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谁能回答吕老师的生命“天问”？

飘洒的雪花

最近，还有一个人的离世让我格外难受。其实，我好几天前就得知了这个噩耗，但我一直不相信，想“让子弹飞一会儿”。结果，《新京报》“飞”来了官媒的证实：“2023年10月26日，郑州管城区建兴路小学一女教师吕某留遗书后去世。”从官网我还得知：“吕某姐姐称，事发10月26日，警方告知家属妹妹系自杀。家属称，今年23岁的吕某于2022年6月大学毕业，2023年8月考入该校任教并担任班主任，平时性格开朗。家属提供吕某遗书显示，吕某称除教学工作外，应对上级检查，拟写材料等课外行政工作压力大。”一个年轻女孩的自杀，其死因必然会给不少人留下想象的空间，于是有了一些猜测，比如“感情原因”等等。但在没有更多确凿证据说明其死因前，吕某的遗书是她最直接的告白——麻麻，对不起，我真的撑不住了。答应我姐一起买车的事情食言了，和我姐幻想的未来生活也实现不了了。我真的好难过，我觉得自己喘不过来气。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牢笼一点点缩小，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如果要是没有死透，也别救了，就把器官捐赠了吧。 面对这份遗书，我的心痛和悲愤难以言表。想象一下，刚刚大学毕业的吕老师，是怀着怎样一种憧憬走上讲台，为什么仅仅两个多月，她的理想、她的激情、她对生活的热爱……全部化作了死亡的信念？想象一下，当初她报考师范大学时，耳畔可能回荡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眼前是“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而每天走进校园，都是“迎面吹来凉爽的风”。不要说我把教育写得太诗意，把校园写得太理想化。笑声、阳光、情趣、浪漫还有每一天生命蓬勃地生长，这不就是教育和校园本来的样子吗？为什么本来应该陪着孩子们生长的生命，却在仅仅成为教师一年后，23岁的如花年华就戛然而止？而放弃生命的，竟是生命拥有者本人！有一种貌似“理性”“深刻”的言论出现了：“现在年轻人，心理太脆弱！”“哪行哪业不辛苦？这点苦都吃不了，当初为什么要报考师范？”“说自杀就自杀，估计是严重抑郁症患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旦出现了自杀事件，人们总是说“死者心理有问题”，好像所有自杀者都是抑郁症患者。我当然不否认，有些自杀者是因为自身心理疾病所致，但如果把所有自杀原因都归于本人的“心理素质太差”则太过草率。这样一来，除死者以外，所有人便没有责任了。我特别注意到相关报道都说“她在平时性格开朗，热爱教育事业”，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一位热爱教育的老师，怎么突然就有了“心理疾病”？ 决意赴死，这当然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但未必就是“心理疾病”。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因为对现实的绝望，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抗争，或者出于维护“士可杀不可辱”的尊严……都可能从容冷静地选择自杀。1980年，宁波24岁的女共产党员范熊熊曾为本单位的腐败屡次举报无门而愤然跳海自尽，以示自己对党的忠诚；1966年，翻译家傅雷夫妇从容赴死，以表达对“文革”的抗争；还有历史上那么多以死明志的仁人志士，难道都是因为有“心理疾病”？年轻的吕某当然远远谈不上“以死明志的仁人志士”，但从她的遗书看，其自杀依然有着社会原因：“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牢笼一点点缩小，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仅仅是为了清清静静地教书育人，可这个最起码的要求却达不到，“学校的工作（李镇西注：这里所指显然不是正常的教育工作，而是本职工作以外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这一切最后让本来应该充满职业幸福的学校变成了“牢笼”，让年轻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这就是她自杀的原因。 