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长城十三关（拾）杀虎口·变迁

吾谋

杀虎口，位于山西朔州右玉县东北面约40公里的地方，从这里沿241国道再向北不远，就是内蒙古凉城县和和林格尔县。可见，杀虎口就是蒙晋之间的门户。

杀虎口是个历史悠久的关隘，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叫参合口，也曾有白狼关、哑狼关之类名字。其实，它最为人熟悉的名字叫“西口”。

细究“参合”二字，能大致了解杀虎口不同于其他关隘的功能定位沿革。所谓“参合”，在古代汉语里有“验证”、“相合”的意思，与“勘合”一词语义相近。由此推测，这一关隘有“通行验证”的功能，可能是“通商口岸”。

作为防御北面蒙古骑兵袭扰的军事据点，杀虎口建关迟至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因为主要针对塞外游牧骑兵，所以当时用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杀胡口。

虽然是边防关隘，杀虎口却并不是据险而守。它东西两边虽然有山，却并不高，也不险。关口所在基本上是一片开阔地带，如果蒙古骑兵放马冲锋，除了城墙，没有可以凭籍拦阻的地势。

因此，杀虎口的防御体系的完备，靠的是人为的布署。

关城在最北面，关城之南，围绕朔平府城次第设有14个堡城。

在明代的军事体系中，堡城是最基层的防御单位，一般驻扎100-300人不等，带兵将领多为守备，也有百户。如果按每个堡城平均200人计算，兵力接近3000人，再加上守卫朔平府城的兵力约1100人（明代军制一个卫所兵力的标准配置），杀虎口的常驻兵力应该超过4000人。

明代朔平府城，即旧右玉县城的罗城。

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蒙古鞑靼部数万人攻破了杀虎口，包围朔平府城长达八个月之久。城内军民同仇敌忾，坚持到“拆房当柴，煮革充饥”的最后关头，等来了朝廷派来的援军，才解除危险。

据此可以证明，这里兵力还是比较雄厚，物资储备也比较充足。

杀虎口为何晚至明中期嘉靖朝才建关、设防？也是因应形势变化之举。

明初，杀虎口一线明蒙之间并不是经常处于剑抜弩张的状态，就像春秋时期的“参合口”一样，这里基本上是“通商口岸”。

北方游牧地区纬度高、气温低、冬季长，不适合农作物生长。而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大多只能靠喝茶来补充。明初开始，杀虎口及西北地区长城沿边的“茶马贸易”十分兴盛。

明朝官方从南方组织贩运茶叶到杀虎口和西北沿边各关隘，与蒙古、吐蕃、回纥、吐鲁番等游牧民族交换作战急需的马匹，双方各取所需。因此，当时茶叶是国家控制的战略物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因为走私茶叶，被朱元璋下令处死。

除了茶叶，盐也是草原上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但当地并不出产。不过，盐从战国时齐国管仲开始，就和铁一起被列入战略物资管理，实施官营即政府垄断经营。到西汉时，桑弘羊更是为汉武帝制定了严密的盐铁专卖制度，以后的朝代基本上都沿袭这种专营制度。

明初，为了解决边境地区军民粮食问题，朝廷实行了“开中法”：朝廷鼓励民间有实力的人，从产粮区买粮食并运到边境地区，或自己招募人手在边境地区“屯田种粮”，边境地区军方收到粮食后，根据多少发给“盐引”（相当于特许经营证书），持有者可凭“盐引”到产盐区买盐，卖到全国各地。

这种以“粮换盐”的贸易办法，在明初至嘉靖朝，繁荣了包括杀虎口在内的不少边境小城，草原上的蒙古和其他游牧部族也因此受益。

可惜，这种经济上互通有无的双赢关系，在嘉靖初年，被逐渐崛起的蒙古鞑靼部打破。尤其是俺答成为该部首领后，几乎年年都率兵犯边、抢掠。不但经常攻击大同、宁夏等军镇，还打到北京附近，导致京畿震动，一夕数惊。甚至还从甘肃入边打到了四川的松潘。

鉴于边疆形势日益严重，明廷不得已开始进一步加强边防，设关、增兵，整修西起甘肃洮河，东到陕西榆林三千多里的长城。

这样一来，促成了杀虎口地位、作用的一次重大变迁一一从通商变为守备作战。

好在这样的局势，数十年后就发生了逆转。

明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蒙古鞑靼部俺答请求重开茶马互市。此时，明朝后期难得的明白人张居正执掌朝政，他尽力推动促成这件对双方都有利的好事。

于是，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双方从此罢兵互市。明蒙之间200年左右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茶马贸易、盐粮贸易又慢慢兴旺起来。

