住哭了，老师就说：哭什么，这点都受不了！这下我更委屈和难受了，因为汉语里“哭”的发音在傈僳语中却是“偷”的意思，当时我理解为老师是在说我偷东西，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时老师只是叫我不要哭。说明当时我接受汉语的能力相当差。还有我们的汉语课本里的“咱们”和“我们”与傈僳语里的“Rot”（咱们）和“ngua nut”（我们）虽然都有总称的意思，但傈僳语在不同的场合和在与不同的表达对象时意思是有所不同的，如果用傈僳语直接表达，前一个词里不包括“他”称，后一个词里才有“他”称的意思，这些关系在当时我是理解不了的。汉语和傈僳语都有各自丰富深层的的表达内容，但表达的方式差异却很大，同一个词意，里边却包含更多更深层的不同的寓意，所以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翻译起来，大部分只能达到意思接近，不可能按各自的本意完全翻译到位，可想而知当时我和同学们学到的东西不仅太难而且也实在是太少了。在学校读书时，我算是比较努力勤奋的学生，学习上从来不偷懒，为人也比较忠厚老实，所以大家都比较信任我，宿舍里许多日常事物如生火做饭的活几乎都让我去做，很多时候我都是做完了饭才去上课。老师也喜欢把许多的事情交给我去做，包括洗碗扫地之类的琐碎杂事情也会把我叫上，几年过去，我和老师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多了，我的汉语表达能力和使用能力也有了一些进步，但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起来还是有难度，与人交流经常说了第一句，就不知怎么表达第二句，心里顾虑多，自然就难开口。我们不同民族的同学之间在一起交流时多用傈僳语，在怒江生活着傈僳、怒、独龙、普米、藏、白、彝等多种民族，除了傈僳族，这些民族在传统上几乎都没有文字，所以在各自的宗教信仰活动和文化传承中，主要使用的是傈僳文字和语言，在集市贸易和日常生活往来中各民族相互之间交流使用的也是傈僳语，傈僳语可以说是怒江各民族之间的通用语言。我们学校所在地虽然是在怒族地区，但怒语本身在各自不同的村子里都有自己的方言土语，有时相互之间难以用语言来交流，比如在江东老姆登人所用的的怒语到了江西有的怒族村寨的人就很难听懂，子愣、撒佤、普乐的人相互之间也难以听懂所讲的语言，大家还是用傈僳语交流比较容易，当然官方用语仍然是汉语，那些做公务的人大部分虽然不懂傈僳语，但需要时会找懂傈僳语同时也懂汉语的人来翻译。



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怒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九辑）

木玉璋——中国傈僳族语言文字学家

2013年10月

序一

李四明（傈僳族）

时任中共怒江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

（节选）

木老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一个从小只有小学文化，没有上过科班大学、系统学习过语言学专业知识的边疆青年，竟然在国家级最高科学研究殿堂做语言学研究，从研究实习员、助力研究员到高级研究职称副研究员，是什么毅力支撑着他一步一步攀登上学术的最高殿堂，做出令人称羡的骄人成就。是勤奋、执着和对本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热爱和责任感”（木老先生的同事孙宏开）。“一个接着一个的困难和打击，没有能够使这个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铮铮铁汉屈服”。上溯至公元863年樊绰所著的《蛮书》中首次记载“栗栗”的名称以来，木老先生是被人们公认的中国傈僳族第一代知识分子和傈僳族语言文字专家，也是傈僳族民族文化学者，为傈僳族语言文字和傈僳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奠定基石的贡献。

木老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他治学严谨，视学术为生命，不汲汲于名利富贵”；他“眷恋怒江，热爱民族文化，心系家乡建设发展与同胞生活福祉”；“他从来不与人争名争利，无论分房子、评职称、定课题还是涨工资，凡事都礼让三分，从不计较，`吃亏是福'是他一直秉持的心态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对于他人的困难和求助，则有求必应，总是尽己所能热情相助”；“他从未因个人私事向组织提出过什么要求”；他孝敬老人，重视孩子成长，关心爱人，不离不弃，体现了中国人传统高尚的道德情操。

木老先生的研究价值在未来。“木老先生是多产作者，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语言学专著和论文，还有民间文学方面的诗歌、散文、传记、古籍译注、文学评论……他不仅用汉文创作，还用民族文字”。《逃婚调》、《牧羊歌》、《傈僳创世纪》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傈僳族民族文化工作者的成长，《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汇编》、《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傈僳族音节文字字典》、傈僳族古诗《祭天古歌》、《怒族猎神歌》等将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2013年8月24日于六库

序二

陈建平

时任政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主席

（节选）

木玉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怒江傈僳族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也是致力于研究傈僳族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专家学者的一分子。怒江和平解放伊始，木玉璋先生因在民族语言文字的优异天赋，从师傅懋勣先生系统学习民族识别、民族语言调查等知识，并成为新傈僳文创制、推广者之一。木玉璋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坚持严谨、踏实、执着的作风，在学术研究中熬清守淡，受得了艰苦，耐得住清苦。在结束文革下放经历后，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傈僳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中，相继走遍傈僳族聚居区，不断收集丰富傈僳语词和语法列句，深入研究新、老傈僳文，拓展视野加强缅、泰等国傈僳语和国内汪忍波“竹书”音节文字整理研究等，使傈僳语的研究范围得到扩大，研究程度得到深入，为傈僳族语言文字和傈僳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奠定基石的贡献。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木玉璋先生一生所研究的傈僳语言文字和所抢救的一批如《逃婚调》《重逢调》等优秀民族文化，为后人开展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自治州成立以来，怒江州政协在文史资料工作方面抢救了一大批具有“三亲”特色的珍贵历史，挖掘了一大批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宣传了一大批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史料，为怒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智力的支持。

《木玉璋——中国傈僳族语言文字学家》就是应运这种要求的一次尝试。我们希望这本专辑或以后编辑的其他人物专辑能留住历史的人与事、荣与辱、甘与苦，让生于斯或长于斯的老一辈甘于清苦、刻苦钻研、勇于奉献的精神风貌铭记在心，春秋在书。

2013年8月28日于六库

李道生

原怒江州政协文史委主任

神交 文友 师范

——我所认识的木玉璋先生

(节选)

1953年，时任边工委副书记张旭来基层视察工作，他和我谈了解放初期怒江工作的一些情况，其中就谈到了木玉璋同志。他说旧社会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怒江边地的少数民族无权无钱上学读书，成了一个文盲社会，每个县只有少数几个贫寒家庭的孩子被雇来读书，当“派学生”，才识得几个字。怒江解放后，我们把这些有点文化的少数几个青年都吸收参加了工作，把他们当成民族的宝贝，培养他们，依靠他们当翻译，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疏通民族关系，开展边地的民族工作，到了1951、1952年就分别报送他们到中央、西南、昆明的民族学院学习，让他们学政策，见世面，长知识，培养他们将来为自己的民族办大事，当家做主。碧江傈僳人木玉璋就是他了中的一个知识青年，他诚实可靠，好学上进，1949年8月我进怒江就把他带在身边工作，到了碧江、福贡，还带他到泸水参加和设治局的和平解放谈判，泸水和平解放后，又带他到腾冲、保山，会见当地领导人，交谈了泸水和平解放和请保山人民政府接收泸水政权的问题（当时泸水属于保山专区管辖）。后来我们就送他到中央民院学习了。

