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

木易四知（杨继业）

　　先生不仅在拍照方面是个高手，而且拍完之后，在照片冲洗方面也毫不逊色。

70年代，鼓楼前橱窗中需要做党的路线政策宣传，文化馆即没有照相机也没有放大机，先生先从县公安局借来了德国蔡司135单反相机，这首先解决了拍照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橱窗里的宣传片需要放大，于是先生亲自动手做起了放大机。

第一台放大机的制作: 先生将5斤的油漆桶上下打眼，上面按装灯泡，下面按装底片夹和照相机镜头，进行调焦放大。由于镜头焦距长的缘故，照片放不了多大，最大仅有几寸，并且周围模糊，效果不太理想。

第二台放大机的制作: 由于第一台放大机满足不了照片质量和尺寸的要求，于是，先生又去陇西电影院，研究电影机原理，从中得了启发，要了两块凸透镜，将两块凸透镜背靠背，重新做了第二台放大机。又去兰州南关什字百货大楼花一百多元买了个放大机镜头，照片居然能放大到了一尺多。先生说:“这不得了啊，足可以做橱窗宣传片，买来的镜头就是好，尤其在成像畸变上有一定的校正，心情无比激动！”

第三台放大机的制作:凡工笔画家共同皆有一个追求精细与完美的习惯，这一特征说白了也就是工匠精神。先生是个追求精细与完美的人，他不满足第二台放大机，又设计出了精度更高，更易于操作的第三台斜桥式黑白放大机。

先生先画了张草图，找来液压件厂工人盛生祥，商量加工这台斜桥式放大机。盛生祥爱好绘画，心灵手巧，精于车床加工。盛生祥给先生说这要有“三八五”的精度。关于“三八五”这个专业术语，先生说他从没听过。经过精心制作，一台正式的黑白放大机在液压件厂诞生，从此，文化馆有了较为正规的放大机，照片能够放大到两尺。

做好之后，先生与馆员陈兴两人推着自行车去取。陈兴准备绑在自行车上驼回，先生怕路不平零件被震坏，象抱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地抱回了文化馆。这台机子一直沿用到八十年代黑白照片被彩色照片替代之后才被淘汰。

先生讲:“7O年代，这台放大机为宣传党的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鼓楼前的橱窗里照片不断更新 : 有兴修水利的、有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有批林批孔的、有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有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每位公社干部进城，首先去看有没有自已的报道，橱窗一度成了‘陇西报’ ”。

先生还讲:“那时候有很多人经常围着橱窗看照片，橱窗的宣传力度引起了县委的极大重视。大概在70年前后，县委派宣传部报道小组组长李克勤与我一同去柯寨下乡。我的任务是照相，李组长的任务是配合写稿。我俩把自行车寄放到首阳公社，徒步去了柯寨。 此时秋冬交替，渭河开始结冰，河水刺骨，腿子冻得抽筋，过河后翻山来到了柯寨公社。”

每个搞得好有成绩的生产队都是典型，需要宣传。柯寨公社修了个拦水大坝，无疑需要宣传。先生在公社书记的陪同下，他俩在山沟里住了两天，亲身感受乡村淳朴的民风；亲身体验山沟里的艰苦生活；亲眼目睹乡民使用落后工具修筑起大坝。

为了拍照，先生经常下乡，经常遇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难苦的环境，多年来先生跑遍了全县二十多个公社，拍下了无数照片。

通过莫先生讲的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我看到先生对摄影充满了无比的热爱；同时还看到先生身上那种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毫不服输的精神；宁愿借用照相机，自制放大机，也不伸手去向财政要钱的高尚品质；还有确实让人敬佩的魅力人格。试想，当今还有几个领导能够象先生一样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还有几个领导在缺少设备的情况下把事情办得如此完美？还有几个领导需要设备不向财政伸手？在这方面只有先生能够做到！

(小标题)一组催人泪下的历史照片

做为一位合格的摄影师，不但要有精湛的摄影与冲洗技术，而且还要有高深的美术基础。会照会洗是技术，懂得审美是艺术。这还不够完美，如果还能够做到胸怀社会疾苦，这才算是真正完美的艺术大师，莫先生又做到了！

