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乡下人

通往奴役之路 作者: F.A.哈耶克 导言 德特马多林世纪之作——F.A.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先生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作品《通往奴役之路》，这并非仅仅意味着他的首都畅销书问世。这部著作不仅很快惊动了经济学界，而且很快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仍然令广泛的阶层感兴趣的辩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哈耶克的个人兴趣。如果说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所同属其中的奥地利学派最初追求的是某种如同一种纯粹的——没有经验因素或历史因素也过得去的——经济理论的东西，那么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似乎想至少部分跳出这一狭窄的框框。他自己在后来也曾这样描述过：“我对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的纯理论》的四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 《通往奴役之路》唤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或者，如同哈耶克后来所说的那样，“它关注一个瞬间，完全针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有着一种想法，以为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某种可憎的东西。于是，我试图对他们说：‘你们和他们一样在走同一条道路’。” 毫无疑问，哈耶克成功地唤醒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左派的眼里，哈耶克很快成为头号敌人。当丘吉尔在1946年的竞选讲演中引用了哈耶克的话以对他的工党对手克莱门特.艾德礼的社会主义国有化计划的危险提出警告的时候，左派利用这一点以图搞坏丘吉尔的名声。艾德礼在他的讲演中始终津津有味地强调哈耶克姓名中的“冯”字称呼，以便把对德国的仇视气氛引向丘吉尔。这对哈耶克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亲英人士，国家社会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是本应不容任何怀疑的，更因为他自己从1934年以来就生活在英国并且已经在那里寻求避难。尽管如此，在英国仍有不少的声音在说这些，哈耶克由此被左派打上了敌手的印记，他把丘吉尔“拖下了水”，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丘吉尔的竞选失败。 尽管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的衰落，但其大部分篇幅却是集中于一种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是对当时现状的总体描述，而且植根于一种主要针对19世纪面貌的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通往奴役之路》这一书名本身就已提示，哈耶克把这一历史发展理解为人们在走下坡路。在此，19世纪前年叶以格拉德斯通、科布登和布赖特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并不构成下坡路所由开始的高台。即使在自由主义的“核心国”英国，反自由主义的思想现在也成了知识分子的信条，这一事实使得1989年在维也纳出生的哈耶克(1938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成为英国公民)感到尤其苦恼。 人们偶尔把《通往奴役之路》的意义与乔治奥威尔1984年的伟大的反极权主义空想相媲美。人们也很容易会拿它同卡尔.波普尔晚于它一年出版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对比。毫无疑问，这些比较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区别之处。哈耶克不像奥威尔所做的那样仅仅专注于细致入微地描述极权主义政权。他在从精神方面剖析极权主义思想传统的过程中不像波普尔那样集中于其明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黑格尔和马克思)。哈耶克在更大程度上把那些以较不极端的、但对于时代精神的主流来说更具代表性的方式维护他们的思想观念的思想家置于中心。哈耶克把一些在今天不知名的19世纪人物——如卡尔.洛贝尔图就归属于其中--归入那种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问世之际把整个欧洲拖入暴力之下的极权主义的先驱者之别。哈耶克所追求的目标很快就一目了然。对于他，这不仅仅事关反击极权主义的残暴行径，因为这种显而易见的残暴形式的极权主义向来会被多数正直者所拒绝。他在更大程度上关心的是，揭露那些来自以为有益无害的观念的、隐蔽着的危险。这些观念远为“容易赢得多数”，但因此也远为危险。只要列举几位“作恶者”，也即弗里德里希诺曼和瓦尔特.腊特瑙，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诺曼虽则一时坚定地主张“自由贸易”，但赞成推行一种社会国家取向性很强的、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他被哈耶克称为典型“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结合体”的代表人物——人们从诺曼的几个创作阶段里完全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蛛丝马迹。腊特瑙到他被谋害为止一直是魏玛共和国左翼自由主义派德意志民主党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他被列为更危险的人物。这位经济管理者的政治荣誉开始于他作为战时经济的组织者(哈耶克给了他一个富有诗意的称谓，即“原始独裁者”)，腊特瑙一方面明显表现出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公司国家及计划经济思想，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同样明显的对自由主义和共和政治的理解力。真正的危险由此就不言而喻了。哈耶克评价道，“他也许通过自己的作品比其他某个人更多地决定了上次战争期间及随后在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而且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工作人员应当在后来成为在执行戈林的四年计划的官员当中的骨干。” 在今天，显得几乎有些嘲弄意味的是，哈耶克由此就恰好被右翼极端分子谋害的腊特瑙断言，“在较为详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腊特瑙有着“一个突出的位置”。但是，哈耶克向他承认，腊特瑙会“不寒而栗而退避三舍，如果他清楚他的极权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 在对腊特瑙的批评中，可以明显看出哈耶克所指的是哪一方面。虽然各种派别在目标一一如民主或独裁、自由或压迫等——的取舍方面，绝对存在着差别，但是一种要有更多计划经济成分的共识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哈耶克把他的书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这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如果基于人道考虑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看与自由主义者同出一辙，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哈耶克甚至把“多数社会主义者”列入为“坚定地”信仰“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的那一类社会主义者。分歧应当在于那些人的手段和方法——它们是集体主义的，是与个人自由不可调和的。集体主义对于哈耶克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的中心特征，在其面前，所有其它特征都黯然失色。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只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事实上，他把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此等同，以至于一些作者(与《通往奴役之路》这一字面意义相反)表达了怀疑，认为“社会主义”概念才是本来的总括概念。