这些谈话使我对党十分重视培养民族干部的政策有了具体的认识，也对不曾谋面的木玉璋同志产生了好感。

2011年4月14日于六库

司忠诚

时任怒江州政协文史委主任

“派学生”的学者之路

（节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它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服务”（王新远《中国民族语言学史》）。如同木玉璋先生从一名派送顶替生幸运地走上读书之路一样，新中国的成立也让木玉璋先生幸运地成为怒江州少数民族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这一切都是党和国家坚决贯彻执行民族政策，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和人才的结果。木玉璋先生十分珍惜这样的境遇，因此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亲见亲闻、亲力亲为的朴实作风，在生活中更是保持着为人谦逊、为学执著、为心坚强的品格。当听到一些人在新傈僳文的使用中存在不同意见时，他解释道“我们在创制和推广使用新傈僳文字中，对老傈僳文应用程度和使用范围调研了解不足，才造成了今天的失误。如今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做好傈僳族语言文字收集与整理，并把这些资料留给后人作进一步研究”。这是这样的情怀，使木玉璋先生一生坚守和坚持了这条道路和做人的品格。

“我们相信，他所留存的丰富研究成果将垂之久远，他做人的楷模也必将泽被后人”。

2013年7月19日于昆明

普利言（怒族）

时任怒江州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原怒江州文化局局长

《碧罗雪山歌韵文化》一书中的《序》

（节选）

木玉璋先生出生和生长在这片充满神奇色彩的土地上，他以优异的成绩，执着地追求赢得了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殿堂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青睐，早已走出了半封闭的怒江大峡谷，但他仍然心系怒江，钟情于怒江各民族文化。他经常回到故乡，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在碧罗雪山深处和怒江峡谷腹地，在傈僳族人的火塘边、怒族人的石板屋中，向那些朴实的民间艺人虚心学习，倾心收集、采录、翻译整理怒江各民族民间文化中那些最珍贵的濒临灭绝的“文化瑰宝”。正是这种虚心求教的精神，坚韧不拔的努力，使木玉璋先生成为傈僳族的第一代德高望重、成绩颇丰的学者、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之一。《碧罗雪山歌韵文化》一书，既是木玉璋先生辛勤汗水的结晶，也是碧罗雪山腹地多民族山地文化的精英荟萃。它辑录有傈僳族著名的《射鸟歌》、《逃婚调》、《虎鹰刁羊歌》及怒族的《猎神歌》等诗歌，另外还有几篇介绍傈僳族著名文化传承人的传略以及关于傈僳族文化的论文，是一部珍贵难得的文献书籍。

2010年3月11日

岳坚

《人类的金色童年》一书的《序》

（节选）

木玉璋先生早年有幸从自己民族的老文化艺人的口述中记录下来后，现在又经过整理问世的《人类的金色童年》一书中收录的《创世纪》和《牧羊歌》，是傈僳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进程中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史诗，其中《创世纪》主要叙述了人类及万物的诞生与生存发展；讲述了傈僳人民的劳动与生活、生与死的观念；描述了洪水泛滥、人类的繁衍以及民族的历史渊源；追述了现在傈僳族的主要聚居地怒江地区的历史片段等。《牧羊歌》则较完整地唱述傈僳族传统的婚俗礼仪，传承了新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繁衍人类；进行家庭道德风尚教育；传授牧羊等劳动生产技能知识。两部长诗在傈僳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傈僳族瑰丽的文化宝藏。

木玉璋先生一生致力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丰厚，对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翻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创世纪》和《牧羊歌》珍贵资料进一步加于整理，并用汉文直译意译对照的形式出版奉献给社会，这是傈僳族文化建设的一个硕果。它的出版，丰富了傈僳族文化宝库，相信这本书将在推动傈僳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研究傈僳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以及傈僳族文化的宣传与交流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004.3.7.

1949年6月参加工作

在家 写作 研究

木玉璋先生出版、发表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

《藏缅语语言词汇集——傈僳族》《谈傈僳语词头a》《傈僳族语言文字概况》《傈僳族原始记忆方法和音节文字》《傈僳语中pat mo neilma一词的浅识》《恒乍绷故事中的“沙尼”一词及其姓氏》《傈僳语言材料》《傈僳族语言文字研究概况》《老傈僳文》《新傈僳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音档怒江傈僳族方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音档傈僳语禄劝方言武定话》《傈僳族数字的构成和使用方法》《傈僳族音节文字的研究及发掘清理工作》《傈僳族音节文字中的历法》《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内容概述》《傈僳族音节文字造字法特点简介》《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汇编》《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傈僳族音节文字字典》《祭天古歌》（上下册）《汪忍波自传译注》《人类金色童年》《碧罗雪山歌韵文化》

2006年12月 知识产权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出版了《傈僳族语言文字及文献研究》（大16开硬精装全三册）

2011年5月 北京民族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出版发行了《碧罗雪山歌韵文化》

2012年1月 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傈僳语方言研究》

木玉璋先生与他人合著的作品有：

《傈僳语语法纲要》《傈僳汉对照词典》《傈僳语概况》等

收集、整理、翻译的傈僳族民间传统文化、历史、文学、诗歌、神话、传说、故事及其他作品有：

《逃婚调》《逃婚调（新文字版本）》《牧羊歌》《怒族猎神歌》《傈僳族的射鸟歌》《傈僳族的创世纪》《造太阳月亮》《鲍鱼的故事》《木桶里出来的人》《木必的故事》《洪水滔天和兄妹成家的故事》《米斯的彩礼》《傈僳族人民的生活》《怒族崖画》《怒族猎神歌里的猎神是女猎神》《傈僳族的太极图在研究先天八卦方面的重要意义》《傈僳族首领木必入怒江史迹初探》《傈僳族的姓氏和命名方式初探》《傈僳族诗的特色和文化价值》《简述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的文化价值》《记述裴阿欠老人的点滴事》《怒族女子崖》《福贡木古甲怒语概况》

木玉璋先生将汉文翻译成傈僳文的作品有：

《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生命进行曲》等

挖掘 收集 整理 调查

个人影集

同胞 同乡 同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发行

《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

汗洒峡谷无怨悔 情注笔墨写春秋

木玉璋　

1949年我19岁时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七支队的一名成员，1951年1月组织安排我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第一期干部学习班学习，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其他理论知识，1954年学业结束。

学业结束后，我被分配在云南省民委会工作，边学习边做一些翻译以及对外接待工作。刚开始对具体的民族工作我还不太熟悉，但我虚心请教单位里的老同志，后来在接待工作中，我有幸接触和认识了从全省各地来的各少数民族头人、土司，还有来自内地参观学习的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与更多民族同胞的相识和交流，使我在工作中进步很快，同时对我以后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基础作用。一次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组到云南来搞调查工作，所里的傅懋劫先生虽然时山东人，但当时已经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了，和他接触后他认为我从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很有潜力，便建议当时的省民委会领导吴少美同志让我到云南大学学习语言文字方面的理论。在领导的关心和培养下，1954～1955年6月我在云南大学语言学兼课教授傅懋勋先生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业知识，学习了“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调查”、“民族识别”理论知识，还到专业单位听了专家们的学术报告讲座，还有苏联专家和其他我国专家关于语言学方面和及其知识方面的他报告。当时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汉语表达能力都很吃力，要学好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理论对我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比别人不多下点功夫是难以学成的。为了使自己学得扎实和牢固，在学习期间我还专门回怒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实习、调查，使自己学到的内容更符合实际以便尽快地适应工作。在云南大学学习的这段时间里，我抓紧时间找机会尽量多学点知识，常常在早晚和休息时间到民族学院里听各类对自己有所帮助的课程和讲座，同时兼职做一些翻译工作，从在民族学院学习的怒江籍学生那里收集记录和翻译一些傈僳族民间诗歌和故事。傈僳族民间长诗《逃婚调》就是在那时收集整理出来的。