我一下想到了在2020年10月27日我发在镇西茶馆《谁榨干了教师的激情》一文中的段落——是谁榨干了教师的激情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学校管理、评价方式……但表现出来的现象，其实很简单——是越来越不纯粹的“教育”侵蚀了教育的纯粹，让本来很简单很沉静的教育日渐复杂而喧嚣，让本来很朴素而真实的教育变得华丽而虚假，甚至恶心！为了这些复杂、喧嚣、华丽、虚假和恶心，老师们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热情与青春，汗水与泪水，最后，心灵渐渐麻木，对教育渐渐厌倦！难道不是吗？——各种检查、验收、展示、汇报、评估、创卫（文）……让老师们在认认真真地弄虚作假中疲于奔命，在“引导”甚至“培训”学生作假中自己厌恶自己，可还得以崇高的名义去让学生心甘情愿作假；——动辄“痕迹管理”，动辄“过程资料”，老师们喘息着拍照、填表、做PPT、发微信公众号（其实也没几个人点击），还有各种打卡……而这一切都和考评有关，和绩效有关，老师们明知没有意义，也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教坛新秀技能大赛”“××教学模式大赛”“劳动教育班会大赛”“班主任技能大赛”“做新时代四有教师演讲大赛”……有时候类似大赛又通过视频方式呈现，一场接一场，一拨接一拨，马不停蹄，扑爬跟斗，近乎窒息；——还有没有实质内容而纯粹是“到此一游”的“课题研究”“继续培训”“论文写作”……这些本来是很好的，也是必须的，可一旦成为强迫而且成为学校的“成果数据”，就变味了，老师们不得不为此凭空编造、冒名签到、网上抄袭……不这样又能怎样？——现在越来越先进的信息技术，包括笔记本和手机的各种新功能，都成了压榨老师们的帮凶，无数个QQ群和微信群需要参与，但又不能说真话，必须“政治正确”，否则领导会提醒你“注意影响”，宝贵的青春便毫无意义地抛洒在流量中……当时这篇短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然而，三年后的今天，有一点点变化吗？ 有的，那就是我文字的呼吁，变成了吕老师生命的呐喊。是的，年轻的吕老师用23岁的生命向我们的教育发出了最后的呐喊——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吕老师这两声呐喊，堪称“天问”！其实，老师们感到的不合理的负担和压力有时并非来自上级，而是来自学校的管理。举一个小例子，现在许多学校开会居然要老师们记笔记，而且会后还要检查笔记。我就搞不懂，记不记笔记纯粹是教师的个人意愿。我当老师时，校长从没要求我记笔记，我也没有记笔记的习惯，自以为脑子好使，再说了，领导的许多套话完全没必要记啊！我当校长时，也没规定过老师们必须记笔记。说起来，和各种“迎检活动”相比，开会记笔记简直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与老师“考核”挂钩的规定，成了老师们的“微负担”和“微压力”，这些点点滴滴的“微负担”“微压力”最后聚集成了压在老师们头上的一座山。我特别注意到，吕某写“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这句话时，说的不仅仅是“我”而是“我们”！是呀，像吕某这样走向绝路的老师肯定是极个别的，但是，像她一样承受着各种形式主义任务、不能安安心心教书育人因而特别苦闷却又敢怒不敢言的老师恐怕绝非少数，而是千千万万！ 已经有“专家”——每当这时，不少“专家”总是适时发声：“要重视教师心理健康！”这话当然永远正确，但要防止千千万万的吕某的教育理想主义破灭，或者从正面说，要让所有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永远保持青春的激情，关键还是要改善我们的教育生态，改革我们的教育管理，减少甚至根绝形式主义的种种“任务”对校园的干扰。正如我三年前那篇《谁榨干了教师的激情》结尾所呼吁的那样——请教育回到纯粹，回到诚实，回到简单，回到朴素，回到真实，回到风清气正，回到一尘不染，回到明亮通透……“教育”，请保护年轻人的职业理想，不要榨干他们的青春激情！如果真能如此，吕老师的在天之灵或许多少会有些欣慰。 2023年11月1日（校对：李爱华、鲍凤麟、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