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郊，学术与踏青

阿凡

1.郊外踏青，看草木有的绿有的黄，像是春与秋的时光同场，昆明本来就是四季不分明的春城呀。我走在青绿的田坎上，前后有人又没人。因为我此刻比较左，主管抽象思维的左脑太活跃，心不在焉。几步之外是观景拍照的家里人，小外孙兜兜摘一束马豆草在手上，学着大人剥开小豆子的两头，吹草口哨，再抬嘴大唱“……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流行歌好比什么普世价值，马豆草是地方特色。【百度百科：马豆，中文学名：竹叶马豆，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蔷薇目，豆科，分布区域：云南等地，采集时间：春、夏季。《全国中草药汇编》：“清热解毒。治疮、癣、癞、疥，小儿麻疹后余毒未尽。”】——我出门时忘了戴上它，玩笑说那是不敢正眼看人世的一款墨镜。这时走着走着就有点眯眼了，阳光太过和熙。手中相机要寻找塑造摄影立体感的阴影，相当于我脑子里要寻求什么学术问题，这样的人，稍一停步会让自己身后拖上墨绿色的影。投身一定处境的“主位”体验emic，让我自己成了问题所在，难怪文章写作要卡壳，学术上强调的“问题意识”本身，成了我的问题。可不是吗，大大的经济，有股票分析师每日叨叨，大大的政治已落定某号+某号文件，我熟悉的养老微信群，忙碌于消费美图、消息，越远越好的山水，或在哪里越打越多的战争，不为异国着急没良心，急也没用。此刻这郊野世界好似在说：关你们啥事儿，蓝天白云，你们中国西南的云南昆明人，爱玩玩，特色过桥米线那边有卖。 但接着来了问题。叫我家小兜兜“好好玩儿”，用的是北方音，味道特别是在那个儿化音“玩儿”，没想到小小子夸张地扭曲我，说了个 wer，相当于把“儿”合并到“玩”中去，显得好笑了。昆明人学讲普通话或北方话，是有些搞笑的可能。中国大地上占据统领地位的官话方言，尤以其中的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等等占主导，昆明话本属于其中的西南官话，可是你看如今直播带货的up们吧，河南腔、山东腔、四川腔……尽都比我们昆明人更朗朗上口，我们的话天生音域窄，尾音总往下掉。所以我曾经玩笑说，昆明话显深沉啊，最适合谈恋爱。现在的麻烦当然是让我们带货会欠人气，所以就业难，地方上穷，又叫做小富即安。我们不安的时候，就怪罪祖传的口音吧。【百度百科：昆明方言的语音特征：低沉，鼻音重，不响亮。最为突出地表现在[an]安[ang]昂不分，都读成靠近安，介于两者间。[in]和[ing]不分，[en]和[eng]不分。这些鼻化音都发得不够响亮，音域窄，导致昆明话口音比较低沉。昆明话声调同普通话基本一致，分为阴，阳，上，去四声。但昆明方言的调值较低，阴平调调值只是半高，其他三个声调都是降调，且调值的幅度也不大。古入声字在昆明话中绝大部分被归为阳平，阳平调值偏低，导致昆明口音较为低沉……】【百度百科：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徽方言、平话土话。】看起来众所周知，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汉字之统一，在历代皇朝最重视的青史之上，匡助了华夏大一统。可是在现代语言学更为重视的语音系统表征中，地理人文总还是分殊。即使当代，改革开放促进了普通话的大普及，政治经济传媒用语仍属于日常口头语的“上层建筑”。地方还是地方，不能全中国人民都去往中央。 ……你去找他打听不到地址他的家乡流浪去了留下他坐在小凳上修剪脚趾甲这是我早在1987年写给一位云南画派画家的几句诗。守着一亩三分地，但是向往着中心，不甘于边缘。侃谈个康德、萨特，可不是至少要身在中国的中心大城吗。有一年在北京，同行们好心笑我“你讲话下意识琢磨音准，听着就不流畅”。另一年，在某高校兼职讲授了两学期的《社会学概论》后，想起请同学们给老师匿名提提意见，意见上来，除了夸奖，真有信息量的却是说“老师，你的普通话语速太慢了”。原来投靠婉转语音所代表的中心，还真有口唇之累。又某日读到“今日头条”的“龙江知事”一文，描述一个“著名”的杀人凶手，竟也跟语音问题沾边，“根据媒体的报道，他性格孤僻，口拙舌笨，社交能力很弱……来自边远的广西，带着让外地人笑话的‘夹壮’口音……人是很奇怪的动物，用口音来区分等级尊卑的，在动物界里唯有人类。”