一、为确认标准傈僳族语言文字提供科学依据

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要想稳定国家局势，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国家开展了对我国少数民族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人民政府，这就要求干部职工学习和掌握好民族地区的语言和文字，否则民族地区的其他工作就更加难以开展了，但有的少数民族在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列如，我在昆明市禄劝县调查时，收集到了禄劝县滇东北苗族文字母形式的傈僳文，这种文字在当地主要在宗教活动中使用，另外在怒江地区使用的老傈僳文多半也是在宗教活动中使用。还有的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有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邻而居，语言文字的使用相互影响，造成同一个民族所使用的文字却不相同，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因此国家决定对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重新确定新的标准。为了确定傈僳语标准音，需要确认一个傈僳族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1954年，组织上安排我和徐琳同志去做这方面的调查工作。当时交通非常不便，只有马帮驿道，我们和一些去支援怒江建设的其他兄弟民族一起从丽江出发几乎在原始森林里步行了7天，沿途自然风光非常优美，但道路却崎岖难行，行走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动物在路旁活动，爬上崖岩或高处时，有时还能看到兽群出没，这样的情景对那些第一次进怒江的外地人来说，感到非常的神奇和惊险，可对我这个离家不久的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亲切。

当年新的人民政府还在筹建之中，但形势比较稳定。我们一行到达碧江时，一些将要承担新政府领导工作的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安排食宿和寻找向导，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到村里开展了调查。

当时碧江县政府附近只有怒族村寨，而傈僳族都散居在比较远的地方，因此我们带上了必要的东西，步行了3天，翻山越岭，到离碧江县较远的古登乡境内的俄夺罗村、干本村、马垮底村、海碧娃底村等地进行调查和收集材料。这些村子都是居住高寒山区一带，社会制度也处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傈僳族群众生活仍然很艰苦。主要食物是祖辈相传种植的玉米和荞麦，穿的是靠自己编织出的麻布做的衣服。我们和他们一起同吃同住，白天我们到处去调查了解收集词汇，晚上在群众家里的火塘边点起松明听他们讲述故事和长诗。我们一村一村地走访，一个词一个词地寻问和记录。调研过程中我们认为这一带的语言，特别是怒江州第一任州长裴阿欠口音，适合做基础语言，因此我们收集了这一带傈僳族语言词汇和流传于这一带的民间歌谣和长诗，收集到了《牧羊调》、《创世纪》、《逃婚调》等七部长诗和民间故事，这些资料里的语言非常生动，词汇也很丰富，内容涉及面也比较广，从远古到今、从社会到自然，谈及到傈僳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产生活内容，谈及到怒江的自然气候，动物植物、地理环境等等，我感到这些诗歌中所谈及的内容已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语音词汇方言差别和语法方面的内容，更多的是记录了傈僳民族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次调研收集到的这些流传在民间的长诗、民歌和故事，不仅让我更多地了解了自己的民族，也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只是我当时的任务只是调查语音词汇和语法，我更多的只注重这方面的发现和整理，没有更多的对收集到的诗歌、民歌和民间故事进行研究，但对这些资料我还是进行了很好的保存。基本完成在古登境内的调查之后，我们又步行了一百多公里沿人马驿道到福贡县境内进行调查。

在福贡县境内的腊竹底村我们住了15天，我们来往于腊竹底附近的村子之间，乡间小路道路狭窄险峻，时常还要在波涛汹涌的怒江上来回过溜索，路虽难行但景色却非常神奇壮美，那些雄关要隘、奇峰异石、飞流瀑布、急流险滩，为我们的收集调查工作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在腊竹底及附近村寨里，我们收集到了许多民间长诗，在俄科罗收集了6天后我们到了子里甲，从在那里打工的白族民工处收集到了一些白族民歌。当时收集资料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以《语法大纲》和语言系属来记录这些资料的。

我们在原碧江县和福贡县境内的傈僳村寨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研，因为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选择一个傈傈族居住比较集中并且基本上能代表傈僳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区所使用的语言，作为标准傈僳语言文学区域，但从我们调查过的地方来看却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区域，傈傈族居住得非常分散，没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和村寨，最后从收集到的大量语音词汇上看，碧江一带的语言吐字音清楚，杂音少，我们认为这一带的语音可以做为傈僳族的标准语来推广。

二、参与新傈僳文的创制和推广

1957年，国家成立了七个少数民族语言工作队，我在云南民族语言工作队。国家为重新确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要求将基础工作做得扎实。当时怒江地区所使用的老傈僳文字是否继续使用我们不能确定，只能把问题提交给领导和专家来考虑决定，最后虽然没有否定继续使用老傈僳文，但语言文字专家认为老傈僳文的特殊性使它在书写和拼写时与汉语的对应出现一些问题，在傅懋勋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我们和怒江来的其他五位同志重新制定了新傈僳文的方案，经中央民院的师生和语言文字专家讨论审议后确认了新的傈僳文字形式，随后中央民委批准了新傈僳文的试验推广，由中央民族学院来承担组织教学工作，我们开始做试验推行新傈僳文的准备工作，为使学员们更快更好地学习掌握新傈僳文，我们编写了学习新傈僳文用的简易字典和课本，选择了第一批学生，授课教师由我本人和木顺江、木春富先生等担任。根据原来制定的试验推行新傈僳文的计划，1957年1至8月我们在怒江地区进行了文字推广使用工作。我们先后在碧江、福贡等县举办了六期培训班，受训人数达五百余人，他们中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和民办老师，也有很大一部分从内地来支援怒江建设的其他民族干部，由于新傈僳文的字母和汉语拼音字母一致，再加上科学的授课方法，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后，学员们都能流利的拼写和阅读新傈僳文，那些接受培训的教师回去后，除了在学校开设傈僳语课外还办起了夜校，使农民群众也学到了新傈僳文，而那些参加工作的其他兄弟民族干部通过培训后，在工作中也感到方便。这种空前规模的语言文字普及教育，对我们怒江傈僳族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人民政府在怒江的设立助了一臂之力。

可以说新傈僳文字的使用推广工作和人民政府在怒江的成立是在相互作用中同时进行的。我在新傈僳文的教学过程中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贯穿在其中。把“国歌”、“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共同纲领”等翻译成傈僳文来教，在凡是能写字和能张贴的地方包括路边的树木、石头、房屋墙壁等地方都贴上用新傈僳文写的标语，一方面积极地推行了文字的使用，另一方面也宣传了党的方针和政策，为人民政府的建立做了许多必不可少的工作。

说到当时的怒江人民政府的筹建也不是一帆风顺，除了要和旧政府的残余势力做斗争，还要和原始，落后的思想做斗争。1958年，怒江人民政府内部制造了一起“反革命裴霜集团”的假案。使许多人遭到了迫害，我们搞语言文字工作的人也被牵涉了进去，说我们也是“裴霜集团”的成员，把我们集中关押了很长时间。关押期问常常非打即骂，进行人身攻击和羞辱，在那段时间里新傈僳文字的推行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让人无法忍受和痛心的是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收集到的许多珍贵的语言文字资料由于没很好的管理和保存，随意堆放和丢弃，使许多非常不易收集到的珍贵资料失散，这件事使我至今想起来还非常痛惜，痛惜那些被毁和遗失的资料已无法再次获得。虽然“反革命裴霜集团”事件是我年轻时所经历过的一个比较痛苦的记忆，但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有成效，新傈僳文字的创建和使用，从开始的调查收集资料的基础工作到教学推广工作的过程中，使我的思想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各生活和工作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为我后来的民族语言字和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无怨无悔。

