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生修得到梅花

熊克明

几生修得到梅花

散文/熊克明

癸卯年10月初，笔者因友人赵君盛情之邀，欣然与友人朱君结伴，驱车前往“吴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素称“江南文物之邦”的丹阳市观光访友。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丹阳市（古称朱方、云阳、曲阿、凤美、润州等）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处长江下游南缘，东、南毗邻常州市，西、南与镇江市接壤，北与扬中市隔江（扬中夹江）相望。

据史志记载，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丹阳市，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前770年），是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至前221年）“吴国”的重要城市之一。丹阳在秦朝时期（前221年至前207年）隶属“会稽郡”，治所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姑苏区）。汉朝时期隶属“吴郡”，治所吴县；唐朝时期（618年至907年）隶属“江南道”，治所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宋朝时期（960年至1279年）隶属“扬州府”，治所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明清时期（1368年至1912年）隶属“镇江府”，治所丹徒（今江苏镇江市）。民国初期（1912年至1927年）隶属“金陵道”，治所江宁(今江苏南京市）。1927年后，划归江苏省管辖，省会镇江。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的“云阳邑”（今丹阳市）地域范围，涵盖今常州市、镇江市全境。彼时，它东望烟波浩渺的太湖，南抵地大物博、粟红贯朽的江左平原，西临巍峨雄奇的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北濒万里长江天堑。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云阳邑，被历代文人墨士颂赞为“钟灵毓秀之地、人文荟萃之所 ”。

据考，自古丹阳境内为吴语、江淮语、中原官话的划分地。所以，丹阳不仅汇集了多元方言语系，也产生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为丹阳几千年来诞生的诸多菁英人才，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

此前，友人赵君已为笔者此次丹阳之行作了周到的安排。行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前往由丹阳籍著名企业家虞瑞泰先生，以一己之力创办的《马相伯史迹纪念馆》（馆址丹阳市开发区金陵西路18号）瞻仰参观。

坦白地讲，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宗教家和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今上海复旦大学）、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的名讳，对于像笔者这样知识面狭窄，且又没有认真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而言，显然比较陌生。不过，倘若翻开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的相关文献史籍，认真读一读，就一定会对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洋务运动的实践者、百年憋屈的国士、慈善家并被尊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的百岁爱国领䄂马相伯先生，顶礼膜拜、奉若神明。

笔者一行抵达丹阳市区后，便径直前往《马相伯史迹纪念馆》瞻仰参观。车徐徐驶入《马相伯史迹纪念馆》院子时，贵为一方“父母官”且毫无“架子”的赵君和其几位同伴，已在此等候笔者一行。面对眼前的情景，不由让身为一介布衣的笔者有些惊讶和感动。未曾想，下车伊始，就被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丹阳友人这种“谦恭自守、抱素怀朴”的待客之道所折服。顷刻间，笔者的心里由衷地升腾起一种宾至如归之感。

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的《马相伯史迹纪念馆》位于一座大厦的底层，纪念馆分为展览厅、雕塑厅。走进既朴实、简洁，又大方、庄重的展览厅，笔者立即被馆内四壁墙上吊挂的33块展板，以及摆放在展览厅中央的玻璃展柜里的文物原件、历史资料、照片所吸引。展览厅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四面墙壁上排列疏密有致的展板，却营造出了一种恢弘大气的空间既视感。每块展板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丰富的画面、深邃的内涵、流畅的文字，以及讲解员引经据典、不枝不蔓、绘声绘色地解说，无不引人入胜。可谓融思想性、观赏性、教育性、艺术性于一体，充分展现了马相伯先生永不屈服的民族气节，善行无疆的博大情怀，以及崇尚科学的进步精神。

雕塑厅与展览厅仅一墙之隔。步入雕塑厅，迎面映入眼帘的是一尊神态自若、身着长衫、手握书卷的马相伯先生坐姿雕塑铜像。雕像底座上镌刻“马相伯”三个字和“1840一1939”（生卒年）数字。雕像背面左侧墙壁上挂着一幅装裱精美的挂轴，上书“惟善是寶”（宝）四个大字。将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书》（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上的这句箴言，悬挂于此，笔者忖度，这应该是对马相伯先生一生最具象、最贴切的注解了。