也许哈耶克就要唤起这一印象。在许多后来的著作中，他首先把国家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来处理，而不是根据流行的解释按照左右派划分模式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处理。 1979年的一次讲座中，他谈到了一种“‘国家’这一修饰词置于前头的社会主义”。 哈耶克由此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社会主义解释学派，他的解释与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的解释形成了有意识的对照。 这一解释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时甚至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大概是哈罗德.J.拉斯基，他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尤其能够恰当地代表受到哈耶克主要批评的那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当中尤其得到欢迎。按照这一解释，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就像自由主义那样。由此，国家社会主义只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常形式，它出现于资产阶级看到他们的统治受到了过分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威胁从而动用暴力确保他们的统治的时候。 这一学派的理论家们难堪地隐而不谈"国家社会主义"概念，因为它(完全在哈耶克的解释意义上)明显包含了"社会主义"属性，是独特的。人们取而代之以"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尽管在意大利的(更不说是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试图基于他们(自称)由自己所代表的占有关系而解释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必须容忍哈耶克所明确提出的问题：难道没有一种根据个人自由和通过正确选择经济秩序来维护个人自由这种衡量标准所进行的归类更适合那些也为左派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理想”？ 哈耶克的假设本身多么合乎逻辑和有说服力，它们就多么能够适合于对那些误以为完全与自由主义信念一致的"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挑衅--如果说不是甚至激怒他们的话。本书毕竟由此包含了某种把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这种等同处理，这是显而易见的。早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巴巴拉.伍顿以她独特的名为《计划下的自由》的著作成为第一个与哈耶克的著作唱对台戏的人。并非只是这一点表明了哈耶克以其反集体主义的时代批判触痛了时代精神。在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不久，哈耶克成为享有威望的不列颠学会的会员。 后来，学会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哈耶克永远也成不了这一机构的会员，如果这部著作早在7月而不是在9月(也就是说在选举之前)问世。 然而，哈耶克详尽地论证了他的这些论点，这些论点的最初效应如同一些令人不能置信的告密状所产生的效应。一即使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在不久后诉诸最初违心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想一如既往地实现他的有关一种值得期望的经济秩序的思想。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那种经济自由”，“过去就绝不会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对于尽管那种自由主义秩序明显忧于那些竞争性的集体主义制度，人们为什么仍然离弃了该秩序这一问题，哈耶克的经济解释是否还有效？尽管这一问题高度重要，哈耶克的解释相当模糊并且停留于单纯的简略暗示。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通往奴役之路》不是科学论文，而是作为一部通俗性著作来构思的。哈耶克的解释的出发点是，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会给自由主义带来灾难。它具有简直是“自我毁灭”的性质，“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觉，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的处境的信念，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哈耶克在这里所描述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他后来称之为“构成主义”的东西，也就是受到有意识的塑造能力之影响的东西。这一 态势得到了强化，因为“由于这些已实现的东西……，人们显然不大愿意满足于容忍尚 存的、现在似乎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弊端”。其后果是：“所实现的被看作一种保险 的和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是一劳永逸地获得的。人们只是还对新的 权利要求感兴趣，遵循旧的原则似乎妨碍了这些新的权利要求的迅速满足。” 这听起来非常摩登。即使在现在，虽然“社会”福利国家还没有突变为极权主义国 家(在这里，哈耶克也许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公民们来说，它已成为一种束缚人的和 在财政上不堪重负的负担，因此，这一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的批评有着巨大的意义。 在(通往奴役之路)最初被左派成功地唾弃以后，最终成为80年代最强有力地启发英国的 政策重返市场经济原则的那样一部著作，这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其它国家，如在美国， 哈耶克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反思的精神领袖。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他获得了19 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9年苏联帝国社会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在他的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 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和"哈耶克协会"。 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镇山之主了。 序言 （本章字数：2232 更新时间：2007-3-28 2:09:00） 当一位社会事务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清楚地在 此加以说明。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 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 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 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价值是什么。 然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加以补充。尽管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但我像任何人一样 可以肯定，书中所申明的信念，并非取决于我的个人利益。为什么似乎如我所愿的那种 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会比给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好处更大，我无法找出任何 理由。其实，我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同事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所反 对的那种社会里，我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然，前提是我得让自己接受他们的观 点。