三、克服困难，两次编写《傈汉字典》

新傈僳文字创建后在怒江得以顺利推广，使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为了使新傈僳文在运用中更加规范，也便于继续推广，出一本《傈汉词典》是非常有必要和迫在眼前的事，于是国家民委决定编写一本《傈汉词典》，这是傈僳族的大事，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繁重和艰巨的任务，仅是收集词汇然后进行傈汉对照就是一项重大工程，工作责任心和民族责任感使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克服困难完成这一工作。

50年代我们为确定傈僳语标准音走遍了怒江两岸的村村寨寨，无数次翻越了海拔3000多米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收集了大量的傈僳语音词汇，这为我编写《傈僳词典》实际上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年代开始我再次进怒江收集和补充了一些词汇，经过整理、编排《傈汉词典》初稿终于完成了，当稿子拿到出版社准备印制时，时逢“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形势动乱，印刷工作也不顺利，文稿在出版社放置时间太久，最后致使稿件全部遗失，使我又一次经历了珍贵资料遗失的痛苦，这一次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

“文革”那恶梦一样的年代，除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外，也给我的工作和家庭带来了许多灾难。我年迈的母亲常常被关押和批斗，爱人也被以坏分子的名义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解放以来人民政府克服困难，为改善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给予了许多关心和帮助，使许多少数民族家庭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我的家庭也得到了一些不多的财产，但文革中的各种运动，使仅有的一点家财也全部没收，连我70多岁的母亲也遭到了迫害，年幼的四个孩子也常常在学校遭到同学的辱骂殴打，我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却无法关怀和照料他们，感到痛苦和无奈，对家人的亏欠使我至今也感到非常内疚。

“文革”时，眼看着爱人和孩子在经受痛苦和折磨，我却没有办法帮助她们，心里很难过，只好尽我所能，将孩子到我身边，让她们远离怒江当时那个痛苦之地，当时我们社科院许多直属科研单位都下放到北方农村河南“五七干校”，孩子们和我一起生活，虽然社会环境比在怒江好一点，但生活仍然非常艰难，单位里住的都是集体大宿舍，孩子们住在在女同志大宿舍里，我住在男同志的大宿舍，白天单位里去地里干活或学习，孩子们就去较远的农村学校读书，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孩子们的学习受到严重影响，我的工作更是无法开展，要想做些语言文字研究工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时我既要忍受自己内心的痛苦和煎熬，时时小心安分地活着，尽量避开一些社会运动，想到我是一个贫穷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把我培养成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者，我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培养，我不能让帮助我成长的导师及同行们失望，不能忘记我们傈僳民族寄予我们这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重托和希望，更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 《傈汉字典》稿件的丢失虽然对我是个打击，但我必须振作起来，一切从头做起，《傈汉字典》必须要出！

七十年代中期，“四人帮”倒台，“文革”运动终于结束，我们单位又回到了北京，初回北京各方面条件仍然很差，特别是带着孩子们生活，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孩子们也要重新适应北京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但我的工作必须马上开始，必须把“文革”运动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在艰苦的条件下，我安排好孩子们的基本生活，让她们自己照顾自己，也培养她们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便抓紧时间开始了我的《傈汉词典》出版工作。

1979年，当时曾经和我一起共事的徐琳同志因种种原因，不能和我一起再次下乡去收集词汇，我只好一人带着两箱资料及卡片再次到怒江，从头开始收集词汇。那时全国形势都刚从“文革”运动中慢慢恢复，有的地方还在搞运动，时常还有“武斗”在进行，社会还很不安稳。我从北京到怒江一路上可是吃了不少苦头，我小心谨慎地带着两箱珍贵的卡片资料，一路上少言少语，但途中还是遭遇了窃贼，将我的衣物行李洗劫一空，好在那两箱珍贵的卡片资料对窃贼来说既没有任何用途又搬运不动，所以没有被窃走，我虽然变得几乎一无所有，但卡片资料还在我就非常庆幸了，我只有带着两箱珍贵的卡片和资料坐上客车向怒江进发。途中仍然还是不顺利，快临近怒江时，由于下大雨，山洪冲毁了公路，客车不得不用两头接的办法来载运乘客，乘客要从断路的这一边，翻过一座小山到断路的另一端乘车，这可苦了带着两箱资料的我，我只好把箱子打开，把资料及卡片分成几份，来回爬坡分几趟一个人把稿件搬过去，其他的乘客和司机等了我很长时间，那是我多次下乡调查中感到最累，最辛苦的一次。

到了怒江后，当时怒江州的领导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找了几个怒江的同志协助我的工作，我们抓紧时间开始重新编写《傈僳汉字典》工作。由于以前我调研中扎实的基础工作，使大量词汇现成可用，只需补充动植物和少量其他部分的词汇就基本上完整了，正好这个时候从省里来了一支动植物考查队，要对怒江地区的动物和植物进行考查，我便有机会和他们一起进了深山老林，在山里，经常遇见毒蛇猛兽，但我和考查队员们一起克服困难相互鼓励，为了工作我们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了搞清楚一种动物的叫法和一种植物的名称，我们风餐露宿，在原始森林里穿行，在各个山头上来回行走，对各种动物和植物反复地进行对比和研究，向懂傈僳语的汉族同志请教，找懂汉文的傈僳族同胞调查，找其他兄弟民族询问情况，经过艰苦的努力，在研究所领导和怒江州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许多同志的帮助下，1984年傈僳族有史以来的中型书籍《傈汉词典》出版了，可以说《傈汉词典》倾注了我中年时期的主要心血和全部热情，当它得以出版发行时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

从调查傈僳语言、语音词汇、收集民问长诗到新傈僳文字的推行推广使用；从完成《傈汉词典》的两次词汇收集、编写、修改直到最后出版，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慢慢从一个不懂汉语、只很少文化知识的少数民族青年，成为一个专业研究语言文字的工作者，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新中国的成立，有了党的好的民族政策，有了专家教授们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也是自己工作中吃苦耐劳、努力勤奋的结果。思想上的成熟和业务能力的不断提高，更使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加勤奋努力，也取得了更多新的成绩。



四、投人自己的全部精力，收集整理出版傈僳族音节文字，使傈僳族音节文字这一文化遗产放射出应有的光芒。

1982年我已经进入了中年，为了完成国家民委要求编写的《傈僳语言简志》，我到了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做调查工作，这里主要居住着傈僳族，是傈僳族第二十二代的祭祠传承人汪忍波的家乡，汪忍波也是傈僳族音节文字创始人。第一次见到汪忍波是1954年他来昆明参观的时候，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傈僳族的音节文字，在此之前虽然也曾经有人研究过音节文字，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全面和完整地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这次虽然我是为出版《傈僳语言简志》来做调查的，但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内容也吸引了我，为了更多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傈僳族音节文字的情况，我来到了汪忍波的老家维西县、澜沧江边的叶枝乡“米俄巴”村，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到傈僳语音节文字是在本世纪20年代由该村的傈僳族第二十二代祭祠传人汪忍波创造的，汪忍波年轻时虽然没到过很多地方，但民间祭祀活动中常接触汉文、藏文、东巴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对他启发很大，他认为傈僳族也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特别是在祭祀活动中有的祭词内容应该记录和保存下来，于是从1922年起他便开始研究和创造傈僳音节文字，他把在祭礼活动中所唱的内容全部用自己创建的音节文字记录下来，并以诗歌的形式广泛在傈僳群众中流传，我当时就收集记录到了许多流传在傈僳族群众当中的诗歌，这些珍贵资料大都是些祭祀活动时所唱的内容。虽然是在祭祀活动时才唱的歌，但其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历史人物、社会政治、生产生活、歌曲舞蹈等等，虽然语言生动内容丰富，但因为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表述，这对于经历过多次“运动”的我来讲收集出版这种涉及宗教和祭祀活动的内容心里总有一些顾虑，特别是“文革”运动中，对宗教、祭祀活动的整治，我仍然记忆犹新，“文革”运动虽然已经结束，“四人帮”也已经被打倒，全国形势也在渐渐好转，但极“左”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还有一部分人一谈到“祈天”“祭祀”“宗教活动”等就当成是“封建迷信”活动，是违法的，因此不准涉足、不准参与和宣传，所以我也就有了一些顾虑，认为如果我要是把这些收集到的诗歌发表出去，将来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运动来整治我，但又觉得这些资料是我们傈僳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不能遗失，必须传承，于是我还是尽量完整的收集好这些珍贵的资料，不过在当时我也只能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角度出发，将傈僳族音节文字的情况在1982出版的《傈僳语简志》中作了适当的介绍。