一位哲人说过：“历史是一种文化，它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内容，提升了我们的审美情趣，引导我们更好的理解过去，更好的发展未来。”

参观结束时，笔者感叹良久。儒雅睿智、晓以大义的虞瑞泰先生之所以在马相伯先生的诞生地，创办这座纪念馆，显然是为了培养和提升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籍以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显而易见，虞瑞泰先生这一质朴而又真挚的善行之举，的确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临别之际，笔者静静地伫立在马相伯先生的铜像前，一边目不转睛地向他行注目礼，一边在遐想：眼前这样一位看上去面慈目善的先贤，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他走过了既跌宕起伏，又辉煌传奇的百年人生之路呢！

　　马相伯先生（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名良。字相伯。诞生于江苏丹阳马家村（今江苏丹阳市开发区大贡行政村）。当年，因为马相伯先生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故尚在襁褓中的他便接受洗礼，也成为一名基督教信徒。

天赋异禀的马相伯先生，5岁便入私塾读书，童年时，就对神秘的天文学产生了兴趣。12岁那年他便只身前往上海，入学法国基督教耶稣会创办的、享有“西学东渐第一校”和“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之美誉的“圣依纳爵公学”，亦称“徐汇公学”（今上海徐汇中学）读书。毕业后，随即转入该校的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等国的语言文字，以及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学等学科。圣依纳爵公学大修院堪称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创生诸多学科课程且分学科教学班级授课制的学校。

1870年（清朝同治九年），时年30岁的马相伯先生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加入法国基督教耶稣会，被授予司铎神职。

1874年（清朝同治十三年），马相伯先生任圣依纳爵公学校监（即校长）兼法国基督教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学习哲学、数理及天文学，并翻译法文版《数理大全》等书。

1876年（清朝光绪元年），马相伯先生被法国基督教耶稣会派往南京，担任基督教耶稣会数理编撰，翻译数学教材。是年8月，马相伯先生离开法国基督教耶稣会，毅然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之中。

1879年（清朝光绪四年），马相伯先生几经辗转到达天津，投入到大清国著名外交大臣李鸿章大人幕府，担任幕僚兼文书。素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颇有“敬贤礼士”之风范的李鸿章大人，很快便委以马相伯先生重任。李大人明白，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像马相伯先生这样既精通多国语言文字，又殚见洽闻、学贯中西的人才，可以说前无古人、举国无双。

1881年（清朝光绪七年）4月，马相伯先生出任大清国驻日本国公使馆参赞。翌年，调任大清国驻高丽王国（今朝鲜半岛）公使馆参赞。

1885年（清朝光绪十一年），受大清国台湾省巡抚刘铭传之邀，马相伯先生前往台湾实地考察，途经香港时目睹当地的繁华景象，又见九龙港湾优越的地理环境，随即上书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大人，建议开发九龙为商埠，招引中外商人，共同兴建九龙至广州的铁路，发展粤港地区的商贸经济。

抵达台湾后，马相伯先生见当地的经济极度落后和贫瘠，逐建议巡抚刘铭传借款开发矿业、渔业，兴建铁路等，以此带动与繁荣台湾岛经济。然而，马相伯先生的这两个极赋商业灵感和卓见的建议，最终却未被朝廷采纳，令其深感遗憾。

1887年（清朝光绪十三年），马相伯先生怀揣“实业救国”的理念，上书李鸿章大人，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开发矿产，修建铁路，制造枪炮军械等。李大人对此建议大加赞同，并转呈朝廷，请求尽快批阅实施。是年8月20日，在李鸿章大人的授意下，马相伯先生以大清国公使的身份，远赴欧美考察洋务。当日，马相伯先生乘船由天津港出发，途经日本，然后横渡太平洋，不日，扺达美国旧金山。再从旧金山乘火车至纽约，受到当地政府的高礼遇接待。在美国考察一段时间后，继续乘船东渡大西洋，到达英国利物浦，转道伦敦，然后前往牛津、剑桥两地，重点考察英国的高等教育。

