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族叔蒙尘的故事

天涯倦客

拂去蒙尘的历史，会看到带有细节的故事。

我经常默默关注坚持从事 “让（抗战）老兵回家”“为爱止戈”公益事业近20年的孙春龙。迄今他的团队已促成3000多位“老兵（包括遗骸）回家”，老兵故事馆大厅的墙上展示了3000多位老兵的肖像。每个走进大厅的人似乎都在接受他们的检阅。这是一项有益于民族的浩大公益事业，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春龙是我早年的学生，已至老年的我只是在他两年前遇到困难时略表心意，平日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一直很钦佩他的真情投入和无私奉献。前天看到他采访西安一位收藏家叫王翀，或许是因为王翀的外公是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学员，并参加过抗战。因此他收藏的抗战文物大多与黄埔军校七分校有关。文革期间，他的外公留下遗言：你们不要找我了。一个不愿受辱的文化人，从此销声匿迹。让人唏嘘不已！

我在春龙展示王翀收藏的部分文物图片中看到一张黄埔军校七分校15期的学员证，该学员名叫高化昌，安徽颍上人。不由想到我的一位本家族叔也曾是黄埔军校七分校16期学员。一种情感共鸣油然而生。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1938年3月29日在陕西凤翔正式成立，5月份迁至西安王曲镇。校部设在王曲镇原城隍庙内，陆续建有黄埔村、留村、曹村等新营房。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是抗战中最大的军事院校之一，学员总队毕业人数最多，居各分校之冠。为抗战输送了大批中坚力量。七分校从15期至21期共计培养毕业生29635人；此外尚有军官训练班、军官教育队、政工干部训练班、补训大队等毕业生约1万人。这近4万学员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前线，许多人牺牲在战场；侥幸活到抗战胜利者，不久又卷入国内的两军对垒。再然后留下来的幸存者大多身处炼狱状态。王翀外公那句遗言“不要找我了”包含着多少屈辱与不甘，唯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切身体会。

前天和我的小学同学、刚出五服的本家族兄通电话。这位同学不会用微信，逢年过节我只能拨打国际长途电话表达问候。我询问他的四叔即我的族叔当年在西安黄埔军校的事，他觉得往事不堪回首。那些年他的家族因受四叔的牵连吃了不少苦头，只知道四叔是西安黄埔军校16期。由于四叔已去世多年，至于军校毕业后在哪支部队，是一线还是文职，有过什么抗战故事，他一概不知。不过这位族兄说了一个细节，我觉得故事性很强。40年代末，可能是1948年底，在国民党任职的四叔带着几个人回到家里开会；同时在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大哥也带着几个人回家开会。家里人只好把两拨人分别安排在互不知情的两个房间。会后四叔约上西院一位读过书的邻家兄弟匆匆出走。新政后“镇反”，四叔无例外地被判刑劳改，20多年后才回来。家里的三个儿子俱已长大成人。老同学的大哥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撇下娇妻幼儿，出去后再没回来；有传说在外面做了大官，自然也会另有家室。据说70年代某日，一辆小轿车开到东庄村头，一位“大官”模样的人下车询问路人，听说西庄某家的大儿媳和孙子都还好。随之叹了口气，上车掉头走了。此后渺无音讯。此人如在世，今年应是96岁高龄。

我说的这位族叔名叫高长荣，字（号）曜久。我平日称他“曜久叔”，当面称呼“四叔”。曜久叔大约出生于1914年（家谱未标注）。70年代初，有一年春节，我回乡探亲。曜久叔来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知我在西安工作，寒暄之后，曜久叔便说他早年在终南山黄埔军校学习过。那时我的见识受限，并不知道西安有过黄埔军校，没有询问细节。后来我几乎每年春节回去，都会和曜久叔见面。有一次他自带棋具，要和我下棋。我自然不是他老人家的对手，连输两局。后来我过年回去的次数少了，记不清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哪一年。我的感觉，曜久叔还是有点军人气质，不像是农民，不识稼穑。前天电话中，老同学也说，四叔回来啥也不会做。不过他还是活到90岁离世，也算是高寿了。

厚重的历史是由无数个细节构成的。我并不清楚如今各地对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并参加过抗战的旧军人有何新的政策。这些人因抗战胜利后的两军对垒已经受到过处罚，但对他们在民族危亡时的抗战功绩还是应当记上一笔。即使他们已经过世，也应该对他们的后人有个交代。以便让亡灵安息，后人得到慰藉。我这两天在网上搜索，查到黄埔军校16期的全部学员名单，但没有看到曜久叔的名字，可能是校本部的16期名单。如果哪位有心人能查到西安黄埔军校七分校16期学员名单，烦请告知。家乡哪位族亲如果能查到“颍上高化昌”的具体地址，也请把上面这张学员证图片转发给他的后人，留做纪念。高化昌应该是凤台高氏颍上支派宗亲。

我注意到高化昌学员证右下方有四行小字“知廉耻，辩生死，负责任，重气节”，大意是：“知廉耻者，懂得辩明生死是非，负责任，有担当，更看重人格气节。”这四条短语是守则还是信条？我觉得这12个字有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读起来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