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 原沈阳军区后勤部二分部董凤奎副政委和张博阿姨家里的客厅角落里常年放着一个铁皮箱，上面有一把锁，没有看到过谁打开过，它静静地躺在那里.......</b></h1> <h1> <b>走近观察，这是一个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箱子，外面漆层已是斑驳脱落，仔细辨认，才能看出来早先的黑绿色。箱子底座结实，两边有孔，绳子从孔里穿出来，再兜底提上去，就可以挂在马背上行军了......</b></h1> <h1><b> 董耀东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1968年春天，他也走进部队军营，穿上了身绿军装.......</b></h1> <h1><b> 董耀东的血缘父亲叫蔡正国（1909-1953），江西永新人，1929年参加革命，红军时代曾任三军团排长、连长。抗战初期，蔡伯伯任115师教导大队三队队长。1937年10月后，担任115师补充团参谋长、晋西支队一团参谋长、115师教二旅四团团长、115师教二旅参谋长.......</b></h1> <h1><b> 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四纵参谋长、11师师长、10师师长、四十军副军长。1950年10月入朝，任志愿军四十军副军长、五十军副军长，1953年4月12日，在军部组织作战会议时，遭敌机轰炸，不幸牺牲。新兵董耀东并不知晓这些......</b></h1> <h1> <b>1971年仲夏里的一天，小东父亲老战友邓岳将军(左，时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和赵国泰将军（右，时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把他接到了大连黑石礁招待所会议室，告诉了他真正的身世。“小东，你不姓董，姓蔡，你父亲的名字叫蔡正国，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我军最高指挥员.......”</b></h1> <h1><b> 得知真相后，董耀东惊讶了好一阵子，激动、悲伤、亢奋之后，竞昏厥过去。第二天，他急匆匆赶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扑倒在父亲的陵墓前，双手发颤，抚摸墓碑，久久驻留......</b></h1> <h1><b> 在继父董爸爸的一再要求下，董耀东改回了名字（蔡小东）。过了不久，他和妻子马晓丽共同撰写了一本书《阅读父亲》，书籍里记载了这个铁皮箱的故事........</b></h1> <h1><b> 原来在小东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张妈妈主动打开了这个箱子，里面装的全是血缘父亲的遗物，满满整一箱......</b></h1> <h1><b> 里面有战争年代里，蔡伯伯使用过的两个公文包、几个笔记本........</b></h1> <h1><b> 还有担任解放军四十军副军长时使用的胸标，编号是1950年度佩用第004号........</b></h1> <h1><b> 铁皮箱里年代最为久远的一份文件是1934年4月，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颁发的步字第406号毕业证书，蔡伯伯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期步兵科学员......</b></h1> <h1> <b>铁皮箱里找到了张当年第18集团军第115师委任状，状上印到“任命蔡正国为第115师教导第二旅第四团上校团长”，签发首长是陈光师长和罗荣桓政委，时间为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40年11月25日）。</b><b style="color:inherit;">委任状大开张纸，质地厚实，印刷精美。对于晋西支队后代来说，这是张最为</b><b>珍贵的红色文物啦！</b></h1> <h1><b> 公文包里装有蔡伯伯自传，纸上记载了他参加革命后经历。从1938年10月起，蔡伯伯担任115师补充团参谋长、晋西支队一团团长、115师教二旅四团团长，直到1941年9月 ,他转任到教二旅三团团长新岗位为止。屈指算起来，他在补充团、晋西支队、教二旅四团担任领导职务整整三年时间...... </b></h1> <h1> <b>铁皮箱里还装有蔡伯伯笔记本，我把其中涉及“补充团、晋西支队、老四团”的部分段落、文字摘录出来，这毕竟是记录这支英雄部队成长史的“原始真迹”......</b></h1> <h1> <b>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在晋西永和、石楼地区进攻新军决死队二纵队和115师晋西支队，制造了国内轰动的“十二月事变”.......</b></h1> <h1><b> 事变发生后，中央派出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奔赴晋西北前线，统一指挥在晋的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和山西新军，发起了临县战役，彻底粉碎了顽军进攻......</b></h1> <h1><b> 1940年初夏，“十二月事变”刚刚平息不久，晋西支队在晋东南下良镇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b></h1> <h1> <b> 八路军左权参谋长在这次会议上做了主题讲话，这张截图是该书中蔡伯伯记录的讲话内容.......</b>.</h1> <h1><b> 左参谋长报告题目是“坚持敌后战争”，提出了目前战局现状是，“敌人不断地扫荡、围攻，我们不断地反扫荡、反围攻”；“今天，华北地区我们的武装力量不少于过去任何一个阶段部队人数，坚持华北战争的主要武装是八路军，且质量上加强了”.......</b></h1> <h1><b> 左参谋长提出了晋西支队今后的任务是：“1.巩固根据地及缩小敌占区，粉碎敌人的围剿、扫荡；2.大家必须从全局着眼，首先做到各个根据地之间的相互链接、巩固；3.坚持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基本作战方式是游击战，但不能放弃有条件下的运动战；4、5、6、7、8......."