1892年（清朝光绪十八年），马相伯先生再次被派往东瀛，先后出任大清国驻日本国公使馆参赞及长崎、横滨等地领事。

遗憾的是，走上大清国政治与外交舞台的马相伯先生，尚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就因一次震惊世界的外交事件，遭国人误解唾弃，背负骂名。事件的前因后果： 1894年7月25日（清朝光绪二十年、中国农历称作甲午年），大清国北洋水师（海军）与日本国海军在黄海北部爆发海战，史称“甲午中日战争”。此次海战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大清国朝廷迫于日本国的军事压力，只得委曲求全的委派李鸿章大人为首席谈判代表，马相伯先生为随从翻译，于1895年4月17日（清朝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日本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新约》，日本称作《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马关新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的全部结束。看着马关新约上订立的所有丧权辱国的条款，马相伯先生捶胸顿足、气愤不已，却又无可奈何。至此，因马相伯先生参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新约》，被国人扣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以至他年迈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竟气愤地公开声称要和这个“卖国求荣”的儿子，从此断绝母子关系。直到母亲临终时，都未能原谅他。在母亲的葬礼上，马相伯先生双膝跪地，悲痛不已，嚎啕大哭。

　　倍受委屈，又无人倾诉的马相伯先生，回想自己将最宝贵的壮年期，全部贡献给了大清国的洋务运动，只换来了莫大的屈辱和悲伤。自己曾经制定的一系列“从政救国”的计划，却在大清国朝廷顽固势力和外国列强的干预下，全都付之东流。

仕途的坎坷，母亲的去世，遭此双重打击的马相伯先生，变得情绪极度低落和沮丧，甚至一度蒙生了轻生的念头。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后，马相伯先生决定弃官而去，另寻报国途径。

在经历了十几年政治与外交生涯后，马相伯先生已潜移默化地受到西方文化教育，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和启发。于是，他下定决心，以兴办“新式教育”来救国图存。此时的他坚信，兴办新式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国民知识水平，改变与拯救愚昧、无知、衰败的晚清社稷，还可为培育出现代化救国、治国的人才。

1899年（清朝光绪二十五年），马相伯先生正式辞官回到上海，重返法国基督教耶稣会。

1900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马相伯先生做出了一个令时人震惊的决定，将自己家族在松江、青浦两个地方的3000亩田地和一座油坊，捐献给法国基督教耶稣会，作为兴办“新式中西大学堂”的经费，并亲笔立下：“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办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斧资所不及"的字据。作为投名状，以此来实现他“启发民智，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

1902年（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冬天，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墨水瓶事件”，导致学生集体退学。彼时，担任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的蔡元培（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便带领所有退学的学生，找到寄居在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马相伯先生，拜他为老师，学习拉丁语言。之后，慕名前来马相伯先生处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使得他寄居的屋子已容纳不下众多学生。于是，马相伯先生决定，亲自来筹资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堂。他始终执著的认为，只有选用“兴办教育”这剂良方，才能医治和拯救已是满目疮痍的祖国。

1903年（清朝光绪二十九年）3月1日，马相伯先生在上海徐家汇老天文台旧址（今上海市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创办“震旦学院”（后改名震旦大学）。马相伯先生用“震旦”一词作为校名，乃取自南宋佛教辞书《翻译名义集》：“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 。正因如此，古代的印度人一直称中国为“震旦”。

据考证，由马相伯先生担任监院（校长）的震旦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彼时，震旦学院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为两年，学科专业分为文学、质学 (科学) 、致知 (哲学) 、象数 (数学)、形性 (理科) 五大学科。马相伯先生还编撰了《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著作，作为辅助教材，并亲自为学生授课。他一改传统公学办学的路子，为震旦学院定下三条原则： “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同时，实行学生自治，所有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倡导学术民主、 思想自由。同年秋天，又筹资建立“震旦学院预科”，后改名“震旦大学附中”。当年，梁启超先生（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获知此事后，欣然在贺信中赞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当年的私立震旦学院较之公立大学，虽然在教学环境上相对简陋，办学经费也匮乏，却为祖国培育出了一批“青史留名”的社稷之器。如：蔡元培、黄炎培、李叔同、于右任、叶仲裕、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陶行知、梅贻琦、张鼎丞、马君武、胡敦复、李青崖、徐朗西……等人。

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马相伯先生与其胞弟马建忠（留法学子、哲学博士）合著《马氏文通》一书。此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它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语法理论，收字宏富、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奠定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彼时，马氏兄弟著作此书的初衷，旨在希望读过此书的国人，能够唤醒民族意识，秉承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灵魂。

