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

木易四知（杨继业）

　

拆城墙也是有原因的，在当时困难情况下，全县三十几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民，都要张口靠脚下的这块土地养活，还要上交公粮。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除了土地，农民再也没有收入，每增加一寸土地，就是增产粮食，就是增加饭碗。就连师范和县中队这里的城墙上都种着粮食，山上更没有荒芜的土地。当时多亏有了陈得录这样的父母官，大力提倡平田整地，开凿千亩渠、万亩渠，灌溉农田，保障粮食基本自给；多亏有了象杨学俭这样的实干家、苦干家，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自立更生，苦奋斗，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增产增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不让大家饿着肚子……现在，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陇西城里的土地都盖成了楼房，年轻人把外出打工当成了饭碗。陇丰渠、城关人民渠、西园渠、西门渠、南门渠、东关渠都已废弃。唯一还在流淌着水的就剩陈书记手上开凿的渭丰渠了。几乎所有曾经养活过我们的灌溉机井也都报废。莫先生拍照的这些照片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劳动场面的记忆；是陇西农民为增加每一寸耕地战天斗地的见证；也是陇西人民消除饥饿与贫穷的战斗片。这些照片见证了陇西历史，现已成为陇西档案馆的珍贵资料，莫先生功不可没，我应该写出来让大家知道。

(小标题)威远楼上的匾额

1966年特殊时期，运动如火如荼，无数的书画、匾额、楹联、家什、古董被付之一炬，各地的庙宇佛像被捣毁，这场浩劫在陇西也不例外。

那时期，馆内人员个个自身难保，哪敢保护文物？幸运的是，当年年轻气盛的莫建成先生，凭着对文化的情有独钟，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担起了馆里的大小事务，对保护陇西文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陇西作为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化大县，有着沉甸甸的历史文化地位与遗留文物，但这些文物全是“四旧”。据现存威远楼匾额落款，“声闻四达”为咸丰九年，“鞏昌雄镇”为道光十六年。

据莫先生讲：“有一天，一帮造反派冲上了威远楼，将‘巩昌雄镇’‘声闻四达’两块匾额卸了下来，声称这是标准的‘四旧’，扬言下来要砸毁掉，消除封建残留。

当时莫先生已经负责馆里的大小事务，看到这两方匾时，心想，这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一旦毁掉再也不能复原！先生趁这帮人走后，赶紧请来了油漆工董师和木工张师商量此事。张师说：“那好办，把它推平(即:刨平)，就能保住这块匾。”先生说：“保住一块木板有什么用？”董师说：“那我把它用腻子灰平，问题就解决了。”先生又说:“这样就破坏了匾上的文字结构。”正愁怎么保护匾额，先生无意间看到了威远楼下斜对面人民礼堂 (人民会堂，后来改为人民电影院)正在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门口立着用木框钉成的三合板板面，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先生突然灵机一动，向他俩说:“咱们也在匾额上钉上三合板，写上‘毛主席万岁’，遮住原来的文字，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就这样，威远楼“巩昌雄镇”匾额经改装后由莫先生亲手写上了仿宋字“毛主席万岁”，也用同样的办法，“声闻四达”匾额改装后写上了“人民万岁”。当陇西师范的造反派排着游行长队，拿着红宝书，喊着政治口号再次从东街直冲上来时，先生早已动员大家，做了充分的准备，等待时机一到，将匾抬出挂上，四面鞭炮齐鸣，人人皆呼“毛主席万岁!” “人民万岁!”大家激动无比。

1979年，时任陇西县委书记的张自强听说威远楼两块匾被巧妙的保护了下来时，正月初四到莫先生家拜年并说，两块匾现在到恢复原貌的时候了！莫先生会心地笑了。过了几天，文化馆请了匠人将钉至匾上的三合板取掉，顿时威远楼广场围观的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惊呼，“巩昌雄镇”“声闻四达”的匾额还在人世间！