杀虎口迎来地位和作用的又一次变迁一一从作战变回通商。

AⅠ技术还原的明穆宗朱载垕像。

呼和浩特大召寺门外的俺答像（他自称阿勒坦汗，据说这个称号包含了他是黄金家族后裔的意思）。

俺答与明朝罢兵言和后，到青海去拜谒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们，并虔诚地皈依了佛教，还积极推动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同时，他还主持修建了草原上的第一座城市一一呼和浩特。

这尊俺答塑像造型是个佛教“礼义圆明”的手印。

杀虎口的第三次变迁，推动者是清朝的康熙皇帝，虽然只是名字的改变，却对民族和睦、团结以及后来的民族大融合有着深远的意义。

AⅠ技术还原的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像。

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康熙帝御驾亲征，平定了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后，凯旋班师途中，驻跸曾作为西征大军后勤大本营的杀虎口。为褒奖晋地商人为国效力，给大军输运粮秣的爱国行为。康熙帝御笔亲改“杀胡口”为“杀虎口”，并特许晋商经营茶盐粮铁等重要战略物资，贯通蒙汉之间贸易。

这次重大变迁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清廷已派蒙古八旗官兵3065人在右卫城(今右玉县老城)开始驻防。

自此，杀虎口“硝烟散而驼铃响，商道通而兵戈罢”。

以杀虎口为起点的商道，向北延伸至蒙古国及俄罗斯，向西延伸至新疆及中亚诸国，不少晋商巨贾也由此起家发迹，足迹遍天下。

杀虎口不但名字改变，地位和作用也迎来第三次、而且是最深刻的一次变迁。

清朝的唐庚尧曾奉旨主持山西乡试，大概见过右玉杀虎口一带“胡汉杂处”、市场兴旺的景象，赋诗道：

“西上杀虎口，重冈连广漠。

居场杂马牛，饮啖半乳酪。

远人无绝理，得茗以为药。

谁谓互市非，良以示约束。”

为了管理日益繁荣的市场，征收税金，清中央政府向杀虎口派驻了“钦差督理杀虎口税务监督署”，老百姓称之为“户部衙门”。而且规定骆驼商队只能从杀虎口进出，不许绕行其他关口，并依例征收税金。很难相信，平常年份仅杀虎口一处，年税金总额能达到白银三十五六万两，可见商业之盛。

收到的税金，府县不能分润，早期全部镕铸成五十两一个的银锭，由镖驮解送北京，交户部入国库。后来，银两解缴事宜则交由票号办理。有人统计过，仅杀虎口的税额就占当时全国岁入的4%。

不过，世事无常，随着清王朝国势的衰落，政府无力保护百姓的平安生活。杀虎口在清末，逐渐从“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商贸口岸，演变成升斗百姓远走他乡，就食求生的途径。

这也是杀虎口，即西口，地位和作用的又一次变迁。

这一过程，没有准确的时间节点，也没有标志性的事件，渐渐地"杀虎口"的名字从人们口中消失，而"西口"则常常挂在嘴边。

同样是这个千年关隘，“走西口”仿佛乎意味着黄沙漫漫，路途艰险，前路莫测……

那天在城墙上，一个中年汉子用唢呐吹起一首悲凉伤感的曲子。尽管已是5月，从蒙古草原吹来的风，依然冷冽，而且如刀剑般地刺人。伴着风声呼啸，呜呜咽咽的唢呐声，忽近忽远，时有时无，不由得把人带到那个“走西口”的场景中：

踏上走西口的路，官府的苛税，胥吏的盘剝，匪徒的杀人越货，沙漠戈壁的艰险莫测，一切都是未知，处处都有危险。怎能不让送行的妹妹“汪汪的泪水肚里流”……

我问他，吹的什么调。他说，就叫《西口调》，是当地的民间音乐曲调。

曲到高潮处，声音高亢凄厉，像声声嘶哑的呼喊，向苍天，向戈壁大漠，向莫测的前路，大声地呼喊。

而婉转低迥处，如泣如诉，如悲如叹，向亲人絮絮地诉说，向家园喃喃地细语。

这是一曲哀叹命运的咏叹调，一曲倾诉思念的情歌。

直到我走下城墙，坐进车里，那唢呐声还隐隐约约地传来。回到右玉县城，我问司机师傅，你听过那首《西口调》吗？他有点答非所问地说：不想听，因为听了想哭。

从司机师傅的反应看，当地人对“走西口”的记忆，如此深刻绵长，不仅仅是那个时代万千普通百姓个体的无助和苦难，被长辈口口相传到了今天，那么简单。

这里面也承载着晋陕商人、民众的光荣与梦想一一国家有事，不惜己身，甚至毁家纾难，为国效力；赶着骆驼，艰难跋涉，远走他乡，怀揣着谋求家人衣食无忧的梦想，成就了“货通天下”的奇迹。当然，也有这光荣与梦想背后，不为人知的付出和艰辛。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