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我的大姐——李绍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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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0月29日，星期日。晚上，惊悉我最亲爱的大姐李绍兰已于昨日不幸逝世，深感悲痛。尽管在两周前我和夫人一起专程回到齐齐哈尔，一下火车就直奔铁路医院看望病重住院的大姐，已有心理准备，但是仍然悲伤地流泪了。从小到大，大姐就是我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和榜样，大姐是我的贵人和恩人。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我含泪写出了下面的回忆。

　　大姐在龙江县人民医院工作中

　　1953年3月19日，农历二月初五，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边有大姐绍兰，二姐绍芝，三姐绍芳，哥哥绍斌。父母来自山东省掖县，目前没有正式职业，靠拉小车运货为生，属于城市贫民。为响应政府号召，于1955年迁民到龙江县发达乡同兴村杏山屯。当年冬天，妹妹绍芬在这里出生。几年后又添了一个小弟弟，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小弟因病夭折了。
　　1961年9月，在我八岁时才上小学。记得大姐在县人民医院内儿科当护士，后来升任护士长。平时大姐很少回来，二姐、三姐和大哥陆续到七棵树镇上读初中，住在学校，一般两个星期回家一次。
　　大姐十分顾家，二十多年里工资只有31元5角，平时省吃俭用，逢年过节回家时总是带来鱼和肉等等。家人团聚的时候，妈妈将会尽其所能做一桌可口的饭菜。晚上一家人挤在一铺大炕上，我听见大人与姐姐们唠嗑，谈论医院及学校里的事情，很晚才休息。
　　我家离县城有30多里路，那时也不通公共汽车。进城主要是坐马车，村里人称作上街（读音为shang gai）。小时候偶尔有机会坐生产队的马车进城看大姐，前一天晚上我都会兴奋的睡不着觉。
　　大姐哪天回来，都会提前来信。在我十来岁时的冬天，大姐来信说某天将会带着一面镜子回来，在双龙村下汽车（离家还有十来里路）。我和隔壁的小弟孙世福踏雪迎接，走到大草房村东头的草甸子里，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夹着一面镜子，走起路来镜子一闪一闪的。我们跑着迎上前去接过来物品，高兴极了，一路上有说有笑地回家。
　　

　　小时候农村里看电影的机会很少，能看到的新片更少。附近的大队晚上放映露天电影时，不论天多冷，我们都会追着到各村去看，然后摸黑回家。记得反复看过的电影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奇袭》、《打击侵略者》等等，小孩子们都能背下来台词。
　　1965年夏，大姐回来时给我们讲述了电影《烈火中永生》里江姐和小萝卜头的故事。敌人要把小萝卜头一家人押走杀害，临行前小萝卜头向江姐告别。大姐学着童音说：“江阿姨，我们要走了，再见！”。多年以后，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这一画面，又想起当年大姐给我们讲述的情景。
　　农村里的大人孩子很少有机会照相。在我14岁时的夏天，大姐带着我和妹妹绍芬去县城铁道南的游泳池里游泳，然后给我买了新的海军衫，带我们到照相馆拍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游泳池游泳，第一次照相，留下了少年时的镜头。

　　1967年夏天，大姐与我和妹妹的合影

　　在我还未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爸爸劳动，给生产队放猪。后来爸爸当积肥员，我又帮爸爸积肥，放学后或节假日赶着牛车拉土垫牲口圈，再拉走粪肥，堆积如山，秋后按粪肥的土方量计算工分。每天放学后家长不让我和小伙伴玩耍游戏，挖野菜、养猪、捡柴火、搂树叶，什么活儿都干。尤其是到了冬天，早上户外零下二三十度，每天要出去捡一筐粪回来才能吃饭上学，穿的又少，没有口罩，冻得我感冒咳嗽。一个冬天捡了三大车粪，交给生产队也给不了几个工分，有的年份人家还不收。却落下了气管炎、鼻炎、中耳炎、关节炎等毛病。经常耳朵流脓，听力下降，家长也不当回事儿。后来大姐回家时发现了，坚持要带我去县医院五官科看病。医生将双氧水滴进我的耳道里，立刻就像烧开了水一样哇哇作响，然后流出热热的白色泡沫。带着双氧水回家，我也不敢用，因为太疼了！
　　由于衣帽和鞋子单薄，每年的冬天里，我都感觉到很冷很冷，每天都感到冻手冻脚。后来大姐把她的旧棉猴（有帽子的棉大衣）给了我，虽然有点瘦小，但确实暖和了不少。
　　每到冬天，膝关节就疼得厉害，我就自学针灸给自己治疗。我觉得扎针的疼都比关节疼舒服的多。我还给村里的贫下中农扎针治疗肩周炎，很有效果。