我觉得同样肯定的是，我之所以反对这些观点，不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伴我成长的那 些观点：既然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坚持的观点，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使我将经济学研究作 为职业。对那些依据流行的时尚在每一个政治主张的申明中寻找利益动机的人来说，或 许可以容我附带说一声，我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它必定要冒犯许 多我希望与之和睦共处的人们：它也迫 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 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 假如我不顾这些，而把这部书的写作当成我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现时代 有关未来经济政策问题讨论中的不寻常的和严重的情况所致，这些情况几乎尚未为公众 充分地意识到。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 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 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 以将忧虑缄藏于心；当前的种种趋势必然在许多人心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 开表达它们罢了--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会乐于把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论，留给那 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最初曾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概述过，这篇文章发表 于《当代评论》1938年第4期；后来，它被增订重印成为H.D.吉迪恩斯教授为芝加哥大学 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1939年)之一。承蒙上述两种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人的 慨允，使我得以引用原文某些段落，在此我谨表 谢忱。 1943年12月 于剑桥伦敦经济学院 引言 （本章字数：6117 更新时间：2007-3-28 2:09:00）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 ——阿克顿勋爵 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 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 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的境域，而我们又难能瞥见前途是什么样 子。假如我们能够运用来自先前见闻的全部知识，把同样的事件重新经历一番，情况就 会不相同了。对我们来说，事情将会显得多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少注重的变化将会显 得多么重要，而且往往是多么令人惊讶啊！人们从未有过这种经验，而且对历史必然遵 循的法则毫无所知，也许是一件幸事。 然而，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会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 们才能在某种程序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人们无须成为一位预言家， 才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 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以下文字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相当近似于重新经历了一个相同时期——至 少也是对一种颇为相似的思想演变过程的再观察。虽然这是一种人们不可能在一个国家 获得的经验，但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通过长期轮流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获得。尽管在绝大 多数文明国家中思潮所爱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它们不一定在相同时间或以 相同速度发生作用。因此，通过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人们有时可以再次观察 到类似的精神发展阶段。那时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灵敏。当人们再次听到他在20年或 25年前首次接触到的主张或方策时，它们就有了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明确趋势的征兆。 它们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不是必然地、至少也是可能地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现在，有必要说出这句逆耳的真言，即我们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确实，这种危 险并非就在眼前，而且这个国家的形势与近年来德国所出现的形势尚相距甚远，以致人 们很难相信我们正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然而，这条道路虽然漫长，但却是一条愈往前 走就愈难回返的道路。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 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这个国家并非与希特勒德国，也就是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德国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 研究思潮的人们很难对此视而不见，即在上一次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德国思潮与目前这个 国家的思潮之间存在着并非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性。现今，在这个国家中肯定存在着同样 的决断，要把出于防卫目的而建立的国家体制保留下来用于创造。这里，也有着对19世 纪自由主义的同样蔑视、同样的伪“现实主义”乃至犬儒主义，对“不可避免的趋势” 同样的宿命论的接受。而且，在我们那些最吵吵闹闹的改革家竭力要我们接受的教训中， 十有八九是德国人从上次战争中得出并且助长了纳粹制度产生的那些教训。在本书的进 程中，我们将有机会表明，尚有一大批其它问题，在15年至25年间，使我们看起来会重 蹈德国的覆辙。尽管人们不喜欢回想，但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被进步人士普遍奉为 仿效的榜样，正如近年来瑞典已成为进步人士众目所瞩的典范之国一样，这并没过多少 年。那些追忆得更久远的人们都知道，至少对上一次战争之前的那一代人，德国思想与 德国实践对这个国家的理想和政策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作者的成年生活大约有一半时间是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度过的，与德国精神生活有着 密切的接触；另一半时间则是在美国和英国度过的。在这12年中，这个国家现已成为他 的家乡；他在此期间日益相信，在德国摧毁了自由的力量，至少有些也在这里作祟，而 且这种危险的特征和根源，可能比在德国更少为人认识到。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 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在这个国家被尊奉为楷模的 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 那些势力。而我们要避免相同命运的机遇，有赖于我们能否正视危险而且准备修正那怕 最为我们所珍视的希望和抱负，一旦他们被证明是危险的根源的话。不过现在还很难看 出来，我们有向自己承认可能犯了错误的精神勇气。