1980年，威远楼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化馆馆长，莫先生负责对威远楼进行修葺。那时邑人都习惯叫“鼓楼”，“威远楼”三字只是在资料上出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陌生。文物保护单位要用楼名，先生决定重新启用旧名“威远楼”，同时也借着这次修葺、彩绘的机会给头门做了一块匾，题为“威远楼”。匾上的字是先生从碑帖中精心甄选集成，匾额边款刻有“庚申年陇西县文化馆立”，皆为先生所书，并非网传这“威远楼匾额与嘉峪关匾额题字出自同一大师之手。”

说到威远楼的匾额和楹联，不能不提及陇上书法大家王了望先生。王了望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籍贯甘肃陇西。光绪《陇西县志》记载其墓茔在城西十里。90版《陇西县志》记载，王了望故居在城东钟灵池巷。流落于陇西民间的两副楹联和一方蝴蝶石应与故居风雅堂有关。后来不知何故蝴蝶石移置在县城隍庙退殿壁间。这三件东西被莫先生发现后现收藏保存于威远楼，现藏于陇西博物馆。

蝴蝶石为灰白底色，上有凸起褐斑图画，形若一古木杈丫旁飞着一只蝴蝶，惟妙惟肖。蝴蝶石镌刻有：“疑博望之槎来；恍漆园之蝶舞。”落款为：“了望偶书于风雅堂，癸亥五月十七日题。”

　　这是王了望７８岁（癸亥）所得的一方奇石，石上第一句引用了美妙的“博望”“仙槎（cha）”的故事。“博望”即博望候，是西汉著名外交家张骞的封爵。第二句引用了“漆园”“蝶舞”的典故。庄周当过9年的漆园吏， 故此处“漆园”代指庄子。“蝶舞”即喻庄周梦蝶。这两句意思为：好象张骞的仙槎来到了石上；仿佛庄周梦见的蝴蝶在石上飞舞。

威远楼柱子上现挂有两副王了望木刻楹联，这是莫先生调离文化馆之后挂上去的。一副楹联写着：“镜涵秋水，窗落浮云，静里文魔搅脑硬翻，邺架千函一任日长似岁；壁挂焦桐，箱留汉简，起来古道照颜孟望，齐州九点何妨眼大如箕。”听先生说，这是王了望题给风雅堂书房的对联。意思是说读书人中午睡觉醒来后看到墙上挂着古琴，又看到箱子里放的史册典籍，翻开古籍来读，产生感想，顿觉古代贤人正义行为就像映在面前。此联是庭院书房装饰，不是威远楼楹联。

另一副为：“人从方外无非雅；兴到楼头总是高。”楹联落款：“王了望时年七十有七”，与风雅堂蝴蝶石落款日期相差一年，应为同一时期之物，证明他晚年归里，在陇西故居风雅堂居家生活。联中的“雅”字应该与蝴蝶石上的风雅堂的“雅”取义相同。雅是一种洒脱，一种追求，达到高雅的思想境界。莫先生讲：“联中‘方外’指出家尘世以外之人，这很符合王了望晚年以佛为宗的思想。表达了王了望历经挫折后的复杂心情，也体现了他到七十七岁时，看破红尘，与世无争消极的一面。对于一位经历官场险恶，打入囹圄，生死未卜但又涅槃重生的人来说，思想进行了一次质的升华，平淡比一切都好。经过几番‘命运’锤炼，自然而然地达到了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方外’是内心释怀的一种写照。与其说是写给风雅堂的，倒不如说是写给他自己的。”

莫先生讲：“现今威远楼柱子上的‘人从方外无非雅；兴到楼头总高’楹联是文化局按馆藏楹联放大后挂上去的复制品，真正的馆藏品是1985年前后从民间征收上来的东西(现存陇西县博物馆)。原件尺寸很小，大概不足两米，与粗大的威远楼柱子根本不能配。”威远楼柱子挂此联，还会造成误导，使不知情者认为该联就是咏威远楼的。