1905年（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初，法国基督教耶稣会征得马相伯先生的同意，由他们出师资来管理震旦学院。不久，法国基督教耶稣会委派法籍传教士Félix PERRIN（中文名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他上任伊始，即宣布废除学生自治，继而引发学生集体退学。当时，马相伯先生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当即表态站在学生一边，并做出两个决定：第一，紧急向严复、张謇和袁希涛等社会名流和各省官绅募集资金；第二，将上海吴淞镇上荒废多年的提督行辕租借下来，作为临时校舍。随即于当年5月27日在吴淞镇另行创立“复旦公学”（今上海复旦大学前身）。取“复旦”二字作为校名，有双重含义：一是取自春秋时期《尚书大传》之“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二是喻示“复我震旦”之意。翌日，复旦公学便在破陋的校舍里举行开学仪式。由马相伯先生首任校长兼法语教授。次年初，荐贤举能的马相伯先生特别邀请严复（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同时邀请弟子于右任、叶仲裕、邵力子等人负责教务。

　　1906年（清朝光绪三十二年），马相伯先生再次东渡日本，在“留学生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讲，恳切地勉励留日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中国近代教育先驱、晚清名臣张之洞大人将此语引为至理名言，称赞其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1907年（清朝光绪三十三年），马相伯先生应邀在梁启超发起成立的“政闻社”、“宪友会”（清末立宪政治团体）担任总务员，并与其交谊甚笃。

1908年（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法国基督教耶稣会在上海卢家湾吕班路（曾经的法租界、今上海市重庆南路280号），重新选址开办“震旦学院”。当时，为人深明厚慈的马相伯先生仍以办学为重，捐资约10万银元，为震旦学院建造新校舍。后来，这所震旦学院几易其名（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最后于2005年7月18日易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德高望重的马相伯先生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先生任命为南京市第一任市长。之后，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司长并代理都督。不久，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后，便借马相伯先生的名声笼络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特别邀请他前往北平就任大总府顾问，并担任北平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在此间期，马相伯先生加入了“中华民主党”，成为中华民主党30名常委之一。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马相伯先生与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人在北平创办“函夏考文苑”（堪称当时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后来蔡元培将其更名为“中央研究院”）。之后，他又与英敛之（香港《大公报》创始人）等人创办“辅仁学社”（即北平公教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前身）。“辅仁”一词，取自《论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

常言道，世事多变，人心叵测。仅仅3年后（1915年12月12日），窃国大盗袁世凯便推翻共和，复辟帝制。马相伯先生立刻发文痛加抨击：“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后来，在举国上下一致声讨中，只坐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便一命呜呼。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马相伯先生的爱子马君远不幸病逝。以于右任为首的弟子们，鉴于老师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资万元补贴其寡儿媳、幼孙女的生活。此时远在北平的马相伯先生得知此事后，便写信托人将这笔钱款如数捐给了“启明女子中学”（今上海市第四中学），作为办学经费。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1月4日，蔡元培就职北平大学校长，他首先邀请恩师马相伯先生来校莅临指导。马相伯先生对蔡元培谆谆说道：“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有学者认为，马相伯先生所言，正是现代教育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教育的普世价值，提出现代教育的平等、奋发和进取以及思想和自由的人。