《傈僳语简志》出版发行后，我的任务也该算是完成了。我也感到有些疲倦，本来想回到北京家中好好休整一段时间，但在维西调查时收集到的音节文字资料的内容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些优美的诗歌时常在耳边响起，那些丰富的内容也时常浮现在眼前，我越来越感到“音节文字”是我们傈僳族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作为傈僳族，有责任为国家和我们民族保护传承好这一文化遗产，因此我必须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出来，研究下去，让更多的人通过“傈僳族音节文字”了解傈僳族的历史和文化，我决心克服困难将研究“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工作继续下去。1983年我又一次来到维西县调查做资料补充工作，维西县的有关领导对傈僳音节文字的挖掘和研究工作非常重视，群众也很支持，认为这是我们傈僳族值得骄傲的一件大事。县委宣传部的余胜详和余宏德专门陪我一起下乡，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汪忍波家乡叶枝乡，又补充收集到了一些诗歌，并更多了解了一些汪忍波的情况，这次收集到的内容不算太多，只是对上次收集到的资料作了一些补充，而上次收集到的那些珍贵资料基本已经全面和完整了，这还得感谢一位普通的傈僳老人，是他把那些珍贵的资料藏在自家养的蜂箱里，才躲过了那场史无前例“文革”运动的劫难。

完成了在维西的收集调查工作后，回北京临行前的一天傍晚，晚饭后大家聚在政府院内休闲谈天，我忽然听到有人在唱诗歌，我觉得曲调非常优美，内容也非常丰富，唱的都是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叙述，我便赶快问他：“你唱的歌叫什么名？是从哪里学来的？”唱歌人和在场的人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你收集了那么多诗歌，搞了那么多的调查研究，怎么连这首歌都不知道？这就是广泛流传在居住在澜沧江边的傈僳族中的“乌沙歌”，也就是“祭天古歌”，我们维西地区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不过听上去这首歌词的内容不像是祭祀时所唱的歌，这又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了解到，我以前收集到的那些音节文字里的诗歌只是“祭天古歌”中的部分内容，而“祭天古歌”包涵的内容还很多，虽然歌是在祭祀活动时才唱，但其中的内容却涉及到了傈僳民族的社会发展、伦理道德、民族战争、历史文化、自然气候、天文地理，还有八卦内容和傈僳年历法，丰富的内容，优美的词句叙述了傈僳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产、生活等，所涉及到的内容之广泛并且那么完整、全面，这是我没想到的。由于我工作的专业性质，使我习惯性地更多关注的是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但傈僳族“祭天古歌”吸引我的不仅仅只是语言和音节文字部分了，深深打动我的是那些诗歌里描述的傈僳民族的历史文化、挚朴的思想感情和我们居住的美丽河山。经过我的申请和要求，经上级领导研究决定，1992年《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八五期间的重点研究项目，并且由我来承担这一工作。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再次到维西县多地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收集、调查。录制了十二盘磁带，我边录制，边进行文字记录，边翻译整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我还将收集到的其中内容与纳西族的东巴文、彝文等其他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了对比研究，当诗歌初稿整理完成后，其中部分内容打算出版发表，但考虑到政府部门仍然有人认为这些诗歌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如果要出版发表就必须需要慎重考虑，最后我也认为自己对这些诗歌的理解还不那么透彻，研究还不够深入，并且我本人也还有些“运动”之忧，最后我决定先不急于拿出来出版发表，于是把我资料带回到了北京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80年代中后期，是自己在业务上比较成熟的时期，在做调查傈僳族语言词汇工作和收集整理傈僳族“音节文字”时，从收集到的诗歌内容中我渐渐感到一直以来我们傈僳族的历史资料不多，主要是通过各种民间活动中传唱形式流传下来，因此不同活动场合中所传唱的诗歌都有其主题特点和局限，这就难免就会有内容上不完整的一面，而“音节文字”里所涵盖的内容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全面，可以算作是记载傈僳族的历史书籍，因此我必须把《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整理发表出来，要让人们了解的不仅仅是傈僳民族的语言文字，还要把自己了解到的傈僳族历史、文化和精神介绍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来弥补傈僳族没有历史记载书籍的空缺。正当自己准备好好做一些事情时，妻子不幸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不能自理，而且家中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这给我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妻子健康时，不仅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在我的工作中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妻子的父亲是大理鹤庆人，白族，早些年在怒江、缅甸、泰国一带做小买卖，有一点积蓄，后来落脚在碧江县，在当时政府部门做过事，娶了当地老姆登怒族人做了妻子，生了一男四女共五个子女。妻子张双玉在家中四个女孩里排行老二，她从小生长在怒江，对傈僳族的生活习惯、传统文化和语言和文字都非常熟悉，由于我们两家的老人之间有交情，所以我们相互也认识，参加工作后，经当时怒江州州委书记张旭的撮合我们便成了夫妻。成家后她精心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工作也认真努力勤奋，早期她从事过农村小学教学、怒江州边委做怒江农村情况调查、民族语言翻译、云南省广播电台少数民族语言播音工作，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折磨，先后在怒江“五七干校”、县加工厂、县商业局工作进行“劳动改造”，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来即便她在环境非常差的条件下，她常常帮我整理我从乡下收集到的资料，也帮我做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她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很大，而我由于一心只用在研究工作上，对她在生活上和其他各方面照顾得很少，我一直觉得亏欠她的太多，现在妻子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意识不清晰， 我必须好好照顾她。但是从维西调查回来以后，我对音节文字的研究整理出版工作更加惦记，我感到自己这项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傈僳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更是全面记载傈僳族历史文化的一项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工作，而且这一时期，自己在上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上也有了更深更专业的理解，在国家和部门专家的培养和帮助下，自己的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果不能完成“傈僳族音节文字”的研究整理出版工作，不能拿出更好的成绩，就是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对不起帮助过自己的专家和单位领导以及同事，更对不起自己的民族。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同时照顾好妻子，我下决心克服困难，自己就算再吃点苦受点累也要将“傈僳族音节文字”研究工作完成好，于是我开始一边照顾好妻子，一边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和女儿们一起带着妻子，不仅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并且只要听说哪里有治疗妻子病情的办法和偏方，我都会抱有一丝希望，带上妻子走过北京许多的街道和胡同去给她看病，当时工资虽然也不高，但我哪怕让生活简朴一些也要把钱花在妻子病情的治疗和药费上。平时我用三轮车带着她到北京的公园和大街小巷里转转，在家的时候我和女儿们也尽量陪她说话、散步，我还找来许多家乡的歌曲音乐影像资料播放给她听给她看，总希望我和家人点点滴滴的付出能够唤醒她的思维和记忆。由于妻子的病使她意识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平时我和孩子们一起为她洗衣洗澡、做饭喂饭、端屎端尿，由于对妻子无微不至细心的关心和照顾，妻子的病虽然没有好转但一直很稳定，1992年我被北京市评为“模范丈夫”的称号，也得到了子女们的尊敬和爱戴。在照顾妻子的同时我也没有放弃对自己工作的追求，每天晚上等妻子睡着了，我才在灯下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我每天只有两到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等到在外地工作的大孩子们回家来看望和照顾她们母亲的时候，我才能抓紧机会到外地去做补充调查。苦苦的追求，不懈的努力，真诚的奉献，终于得到了结果，傈僳族音节文字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傈僳族、知道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内容，我在一些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傈僳族音节文字并和有关专家们一起探讨交流，还写了8篇有关论文在报刊杂志上对傈僳族音节文字作了详细的介绍。