(小标题)威远楼上的金石之保护

威远楼北墙镶嵌着《重修巩昌郡威远楼记》与《郡伯唐公遗爱记》两通碑。先生讲：“因前面有了保护‘巩昌雄镇’‘声闻四达’两块匾额的经验，对于威远楼上的石刻早就有了好的保护办法。两方石刻均为清代著名书法家李朝栋所书，字迹优美，不能被毁了。于是找了些白灰纸浆抹在上面，粉饰后写上政治标语，两通碑就这样被保护了下来。到了1980年维修威远楼时，先生又派王芝明师傅弄净了灰浆，恢复了这两通碑的原貌。”

据我考证，威远楼崇宁铜钟原在天爷庙，它是为了祝贺宋徽宗继位后的第一个圣寿而铸。从宋徽宗第一个年号建中靖国圣寿节十月十日贺寿开始，至第二个年号“时崇宁壬午正月囗日钟成”为止，其间从捐款到铸造共花了约3个月时间才完成。铜钟上有大量的汉蕃人名，有寺院住持、赐紫高僧、王安石变法市易务官员、榷场人名、通远军官兵人名、蕃羌归附大宋后重新任职的在城巡检等官员、宋朝皇帝给蕃羌所赐包姓人名、斛斗行粮食官员、草场管理人员、边贸买马官员(北宋缺乏良马在古渭砦设置过国家级的买马场)、铁匠手工业者等。钟铭文反映了北宋熙河之役过后，陇中地区出现的一段社会安定时期，是北宋社会的真实写照。该钟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戴潘先生文章中写道，清末学者叶昌炽《语石》被誉为近代研究我国古代石刻艺术最有学术水平之著作，是考古学重要的研究参考书。先生以毕生精力，考查了全国的金石，唯独把陇西威远楼“崇宁铜钟”作了惜墨如金的介绍，可见其文物价值。据相关资料显示，道光十六年威远楼大修，楼台东南角设置石晷，唐树义并移铜钟于威远楼。据汪锟先生资料，民国时期铜钟一直在威远楼一楼大厅中央悬挂；据戴楚石先生资料，民国时期，时任县长丁玺将钟落地，拟敲碎制造刺刀，始知为铜质，遂放弃毁掉。据杜彬先生讲，钟亭是修建社木工组修建的。1958年，其伯父杜振伟的师傅张师在修建社，提议将铜钟挪至台基南墙根，并修建钟亭，当时修亭子的人是张师、贾师等修建社的一帮老工人。莫先生讲：“崇宁铜钟原放置在南墙根，50年代修了钟亭。铜钟从清代之后命运多舛，几遭毁灭之危。民国时期，县长丁玺因铜质不能做兵器放过一手；解放后县委书记毁掉了左宗堂书‘南安福地’匾额，差点又将铜钟毁掉；1958年大炼钢铁，若不是铜质此劫难逃；1966年又成为‘破四旧’的主要对象，所幸及时伪装保护，不然哪能躲过浩劫？”

莫先生又讲：“铜钟上面的铭文为‘皇帝圣寿万岁’，这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是不得了的事，是非遭铲除的对象。”为了保护铜钟，莫先生早就想了个好办法——用胶泥糊住。先生说他找来了油漆匠董勤学，带着胶泥、腻子，往里掺上一些相近的颜料，这样就与铜钟的颜色相近了。先生与董勤学将和好的泥抹在了铜钟上，对其进行了伪装，彻底糊住了“皇帝圣寿万岁”，直至现在还能够隐约看见铜钟上的一些泥痕。

杨凌霄先生记载过晚清时期陇西城内外有一百几十座寺庙，解放后这些寺庙里的大钟均被毁罄，唯独威远楼上的“崇宁铜钟”几临毁灭，但又未成，此乃不幸之中万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