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中天《中华史》笔录

仰望星空

2023年元宵节过后，我在网上购买了一套易中天写的《中华史》共24本，从2023年2月20日开始阅读，至2023年10月28日全部阅读完毕，减去其间回老家两次、旅游三次，共计差不多两个月没阅读，阅读此套《中华史》共花了半年有余，平均每8天读完一本。对于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无缘的我而言，确实挤出了不少时间，才阅读完这套《中华史》。

此前也读过一些中国历史书籍，本次通读这套《中华史》，对我大中华灿烂辉煌的、耻辱的、沧桑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也打心底里佩服易中天老爷子。

在阅读《中华史》的过程中，也抄录了一些段落，现特录于此制作成美篇相册，时不时地翻看翻看。

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又为什么要学历史、讲历史、讨论历史呢?还力求真实呢？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吗?有五花八门的野史、段子、道听途说和流言斐语足矣，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

追求真实也是因为好奇。好奇心是天然的，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如此，它是对命运的好奇，也是对掌握命运之可能的好奇，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正如此刻就是昨天的延续。

了解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也就是说，追根寻源，是为了建立文化系统，实现身份认同，找到人生坐标。

事实上，任何由文字构建的历史，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书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为了获得和保有控股权，他们用官方意识形态将神话传说包装上市，把史前变成创业板，把先民变成股民。

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夏有水利技术，商有青铜技术，周有农业技术。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殷商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证据则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和牺牲品原始时代就有的，但前者多为器物，后者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陪葬用人殉，就是把人当动物。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禀告胜利，并同时宣布立即接手政权，俨然以“中国”自居了。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吸取教训,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那么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和批评。

这就是所谓“封建”。

很清楚，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株式会社是日本和韩国的说法。日文和韩文的株是股权和股份的意思，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大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

作为天下共主和授权主体的周天子，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没错，大树底下好乘凉。

在“封建”这种制度中，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却“虚君共和”。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则共同组成真正的政治实体，即“家国”。家国变成国家，要到战国。秦汉以后，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邦国就变成了帝国。从此，天下只设郡县，不封诸侯，封建制和邦国制寿终正寝。封建,是战国以前的“国际秩序”。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君子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就是周人安装的软件系统。但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

忧患是出发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真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这个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最有气势的大合唱。

主题,则据说叫“和”。

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让人遵守秩序，乐让人体验和谐。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发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都要合乎礼仪，都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因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

弱国未必无外交。相反，正因为弱势，才更要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弱国或战败国的使臣，不但要刚柔兼济智勇双全，还更要有君子风度和贵族精神。

大汉朝廷也不能是土匪窝子，于是叔孙通他们好说歹说，终于劝动刘邦同意制定礼仪，文武百官、功臣勋贵也都进学习班培训。从此御前设宴，人人庄严肃穆，规行矩步，行礼如仪。刘邦自己也喜不自禁。他余味无穷地说:老子今天才晓得，当皇帝还真他妈的过瘾!

当然过瘾。伦理、道德、礼仪，原本就是为了让草民们安分守己，君主们坐稳江山。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坚持伦理治国和礼乐制度，原因就在于此。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其他人也没有错。实际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门，周武帝之推崇儒学，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我们知道，那将是伟大的世界性文明。

历史上的五胡与汉已经融为一体。汉胡界限模糊之后，南北分野便突显出来。士族，南方的尚清谈，北方的尚实务;佛教，南方的重玄理，北方的重践行;文艺，南方秀丽唯美，北方雄浑质朴。那些厚重的石窟比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全在北方，骈文和诗歌等文学方面的成就则南方更高，都绝非偶然。南方与北方，俨然两个世界。此后，关于南北差异的说法越来越多，比如，南腔北调和南拳北腿。前者的意思是:北方方言只是声调不同，南方方言则连读音都两样。后者的意思是:南方人打架喜欢用拳，北方人动武喜欢用腿。就连男女关系暧昧，南北说法都有不同:南方叫“有一手”，北方叫“有一腿”。南人与北人的区别，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顾炎武就说，北方学者的问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的毛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鲁迅先生则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缺点是愚钝;南人的优点是机灵，缺点是狡猾。总之是大为不同。

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吹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壮丽辉煌的隋唐，是许多人共同缔造的。隋炀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汉，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们一起创造了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国。

科举是一定要考试的。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可谓开现代公务员制度之先河。但，正因为史无前例，便需要探索。事实上，唐代科举并不完全看考卷，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推荐也能决定录取和排名。而且，由于推荐是公开的，反倒不容易作弊。

天山山脉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然地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它们在古代都叫西域。