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 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 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 广泛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 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 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 对不同国家中各种发展的一切类比当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我的论证主要不是以这些 类比为基础的。我也并不认为这些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不可避免的话，写这本 书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人们能及时认识自己的努力会引起的后果的话，他们就能防止这 些发展。不过直到最近，使他们看到这种危险的任何尝试还很少有希望获得成功。然而， 对整个问题更充分地加以讨论的时机现在似乎成熟了。不仅现在问题已更广泛地为人们 认识到，而且还有种种特殊的理由，使我们在此关头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提出这种意见针锋相对问题的时候。但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 不是一个党派问题，我们正讨论的问题也与政党之间争论的问题没什么关系。某些集团 可能比另外一些集团较少地需要社会主义，某些集团需要社会主义是出于某一集团的利 益，而另外一些集团则是出于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些对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重要 之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家中，他们 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强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髦的话， 这仅仅是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须要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大 多数人试图做的也不过是按照某一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改变这个运动的方向而已。 正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希望，我们才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没有什么客观事实使 它不可避免。我们在后文中必须提到所谓“计划”的不可避免性，主要的问题是这个运 动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如果那些现在由于他们的深信不疑而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不可抗 拒冲力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迄今只有少数人所忧虑的事情，那他们就可能会因为恐惧而 退缩，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这么多善良的人去进行的那种追求吗？我们这一代人的 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 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 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 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使我们在此时应当认真地努力理解那些已创造了民族社 会主义的力量：这将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敌人和我们之间重大悠关的争论。不可否认的 是，迄今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明确理想还很少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根据自已的观 念塑造我们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很有份量，但还不够。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 之一，这种宣传不仅采取了喧嚣的形式，而且更采取了阴险的形式。对这种敌人，仅仅 认识这一点还不足以使我们具有抵抗他们所需的坚定信念。当我们必须在敌人所控制的 国家或其它地方反对这种宣传时，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便更不够了，在那些地方，这种宣 传后果不会随着轴心国的失败而消失。如果我们要向别人表明，我们正为之奋斗的东西 值得他们支持的话，仅仅认识这一点是不够的；要它引导我们建立一个能避免旧世界所 曾遭到的那种危险的新世界，也是不够的。 英国在战前同独裁者打交道时，同他们的宣传努力和战争目标的讨论一样，表现出 目标内在的不可靠性和不明确性，这种情况只能用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和他们与敌人之间 各种不同之处的性质认识上的混乱来解释。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被迷惑， 是因为我们拒不相信敌人在表白我们所共有的某些信念时是真诚的，也同样因为我们相 信他的某些其它主张是真心实意的。左翼各政党不是和右翼各政党一样，由于相信民族 社会主义党是为资本家服务并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上当受骗吗？希特勒体制中有 多少特点，不曾从那些最出人意料的方面推荐给我们模仿，而不了解它们是那个体制中 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与我们希望维持的自由社会不相容呢？在战前和战争爆发以来， 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而酿成错误的数量是惊人的。好像我们不想去了解那 些产生了极权主义发展似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毁掉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爱的 幻想。 在没有了解现在支配德国人那些观念的特征和成长之前，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是永远 不会成功的。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即德国人本身生来就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脚 的，对那些坚持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它污辱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英国恩想 家，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德国思想中最好的，而且不只是最好的东西。 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当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 时，他从两个德国人——歌德和威廉·冯·洪堡——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别人都多；它也 忘记了这个事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先驱托马斯·卡莱尔和豪斯顿· 斯图尔特·张伯伦，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对那些采用了德国种族主义中 最恶劣的特点借以维持自己的看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的粗陋形式也是一种耻辱。问题 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从先天方面看他们或许不比其它民族坏；问题在于确 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 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再说，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 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恐怕 这种态度常常不过是一种逃避主义，其原因在于不愿意认识那些并不限于德国的倾向， 也在于不愿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放弃那些从德国接受过来的信念，即我们现在仍和德 国人过去那样沉迷于其中的那些信念。