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正气书局”的短暂春秋—缅怀叔父万鸣盛先生

九如

一九四六年，来自南昌的一些书业同仁，在九江成立“正气书局”。建国后，书业不准私人经营，“正气书局”同仁，改行经营文具，到一九五六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正气书局”就烟消云散。

我的家乡，南昌县广福乡澧湖村。

祖父万洁尘，前清秀才，废科举后曾在南昌致远中学，教授国文。后在乡下开私塾，做童馆先生，养家糊口。48岁时，一富人为母亲做冥寿，请祖父拟寿联。酒席上，客人盛赞秀才先生寿联做得好，纷纷来给先生敬酒，“酩酊一醉，竟尔游仙”（祖父像赞中语）。祖父壮年撇下尚未成年的子女，溘然长逝。

祖父逝世后，父亲、叔父遂辍学，外出学徒谋生。

叔父万鸣盛，祖父幼子，师从南昌书业老板罗芸仙先生。三年出师后，罗先生赏识叔父才干，聘用叔父为其“大东书局”、“扫叶山房”经理。

我母亲为南昌冈上茶园村雷家贫苦农家长女，6岁抱到祖父家给父亲做童养媳。母亲和小叔从小长大，有姐弟之情。母亲常唠叨，叔叔聪明能干，18岁就当上了书店经理。

叔父待人接物，礼贤下士，在南昌时，常和新余人，著名画家，落魄时的傅抱石一起饮酒。

抗战时，逃难到吉安，开办“国风书局”，到泰和开办“维新书店”。回到南昌，恢复“大东书局”。

叔父江西书业界翘楚，有人脉，有人缘。抗战结束后，和一些同仁筹划向书业空白的九江发展。同业中有经营不善的浙江人钱信梅，经营旧书店的南昌人熊大英，还有叔父的师兄闵公庭等。

此时，父亲从逃难地回到南昌乡下，在家坐干（失业了）。家中四口人（母亲，哥哥，姐姐）生活没有着落。于是父亲到南昌城，去找胞弟万鸣盛谋事。

叔父就介绍父亲和他的同仁一道来九江经营书业，

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九江，书业空白，先摆地摊，卖后方出版的图书，生意不错，就租下了九江六角石名医郭寿臣和其长子郭伯涵所居前面的三层，作为店面、宿舍和仓库，以文天祥“正气歌”为名。成立“正气书局”。店名招牌是郭伯涵中医的手笔（其弟同文中学英语教师郭立松，书法也很好，立于学校内的同文中学校训，也是出于郭立松先生手笔）。当时“正气书局”用的信笺和信封上面的字都是叔父的手迹。

“正气书局”就这样一无所有地开张了。货源由叔父从上海中华书局调来。股东有浙江人钱信梅（大股东，独占三股），任“正气书局”经理，叔父的师傅罗芝仙，叔父万鸣盛，在南昌开线装旧书店的熊大英，九江的闵象森，叔叔的师兄闵公庭等，合计共十三股。父亲是靠叔叔的面子，不懂书店业务，进来当账房先生，父亲也斥资有了一股，有了这一股，我的家庭出身就认定为工商业。

共产党来了后，图书不准私人经营，正气书局就改行经营文具。店面搬到大中路，靠近西门口，离西园巷口仅三四个门头。改行后，股东依旧不变，点名怎么叫，不得而知。

我是顽童时，常到店中去拿卖空了文具的盒子。

叔父在南昌也改行经营文具，自己开作坊生产复写纸，墨水。公私合营后成立文具生产合作社，叔父作为资方人员在合作内供职。

叔父常出差，路过九江就下榻在我家。

改行后，一些没有卖完的书籍，分给股东了，哥说，记得家中有《辞海》，《辞源》《资治通鉴》等书籍，九江文联歌词作者姚辉云向哥借走一套线装《资治通鉴》，没有归还。一九五四年九江遭遇百年不遇大洪水，家中被淹，一些书籍都泡了汤。我上初中后，看到家中还有一套线装书，打开看才知道是《资治通鉴》。

“文革”开始，批判吴晗，“三家村”时，父亲把我买的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常识》小册子，和这套《资治通鉴》上交给单位了。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店里的股东作为资方人员成为百货公司各文具商店员工，股东熊大英的胞弟熊大华，依仗兄长的关系，在店中打工，因没有股份，成为工人阶级，到百货公司管理部门任职。

经理钱信梅，成了九江商界或是工商联头面人物。”文革“前，每年国庆节，到甘棠公园广场开庆祝会，钱信梅都要上主席台，当天的《九江日报》还要登载，上主席台检阅游行队伍的领导，钱信梅也名列其中。

”文革“开始，同住环城路莲花池边上一条街，正气书局的股东，钱信梅，熊大英，父亲都在劫难逃，被抄家两次。我家是江西电校的学生来抄没，看到钱信梅家是九江一中我的同班同学中，出身好的来抄没的。当时我想，如果我不是一中在校的66届学生，或许我家也会由一中的学生来抄。

仅以此文缅怀叔父万鸣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