同年秋天，马相伯先生退出公职，离开北平，回到上海，隐居在土山湾徐家汇孤儿院（今上海市土山湾博物馆、蒲汇塘路55号）楼上，杜门谢客。整天伏案翻译《新史合编直讲》、《救世福音》等基督教著作，并为陈垣（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所著的《元也里可温教考》一书作序。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马相伯先生被推举为江苏财政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同年，应 《申报》五十年纪念征文，撰写《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救》一文，文章中详细地论述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展现出其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1月17日，蔡元培因故辞去北平大学校长一职，邀请马相伯先生北上，暂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1月，罗马教廷委派美国圣本笃会教士奥图尔来到北平，本着以发展中国固有文化，介绍世界新知识，以示公教之公”的原则，在当年马相伯先生与英敛之创办的“辅任学社”基础上，筹建“北平公教大学”。马相伯先生闻讯，专程前往北平，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并在英敛之所撰写的文稿基础上，用英文重新拟就 《美国圣本笃会士创设北平公教大学宣言》，阐述中西融通的办学方针与宗旨。同年9月，北平公教大学正式开办，英敛之邀请马相伯担任校长，敬贤重士的马相伯先生以年迈体衰辞之，尔后他特别举荐陈垣（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担任该校首任校长。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北平公教大学更名为“北平辅仁大学”。马相伯先生写信殷切地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同年，马相伯先生与司铎徐允希（明代科学家、政治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徐光启十一世孙）合译出版法国经典名著《灵心小史》。这部由圣女小德兰所著的回忆录，是西方人最热爱的心灵著作之一，至今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传遍世界各地。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5月6日， 蔡元培、 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在“徐汇公学”大礼堂为 "马相伯先生九旬诞辰" 举行隆重的预祝会。蔡元培在祝词中强调：“宗教文化推动了中国教育与科学的发展。”他还盛赞老师马相伯先生早年所倡导的：“欲革命救国，就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马相伯先生为江苏通志局（编纂江苏省地方志的机构）撰写 《宗教门》篇章。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奉天（沈阳）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史称“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挑衅，马相伯先生心中忧愤、深感国难深重，此时，已届91岁高龄的他，坚持拄着拐杖为抗日救亡呼号奔走，连续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泣告青年书》等文章，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全民坚决抗日，捍卫国土。

马相伯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宗教家、翻译家，还是一位名闻遐迩的书法家。平日里他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但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亲自挥毫作榜书、楹联义卖，共筹得10万银元，全数捐赠给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会战”（亦称上海抗战）打响。马相伯先生立即以个人的名义，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成会”、“江苏国难会”等爱国救亡团体。并亲自担任“丹阳旅沪同乡会”会长。又与熊希龄、章太炎等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撰写《国难人民自救建议书》，书写大量楹联、条幅义卖，所筹款项全数捐赠给驻守上海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19路集团军。

同年4月8日，马相伯先生委托弟子携 自己撰写的《提议实施民治，促成宪政，以纾国难案》提案书，赴洛阳参加由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主持召开的 "国难会议"。当月，他又撰写《六十年来上海》一文，批判闭关思想，表达“民治”思想与主张。

同年11月初起，马相伯先生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激励国人奋勇抗争，共赴国难。当月，马相伯先生主持成立“不忍人会”民间团体，委托天津《益世报》社代为筹募钱物，以救助东北同胞和前线将士。他还带领丹阳旅沪同乡会，教济滞留在上海战区的3000多名江苏同乡难民，并分批将这些难民安全送回家乡。

同年11月下旬，在马相伯先生的寄居地（土山湾徐家汇孤儿院）召开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第二次执委会时，马相伯先生特意挥翰写下“我国民其猛省，我国民其亟起”和“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的楹联，同与会者共勉。

同年12月29日，马相伯先生加盟由宋庆龄先生、蔡元培、杨铨、鲁迅等知名爱国进步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为纪念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逝世300周年，马相伯先生著《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一文。并继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抗日救亡文章，接待各界爱国人士。一时间，他的寄居地成了上海“抗日民主堡垒”。

同年4月，由徐景贤编辑，史量才题签的《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一书，在上海文化美术图书公司出版。该书援引了马相伯先生说过的一段肺腑之言：“想当初创办震旦，我因游历欧美各国，决心想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这是理想”。

1934年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4月20日，马相伯先生与宋庆龄先生、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联合签名，发表 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同年5月初，“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5月8日，马相伯先生与潘公展等人组织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该组织的宗旨：“采取最经济、最迅速、最持久、最能令人进步之方法，普及大众与儿童生活所需之教育，以助成中华民国与大同世界之创造”。

同年12月12日，马相伯先生与沈钧儒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声援爱国学生。

同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胡愈之等35人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5月31日，马相伯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此时的马相伯先生虽已95岁高龄，仍然在发表文章与演讲，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尊赞他为“呼号抗日老青年”。

同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下令，逮捕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委员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马相伯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蒋中正、冯玉祥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脑，表示愿以自己的“首级”作担保，请求放人。