仅仅由于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才导致了纳粹体制， 这个说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口实，把不是产生那种邪恶的制度强加于我们头上，因而，它 是加倍危险的。 本书将要提出的对德国和意大利发展的解释，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以及来自这些国 家的大多数流亡者所作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但是，如果本书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它也 就会说明，一个像大多数流亡者和英美报纸的国外记者那样特有现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 点的人，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从正确的角度来观察那些事件。将民族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 在社会主义进展下其特权和私利受到威胁的人们所推行的一种反动，这个肤浅而又使人 误解的看法，很自然地受到所有这样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虽然曾在那导致民族社会主义 的思想运动中活跃一时，但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却中止了活动，并且因此和纳粹发生 了冲突，被迫离开了本国。但是，就人数而论他们是仅有的重要的纳粹反对派这一事实， 只不过说明了，在广义上看，所有德国人几乎都成为社会主义者，而旧有涵义所指的自 由主义已为社会主义所排斥。像我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右翼” 和“左翼”现存的冲突，是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常常发生的那种冲突。但是，如果 这个解释没错的话，那就意味着许多仍然坚持他们信念的流亡社会主义者，现在虽然怀 有最善良的愿望，却正在帮助其寄居的国家走上德国所走过的道路。 我知道，我的许多英国朋友有时会在偶然听到德国流亡者表达出来的半法西斯主义 观点时感到震惊，而这些流亡者真诚的社会主义信仰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虽然这些英 国观察家将这归咎于他们是德国人的缘故，正确的解释则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 们的经验已把他们带到远远超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已达到的各个阶段。当然，德 国社会主义者在本国曾从普鲁士传统的某些特征中得到极大的支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 主义之间的渊源，为德国双方都引以为荣，这更加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观点。但是如果相 信产生极权主义的是一种德国特有的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因素，那就错了。民族社会主 义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社会主义观点的流行，而不是由于德国与意大利和俄国所共有的 普鲁士主义——同时，民族社会主义是从群众中兴起，而不是从深受普鲁士传统熏陶并 深受其惠的各阶级中兴起的。 第一章　被离弃的道路 （本章字数：9760 更新时间：2007-3-28 2:09:00） 一个纲领，其基本命题是，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己在这一代人中失败，而 是尚未经受考验。 ——F·D·罗斯福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们预料 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 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已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 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 希望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 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 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 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 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 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半个世纪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 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样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 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 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 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 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在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 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的斗争， 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欧洲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 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中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 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 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 现在，要不把德国和意大利或俄国看作不同的世界，而把它们看作我们所共享思想 发展的结果，还是有些困难的；至少就我们的敌人而言，将他们看作与我们完全不同， 在他们那里发生的事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是比较心安理得了。然而，这些国家在极权 主义体制兴起以前的那些年的历史所表现的特征，几乎没有我们不熟悉的。外在冲突是 欧洲思想转变的后果，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别的国家进展得更快，以致于使它们与我们 的理想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我们自身并未置身于这种转变之外。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使世界形成现在的状况，虽则人们预见不到后果，而 且事实中又没有任何自发变化迫使我们这样与我们的思想相适应，这一点对英国人来说 特别难以理解，正是因为在这种发展中英国人落后于欧洲大多数民族的缘故，这对他们 倒是件幸事。我们仍然把现在正引导人们和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引导人们的各种理想看作 仅能在未来实现的理想，我们也没意识到，近25年中在多大程度上它们不仅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直到最近，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为那种被含糊地称为19世纪的观念或 自由放任的原则所支配。与其它各国相比，并从那些急于加速变革的人们的观点看，这 种信念或许有些道理。