1991年12月我撰写的《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上得以发表，《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内容概述》在1990年第1期的《民族古籍》上发表，1996年又整理出版了《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汇编》、《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傈僳族音节文字字典》《祭天古歌》上下两册等约有100万字的研究成果。

人生短暂，光阴似箭，回想自己这一生，我的每一天都是在认认真真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中渡过，我有过痛苦、挫折和失败，但我从没有虚度过光阴，当我为之付出许多心血的每一篇论文和书籍得以出版和发表，我便感到了莫大的欣慰，我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代民族知识分子，能为傈僳民族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以及在诗歌、文化、历史研究方面有所贡献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成长的条件和机会，使我成为一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我用自己学习和掌握到的知识和工作技能，为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研究做好工作，为传承我们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做好基础工作，让更多的年轻人和民族工作爱好者来关注和研究我们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和传统文化，让怒江的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和汉族同胞一起进步、一起发展。如果我的身体状况还能允许，我将仍然为民族研究这一艰苦而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终生，无怨无悔！

2016年4月于怒江

数字

木玉璋先生收集、采录、翻译整理民族民间文化中最珍贵的濒临灭绝的“文化瑰宝”作品近百篇（部）。其中，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籍和研究论文有30多篇（部）；傈僳族和怒江其它民族有关语言文字、文学、历史、民族民间文学和其它方面的书籍和研究论文有20多篇（部）；傈僳族古典文献（云南省古籍办）有34篇。

　　木玉璋先生的母亲灿玛娜，是怒江州福贡县（原碧江县）架科底乡甲打村人，爷爷叫普阿灿，父亲叫排阿架，是架科底乡恰打村人。

木玉璋先生家有两个姐姐，大姐很早的时候就去往邻国缅甸，二姐斯玛付嫁在架科底乡里吾底村。

木玉璋先生的父亲会说汉语，因此在村里做一些与外界沟通联络的事，是在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他在木玉璋很小（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木玉璋先生的妻子

张双玉，白族，1933年11月26日出生，大理州鹤庆县秀邑村人。

木玉璋先生的妻子张双玉的父亲张文炳是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秀邑人，白族。母亲和香妞是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碧江县）匹河乡友夺罗村人，怒族。家有一个兄长四个姐妹。大哥张树仁，大姐张双祥，三妹张玉莲，四妹张海莲。

1933年11月26日——2018年6月4日

张双玉简历

1941年至1946年在碧江县省立小学读书。

1947年至1949年7月在家务农。

1949年8月至1949年9月在剑川工学班学习。

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在鹤庆养正小学读书。

1950年2月至1951年4月在家务农。

1951年5月至1951年7月在碧江一区友夺罗村教书。

1951年8月至1952年11月在家学习缝纫。

1952年12月23日参加工作。

1952年12月至1954年11月在碧江县工委会做傈僳语翻译工作。

1954年12月至1955年6月在丽江地委党校学习。

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在碧江县县工委工作。

1956年7月至8月在丽江学习。

1957年8月至1961年10月在云南省广播电视台做民族语言（傈僳语）播音和翻译工作。

1961年11月至1962年10月在怒江州边委做调研工作。

1962年11月至1968年在碧江匹河商店工作。

1968年9月至1970年6月在怒江州“五七干校”（泸水新村和碧江农中）。

1970年7月至1973年10月在碧江县加工厂工作。

1973年10月至1980年6月受文化大革命政策影响处理回乡

1980年6月至1983年落实政策回碧江商业局工作。

1984年12月调动工作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2018年6月4日上午11点30分在怒江州六库家中逝世，享年85岁。

　　木玉璋先生的妻子张双玉，生于1933年11月，1952年12月23日参加工作。

张双玉同志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怒江州碧江县一区优夺罗怒族村寨小学教书、在怒江州边委做傈僳语翻译和民族工作调查、在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做傈僳族播音和翻译工作、在怒江州商业局工作、文革期间在怒江州“五七干校”劳动、1984年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

2018年6月4日上午11点30分在怒江州六库家中逝世。

张双玉同志美丽漂亮，脾气爽朗，性格坚毅，但却是“红颜薄命”。她历经了童年的苦难，青年的艰辛、中年的磨难、老年的病痛。她一生包涵苦涩，但她一直仍然保持善良、乐观的秉性和不屈的品质。生活中她勤劳俭朴、任劳任怨，孝敬老人、尊敬长辈，爱护子女、和睦邻里，帮助贫困、助人为乐。

她是一名传统而又平凡的中国女性，她聪明好学，认真勤奋。她掌握傈僳族、怒族、白族、勒墨人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这在多民族聚居的怒江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技能。在民族工作队调查工作和云南省广播电台工作期间，她认真做好本职翻译工作，她还为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不同民族同胞做翻译，她为帮助丈夫木玉璋先生的研究工作，她做过傈僳族语言文字调研、翻译、整理、抄写、校对等大量工作，为丈夫的事业她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她与丈夫相濡以沫勤俭持家，他们共同养育孩子孝敬老人。她将自己美好的年华给了丈夫、给家了家庭，给了怒江这片土地。

木玉璋先生和妻子张双玉共同养育了五个女儿

大女儿木志兰，女婿李克生是思茅澜沧拉祜族，长孙李毅。

二女儿木志英，女婿王富言是怒江州福贡县子里甲乡腊母甲村傈僳族，孙子王舰，孙女木龄。

三女儿木志群，女婿常小凡是汉族，孙子王童。

四女儿木志芳，女婿陈利民是赤峰蒙古族，孙子陈晨。

五女儿木志娟，女婿杨永福是云南石林人，孙子杨一。

木志兰

原普洱市澜沧县计生局局长 退休

（木玉璋先生的大女儿）

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父母就东西相望、两地分居，父亲在遥远的北京工作，妈妈则在云南怒江碧江县工作，这几乎是在中国版图上从北京划一条斜线到中国西南边陲的距离，感觉很远很远。

……

母亲生病后父亲不离不弃，无微不至的关怀备至，想尽办法给母亲看病，他找了许多中医西医、民间土方等给妈妈看病，但终究还是成效不明显，母亲生活不能自理了，三十几年来父亲一直照顾着母亲，到了双亲年逾八旬还在相互陪伴，让我看到了他们夫妻间的不易和恩爱，看到了责任和担当，看到了真诚和执着，是在让人感动和钦佩。从我们这个家庭子女成长过程和父母工作的艰辛，我感到了父亲平凡和伟大的一生。

父亲是一个出生在怒江的少数民族孩子，年轻时他从大山深处开始闯荡，从丽江、昆明直到北京，六十多年来，他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亲人和同胞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勤奋努力下，逐渐成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优秀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傈僳族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在怒江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弘扬和研究傈僳族民族文化做出了努力，可以说为此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

