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小记

冰郎

　　现代人说的“跳槽”意思即改行、跨行就业。这个词其实源于三国时代关羽同刘备张飞等人失散后，关羽带着刘备夫人投于曹操帐下，由于关羽才艺过人，酒温片刻就斩下颜良文丑首级，助曹操击败袁绍。曹操帐下有谋士便称：“关将军，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不若‘跳曹’吧！”可“跳曹”一词后来传走了样，竟变成了“跳槽”。

今日围绕主题“跳槽”来摆摆我四十年前的“龙门阵”……

　　我曾将世上360行的职业语言和思维方式粗略划分为两大类：数学和语文。这是我从上小学刚接触这两门课就开始深入研究的“成果”。因为从一年级（当时好像还不到六岁，也许因入学年龄太小）我就严重偏科：重文轻数，上语文课认为老师在讲故事，所以听得津津有味；数学课面对一大堆的数字感到十分枯燥，而数学题尤其是数学应用题打心里就排斥，那绕来绕去的逻辑思维方式常搅得我脑瓜仁疼。

那个年代就业不存在“规划”，都是靠分配来决定。这世界真是怕啥来啥，命运偏将我推入数学语言中，16岁进厂当工人，学徒转正后入专门学校学过三年工科，前后13年时间我憋屈地从事着“数学”语言，其中微小的区别在于当工人做的是计算题，干技术员则是在做应用题，这个职业是我刚出道就被点中的第一个死穴。

　　而我的理想是要过一种远离数学，在语文形象思维的海洋里遨游、简单而精彩的生活。

人说隔行如隔山，要想横“跨”已从事十多年的数学“行当”翻越语文这座“山”除了需有颠覆性的勇气关键还得有机遇，侥天之幸通过我的不断努力下终于一把攥住人生命运的平衡和着力点，成功跨界“跳槽”登上了语文的彼岸。

　　那稍纵即逝的机遇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我有幸赶上改革开放这股大潮，社会上各种恢复和新成立机构如雨后春笋，迫切需要大量人员的充实，29岁年轻气盛怀揣七彩梦想的我毅然“跳槽”，从淮一企业过五关斩六将参加社会各类考试，误打误撞竟考进了省某新闻单位干了份职业记者行当，这确属“意外之喜”但这一步跨度太大让我头脑一时竟很难转换过来。

从工厂企业的制图、工艺设计数学语言冷不丁跨界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字”领域，改主科数学为语文，踏入一个对完全陌生又极富挑战领域的记者职业心里很是忐忑。

　　第一次铺展开稿纸写新闻真不知从哪下手。这么些年在工厂从不关心啥新闻，难得翻翻报纸也是只看文艺版读读散文诗歌啥的，如今让我专门从事新闻写作得先搞懂啥叫“新闻”？我到当时的淮阴师专通过我姨夫在师专图书馆借一本《怎样写新闻？》书，这是新闻普及性读物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面讲的内容浅显通俗易懂正适合我看。在这本书的引领下，我似懂非懂地终于“憋”出篇新闻消息稿，我把自已能用的各种“好词语”、“比喻句”尽量地堆砌上去，当时报社编辑是曹振农先生，他提一支红墨水毛笔上来划掉了大段的修饰形容词砍得我阵阵“肉疼”，他一边编一边对我讲，“写新闻消息就是要告诉读者最近发生的事，言简意赅不要说废话更不要这些花里胡哨的词藻。”说得我似懂非懂心里很不服气。

曹振农原是南通日报老报人，他对我们文字遣词造句要求很严，除了不许说废话还不许我们卖弄学术花里胡哨，他说，我们的读者对象就是初高中文化水平，他们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他还做了个浅显形象的比喻，说若你去南京新街口办事，只需要你选择走最近的一条路去办啥事、听到啥见到啥，结果如何就行，不需要你绕一大圈说那些题外话。

　　八十年代初社会上记者很稀罕，走到哪人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自已特别是我也感到角色转换很困难。到报社报到时，我们领到一个大旅行箱，箱子里有一台收录机、一部照相机、两大捆约上千张的记者名片、还有几大叠方格稿纸，外加一个很精致漂亮的派司（记者证）。这在当时很让人羡慕，我也感觉这个职业很新鲜很神气更是充满自豪。

