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双版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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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傣族世居地,首府景洪市。“西双版纳”系傣语,“西双”是数字“十二”的意思,“版纳”意为一个提供赋税的单位,全词直译为“十二千块稻田”,实际是指十二个可直接纳税的行政区。西双版纳古称勐泐(或傣泐),勐泐先民是古代越人的后代,俗称“泐人”。三国、两晋时期及以前属永昌郡管辖。南北朝时期,西双版纳一带的12个傣族部落“泐西双邦”,号称勐泐国,都于景德,奉天朝为“天王”,接受封赏,据考应为晋之属国。公元8—10世纪,勐泐政权属唐代地方政权“南诏”银生节度管辖。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傣族首领帕雅真统一勐泐,在景洪建立“景龙金殿国”,接受南宋地方政权“大理”管辖,尊宋为“共主”,接受其封号。其后,帕雅真之四子桑凯冷即位时,受宋封赐为“九龙江(澜沧江)王”。元灭宋后,在云南设立行省。勐泐一带为“车里路”,开始实行土司制度。元贞二年(1296年),在车里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封傣王为宣慰使。明隆庆四年(1570年),宣慰使把所管辖地区划分为12个“贺圈”,正式向中央政府纳税,即称“西双版纳”。清朝,西双版纳的土司分贡制度得到延续。民国在土司制度的基础上设立行政总局。1950年西双版纳全境解放。1953年建立傣族自治州。</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从上述沿革情况看,好像西双版纳早已遵从“王化”,一直在汉族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其实不然。真实的历史是,在元朝以前,汉人的所谓“天朝”,并无有一兵一卒在这个横断山脉的南延占过一寸土地;更没有派过一位官员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褶皱末端,宣示过王道之治。但元蒙统治者不一样,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中就有“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的描述。意思是对于宋太祖赵匡胤挥动书案上小玉斧弃之不顾的板图,被元世祖忽必烈的铁骑改乘羊皮筏子渡过金沙江而征服。元朝是第一个派兵占领云南大理國的中原王朝,并且在此建立了新的土司制度,勐泐作为大理的属国,也算正式归于“王化”。但是,元朝同样无法彻底解决“鞭长莫及”的统治难题。这里真正的统治者仍旧是建立于十二世纪的古王国——勐泐国(景龙金殿国)的世袭王权,元朝任命的所谓“宣慰使”,只是给傣王头上加一个“新冠”而已。明清两代延续了元朝的这种制度安排,甚至还想到了要实行“改土归流”(改革土司制度,实行流官制度),但是同样因为鞭长莫及,而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功。天朝还是天朝,傣王还是傣王,泐人还是泐人……即便到了民国,这里虽然名义上实行了“行政总局”制度,但依旧换汤不换药,西双版纳的天和地、权和利仍是傣王的。从1160年到1950年,“勐泐”这个真正的“独立王国”的历史,整整维持了790年之久。中原王权的任何一个朝代,与它相比,都望尘莫及。</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勐泐本是弹丸小國,却能有长达近八百年的历史,跨中原王朝南宋、元、明、清、民国六朝。“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者,竟然不是我们这些所谓天朝上国的子民,却是澜沧江边的“小国寡民”。这种“换位”,不仅让我感受了“冲击”,而且也点燃了浓烈的兴趣。我想,西双版纳古代作为一个“袖珍国度”,地理上远、险、僻、仄,让中原列朝难于对其实施“綑绑式”管理,或不愿为此纤毫之域而“纵鹰放犬”枉耗国力,这确是一条很重要的外在原因。但是,王国内部聪明而有效的制度安排,共适共律的宗教信仰,加之印度洋吹到这里来的独特的适宜农耕的气候条件,更是达成某种“稳定”的内在条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勐泐”国内山丘连绵不绝,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坝子,耕作条件十分优越,物产丰富,能够充分保障实现自给自足。而这些坝子,彼此间又交通不便,联系不畅,相对封闭。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被称作“勐”的制度形态:一个“自然勐”由若干个村寨、街市(曼、嘎)组成共同体,自然勐的首领称为“召勐”,即“一勐之主”。而各个自然勐又都统一在勐泐国王之下,既相对分立,各自为政,又在制度、语言、文化、风俗、经济、宗教上保持一致性。自然勐实际上就是勐泐国的一级行政区,数量为40个左右。国王称“召片领”,实际上是法定的共议制机构“勒司廊”的召集人。