同年11月24日，考虑到马相伯先生的起居安全，弟子于右任（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委托于斌（马相伯先生弟子、罗马教廷派驻南京代牧区主教）前往上海请马相伯先生去南京居住。马相伯先生临行时，宋庆龄亲自去上海火车站送行，并一再叮嘱于斌：“马老先生是国宝，要照顾好”。

马相伯先生扺达南京后，被安排在大方巷12号居住。从此于右任、于斌、蔡元培、邵力子等弟子，经常到老师的寓所探望，嘘寒问暖。寓居在南京的马相伯先生，仍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

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将领）、杨虎城（国民革命军西北边防军将领）两人，在西安扣押了蒋中正（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行。史称“西安事变”。马相伯先生在第一时间拟电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请释中正，一致抗日。”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4月7日，是马相伯先生98虚岁生日，这一天，于右任、蔡元培、于斌等人，以“复旦同学会”的名义，向社会各界发出邀请，在南京“国际联欢社”（今南京市中山北路259号的南京饭店）为马相伯先生举行隆重热烈的祝寿活动。当天，冯玉祥、于右任、蔡元培等人，一起在祝寿大厅躬身接驾马相伯先生。祝寿大厅里摆放着社会各界、各团体和弟子们送来的贺礼。按照马相伯先生故乡丹阳及苏南地区的习俗，他给各位来宾一一回赠了寿碗。是日，蒋中正、林森等国民政府要员也为其写来祝寿贺联。当天的祝寿活动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祝寿活动结束后，马相伯先生委托弟子们将所收的贺礼，全部置换成银元后，如数捐赠给了守卫国土的国民革命军将士。

同年7月31日，在马相伯先生不懈努力下，“七君子”终于在苏州监狱获释。

同年9月6日，获释的“七君子”专程到南京向马相伯先生鞠躬致谢，并在他的寓所门前合影留念，马相伯先生在众人簇拥下端坐正中。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惟公马首是瞻”，以示敬意！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入许多史实文献，以及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为众多海内外人士所熟知。

同年11月，上海沦陷。随即日本侵略军西进直逼南京。为了安全起见，冯玉祥、李宗仁（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便立即安排人员护送马相伯先生，前往广西桂林城中的叠彩山（俗称风洞山）景风阁居住。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4月，桂林各界人士在“乐群社”为马相伯先生举行了99虚岁生日的庆祝活动。同年10月，日军航空部队开始对桂林进行无差别轰炸。出于安全和健康方面的考虑，于右任紧急致电马相伯先生，请求他离开桂林迁居昆明，马相伯先生欣然应允，并即刻动身前往昆明，不料，途中因战事而绕道安南（今越南）境内谅山时，马相伯先生终因年迈体弱，不幸病倒，只得暂时留居谅山。在谅山滞留期间，病中的马相伯先生仍然强打起精神，挥毫写下两幅楹联：一幅“我战我克，汝唯不彩。”赠予了坚持抗战的冯玉样将军；另一幅“古之遗直也，中国有人焉。”赠送给了弟子于右任，以此激励他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此时的马相伯先生虽已近期颐之年，又疾病缠身，但亲笔所书的两幅墨宝，依然笔锋凌厉、点画有力。

一日，胡愈之（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翻译家）不远千里奔赴至谅山，探望恩师马相伯先生。此时，已卧病在床的马相伯先生，与胡愈之谈及自己的一生时，不无感慨道：“前30年虔诚信奉基督教，相信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中间30年效力政治，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洋务运动；后40年献身教育，参与创办震旦公学、复旦公学以及辅仁大学”。不日，在送别胡愈之时，马相伯先生握住他的手，老泪纵横地哀叹道：“我像老狗一般喘息着办教育，育国人，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4月6日是马相伯先生期寿（100虚岁）之日，中国各地同胞同为这位“中兴人瑞”举行了遥祝百龄典礼。

当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通过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转马相伯先生的贺电中说：“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这一崇高的赞誉之词，道明了马相伯先生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同时，在当日的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还刊登了一篇名为《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的短评：“近几年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马先生不辞劳瘁，奔走抗日工作。对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进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当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的各界人士，在“重庆银行公会”为马相伯先生举行庆祝大会，会场上悬挂着于右任手书的大幅贺联： “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

蒋中正（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也亲临会场，为马相伯先生送上贺联: “天下皆尊一老，文章独擅千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马相伯先生颁布褒奖令，任命他为国民党政府委员。赞其为：“民族之奕，国家之瑞。”