由于报社初恢复搭班子比较匆忙，采编人员连基本的培训都没有，各驻市记者都是和我一样的“生瓜蛋子”被临时“抓”来的，采取轮流来报社值班制度，就是每年有三个月来南京总部干采编业务在干中学。另一个途径，由国家工人日报江苏记者站（有三名记者）轮流到各市采访时带着实习。

　　记忆中我跟工人日报（江苏记者站副站长）老记者邵观光去企业采访，他的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对我影响很大。老人家比较善于发现工人中的先进事迹和技改能手，进厂后他总是“一杆子插到底”下车间到班组跟老工人聊天，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听他们讲最开心和最难的事儿，让我不解的是他采访中从没用过录音机、采访本，只是随手拿个小纸片偶尔划几个字，说话细声慢语极似车间里的老修理工。我问既然采访记录多麻烦，有录音机干嘛不用啊？他说，采访要想听到真话就要和工人“平等”，如果你摆个录音机、拿着漂亮的采访本谁都会紧张，你还能听到真话吗？说着他让我看他的采访记录，小纸片上密密麻麻记得多是工人原汁原味的语言，他说，工人报就是要说工人的话做工人的事，切忌说空话讲大道理。

让我颇感震撼的一件事至今记忆深刻。跟邵站长去企业采访中正好赶上饭点，企业陪同人员招待我们在食堂吃饭并安排了几个小锅炒菜，邵站长执意要排队和工人吃大锅菜，挤在工人吃饭的长条餐桌上和工人一边聊天一边吃饭，他说有好多新闻线索其实都是在饭桌上获得的。当饭吃好人散去不经意间我看到邵站长饭碗下竟压着半斤粮票和五毛钱（那时候出差一天单位可补贴五毛钱出差费）。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那个年代记者到哪里绝对受到尊重，人们对记者也充满了神秘感，企业常有客人来往没听说过要交伙食费的。我悄悄问邵站长是不是必需要交，他说，这个还真没有规定，但我们是工人报，是工人兄弟“娘家”的报纸，我们理应为他们说话办事，我们的一举一动对企业影响很大，不能做让工人兄弟“看不起”的事。

　　那个年代媒体少记者也少，到哪采访都受到采访单位领导隆重接见。说实话尽管当时已工作十多年了，但一直从事机械操作和技术工作，接触最大的领导就是车间主任，即便如此平时见到车间主任也多是绕着走，如今整天却要和大企业和市、县领导交往难免说话不利索，脸红心跳神经紧张。工人日报记者高善奇看出我在这特定场合下的局促窘态，便开导我说，记者职业是个特殊职业，它的责任需要独立、客观地采访和报道事件，还必须具备维护社会道德和社会公平，具有高尚的人格，绝不能见到领导就紧张，更不能“怕”领导，我们心底无私为工人说话办事理直气壮，不但浑身要有正气和胆气，还要有记者“无冕之王”、“见官大三级”的气魄。

高善奇是苏北滨海人，江西大学新闻系毕业，说话办事直来直去很有股豪侠气，他和记者站站长徐绍昌性格不同，但在为职工说话办事说公道话上都丝毫不含糊，有时为了将涉及工人利益的事办妥，他们采取追踪报道、连续报道，甚至发“内参”到上级领导机关为职工呼吁。徐绍昌常说，记者不仅要敢讲话还要善讲话，我们写内参不单是揭露问题，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实事求是的反映呼吁解决问题，文字部分条理清晰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他还现身说法引用案例讲述他在与不正之风斗争中，斗智斗勇“后发制人”的故事，生动形象很有现场感和启发性。

　　记者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职业，每天都生活和奔波在发现、报导新闻的路上。

刚从事记者职业为我打开了视野，阵阵清风迎面吹来，让我的生活充满情趣。当时刚建成不久的南京新街口的金陵饭店是中国第一高楼，也是我省第一批五星级涉外酒店，我们谁都想去见识见识。报社一位老记者（当时也就50岁左右）曾去采访过告诉我们，进金陵饭店的门不需开门，因为它是自动旋转的，饭店大厅是打蜡的镜面大理石光可鉴人。我们被他忽悠的心里痒痒的，我问他感受的细节他悄悄告诉我，他当时进饭店门被旋转了一圈又带出来了，头都转晕了一时竟找不到北，进门后刚走两步竟摔了个屁股墩，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穿着解放球鞋，在镜面大理石大厅里不扒滑不小心就跌跤，这么一说更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