语言——心理，没有谁发号令哪儿是中心，哪儿就该被歧视吧？是我们自己号令了自己。云南人崇仰京腔不用说，就连上海腔、广东腔的普通话也能被视为高一档（不“标准”也可以容忍），原因之一可能在发音上，吴方言、粤方言本身铿锵顿挫得多，而经济文化的发达更重要，北、上、广标准的一线城市嘛，何况粤语流行歌曾经占据港台、大陆的半壁江山。所以，向上仰、向下俯，依此类推，在我云南之内，也有首府昆明人隐约地看不起县份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如此等等。 2.继续在山光水色间信步。一转身，好像找见了我的问题指向，什么莱茵河、黄浦江早就不劳我等去好高骛远了，眼面前浩瀚铺展的家乡滇池湖，若能够借助什么学科理论，说清楚它的一泓水波也好呀。在和朋友们一起拟议的“滇池流域社会与文化变迁”调研项目中，我设想了几句基本假设——比照自然科学上的引力与斥力强弱，任一地域人群的影响力大小，由其物质密度决定，物质密度简化为人口密度，其在时空上的非均匀分布，形成影响力的中心与边缘关系。生产生活方式、信息辐射等方面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力所内含的种种要素。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形成或易位、相互依存、疏离、再造，影响滇池流域社会、文化的古今状况。实例中有一个特别的地名，牵连昆明人话语和心理——马街，它位于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草海北岸，因从前逢生肖属马日赶街（赶集）而得名。说它特别是指，不知从何时起（1950、60年代？）昆明城里人广而传播一种说法“马街普通话”，嘲讽普通话说得带明显口音（类似四川人玩笑的“椒盐普通话”）。一直以来，貌似段子的这么一个习语深入人心，弄到老昆明人都能心领神会，并无确切的标准，却可以评价谁的普通话“马”不“马”，有多“马”，评完了会心一笑。查资料，马街街道办事处1984年之前叫做东风人民公社，农业人口为主，但辖区内驻有电缆厂、冶炼厂、电机厂、变压器厂等工矿实体。昆明人普通话不标准的帽子为什么非要安在马街人头上？是不是由于一种非正规的说法，说马街曾经是历史上工商农迎头相撞的“云南第一镇”，产业和人口混杂了，语音上的掺杂也就突出出来？昆明城乡的中心与边缘关系，相互依存和疏离，最先在城市近郊马街片区突现出来？土生土长的昆明城里人（尤指如今中年以上的人），普通话说得标准的并不为多，但这里却藏着一种奇特，任一地方有昆明人说普通话说“马”了，昆明老乡马上就能听出。原国家乒乓队教练陆指导在电视上露面，几句话不过昆明人就乐“这是个昆明人”。似乎我们嘴上说不好，耳朵却灵光，嘴和耳的分裂，其实映射着一种小小的心理分裂——自尊与自卑同时存在。当然，民俗口语范围的现象，别对它太严肃。一个地方在文化碰撞中的自我戏谑，无关大局，只是长存着耐人寻味的部分，就是它的集体无意识部分吧。你看有人在滇池湖畔钓鱼，坐一只凳，盖一顶草帽不够，要蒙面围脖防高原紫外线，老半天，只见那鱼线随风摆，人则要保持像是成年累月的肃穆。这么样的平静而艰难，最终能钓上来自己深不可测的潜意识吗，我作怪地想。是的，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大约在中国普遍地潜在着，比如从前昆明城里人互相交谈，会把农村人贬作“挑大粪的”，编排近郊官渡腔的笑话也不少，“偷菜的许（小）二，毛（莫）跑！等我拿份儿（粪）瓢杵你！”“警察叔叔要登记闯红灯的，说：叫什么名字报来。农民大哥答：叫许 biu。警察说：biu字咋个写？”——但只许城里人放火，不许乡下人点灯吗？某年，应了有见识的乡里人邀约，我们几位朋友前往滇池东岸的村子，经过一番访谈，最终写成内部小册子式的《六甲村志》。吃饭喝酒时还得到意外的副产品，相处熟了，村里中年人不客气地对我们说：“咯晓得，我们村子人咋个叫你们城里人？叫街bise哈哈！”他说的其实我们也曾听过，bise，学名虱子的寄生虫，1980年代之前困扰过卫生条件不好的城乡人，所以本地人骂人时也说“白虱子吃人又嗔（羞）人”。这一说，农村人对五谷不分的城里人，也长存反讽，边缘对中心的斥力确乎存在。再说，大旅游的时代，省城昆明人游览全省各地，当然有经济和文化交流之功。可是注意到枝节吗，“下面”县市的人有一种贬损说的是“昆虫来了”。联想起由县市考学到昆明的年轻人，他们总感觉跟本地人“玩不在一起”，“总觉得昆明人有点瞧不起人”。