西域原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约自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和玉门关(在今甘肃玉门)以西都是，最远可到伊朗高原，最近也要到葱岭(帕米尔高原)。本书所指，主要为狭义的西域，即葱岭以东的汉唐西北疆域，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的确，西域是得天独厚的，气候变化之前更是如此。天山之北有辽阔的牧场，之南有肥沃的绿洲，山上则大面积覆盖着原始森林。准噶尔兮大漠横，塔里木兮冰河冷，吐鲁番兮风景胜。这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家园。

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相反，如果相信自己的政权稳如泰山，自己的文化浩如沧海，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地照单全收。

不能不钦佩唐人。他们有优势，也有优越性，却没有优越感，反倒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好奇心，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平常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仗势欺人。因为他们相信，任何文化都不能颠覆我们的传统，只能成为自己的养分;他们也相信，文明不是私有财产，它属于天下人。这才真叫大国风度。

游牧民族的战争诉求是财富,农业民族的则是土地。一个要动产，一个要不动产，道不同，术也相异。所以，游牧军事帝国只占领不治理，只屯兵不垦荒，往往是打下一片又丢掉另一片。是啊!天底下只有吃草的，哪有种草的呢?

农业军事帝国的政策却是屯垦戍边。前面的军队打到了哪里，后面的农民就会跟到哪里。在他们看来，扩张就像开荒，也应视为开荒，没有农业跟进的开荒是没有意义的。

隋唐虽然是农业帝国，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农业民族建立的。建立新王朝的是混血民族。杨隋和李唐的皇族和重臣身上，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鲜血。他们从祖上开始，就没有安于本分的习惯，攻击、侵略、开拓、进取反倒是他们的天性。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受益也是双向的。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内心丰富，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从这里起飞，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南亚、西欧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

诗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种潮流和时尚，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应该是数量

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自我否定之后的佛教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它也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不再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而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影响世界的大唐文明，也没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

其实，没有哪个统治者是观音菩萨，也没有哪个统治者不喜欢随心所欲。能够像宋太祖和他的继承者那样，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在那个时代就算很不错了。

跟五代的创立者一样，宋的开国皇帝也是军阀，却非常奇怪地有着商业头脑。更奇怪的是，赵匡胤的继承人也都把治理帝国看作管理公司，把平定天下当作生意来做，选择了成本最低而收益最高的方式，甚至为了实惠而放弃虚名。

澶渊之盟就是笔合算的买卖--北宋以很小的代价换取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而且，如果不是徽宗神经搭错，和平还有可能延续下去。

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因此，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公开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于是，在任官员纷纷利用职权与民争利，准备应试的则要攒足资本才肯读书。某些家庭甚至明确分工，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赚钱供子弟读书做官。士农工商的界限荡然无存。过去，士人的子孙世代都是士人;此后，则商人的子孙才能为仕——简直是颠覆性的变化。

结果是什么呢? 科技进步，文化繁荣。

宋代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更没有什么尚方宝剑，要制造冤假错案也极为不易。因为两宋的司法可谓制度既健全，执行亦严格，法制建设的成就在中华帝国史上堪称一绝，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更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样花钱，谁扛得住?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宋徽宗赵佶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等等。尽管这不过是圈养御用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位和创造能力充满

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不难想象，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或体育局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干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

事实上宋的经济状况绝对不差。汉和唐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全国人口也只有五千多万，半壁江山的南宋却有一亿出头，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破亿的大帝国。人口增长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如果贫穷落后，哪来这么多子民?

另一个判断也有数据支持:成吉思汗灭亡花剌子模只用了两年，旭烈兀灭亡阿拉伯帝国用了五年，宋蒙战争却长达四十五年，而且也是在南宋。请问这能说是弱吗? 运气不好，遇到了蒙古人而已。

也许，这就是词了。它是一种有格律的自由体，一方面严守纪律，另方面又挥洒自如。如此这般地长袖善舞，以及归于和谐的多样统一，不正是古典艺术的一贯追求吗?