　　1971年初，我中学毕业，回乡劳动，称作“回乡知青”。开始的时候每天挣7个工分，成年男劳力每天10分。后来在生产队当电工，负责维护全屯的电灯及粮食加工等等，服务态度极好，修理电灯随叫随到。社员下地劳动之前，把待加工的粮食送来，排队摆放，不用等侯，我帮大家一一加工好，过箩筛好，大家收工后来取即可。
　　有一位老乡（外号于麻子）去世了，留下一个盲人媳妇和好几个小孩儿，我就主动帮她们家挑水。平时经常帮社员看信、写信，春节前帮社员写春联。作为通讯报道员，经常给县广播站投稿，还获得了奖品。办板报，搞宣传，写标语，担任大队民兵连文书和村里的民兵排副排长。
　　1972年，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孙世文同志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根据毛主席的“721指示”，大学陆续开始招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报名条件是：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25岁以下的未婚工人、农民、兵团战士和下乡、回乡知识青年。
　　1973年6月，我已回乡劳动两年半，完全符合条件，在大姐的支持下正式报名参加高考。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殿吉同志积极推荐，小学校辛德贵老师负责写推荐书。一天在劳动中铡草机割伤了我的两根手指，急忙赶到医院。大姐带我到外科包扎处理，带回一瓶黄色的药水每天自己换药。还开具了诊断书，建议休病假10天。大姐帮我找来复习资料，我正好脱产复习功课，还曾经到同兴三队向正在这里劳动改造的来自上海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陈启兆老师请教化学习题。遗憾的是，此后再没有机会见到陈老师。
　　那时各县分配招生计划，龙江县有我中意的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一个名额，但是要女生。其他比较满意的有黑龙江中医学院一个名额。与大姐和家长研究后，决定报考黑龙江中医学院。我觉得将来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悬壶济世，也很有意义。
　　1973年7月20～21日，在县城参加文化课考试，我住在大姐家，位于四道街，是租来的陈莉家的一间小平房，晚上就和姐夫、姐姐挤在一铺小火炕上。天天下大雨，姐夫借给我雨靴和雨衣，我冒雨出去考试。
　　

　　1973年4月，被评为优秀通讯员，获得县广播科的奖励

　　1973年7月，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我的高考成绩很好，大姐咨询县文教科，答复说已经考上了省中医学院，让等着。但是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直到9月中旬，突然收到北京大学寄来的入学通知书。注明“贵处李绍武同志原录取省中医学院，经省招生办调整，录取北大生物系生理专业”。拿到入学通知书，我喜出望外，几乎要跳了起来。回村后，社员王喜林说我“考上大学，一步登天”。

　　北京大学寄来的挂号信

　　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

　　得知我已考上大学，大姐和姐夫都非常高兴，帮助我准备行装。大姐摘下自己的手表送给我上学用，大姐夫给我20元钱购买生活物品。大姐亲自送我到齐齐哈尔，买好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并送我上了火车。
　　当时国家发放助学金每个月19.5元，其中发餐券扣除15.5元，发现金4元。
　　据记录，在三年半的上学期间，大姐至少给我185元钱，三姐至少115元，舅舅32元，殷质馨大姐25元，绍芬20元，献血补助20元，父亲15元，王才5元，孙世文3元。累计420元左右。

　　1977年，大学毕业证

　　正是在大姐、三姐和各位亲人的支持下，我得以顺利地完成了学业。1977年2月，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工作。除了1979～1981年调干支援西藏之外，一直在遗传所从事《遗传》杂志编辑工作，2000年，担任编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晋升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编审。2013年4月退休。

　　1964年，二姐绍芝初中毕业后，按家长的安排很快就在本村结婚嫁人了，后来终生务农，60多岁就生病去世了。大哥绍斌也是较早地相亲对象，参军几年后又回到生产队劳动。
　　三姐绍芳初中毕业后，顶着巨大的压力，不肯结婚嫁人，在大姐的支持与资助下，上了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1972年在25岁的时候考上了克山萌芽师范学校。妹妹绍芬也是民办教师，1975年在大姐的支持考上了省邮电学校。中专毕业后，大姐又帮助她俩安家立业，陆续到大庆工作。
　　长姐如母。是大姐以一己之力，把我们三人从最基层的农村生产队里带出来，继续求学，并且经常给我们寄生活费，支持我们完成学业，实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此外，大姐还是个热心肠，对每一个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甚至孙子辈的孩子们，都一视同仁，关怀备至，尽力帮助大家排忧解难。谁家有人看病、手术、生娃等等，都会找大姐求助。谁家买房，孩子升学、就业、婚嫁等等，大姐都有操不完的心。所以说，大姐是我们一大家人的贵人和恩人。因此，大姐生病以后，家人们无不感到着急和惦记，纷纷到大姐家里和医院看望。大姐的不幸逝世，是我们一家人的巨大损失，大家都处于巨大的悲痛之中。

　　斯人已逝，大姐永远活在我们家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