这些大约都表达边缘与中心的一种心理相斥，语言附随其后，所以县市人到省城，从学生到售货员，直接学讲普通话的就多。——先生你，尽讲些语言和人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的矛盾？别忙，还有下面一段。 3.家人围成圈，在我侧畔的帐篷处休息了。我也休。我看近旁有一位村民装束的大嫫（大妈、大娘），卸下她背上的农药桶，也坐在草地上，玩她手机。我朝她打个招呼，她没怎么理我。可她手中比虫虫叫得响的手机声，没曾想竟是官渡方言搞笑节目，“欧（五）块钱儿欧块钱儿，来买啦……”我就这么坐在官渡大嫫身旁，“遥”听官渡电子音，让我为这弯弯绕的世道忍俊不禁。赶紧的我也点开手机，查询“昆明方言”“昆明官渡腔”，出乎意料在时尚的抖音app里，举国上下搞笑视频性的方言段子、方言配音应有尽有。听电子空间，中心和边缘，歧视被歧视，好像都在瞬间抹平了界线，众乐乐一起进入集体狂欢的时代。回想2022年5月之后火爆网络的那个视频梗，又名国风版说唱——“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怒江泸水市，泸水市六库，六库傈僳族，傈僳族是这样叫，乌鸦叫做阿南，青蛙叫做欧巴，老公叫做搓爬，老婆叫做搓妈……”，歌中地名已经是很“边缘”的地方了，语词对应也摆明了是少数民族语，但作为有字幕和BGM节奏配音的说唱，地方口音在其中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地方自信的觉醒和喜乐，所以它一时走红全国各省市甚至国外，“我是山东的……”“我是泰国的……”……——讲真，这现象给出了一种对我书生思考的冲击！我们概念术语的拼合，在多大程度上成立，不能不面对飞快变化的现实。按前文所述，地域文化的中心可以指北、上、广之类，那么云南昆明是边缘，那么昆明城的乡下、昆明之外的众多县市，相当于边缘的边缘？看来不能那么简单直接和静态了。我好比走进自己思路上的胡同，撞了墙了才发现，出自概率统计的群体暗示（城里人/乡下人），不能阉割了完整的和个性的人（你、我、他）。按照当代学术上得到正名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例如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不能以群体名义“整体”掉其中的个人。除非逝去很久的政治运动聚众喧哗，个体是生动的、说自己话的、创造着的。在方法论上，个体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可以是与群体不断互动的逻辑中介点，又是什么结论都要回归的终点——对人的认知或感触有用。另一角度想，互联网就其工具性质来说，已经构造人类大同——或是大同的幻像，其实促动交流和创新的仍然是文化差异，差异是资源，差异又带着水往低处流那样的动能。这样看，方言、地域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不复严重。说唱吧！差异反而是绝佳的幻化历史、平整地域的素材。说唱呗！笑笑别人、也笑笑自己，笑过了或许能催生对自己和他人的正视。论证之路就在这里分岔，东西南北，从上到下的语音鄙视链——可供消解，All roads lead to Rome，咱不去罗马了，就在家乡滇池边转游也有事可做。还想起，某年带几位外省朋友去滇池边的村庄踏访，我发现他们的嘴全都笨得不行，说本地话说得艰难呢，南腔北调弄得老乡们一愣愣的。我当即成为内心骄傲的双语人士。 附言：发文几天后偶然读到，战火中的加沙是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我的那个基本假设碰到新问题了，“物质密度简化为人口密度，其在时空上的非均匀分布，形成影响力的中心与边缘关系”，这样说似乎需要加上限定词了，比如要加上“在常态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排除战乱、灾异、难民潮等等——对它们不好用影响力大小衡量了。随之需要说明，在多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范围内来定义常态/非常态。我的天！学问是这么好做的吗？态度要紧吧，这就老老实实补充几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