其实，真正代表着古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不是唐诗而是宋词。只不过由于宋词过于典雅，反倒不如相对通俗的唐诗脍炙人口。但要了解两宋，不能不浓墨重彩谈宋词;而破解宋词之谜的钥匙除了形式，便是境界。

沉默寡言的蒙哥忽必烈，要把祖父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世界却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从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到中国的长江和南海，遭遇蒙古旋风者，无论古老的文明还是新兴的民族，统统在劫难逃，只有个别幸免。

窝阔台让蒙古人走向文明。但，如果以为从此不再有战争，那就太天真了。

实际上，战争之于蒙古人就像吃饭一样重要。或者准确地说，那就是吃饭。富饶的农耕社会是他们的大餐，疯狂的侵略战争是他们的盛宴。正如恩格斯所说，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劳动更容易甚至也更荣耀的事情。既然如此，战争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也就不足为奇。

何况这些草原上的职业杀手已经组装起来，变成了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这样的战争是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史学家们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惊恐和惨状。在基辅，民众纷纷爬到教堂的屋顶试图躲过屠杀，教堂却因不堪重负轰然倒塌。在克拉科夫，一名吹响号角的号手被准确地射穿喉咙，小号滚落在地，市民们如鸟兽散。在利格尼兹，亨利大公的脑袋被割了下来，用长矛挑着挂在城墙上。为了证明自己的战功，指挥官还命令战士砍下每具尸体的一只耳朵，最后装了整整九大口袋。

蒙古军团的野蛮行径在欧洲引起震荡，各种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不胫而走。德国人说，蒙古人其实是以色列的古老部落，所以犹太商人为他们跨越国界走私武器。结果是许多犹太人无辜地被置于死地。教会则声称蒙古人是神话传说中巨人的后代，原本被亚历山大囚禁在高加索山脉，现在跑了出来要毁灭人类文明。于是人们又纷纷向主祈祷。总之整个欧洲都在颤抖，就连教皇想起来也不寒而栗。

奇怪的是，蒙古人却突然停止了脚步，尽管这时已不再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们的前进。然而他们没有任何征兆地就撤军了，只带走掠夺来的财富，不带走一片云彩。欧洲惊诧地看着，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安排。

蒙古本部和中华大地。这当然是重大转折。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他本人和四个儿子，可以说谁都没有想过要成为中华皇帝，正如从未想过要成为突厥可汗或波斯苏丹。但是现在，蒙古大汗已经徒有其名，帝国的各个分支也都自立门户，忽必烈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也不能不考虑另一重身份。

忽必烈死后遗体被运到漠北，安葬在今天蒙古国的肯特省。这说明忽必烈本人和他的子孙，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认同。没错，他们永远都是蒙古人。

忽必烈留下的遗产是大元帝国，这应该没有争议。因为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并不包括大金和南宋，而一个连接了蒙古草原和中华大地的版图无疑是忽必烈的作品，所以他的庙号才会是世祖。但是请问，大元是蒙古帝国，还是中华帝国?或者说，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中华帝国，还是中华帝国变成了蒙古帝国?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忽必烈建立的格局和秩序就是中国的。尽管他的后代在离开北京时仍然保留着草原民族某些基本特征，尽管他自己也未必心甘情愿将其统治中国化，却成功地让大家都相信他

建立的是中华帝国和中华新秩序。作为后继者的明帝国和清帝国，也不能不承认自己与大元王朝一脉相承。

实际上明和清都更像元而非秦汉唐宋，尤其是这两代的政治制度。这并不奇怪。毕竟，像元代这样外族的统治及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对于整个中国是头一回。因此我们很想知道，这片土地会发生哪些变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又有哪些影响，那就让朱元璋来回答吧!

史学家们虽然也会对大元的统治进行批判，却更喜欢强调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看重蒙古人人主中原后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这当然可以理解，却不妨从长计议。因为蒙古人第一次西征之后世界就变了。世界既然不再是那个世界，中国当然也不再是那个中国。

其实“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本身就是既多义又多变的。它有时候指中原地区或者中原城市，有时候又指作为领土国家的中华帝国，更多的时候指我们民族政治和文明的共同体。

猪八戒是可笑的，也是深刻的，更是鲜活的。他的身上有着普通人的共性。唐僧被乌鸡国王托梦惊醒叫徒弟，八戒立即大发牢骚:当年我做好汉其实快活，偏你出家还要我们护着跑路。原说是只做和尚，如今却拿做奴才，白天挑行李牵马，晚上倒尿壶焐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做甚?这就真实，也符合人性。

实际上八戒正是中下层民众的化身，相当于做小本生意的城市居民或富裕中农，有点既得利益又是弱势群体，因此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也爱占小便宜。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孙悟空说:老猪身子又笨言语又粗还不会念经，人前化不得斋来。总得有个什么藏在手里，万不得已时好换饭吃。

元明清往往被连在一起说，也并非没有道理。唐的开放，宋的开明，则永不复返。

继承了打屁股，发明了文字狱，明代政治终于彻头彻尾专制化和粗鄙化。这跟以内阁代宰相，用宦官当特务，倒是如影随形相得益彰。奇怪的仅仅只是，在如此统治下，明代的经济和文化却照样得到了发展，呈现出繁荣。

现在，朱元璋通过一系列组合拳，终于理顺皇帝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他成了自己的国务总理，以及各级官员的授权人。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陛下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乐此不疲地日理万机，使自己成为帝国头号劳动模范的候选人，尽管除了皇天上帝无人可以为他授勋。

可惜他没想到，传统政治制度是有道理的。中央政府有宰相，至少表示官僚集团是半个当家人。现在好了，什么都是你的，什么都归你说了算，我们又何必多管闲事?