于右任还率国民政府监察院同仁，致电谅山，遥申祝贺。并发表了“百岁青年马相伯”一文，称颂恩师马相伯先生为“民族一元老，精神常少年”。文章还赞扬道：“此种少年精神，则先生修己立人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个之人格者也。”

当日，丹阳旅沪同乡会在上海举行遥祝会长马相伯先生百岁生日大会。该会2479名会员联名给他发去生日贺电并敬赠上两幅百岁寿联。一幅：“乐育英才，桃李称盛；尊礼耆德，桑梓宜先”。另一幅：“天下有达尊三，惟吾丈得兼，况乃文章行谊，比日月以常辉，视香山九老，商山四皓，同资表率；世间之上寿百，在常人犹罕，最难德业事功，并华嵩而不朽，合麟阁群英，凤池诸彦，共立门墙”。马相伯先生随即给丹阳旅沪同乡会发来致谢电文：“年齿徙增，愧无济世之术，嘉惠灾黎，益增荣褒之感。开领高情，特电驰谢。”

当日，迁往西南后方的复旦大学全体师生，也给老校长马相伯先生寄来百岁生辰贺信。他在给复旦大学师生的复信中说：“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并随信向复旦大学的学子赠送了亲笔手书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条幅。这是马相伯先生讲了几十年的一句警世名言。

同年7月，罗马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亲临安南谅山致意，以示崇敬之情。

此间，柳亚子先生（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家、诗人）曾赋诗咏赞马相伯先生为“一老南天身是史，百年亚瑟步如歌。”

在海内外为马相伯先生举行的遥祝百岁生日活动结束后，马相伯先生便吩咐陪伴在身边的孙女马玉章，将各方所赠送的百岁生日寿金、寿礼全数捐出，作为犒慰抗日伤兵之用。这是马相伯先生最后一次倾其所有的捐献。

同年10月20日，马相伯先生得知国民革命军取得了“湘北会战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竟而导致病情加重。

同年11月4日，马相伯先生溘然长逝于安南谅山。弥留之际仍念叨着：“消息……消息。”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同年11月10日，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朱德（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通过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转马相伯先生家属的特唁电文：“惊悉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日，莲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 当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致名誉主席马相伯先生家属唁》：“噩耗北来，惊闻老先生遽捐馆舍，举世同哀，邦国殄瘁。”唁电还指出“我国反侵略运动，自始即由老先生领导，其为世界和平、人类幸福而致力之精神，垂老益坚。”

同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重庆为马相伯先生举行追悼大会，会上于右任现场挥毫，为恩师马相伯先生书写了一幅最为诚恳痛切的挽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此联被时人称誉为一代名联）。会上，于右任还代表重庆各界宣读祭文，音辞慷慨，声泪俱下。他将马相伯先生的抗日爱国主张同时局相联，令人无不感受到马相伯先生的爱国之诚、谋国之忠。最后，于右任表示待“收京之日，再为告文。”

同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委托桂林分厂，代制“百龄老人马相伯先生遗像纪念章银币。“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月27日，

丹阳旅沪同乡会不顾上海日军宪兵的警告与阻拦，为马相伯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念他对家乡故里的深情厚谊，称其敏而有德，博学聪敏。乡人共上私谥：“文敏先生”，以示无比崇敬之意。

同年4月，马相伯先生的生前知交和弟子林素园（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书法家）聘请建筑师林乐义、石雕艺人刘保虚，在桂林叠彩山（1938年11月马相伯先生曾寄居于此）南风洞口内侧岩壁上，浮雕了一幅《马相伯夫子像》，以作永久纪念。雕像右侧为林素园亲笔所题《马相伯夫子像赞》辞文：“心赤貌慈，人瑞人师；形神宛在，坚弥高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派人陪同马相伯先生的亲属，前往越南谅山，迎回马相伯先生的灵柩，安葬于上海市“息焉（堂）公墓”。此墓后在“文革”中不幸被毁。

1984年4月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马相伯先生墓冢迁葬于宋庆龄先生陵园内，让国人得以继续缅怀这位爱国先驱。

