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抗战文物藏品（二）• 正中书局实寄封考

SDK 北洋龙 42227435

最近，偶然机会从一个重庆商人手中购得一批民国时期重庆邮政实寄封。它们揭开了尘封历史大幕的一角，让笔者看到了曾经的悠悠岁月中，民族抗战大潮中的些许浪花！

抗战爆发，大片国土沦陷，民国首都南京也遭沦丧屠城；国府迁都重庆。

作为陪都，重庆在大后方坚持抗战，留下了不少抗战文物。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又起；加之，政权更迭，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彻底清除了旧政权遗留的一切残渣余孽，……。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市井民间承载旧时重要历史的实物档案，已成凤毛麟角，鲜遇而不可求。

这些信封寄托了最初主人的情感，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年代，冒着身败名裂，祸殃全家的风险，将其置于难见天日的角落，躲过数劫；是侥幸留存的历史鸿雁散落的珍贵羽毛，成为承载中华抗战历史的物证。

由于雾都气候影响和存放条件恶劣，信封遭遇潮湿霉变，虫蛀蚁咬……；南方的木柱屋梁尚在岁月中被蚕食坍塌，纸品保存的确难逃一劫！

吾的这些实寄封，陈旧灰白，虫蛀斑斑……，好在，邮票、邮戳、书法手迹基本完好，信封主体尚存。在呈现真实的岁月痕迹和历史厚重感的同时，使文物拥有了一种似 “维纳斯女神” 般的缺憾美！

其中一枚“正中书局”的实寄封，引起笔者关注。实寄封 10×22cm，复层宣纸红框封，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三至二十四，自重庆“聚兴诚银行”寄至“中山二路四十号 正中书局重库分库”；重庆本埠“单挂号”，销点线干支 三格式邮戳。

经考，正中书局是一所成立于南京的出版机构，抗战时期迁往重庆，并得到发展，正中书局以编辑中学教科书和课外读物为主，后来逐渐扩大到学术专著、民众读物、儿童读物、字典等。正中书局也是近代中国六大出版机构之一，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并列。

正中书局是民国时期官营的一个出版机构。由于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正中书局出版了大量教科书，推动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正中书局承担了国立编译馆编辑“部定大学用书”的主要出版任务，同时还独立编辑了一套“大学用书”，延续了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弥补了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中华书局“大学用书”等教科书的不足，为民国中后期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陪都重庆，坚持不懈编辑出版教科书，为保持中华文脉，抵制日寇文化侵略，起到了巨大作用。

陪都重庆，战时街景。

正中书局是民国时期有一定影响力的官营书局。吴永贵先生所著《民国出版史》一书中记述，正中书局创设于1931年10月10日，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十分深厚的官方背景，只看看其管理高层的名字就一目了然：陈立夫任董事长，叶楚伧任出版委员会委员长，吴秉常任总经理。这三人均为国民党要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正中书局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抗战时期，正中书局的业务量不降反升，在抗战初期到中期，它是重庆最大的出版机构，在重庆、成都、西安、贵阳、昆明、兰州等地设有分局，在桂林、恩施设有支店。正中书局还拥有自己的造纸厂、印刷厂和运输队。这样的实力在当时绝对是一般书局难以望其项背的。据统计，截止到1944年9月，正中书局在抗战时期出版各类图书达636种

。

1940年，正中书局在重庆金刚碑古镇观音阁安了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书局在观音阁下凿了一个防空洞，生产车间就设在洞里。一本本教科书从这个狭小的山洞里印刷出来，让抗战硝烟中的中华学子和孩子们有书可读，是延续中华民族文脉的有功之臣。那时，正中书局配合战时国民教育，在洞里印刷了高中国文、生物学、平面解析几何学、代数学、几何学和初中算术、动物学、英语等高初中教材及部分小学教材，还出版了部分大学用书、政要图书和其他学术著作。

1940年代，正中书局“大学用书”中部分著作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