勒司廊会向每一个自然勐派常驻代表(称“波朗”),以监督执行勒司廊的各项“成议”。这种制度,由“国”向各“召勐”,直到“曼”,层层相因,延及近千年不变。而各级“波郎”就相当于勐泐国的行政官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勐泐的土地制度,可称为“份地制”,与上述的“召勐波朗”政治制度是相适相宜的。召片领即国王,是大领主、召勐是小领主,拥有土地的支配权。他们把田地分为领主田、薪俸田、村寨公田三部分。领主田是召片领和召勐世袭继承的田地,不调整、不变动;大小波朗都有薪俸田,这类田地不得世袭,随官员的撤换而变化;领主授权曼、嘎头人把公有田分给本村泐人(农民),而农民只要使用田地,就必须向领主交纳赋税、负担劳役,并为领主代耕。如果租种薪俸田,则要给出租的“波朗”交纳两成左右的收成。在勐泐,田地的数量就是官阶和俸禄的标志,也意味着赋税与劳役的分配。领主就这样,利用这种“份地制”管理着各级官员,也把普罗百姓紧紧束缚于土地之上。在风调雨顺,少灾无害的自然条件之下,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之外,勐泐国的宗教也是这种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助力器,或者就是一种结构内部的有机组成。在中原王朝宋代以前,南传上座部佛教就已进入了今天的西双版纳地区。但,当时这里部族林立,外来宗教只是在各种势力夹缝中生存,很难有大的发展。1160年景陇金殿国建立后,在相当长时间里,泐人的原始宗教也与佛教之间存在尖锐对立,这在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变扎贡帕》、《细木过》、《天地万物的来历》及英雄史诗《厘俸》等文献中都有所反映。大约到了15世纪前后,南传佛教才逐步被泐人所容受。这中间有一个“佛教泐人化”的过程,即南传佛教为了在勐泐立足,自觉进行了一场改造:如,不干涉泐人的原始宗教活动,并改变佛教戒律中的一些细节,使之更符合领主的统治需要,等等。佛教泐人化其实同时也是一个泐人佛教化的过程,表现为这里的原始宗教逐渐吸收了佛教元素,当地的伦理、文化、教育也与佛教相结合,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泐人全族入教的信仰体系。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是:南传佛教带来了南亚次大陆的古老文明,使泐人文化有了划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佛教泐人化,适应了勐泐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以及文化风俗。同时,泐人佛教化,也满足了领主的统治需要,在份地制之外又多了一个思想武器,领主用它来束缚臣民,限制、软化臣民的反抗。当然,百姓也会运用南传佛教的积极教义对于领主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因为在南传佛教观念之下,不管领主还是臣民,同样恐惧“来世的惩罚”。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勐泐的历史中,在泐人走向的文明进程中,南传佛教的作用是错综复杂的:领主用它来束缚臣民,臣民也以它为准绳来调整自已对于领主的忠诚度。勐泐得以延续近千年,这种信仰缔造的相互关系,实际是一种社会“软约束”,作用十分巨大。</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那天,我游览了西双版纳的总佛寺及寺旁被称为曼听公园的原傣王御花园。在公园中瞻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身着傣族服装参加傣族泼水节的铜像。在寺院大雄宝殿内礼拜了独特的竹编释迦牟尼佛像。在院落中观览了泰王国僧王颂绿·帕映纳讪旺智护尊者于1993年6月30日来访时,亲手种下的两株贝叶树;以及2005年,斯里兰卡僧王大导师、佛牙大臣、菩提长老等组成的佛教代表团远涉重洋,全程护送而来的圣菩提树。最后站在寺院北门内末代傣王刀世勋先生的灵塔前久久沉默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灵塔上镶嵌着刀世勋年轻时的肖像,这是一帧身着普通傣家衣冠俊美的遗容……刀世勋先生1928年出生于云南车里(今景洪),1944年继任勐泐召片领,成为第四十一代傣王,2017年10月1日,在昆明逝世,享年89岁。</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这个世家,从帕雅真一代枭雄统一勐泐,1160年创建“景龙金殿国”,到力世勋1950年在上学其间“失国”——他一未“逃离”,二未“钻营”,而是坚持读完大学,自主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学者,最后于2017年以中国汉傣语言学家、泰文巴利文专家和新傣语创造者的身份,终结完美人生——凡41代,有国790年。我突发感叹:这是一脉何等聪明的人类基因和一个何等传奇的人类故事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尔山2023年10月27日</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