一言以蔽之， 马相伯先生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和传奇色彩。诞生时（1840年4月7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列强入侵华夏的恶举触目惊心；离世时（1939年11月4日），正值祖国惨遭日寇铁蹄的践踏。整整活了一个世纪的马相伯先生，见证了中华民族所受的种种屈辱和苦难。身处“黑暗时代”的马相伯先生，虽知前路渺渺、风雨如晦，但他却坚定地选择直面人生、点燃生命的光芒、照射世之阴影，以一颗中华赤子之心，为实现“救国之梦”毁家纾难、义无反顾。一生中无论是宣教救国、入仕救国，还是兴学救国，他都憔神悴力、九死不悔。尽管无情的历史，一次次让他蒙受屈辱，残酷的现实，一次次将他鞭打，纵然如此，他都一次次顽强地重新“站”起来。他就像一颗启明星，虽微微光芒却可以照亮民族救亡图存、全民抗战前进之路。

回首与仰望马相伯先生的百年人生，作为“先行者”，他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作为“拓荒者”，他“孜孜不倦的追求”；作为“铺路者”，他一手托起“国格”，一手托起“公理”；作为“爱国者”，他为家国天下忧思力行，为民族命运殚精竭虑，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投身于民族救亡、民智启蒙和文化传承的伟大使命之中。诚如其弟子邵力子（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如前所述，马相伯先生是一位著书颇丰的教育家和书法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擅绘”高手，尤其在“瓷画”方面的造诣，更是不同凡响。据说，在民间有人收藏了一把由马相伯先生亲手绘制了“粉彩梅花图”的白底瓷器执壶。壶身一侧的瓷画粉彩梅花，枝桠交错，花萼相辉，色泽淡雅，清秀迷人。壶身另一侧印有马相伯先生题写的铭文：“几生修得到梅花、癸丑仲春月（即1913年3月）、相伯自制于汉皋（今湖北武汉市）”。壶盖上印有铭文：“用以解渴。”

马相伯先生在执壶上所题“几生修得到梅花”的句子，出自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谢枋得《武夷山中》的诗句：“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这首七言绝句《武夷山中》，是诗人谢枋得在南宋王朝灭亡后，隐居武夷山中所作。诗人以质朴的语言描写武夷山中的寂寥风光，赞颂山中梅花的高洁品格，表达自己坚守节操、矢志不渝的情怀。

人们知道，古人以梅花入诗者多有佳篇，或咏梅的风姿，或颂梅的神韵，或赞梅的品格。然而，这首诗并没有对梅花作细腻的描绘，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心境之中，舍其形而传其神，使梅的品格与时代精神相契合，梅的形象便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意蕴。诗人看见在寂寥的天地之间，一枝梅花傲然挺立，浓而不艳，冷而不淡，昂首怒放。经过风霜雪雨的洗礼，愈发不染纤尘，素静雅洁。诗人在梅的天然风韵中 , 领略到它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品格和坚贞不屈的精神，不由得脱口诵曰：“几生修得到梅花?”诗人借对梅的咏赞、景仰，表明自己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

笔者以为，马相伯先生在心爱的执壶上印制：“几生修得到梅花”的诗句，是在借“梅花”来寓意其傲然不屈的斗志、独立的人格和传统文人的风骨。可见，一生爱国重教，不畏强暴，刚直不阿，严于律己，毁家纾难的马相伯先生，是多么地欣赏梅花，崇敬梅花，以至将梅花的品格和精神，作为自己终生学习和修行的榜样。久之，高洁坚贞、超然脱俗的梅花，也就潜移默化地成为马相伯先生人格和精神的化身，成为对他百年人生最为真实的写照。

古籍《旧唐书-魏徵传》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确，历史是一个民族兴衰更替的见证，文字恰好是记录这些兴衰的载体，记载着人类文明最灿烂的篇章。

马相伯先生的百年悲壮传奇人生，就是一部屈辱与抗争同在的中国近代史，他是当时中国当之无愧的精神脊梁。正是因为有了像马相伯先生这样的人，近代的中国才摆脱了外国列强的控制，才有了如今的光明盛世。他虽生不逢时，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改变这个时代，去拯救中国。马相伯先生拼死抗争的不屈精神，早已化作一个民族永久的记忆。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为救国救民付尽终生的真国士，这位中国现代文明的开启者一一马相伯先生！

2023年10月31日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