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那张课桌

故乡的鸽哨

林剑英

四十年前四月底的一天，宁德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大楼一层左侧的一间教室里有些忙乱，师专刚入学的四十位学生急急忙忙抢占自己的座位。这批学生大的已三十多岁，最小的才十七八岁，杂然相坐，“景观”有些奇特。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抢到的是倒数第二张桌子的位置，这个座位靠门边，我坐外侧，坐内侧的是吴向先，我与他年龄相仿，宿舍里床位相对，教室里两人并肩，。

记忆中，这个座位始终不变，这张课桌也就始终伴随我一年多的师专生活。

四十年后师专校庆11月中旬的某一天，当黄平生、张晨华等几位同学筹办聚会，张兆浩在微信群发了一篇《拉回渐行渐远的七七级中文班的时日》的文章时，我的记忆也随之活跃起来。

普鲁斯特曾经这样说：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于某种物质对象之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寓其中。

我的生命寄寓对象的课桌在外形上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要说特别，那就是这张桌子的位置是倒数第二，还靠门边。中文班的同学入学前有的就是中学语文老师，有的文革前就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高材生，还有的阅历丰富，语文功力了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当年高考中成绩相当高，作文也是全地区的翘楚，能够在这个集体抢个位置我已经心满意足。倒数第二的桌位还靠门边，不引人注意，而且在这可以眼观四方，静看班级风云，最合我意。至于最后一排，本人身高不足，于理不合，且依据我的经验，那里反倒招惹老师注目。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多少有些卑微的考虑，那么这张安放在倒数第二的课桌也就没有什么寄寓了。

时光荏苒，四十年前那段短暂的时光在我记忆中永远不会消失，它在我们那个特定的背景上像宝石一样镶嵌着，它在暗中向我们投来一束又一束的光，使今天的我们还能看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及周围的景象。

对于在动荡年代中曾经焦虑、彷徨、迷惘的我们，那时候能够拥有一张安放在大中专教室里的课桌是怎样一种奢望！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的学生生涯就在纷乱中度过，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封资修”的“毒草”，中小学学的是些什么样浅薄的知识，甚而至于是什么样的谬误的东西，我已经不怎么记得了。就语文学科来说，一定要说学点有价值的东西，除了毛泽东诗词、鲁迅的杂文之外，其他所学，基本上就等于是政治读物。就是毛泽东诗词、鲁迅的杂文的解读也是为当时的帮派政治服务。从小学读到高一年级，甚至到师专学习，我连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何许人都不知道，记得古汉语学科第一课陆泽品老师要求《愚公移山》词性分析，我一脸懵懂：“什么是词性？”中学三年不学历史地理，学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学生谐音为“公鸡”“母鸡”），以致高考填图我把美国都填到加拿大去了。

当然，老三届的同学不至于像我这样“寒碜”，但他们在十年动乱中“颠沛流离”，哪一个不是饱受身心创伤？能够通过高考进入大中专学校学习，哪一个不是感慨万千？能够拥有一张属于自己高考得来的课桌，哪一个不是倍加珍惜？

于是，坐在自己的课桌前，课堂上“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成为这个班的常态，老师有时真得殚精竭虑才能应对这批从各个行业、年龄很有跨度的“大”学生的学习热情。更多的时候，在上课之余，我们是守在自己的课桌前，读着各自的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黄河、郑旭旭的外语学习，当年我们高考可以不考外语，他们热衷于外语学习，显然另有所图。毕业后他们都考上研究生，之后都当教授去了。同桌的吴向先对历史情有独钟，书卷不离手，还时不时即兴赋诗表达自己的情绪，至今让我佩服不已。中文专业对文学的痴迷更有其人，孜孜以求，舞文弄墨者大有人在，在学期间就有文学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如果把他们各自的追求比作水的形态，那么他们有的是涓涓的泉，有的是奔流的河，有的则是晶亮的水滴，还有的是飞泻的瀑布。课桌给我们许多人带来的是生活“姿态”的改变，师专之前许多同学在为“稻粱谋”，要为前途忧，象征意味的动作应该更多的是“奔走”，有代表性的是同学罗一鸣，他在进入师专之前是一位拖拉机手，一日不知要奔走几何？那些年的我也是四方奔走，学木匠，挑石子，做铸工，何时有过消停？而坐到课桌前的象征意味的动作是坐，是聆听。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大变革的年代，能有一张安放在大中专学校的课桌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坐着聆听，那是一种怎样的幸福？通过坐在课桌前的学习，我们改变了原先的生活状态，改变了原先粗粝的生活方式，我们中的许多人通过课堂学习，开始建立对生活、对世界本应有的诗性的感觉。