官场腐败盛于明清有直接原因——低薪制。官员的俸禄少到不能维持基本体面的生活，日常开销又巨大，不收耗羡和红包岂能活得像个人样?所以雍正皇帝要高薪养廉。可惜那时已前腐后继，积重难返，什么办法都回天无力。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

真实想法不知，理论基础倒有，逻辑也能成立，那就是以德治国需要身体力行，官员必须是民众的道德楷模。这可不就得生活清苦，以便体现“安贫乐道”的高风亮节?既然如此，要那么高的傣禄干什么?骄奢淫逸带坏头吗?

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也其实是嘉靖当家,只不过治国修仙两不耽误，尽职而不累，尽兴而不废。严嵩则终其一生只是宠臣而非权臣，否则不会既保不住党羽心腹，也保不住自己，而且一旦倒台便身败名裂，如丧家之犬。”

问题是，这家伙又为什么能得势二十年呢?

因为正如嘉靖会做皇帝，严嵩也会做臣子。他很清楚那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已经一去不复返，自己之所处是皇帝独断专行的时代。所以，抢皇帝的风头不行，偷他的权力也不行，唱对台戏就更不行，只能补台。比方说，嘉靖刚愎骄横，明察独断，严嵩就柔媚谨慎，可怜兮兮地如飞鸟依人。结果，贪腐无能的他与厉害的皇帝竟形同鱼水。这个牧羊人也当然可以薅羊毛，牧场主不管嘛! 何况嘉靖皇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护短。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所以严嵩若想害人，只要抓住这个心理煽风点火就行。

明朝的朝廷和皇帝是“前期闹哄哄，中期懒洋洋，后期病殃殃”。

明朝的高度集权仅限于上层建筑，皇权不到之处却相对宽松。于是在广大农村以及市民社会，各种民间力量便野蛮而自由地生长着，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千姿百态。那才真是多样的世俗

唐唱诗，宋歌词，明朝说段子。

作家当中更不乏段子手，譬如张岱。

张岱是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明末清初最优秀的散文家。这位绅士一辈子只是秀才，年近半百又遭遇大明灭亡的巨变，因此自己嘲笑自己:功名落空，富贵如梦，做忠臣怕痛，扛锄头怕重，真不知道究竟是有用还是没用。

清朝的科举考试程序：

童试→合格的叫秀才→乡试（在省里考试）→合格的叫举人→会试(在首都考试)→廷试或殿试（皇帝亲自出题）→考出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康熙帝却似乎信心满满。因为懂事之后，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学习，不必亲政反倒使他多了学习时间。求知欲旺盛的少年皇帝不耻下问，博览群书，后来终至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处理杨光先那点破事，则可以说是小试牛刀。

实际上顺治住进紫禁城，只能叫迁都北京，不能算定鼎中原。建设跨文化多民族的统一大帝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甚至需要几代人才能回答。但，最早也最重要的答题者无疑是康熙;而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集权。

因此借用马戛尔尼的话，大清帝国就像年久失修的豪华战舰，仅仅依靠水手们的支撑才没有沉没。头等舱里的人却并不知道这些，只有一部文学作品感到了它的百孔干疮。

这部伟大的作品，就是《红楼梦》。

事实上，贾母是本书女性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王熙凤有其魄力无其教养，薛宝钗有其风度无其担当，贾探春有其睿智无其阅历。林黛玉嘛，倒是得其灵性，却又与她代表的世界格格不入。何况就算愿意接班，也没那能力。

老祖宗，其实后继无人。

而这，也许正是《红楼梦》的意义所在。

苛政。历史上没有比秦政和秦法更苛刻严酷的了，比如诽谤者灭族，窃窃私语的暴尸街头，步过六尺的受罚，炉灰倒在公路上的砍手。问题还不在于要求高和执行严，更在于不近人情:戍边的士卒遭遇天灾不能按时赶到也要杀。反正怎么都得死，那就只好造反。

而且，陈胜吴广义旗一举，便天下云起响应。

读完整套《中华史》，没有发现错别字之类的问题，说明校对工作很是认真负责；就是有些纸张脱落等瑕疵，说明印刷装订质量还是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