父亲慈祥善良、诚恳谦虚、扎实勤奋的品格，也为我们子女们留下了取之不尽学之不完的精神财富。

2013年9月19日于普洱

木志英

政协怒江州委员会九届、十届副主席（木玉璋先生的二女儿）　　

我的父亲木玉璋，朴实无华，勤奋努力，诚实善良。一生都在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早些年父母工作生活各在两地，我随母亲，所以童年对父亲没有太多印象。到了1970年底我和两点妹妹跟随父亲，先是在河南“五七干校”后又回到北京，当时生活环境条件非常艰难，父亲虽然处在中年旺盛时期，但对子女的抚养毫无经验可谈，但他全力用心在照顾我们，生活上节俭，学习上严格。离开母亲，我的童年生活也许有一些缺失和遗憾，但跟随父亲的生活，却为我奠定了一生的基石，我命运中所有转折都是父亲母给予我的恩惠。

我生活中的平凡、工作中的成绩、生命中的平安都是因为母亲给予的生命和父亲给予的依靠。

感谢我的父母！

2013年9月16日于六库

木志群

云南省昆明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木玉璋先生的三女儿）

我家五朵金花，我排行老三。大概三、四岁的时候随父亲离开云南，先到了河南明港、信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五七”干校，当时父亲只带走了我二姐、我、老四。从那时候起，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业余的时间父亲学会了木匠活，给我做过一个小凳子和一个全家人吃饭的小桌子。后来，我们回到北京，那时候母亲在云南，父亲担负着整个大家庭的担子。小时候我身体特差，人瘦得像根竹子，我成绩不好，爹从来没说过我，反而每天都夸我一点点。家里书多，我看小人书，看爹爹写的民间故事，看完以后，我会讲故事，可是除了我爹没人听。我家搬到海淀魏公村住的时候，逢年过节经常有大峡谷在京城读书的同学来家里，父亲见到他们就特别高兴，总是问寒问暖，叫我们做好吃的给他们。到了我们民族节日的时候，父亲都亲自参与操办，把在京的本族同胞拢在一起过。早时候没有电脑，我帮爹爹抄过很多文稿，父亲要求严格，我得工楷写，而且不许涂改，错一个字就满篇重新写。我们民族的文字特神奇，老文字跟甲骨文似的，我得描，新文字跟英文似的，拿到学校，同学们都十分羡慕爹爹的外语水平。长大以后我让爹爹操心的事就慢慢少了一点，依靠助学金我读完了四年的大学。我还记得大一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中文系的同学，见到我激动地大叫，我们今天讲民间文学，老师还提到你的父亲和他的叙事长诗了呢！我那会儿特自豪。母亲生病的二十多年间，父亲带着母亲，跑遍了大大小小近80个医院，用尽了他能想出的办法，什么中医、西医、民间土方、气功、针灸、按摩去给母亲看病，再没离开母亲半步，一边做研究一边照顾她，一直到母亲去世。父亲是在他从北京回老家的第18天去世的。头几天，老家山洪爆发，泥石流冲垮了许多的道路和桥梁，父亲出生的那个小村庄的人们，在得到消息以后，翻山越岭，晃晃荡荡、摇摇摆摆、光脚死扒烂泥了两天之后，终于穿过风雨，抵达他们心心念念的人儿身旁，立即为他哀悼。他们围着棺椁，或长长的哀嚎，或默默无语，或为父亲唱赞美诗，夜晚的时候，也并不离开，直到入夜后空气转凉，然后，就着草席依偎着和衣而睡，整整三天。父亲上山的那一天，他们早早离开，跟谁也没说一声，如同他们轻轻地来一样，除了风雨，什么也没带走。时间显山露水，我终于承认，现世的一举一动会在来世得到回报，父亲当年的坎坷与苦难是为今天量身定制的。这一瞬间，父亲一定摆脱了疼痛，在现实的尘土飞扬中与一方水土共振，就好像流星划过夜空，那么那么的闪亮！

2013年9月17日于昆明

木志芳

北京中央档案馆利用部接待处副处长（木玉璋先生的四女儿）

父亲的一生无论事业还是爱情，他都走了一条非常艰辛的路，这一切的根源除了命运的安排还来自他强烈的责任心和爱心。父亲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但他忠诚并热爱共产党，一生都听党的话，深爱自己的民族和家乡，事业和家庭就是他的信仰。

“他离开家乡，千里迢迢独自去求学，……'让傈僳族同胞过上幸福生活'这一朴素的理念一直陪伴着父亲走过了坎坷之路，在他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记忆中的父亲比较沉默，少言寡语。常常看到他在书桌旁写字看书，默默地工作。父亲在认真工作的同时，还默默承担着养护家人的责任。父亲一直力所能及地关心和爱护家人，这一辈子他把爱和温暖都给了他的事业、家乡、家人和同胞，对自己的关爱却很少”。

“父亲对母亲的关心和悉心关心和照顾，得到了周围邻居和街道居委会的赞扬，居委会把父亲关爱母亲的事迹反应到了海淀区委，推举父亲为海淀区'好丈夫'，后来海淀区委把父亲的事迹反映到北京市，父亲因为对母亲这一份关爱获得了北京市'好丈夫'的称号，还上了报纸。父亲却只是简单地说了句'这些是我应该做的，你妈妈需要好好照顾'。一句简单的'你妈妈需要照顾'，父亲就是这样认真细致地照顾了生病的母亲近三十年”。

“父母一生多苦难，不离不弃心相连， 风雨同舟六十栽，晚霞夕阳分外红。”

“不知道前世是怎样的缘分，使我们一家人有着这样的命运，相互依偎，相互扶持，相互关照。我们真心相伴走到今天，感谢父母。”

“父亲出生在怒江，但一生都在北京生活工作。……感谢在北京的汉族和其他各兄弟民族对他的帮助。几十年来，他因工作调研考察足迹遍及几乎傈僳族人聚居的地方，感谢怒江、迪庆、维西的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对他的支持，感谢保山、大理、丽江、禄劝等所到过的地方的所有帮助，感谢所有傈僳族同胞和家乡父老乡亲对他的厚爱，感谢亲人和家人对他的陪伴，感谢父亲工作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给父亲的平台，感谢多年同事的帮助，所有一切成就了他的今天，更要感谢党和国家对他的培养”。

2013年9月20日于北京

木志娟（木玉璋先生的小女儿）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父亲一辈子在北京生活工作，他时常想念怒江老家和那里的亲人，2000年父亲带着我和妈妈回老家，这也是我自1984年离开怒江来北京后第一次回老家。平静的生活打破了，在怒江的家中亲戚朋友来了一拨又一拨，亲人相见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家常，记得当时还有人唱起了歌。有人大声欢笑，也有人低头擦泪，有高谈阔论的学者，也有羞涩静听的村民，有满头白发的老友，还有许多年轻的面孔。大家亲亲热热地，家变得喧闹熙攘。我第一次看到家里这么热闹，思绪也起了涟漪，没想到少言寡语平凡淡泊的父亲还有这么大的人气。我看得出大家是那么信任和喜爱他，对他是那么尊敬和钦佩，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之一，他做了许多傈僳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还为怒江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收集整理保护和利用做了很多工作，为收集一个个传说故事，他翻山越岭废寝忘食，为记录一首首动听的民歌，他会在风里雨里走遍傈僳族的村村寨寨，为求证一个字符还要找许多人反复询问，如今他已经在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得到了许多赞誉和人们的认可，可以说他是我们傈僳族的佼佼者，但在成就面前，他依然是那么的平静和淡泊，每天他还是几十年如一日静静地陪伴着妈妈，每天依然是唠唠叨叨地关照我们，还是那个我们依赖和敬佩的爸爸。

2013年9月20日于北京

家人

2016年4月30日凌晨两点去逝

　　木玉璋先生从1956年起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背井离乡几十栽，一生为人诚实正直善良。他工作努力勤奋，珍爱家人，热爱家乡，他是傈僳人民的好儿子。