网上我曾截过四张催人泪下的照片，其中三张注有文字。一张标注为:“上图是高塄公社冯家湾生产队贫农社员林尚林，全家八口人，炕上无蓆，无被褥，生活很困难，他的家庭一角。”又一张标注:“上图孩子们在中午喝面糊糊。”再一张标注:“上图为陈清俊母亲病卧在炕上”第四张没有标注，照片上一位残疾妇女旁边站着没穿裤子的孩子。

这些照片只是一组中的四张，不是全部。通过与先生的通话交流，我才知道这些照片后面的故事。

时间回到1973年，敬爱的周总理因劳累过度，癌症进一步恶化。就在这病情非常严重时刻，周总理还心系大西北。为了摸清西北农村的实际困难情况，国务院给陇西派来了视察小组，宋平代表中央走访了马河等乡区，目睹了大部分家庭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宋平将陇西等山区的贫困情况反映给中央后国家准备实施救助。在发放救助物资之前，上面要求拍摄一组真实反映农村贫困户的照片送交国务院。

由于陇西文化馆因莫先生经常下乡拍照橱窗宣传照片，引起了县委领导的注意，于是县委就将去高塄公社冯家湾生产队进行拍照的任务交给了莫先生，同时又派一辆汽车，由司机张尚礼随行协助。

俩人上了高台山，刚踏进村子，突然听到“嘭！嘭！”两声枪响，发现有人拿着土枪正在打野鸽子。通过互问，才知此人原来是高塄公社党支部书记，说是接到县委通知，专门来村口迎接莫先生和张师傅，随后三人一同进了村子。

莫先生讲 : “在未通知户主的情况下，我们推开了一家人的大门，忽然看到院子里有大小四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她们看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倾刻受到惊吓，飞也似的光着屁股都跑进屋了里！”

“ 时令正值1973年11月份上午10点多钟，初冬的寒气早已来到高台山上，冻得人直打啰嗦。四个孩子蓬头垢面，上身穿着盖不住肚脐眼的、烂成索索的衣裳(方言，即衣服褴褛成布条)，下身全都没有裤子，一丝不挂，光着脚丫。她们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正在获取那一点点老天赐给穷人的温暖。尤其那位十、五六岁正值青春期的姑娘，连块遮羞布都没有，看了令人心里难过。这个年龄已经懂得什么叫做人的尊严，天下竟然还有这么可怜的家庭，如此可怜的孩子！睹人睹物，眼泪早已盈眶。 ”

“四个孩子跑进屋后一齐坐在炕上，拉扯一件棉絮外露的破烂被子，在本能的作用下，极力想遮住自己的隐私部位，恨不得此时有个地洞钻进去躲避一下 。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我问孩子们 : ‘都上学着吗？’回答说:‘没有！’。我向孩子母亲说明了来意，孩子母亲说:‘兀羞人着拍不成！’。我说: ‘你这十五、六岁的姑娘都没有衣服穿，我把她拍成照片，送给国家领导人，并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定能给你解决这些困难！’ 。 经过再三劝说，孩子母亲同意单独拍摄，其余的人都迴避到了门外，然后去了院子里进行拍照，拍完后孩子母亲又说:‘把大女儿的那张不要用了，孩子大了，别人看到这张照片后，孩子不好做人。我答应她，这部分照片不让任何人看……”

莫先生出了这家大门，过了个巷子，又来到对面的一个窑洞。先生讲:“窑洞里盘着一个土炕，炕上睡着一位老人，炕眼门里还冒着一屡屡青烟，除此之外，家徒四壁。老人贫病交加，瘦骨嶙峋，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真是惨不忍睹。我问了一下他家吃的、穿的、用的等等，唉呀！确实困难的不得了，只是喘着一口活气。拍完照片，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生产队干部知道这些照片与救济有关，非常感激，早已杀了一只羊，准备招待我俩，并说:‘你俩个今天真有口福，崖上摔死了一个羊，现在煮着，请你俩个去吃羊肉。’我问张尚礼:‘你能咽下去吗？反正我是难过着咽不下去！’张尚礼噙着眼泪，摇了摇头说:‘咽不下去！’‘我说:‘咽不下去就走！’ 此时，生产队长、包管员、出纳、会计、妇联主任大小干部一律到齐，可以看出，皆图这只羊而来。临行，我向生产队干部说 :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请把你给我俩人的那份羊肉送给对面的老人和那四个可怜的孩子吧，他们吃了我才安心！’ 说完后便回。”