</b></h1> <h1> <b>1941年，中国抗日战场进入了相持阶段，正面各个战场上，日军休战，对国民党部队采用了“诱降为主，进攻为辅”政策；对八路军、新四军则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总体战，对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蚕食、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黑云压城........</b></h1> <h1> <b>毛主席及时提醒，“我们应该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b></h1> <h1><b> 党中央下决心，有进犯者必粉碎之，并从山东八路军部队中抽出七万精兵，驰援新四军，粉碎顽军进攻。115师教五旅由鲁南南下，支援新四军。而把坚守郯马地区（山东郯城县及马头镇靠近江苏邳县区域）任务交给了教二旅老四团........</b></h1> <h1> <b>这个时期，蔡正国、吴岱分别在四团团长和政委的岗位上.......</b></h1> <h1> <b>1941年元旦刚过，115师陈光代师长在费县东北聂家庄师部向奉命赶来的老四团团长蔡正国介绍郯马地区情况、布置任务........</b></h1> <h1><b> </b><b style="color:inherit;">照片截图是蔡团长当时做的笔记，</b><b>陈光代师长首先强调了郯马地区的重要性：1.该区是鲁南根据地屏障，又是连接华中、华北、鲁南根据地的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2.郯马地区属于平原，地形平坦、开阔，有许多河流、森林，村庄稠密，人口较多；3.该区资源丰富，经济繁荣，是我根据地的重要财源</b>.<b style="color:inherit;">.....</b></h1> <h1><b> 陈光代师长交代的任务是：1.组织与参加军委会，搞好与当地党政组织关系；2.用较小战斗胜利树立威信；3.坚持各种形式斗争，扩大、充实我军力量；4、5、6、7、8、9......</b></h1> <h1><b> 四团遵照115师师首长的指示，要用首场战斗胜利打开郯马地区</b><b style="color: inherit;">局面。吴岱政委提出，先攻打重坊，从要害处入手，向薄弱处开刀。初期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就攻进了村子，歼灭了大部分敌人......</b></h1> <h1><span style="font-size:20px;"> </span><b style="font-size:20px;">可是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敌人援兵就到来了，第二天，郯城和马头的鬼子合兵一处，100多名鬼子和300多名伪军在7辆坦克掩护下向重坊进攻，团领导立即组织反击，打退了敌人进攻。可是，敌人仍不死心，次日又纠集了临沂、郯城、马头三地1000多名鬼子，带上了四门九二步兵炮，再次来犯重坊。激战了五、六个小时后，毙敌300多人，但我方也遭重创，伤亡了近200人，还有三位营干部......</b></h1> <h1><b> 2月26日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参谋长陈士榘联名给蔡正国团长和吴岱政委写信........</b></h1>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信中首先说，“四团是在抗战中生长和培养起来的一个新主力，由晋西北出发，经过三千多里的行军，到达鲁南，在每次战斗中都表现了它的英勇战绩........”</b></p> <h1><b> 信中对老四团开赴郯马地区后这段时间表现做了肯定，“岳家村、武安等战斗获得了圆满胜利，鼓舞了费县北部地区群众的抗日热情，四团南下郯马后，一般地执行了师部指示，收复了郯马区域部分土地，打击了顽固投降派，及时粉碎了敌人扫荡，间接地支援了鲁西、鲁西南反扫荡、反叛变斗争.........</b><b style="color: inherit;">”</b></h1> <h1><b> 紧接着，信中话锋一转，对四团领导提出严厉批评，“1.你们没有很好了解和执行师部给你们到郯马地区布置的任务......</b><b style="color: inherit;">；2.某些战斗不适合今天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3.没有把握好我军主动参战的指导方针........；4.某些军政干部只顾个人勇敢......。”今天看起来，抗战初期，115师领导对下属部队干部要求很严，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批评不留情面，一针见血。</b></h1> <h1><b> 信在最后署上了115师三位领导的名字，“陈光、罗荣桓、陈士榘。”</b></h1> <h1><b> 吴岱前辈在《春雨》这本书里也提起了这次战斗。重坊战斗结束后，蔡团长和吴政委曾当面向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汇报，罗政委说，“这次战斗意义很大，但代价也不小，一次战斗就减员那么多人，你们四团能打几次这样的仗？</b><b style="color:inherit;">”</b></h1> <h1><b> 蔡伯伯一直</b><b style="color: inherit;">把115师领导对四团在郯马地区活动的指导意见保存在铁皮箱里。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写自传时，回应了对领导当年</b><b style="color: inherit;">批评的认知。“抗战初期，我的政治思想水平还是很低的.......，一切作战工作只凭勇气和热情去干，讲究方法和战术是很少的。1941年在四团当团长时，在郯马地区打的几个仗有蛮干倾向，不讲战术，伤亡很大........</b><b style="color: inherit;">”</b></h1> <h1> <b>这是抗战初期蔡伯伯穿着刚刚发下来的八路军军服照片，多么英武勃发！是啊，他牺牲多年后，在铁皮箱里翻出来的文字材料使后代们更加了解、熟悉老一代</b><b style="color:inherit;">前辈们的无私品质和勇敢精神。勇于担责，勇于纠错，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样是当年老四团官兵们屡打胜仗，英名留世的立足之本吧！</b></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