2016年4月12日木玉璋先生携家人从北京回到故乡怒江，本想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安度晚年，不料想于4月30日凌晨2点在怒江州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病逝，享年86岁。

木玉璋先生的妻子张双玉在丈夫去世两年后的2018年6月4日上午11点30分在怒江州六库家中逝世，享年85岁。

木玉璋先生和夫人张双玉俩人共同安葬在怒江（泸水）西岸的高黎贡山松柏树林山间。

木玉璋先生葬礼告别仪式上的讲话：

主持词 迪友堆（时任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旅行仪式，向倍受尊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离休干部、语言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傈僳族语言文字学家木玉璋先生遗体告别。木玉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30日凌晨2点在怒江州医院去逝，享年85岁。

为了表达对木玉璋先生的哀思，怒江州委书记童志云、怒江州人民政府州长纳云德、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四明、楚雄州委书记侯新华、昆明乔国新，中国人类学民族研究会傈僳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傈僳族暨怒江乡亲联谊会、云南民族出版社、怒江州委办公室、怒江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怒江州政协办公室、怒江州文化馆、怒江州图书馆、怒江州文物管理所、怒江州民族文化工作团、福贡县政协办公室、泸水县政协办公室、贡山县政协办公室等单位以及木玉璋先生生前好友、同事、家人敬献了花圈。

前来参加今天告别仪式的有：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迪友堆，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云南民族学会傈僳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和志阳，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玉花，州政协副主席朱发德，原州政协副主席彭兆清，泸水县委书记普记颜等单位及木玉璋先生生前好友、同事、亲属。

木玉璋先生生前好友同事茶超欧、木云杰、李四全、久贵才、和建开、欧光明、黄玉琴、李五明等发来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在这里我代表木玉璋先生的亲属，向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各位领导、亲朋好友和各单位表示诚挚衷心的感谢。

告别仪式：奏哀乐、三鞠躬、默哀、生平介绍。

木玉璋先生1931年出生于云南省福贡县架科底乡恰当村（原碧江县），傈僳族，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在云南怒江特委，工作，1956年至离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1993年12月离休。

木玉璋先生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的民族。1956年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识别和语言文字调查工作，参加了新傈僳文编创工作。研究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与人合作出版了一些论文。主要成果有《傈僳语简志》、《傈僳汉词典》、《傈僳语言文字研究概况》、《略谈傈僳文的研究现状》等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木玉璋先生在文学方面也很有造诣，收集整理翻译出版了傈僳族重要史诗《创世纪》和《牧羊歌》以及多部长诗和神话故事。

木玉璋先生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离休后一直在为傈僳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事业奔波忙碌、著书立说，为传承和弘扬傈僳族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木玉璋同志永垂不朽！

遗体告别 奏哀乐

2016年5月2日

在木玉璋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致词

和志阳（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云南民族学会傈僳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木玉璋同志一生热爱学习、热爱工作。他克服语言、环境和生活习惯不同等困难，远离故乡，六十多年一直生活工作在北京。他对待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为人和善，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共收集、采录、翻译整理作品近百篇（部），果实累累，在怒江、在傈僳族同胞中间他的名声远扬。

木玉璋同志挚爱本民族、关心怒江发展。为了让远离家乡在北京参加工作和学习的怒江傈僳族同胞和学生每年都能够和所有傈僳族同胞一起过上共同的节日“阔时节”，从七十年代开始，他就邀请在京工作学习的所有怒江人到家中过阔时节，后来他又多次建议相关部门领导，促成了国家民委同意在京举办傈僳族阔时节。为了怒江的发展，木玉璋先生经常与到北京出差、培训学习、参观的怒江干部群众交流，并积极鼓励他们到中央相关部门反映怒江情况，共同呼吁，为怒江各方面发展争取到了很多帮助。

木玉璋先生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文革后期，虽然社会环境条件和生活条件还不是很好，但他还是将三个年幼的女儿带在身边边工作边照顾女儿，他教育女儿们努力学习，认真做人，做有用之人，做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乡有用的人。现在五个子女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成就，分别在北京、昆明、怒江等地从事不同工作。

木玉璋先生对爱情忠贞不渝，他们年轻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为了工作他们夫妻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云南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文革期间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的影响，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但他与妻子克服困难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时期，他们一起孝敬母亲和养育孩子。中年时期妻子调到北京工作，结束了几十年两地分居的生活，却妻子不幸意外生病，生活不能自理，木玉璋先生始终不离不弃，千方百计寻医问药带妻子看病，同时还不断坚持调研收集整理研究自己的工作，空隙时陪同在妻子身边，对妻子倍加照顾疼爱，被北京市评为授予“模范丈夫”称号。

木玉璋同志为人谦虚、善良。他在生活中与人无争，无论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物资匮乏的年代，还是在自身年迈生病、妻子生活不能自理、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时期，他都坚持自己的事业，照顾好家庭，他还一直尽心尽力持续帮助在北京求学和工作的家乡学子，使一个个家乡学子顺利度过了难关。

木玉璋同志一生奉献，不求索取，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民族事业，将人生最美丽的彩霞留在了人间，他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家族亲朋，无愧于他为之而奋斗的崇高理想。木玉璋同志对工作兢兢业业、甘于清苦、乐于奉献，对人对生活真诚善良，对女儿们严格要求，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愿他一路走好，安息！

愿木玉璋同志的家属节哀顺变，身体安康！

2016年5月2日六库

中国社会科院学民族学与术人类学研究所唁电：

木玉璋同志生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离休干部、语言研究室副研究员木玉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30日凌晨2：00时在云南省怒江州医院去逝，享年85岁。

木玉璋同志1931年出生于云南省碧江县，傈僳族。1949年6月参加革命，在云南怒江特委工作，1956年至离休前在我所工作，1993年离休。

木玉璋同志十分热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1956年参加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还参加了新傈僳文创制工作，与人合著和独著的有关傈僳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傈僳语简志》、《傈僳汉词典》等多部专著，发表了《傈僳族语言文字研究概况》、《略谈傈僳文的研究现状》等多篇论文。木玉璋同志在文学方面也很有造诣，翻译整理出版了傈僳族重要吏诗《创世纪》和《牧羊歌》，以及多部长诗和神话故事。

木玉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离休后仍在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事业奔波忙碌，著书立说，为传承和弘扬傈僳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木玉璋同志永垂不朽！

木玉璋碑文：

慈父，傈僳族，1931年生于福贡县（原碧江县）架科底乡恰打村人。1949年6月参加工作，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专家。其主要代表作品有《傈汉词典》、《祭天古歌》、《傈僳族音节文字及文献》、《汪忍波自传》等。挖掘、收集、整理了民族民间文化中最珍贵的濒临灭绝的“文化瑰宝”作品近百部。一生为人善良正直，工作勤奋踏实，珍爱家人，热爱家乡，是傈僳人民的好儿子。2016年4月30日逝世。

张双玉碑文

慈母，张双玉，1933年11月26日生，白族，云南省鹤庆县一区秀邑村人。1951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原碧江一区尤夺罗村小学、云南省广播电台、怒江州边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从事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一生善良慈祥、历经磨难、意志坚强、含辛茹苦、孝敬老人、疼爱子女，是一个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的典范。

女儿女婿孙

木志兰 李克生李毅

木志英 王富言 王羽翼 阿娜木龄

木志群 常小凡 王童

木志芳 陈晨

木志娟 杨一

中国傈僳族语言文字及传统文化历史研究专家——木玉璋先生

永垂不朽！

中国傈僳族语言文字及传统文化历史研究专家——木玉璋

木玉璋先生灵堂

母亲节的思念

我的父亲母亲

清明节的思念

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