“ 一路上脑海里不时地翻滾着那催人泪下的场景，据说照片送交到国务院，周总理看到后也流泪了。” 之后，国家给陇西实施了救济，此事载入1990版《陇西县志》“大事记”。大事记:“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民政部、商业部、农林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派人来陇视察灾情，深入农户家中调查访问，第一批救济棉布35.2万米，棉花3.15万公斤，棉衣2.8万件，单衣2.8万件，被子2万条，炕席2.1万页。救济面占农业人口的40%”。

这不由得令我回忆起70年代陇西街上流行的黄色棉军大衣，原来这些衣服就是这么来的，莫先生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这段历史。

事隔50年，先生讲起此事总还唏嘘不已，有着难以释怀的心痛。莫先生最后说:“只有涉身处境，才能读懂二千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抹着泪水，仰天长叹: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不朽诗篇……

(小标题)一组珍贵的城墙照片

2017年2月，我和杜生华先生一起拜访了东巷二队杨学俭书记，按辈分杨书记是我老哥。去的目的很简单，一则主要看望一下老哥；二则顺便问一下城墙。老哥拿出一叠城墙照片说：“这些照片都是莫建成馆长拍摄，后来翻拍的，现在不全了。有水利灌溉的，有平田整地的，有炸挖城墙的，有割麦子的，有政治学习的。反正不是一个时期拍照的。”　　

老哥接着说:“70年3月，三台贾家门打出了全县第一口机井，我也参加了贾家门全省打井现场会议，回来后在东巷打了一口井(今大坑市场后面)，井深48米。当时，莫建成馆长为机井拍摄了宣传照片。”老哥说：“井壁不时地往下坠沙，非常危险。我怕垮塌，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干部陈得录。当时陈得录说:‘要自立更生，我把东门送给你，你拆砖去……’

听了自力更生这句话，我给儿子也取名自力。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县委领导想给我儿子解决工作，被我一口拒绝，理由是要让儿子自力更生。” 84年，老哥被评为全省先进专业户，全省先进生产者。

老哥又说:“72年用城墙砖把井箍好。井好后开始实施浇灌。为了把水引到腰城外，我就打发四个‘四类分子’在腰城上开个口子。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掘开了，从此将水引到了腰城外面灌溉了大片农田。大家算了一帐，四个人中有三个老人，这都能把城墙挖开个口子，全队二百多劳动力，不信还把腰城平不倒。那个时候真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城墙平掉这要增加不少耕地，养活更多的人，当时把这件事又上报给了县上。经过县上领导陈得录的支持，大概在74年前后开始平城。最早平的是腰城，后来是东城。那时正好是正月，土冻得异常发硬，镐头下去一个白点，根本挖不动。后来想了个办法，用硝酸铵、锯末、矿蜡、自配炸药，雷管引爆，这样才把腰城炸平。”在平城的过程中，莫建成先生多次现场拍照，于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城墙的最后遗容照片，包括挖开城墙口子放水照片，炸城墙照片、用机井灌溉、田间政治学习等照片。

晚清重臣左宗棠经过定西时留下了一句“陇中苦瘠甲天下”的名言。联合国专家甚至说定西中部干旱地区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朝朝代代，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直不懈地在与贫穷饥饿作斗争！据陈得录先生在《陇西工作的片段回忆》文章中写道:“回顾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有深刻和沉痛的教训，全县死亡人口4万多人，外流1万多人，浮肿1万多人，大家畜死亡3万多头，占总数的一半还多。1960年全县粮食单产只有424斤，总产4358万斤。” 60年全县究竟饿死了多个人，这在县志上是查不到的。到了70年代， 街上每天还能看到背背斗，拄棍子乡下来的乞丐，我们称为“要馍馍”。有本事的要馍馍去了张掖武盛产粮食的地方，挨家挨户要来的百家馍馍，晒干后装进白布面袋子里，然后带回家里补充口粮。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市场经济，街上要馍馍的才不见了。70年代的救济粮主要是包谷、红薯干和高粮。生活较好的主要为居民户口，农村生活较好的有园艺村和东巷村。园艺村上交蔬菜，吃供应粮，不愁挨饿，邻村羡慕。东巷村在老哥杨学俭的带领下，打井灌溉，农田基本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是其它生产队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