师专一年多课桌前的学习，对于我们来说，是对自我的新的塑造和变形，如果以表盘的刻度来衡量，一张课桌使得我们的时间开始软化、拉长，赋予时间以果实累累的密度，或舒朗其清风明月般的空间。不是吗？文革充斥在我们脑神经的是诸如“阶级斗争”之类的东西，而课桌前的学习，却让我们突然可以与心仪已久，有的甚至是闻所未闻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相通，那里有朝日的彩霞、水波的涟漪，充满了树林、香气、沉思和宁静，还有永远述说不尽的人性的光辉。它们仿佛已是我们内心生活的财富，并构成了我们内心生命的另一种时间。课桌前的伏案学习，使得我们的目光摆脱了卑微的琐物，从一叶障目之处移向了文学的高处，经常在恍然顿悟的片刻得以“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由课桌前许许多多这样的片刻组合而成的顿悟，积累而成的是敏锐的眼力、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目光，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在特殊年代走出的蒙昧青年，人生之意义莫大于焉。

记忆犹深的是午睡时分，教室里总有几位同学在课桌前静默地学习。课桌前的静默是很有意味的。这种静默表面看去，是死寂无声。尤其是夏天的中午，窗外的阳光强烈刺眼，树影在阳光中显得模糊，知了的鸣叫震耳欲聋，而教室的静默更显得笃定绵长。这种静默，犹如音乐响起时，荡气回肠的宁静。静默的身影内的意识是流动的，课桌上的文字犹如一种液体，灌注于我们的身心，如濛濛细雨滋润心田，它流动着，漂浮着，鼓荡着。在文学的空间，课桌前的学子如雨中的树，它的根开始坚实地深深扎进肥沃的泥土，而树冠早已与长风连为一体。谢传华贴在走廊通往楼外那扇门的那张纸条书写的毛笔字“门虽设而常关”，就是在某个中午时分静默中的“杰作”。那扇门确实是常关的，但我想，传华同学题写时哪里只是现实的写照，而是现实向非现实的一种延伸，这种非现实的部分是文学之根植于我们内心，丰盈于外的部分，它已然与我们的灵魂融汇在一起，构成了那时我们的内心生活的现实。或者说那是一种生命的呼吸，一种生命的言语，是内心对现实当下心神契合的一种回应。文学通向芳香的深处，光芒的深处，滋润着我们的内心之花，那朵花瓣就有如悉尼的荷花形状的歌剧院一样，里面回响经久不息的歌声。以今天的眼光回看那段日子，也许会觉得那时的日子好像有些单调，那时一场《阿诗玛》

的电影会让金春笙一看再看，电影里的曲子会让我们一哼再哼。挤在东湖塘人家门前踮起脚尖看一场黑白电视《望乡》，累得腰酸背痛，回到宿舍还会眉飞色舞与舍友分享一番。楮修平的水烟筒“噗噜噜”的样子也能让我们调侃一番，乐趣无限。夜里灯下苦读“伴奏”的是窗下不远同学刮着井底取水“哐啷啷”的噪音。当然从教学楼前走过，要特别小心女同学从楼上撒下来的“甘霖”，有时甚至是飞来的“瀑布”。然而不易获得的学习机会带给我们的总是轩昂的眉宇、绽开的笑颜。1978年的那张课桌让我们的心境犹如平静的河水以其清澈拥有了天空、树林和地平线，也就快乐地接受了那时的单调、艰苦。至今我们许多人或许还介身于那种环境特定的感觉上——在味道、气息、声响、形象中——与过去的时光重逢，也与自己当年感慨特别深切的所遇之物神遇在当下的时光中，比如我的课桌。