　　机会终于来了，领导交给我一个去金陵饭店采访任务，由于有老记者“教训”在先，我特地换了双新鞋（扒滑）。采访到午时饭店安排吃工作餐，工作餐很简单就是两菜一汤，可在吃饭时所见所闻可真让我开眼，一是训练有素的服务小姐为我取来一套碗碟筷，那规范贴心的服务、洁白如玉极精致的餐具，连那双筷子都是从未见过的绝对不是木质或竹筷，也不知道是啥材料，色如象牙握在手里也是沉甸甸的，吃饭过程中服务小姐就站在后面随时为我服务，但看到盛饭的比酒盅略大些的碗却颇让我难堪，因为我素来吃饭就香三两口就扒下去了，小姐很利索的为我又添一碗，我感到这饭和平时在家吃的也不同，细品一下那一颗颗的饭粒特香咬到嘴里似乎都有弹性，等盛到第三碗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添了，因为我估计要想吃饱可能没八碗十碗就吃不饱，没办法，真怕被人家取笑和瞧不起。

采访结束才下午三点钟，与饭店领导商量和修改好新闻初稿我就告辞了，饭店领导很客气地要陪我参观内部设施，游览顶楼的旋宫俯瞰南京美景，当步行走到饭店理发室时，他介绍理发设备如何先进、理发师傅技术也是一流的，说着就要安排我“体验”一把，并随手签单让我等会儿享受一下理过发再回去，我看时间还早就让这位领导去忙别陪我了。在理发室休息区沙发上我坐下来看看报纸，服务人员随即为我端上一杯刚泡好的热茶。与服务人员聊天理发如果付费要付多少钱？服务员告诉我，饭店是涉外五星级，理发收费60元，闻之我大吃一惊，要知道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多元，我顿时浑身不舒服起来，他看出我神情不安便说，你是我们领导的客人，刚才他已签过单当然是免费的，我这才放下心。很快轮到我理发，这和我们平时街边理发完全是两码事，那真是精雕细琢一会儿送来一条香喷喷的热毛巾擦脸，理发师傅对我头发精细打磨，我心里急死了想赶快回单位发稿，如此整整摆弄了近两小时总算好了。临出门时服务人员在落地镜子前为我整理衣服时悄悄告诉我，今天理发费因领导签过单就免了，但那杯茶钱还得我自已付，我笑曰，那就付吧！多少钱？他说三块六。啥？一杯茶要三块六？我暗自吃惊，因为我们在机关理发一毛钱，街边正规理发店理发一毛五，最高档也就是三毛钱，你这一杯茶要三块六不是宰人吗？可转念一想，人家这是涉外饭店价格自然应该贵点，好在这理发费已给我免了，不能为这杯茶再去找领导批啦！三块六就捏着鼻子付了吧！回来后同事们都向我打听去金陵饭店怎么“开洋荤”的，讲起这段理发故事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并建议我写上一段“刘姥姥新传”。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从过去的“老土”已进化成对物质生活颇讲究的“绅士”，夕阳下虽已白发苍苍仍常常追忆记者生活“漫天飞”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潇洒岁月，更怀念当初为工人说话办事“铁肩担道义”所从事的神圣事业，以及和工人兄弟交朋友，下班去街头买一包用枯荷叶包拢的薄片猪头肉和用衣服兜回来的炒花生，在工棚那布满灰尘昏黄灯泡下的小粗碗里“山芋干冲子（一种便宜粗劣的酒）”，豪爽的“打夯歌”、诙谐的劝酒辞……。

我有时也神思“冥想”，人的一生究竟怎样才算“圆满”？我觉得起码得换一次职业，最好能跳一次“槽”、改一次“行”，方能丰富短暂的人生经历，退休后有时间细细总结，收获一点感想，这样似乎才算没白来人世一遭，算是“活通透”、更接近一点“圆满”。你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