当然，1978年整个社会毕竟刚刚从动乱中醒来，那张课桌带给我们的学习生活也有诸多不如意。当时处于乍暖还寒时节，教材陈旧，一些老师心有余悸，对敏感话题不敢涉及。记得文学概论课讲到“人民性”，就说：“这是我讲不清、也不敢讲的问题”，“我这节课算是胡扯课，谈天课，我知道你们不会抓我的辫子的，除非学校贴出我是反动文人、反动权威的布告，那你们再喊打倒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半的同学建议不要开写作课。当时的七七级中文班许多同学在写作上还是有些水平的，许多同学的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但写作课却只要求得“清”和“通”，这自然引起许多同学的不满。郭尘德曾经就他的作文《陈主任的禁令》与写作老师有过一番争论，老师认为郭尘德作文中要“写怎么谈恋爱”， 郭尘德则认为他的作文主题是“该不该写恋爱”，而不是“谈恋爱”。有好几个同学就自己的写作探索与写作老师有过不同程度的“交锋”。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许多同学保持了应有的锐气，我的记忆中，林应福同学就曾就老师对“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指出错误，还就另一位老师“我喜欢他老实”的句法结构是“兼语式谓语”还是“主谓短语做宾语”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锐气还表现在同学们对当时报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争论的关注，对小说《伤痕》、《爱情的位置》以及当时将文革前十七年的电影全都播映的现象进行“放”与“不放”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吵得脸红脖子粗，针尖对麦芒，都带着自己的“锐气”，显得“意气风发”。可以这样说，有时候同学之间的争论往往挣脱了时下官方的条条框框，带有各自鲜明的阅历，勇于对当时的思想、文学现象作出各自的评判，其中的一些真知灼见甚至比课堂上所得更多，更启人心智。时自今日，我经常还在作这样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假如当年的课桌还能让我们多坐两年，也许我们会更多一些“碰撞”，更多一些“交锋”，毕竟1979年10月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一年多的学习，就此走上工作岗位了。过短的学习时间使得我们错过了八十年代初不啻于“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思潮，文学的多元探索，错过了更加风起云涌的时代可以带给我们从启蒙到成长到选择的加速度运动过程……七七中文班这个特殊的群体每个同学都带着自己特殊的阅历，在特殊的年代又缘于1977年的高考相聚在一起，同学之间思想观念的“碰撞”孕育的精神潜质以及各自坚定自我，不懈探索的场景至今让我感念不已。

毕竟相隔四十年，曾经的刻骨铭心渐渐消融了它的颜色，缺少一个契机激活曾经蓬勃的呼吸。而今黄平生、张晨华几位同学的呼唤，让我们曾经的记忆又恍现青春的色彩。那曾经存在的对我们一生极为重要的形、色、声、味，那回望的存在之光的温存、迷蒙而又宽广、坚实，使我们心底生出对因那张课桌带来的烙印心间的“特殊存在”的信赖和亲密，在我们身上激荡起不一般的欢乐之情。时光之河里的那段日子欢愉与激情又会闪烁于水波之上，流光溢彩，明亮酣畅也会重回我们已然不再年轻的容颜，唤起我们对那段时光皈依的渴望和回归的向往。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那些久远的瞬间，在时光的皱褶里散布着，像散落的米粒，晶莹、饱满，难以一一捡拾。然而，于我而言，那张课桌还是将我的精神带到一个越来越久远、越来越模糊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在视野里显现为虚幻的地方有我们最扎实、最难忘的痕迹。

一张课桌结束了当年我们许多人的“漂泊”，那是我们许多人人生极为重要的“原点”，它曾经让我们产生了对目所不及之处的想象和欲望，有了“个人的存在”，可以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用自己健朗的姿态去拼写世界，这样的课桌怎么不应该被我们的心灵铭记？

哦，1978年宁德师专中文班的那张课桌……

写于2018年11月20日同学聚会前一日

张兆浩评价@林剑英15080013387 很出色的一篇回忆散文。娓娓道来，似乎波澜不惊，但字里行间却涌动着充沛而深沉的情感，闪耀着只有经历过那年代的人才能领悟的思想锋芒。一张课桌，“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