但是，尽管直到1931年这个国家只是徐徐地遵循其它国家引导的 道路，即使在那时，我们已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只有那些记忆能溯及上次战争之前 那个年头的人，才能了解自由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里的人民仍很少觉察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发生在上一代人中变化的程度之 巨大，而是它们意味着我们观念和社会秩序演变方向完全改变这一事实。至少在极权主 义的魔影变成真正威胁之前的25年中，我们己经日益偏离了作为欧洲文明基础的基本观 念。我们怀着如此崇高的希望和雄心走进的这个运动，居然使我们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 威胁，这对仍然不愿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当前的这一代人来说，不管是一次深深 的震动。然而，这一发展仅仅证实了我们仍然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之父辈的警告。我们 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 治的自由。尽管我们受到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这些伟大的19世纪思想家的警告， 即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但我们仍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而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一 种新的奴役形式在我们面前兴起，而我们却把这种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我们很难想 到这两件事情可能联系在一起。 现代的社会主义趋向，不仅对不久的过去，而且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过程意味着 多么鲜明的决裂，如果不仅以19世纪为背景，而且以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就显然很 清楚了。我们正在迅速放弃的不仅是科布登和布赖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甚至洛克和 弥尔顿的观点，而且是在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 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不仅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连我们从伊拉斯谟和蒙 田，从西塞罗和塔西伦、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那里继承来的基本的个人主义，都在逐渐 被放弃。 纳粹领袖把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一次反文艺复兴运动，可能不由自主地说了真 话。它是毁灭现代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建立的尤其是个人主义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已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所说的与 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与这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 在本书的进程中，我们才能逐步搞清这两种对立原则之间的不同。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 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 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 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 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Freedom”和“liberty”这些字眼儿 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使用它们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费踌躇。宽容或 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那个时期整个过程中部处于 上升状态，只是在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 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逐渐转变成另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人至少 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和商业的发 展密切相关的。新的人生观随着商业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传到西部和北部，通过法 国和德国西南部传到低地国家和不列颠诸岛，坚实地扎根于没有受到专制政治势力压抑 的地方。在低地国家和不列颠，它长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第一次有机会自由生长， 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而正是从那里，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它再次以 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开始传到西方和东方，传到新大陆，传到欧洲大陆的中部，在那里， 毁灭性的战争和政治上的压迫严重地压制了类似发展较早的开端。 在近代欧洲历史的整个时期中，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使个人从他从事日常活动时 束缚他的那些习惯和成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至于自觉地认识到个人的自发的和不受拘 束的努力能够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复杂秩序，则只有在这种发展已有某些进展之后才能 达到。随后到来的拥护经济自由的有系统的论证，乃是经济活动自由发展的结果，而这 又是政治自由的一种无计划的和预见不到的副产品。 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它随着个人自由从意大利向 英国和更远的地方进军。人类早期的创造能力并不很差，通过工业技术还处于停滞状态 时的许多高度机巧的玩具和其它机械装置，以及那些还没受到限制性管制的工业，如矿 业和钟表业的发展，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 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 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干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 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只是在工业自由打开了自由使用新知识的道路以后，只是 在凡是能找别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以后，而且这种支持还必须是来自不 是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并在过去150年中改变了世界的面 貌。 如常有的情况那样，对我们文明的性质，敌人往往比多数朋友看得更睛楚：像19世 纪的极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所描述的那样：“西方的长年痼疾，个体对种属的反抗”， 实际上是构建我们文明的力量。19世纪对前一世纪的个人主义的增益，仅仅是使所有阶 级都意识到自由，把偶然地和拼凑地成长起来的东西加以系统和连续的发展，并将其从 英国和荷兰传播到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 这种发展的结果超出所有预料。无论何处，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 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虽然标准的提高不久便导致发现社会的最阴暗的污点， 而人们不再愿意容忍这些污点，但是或许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从普遍进步中获得显著的好 处。对于这种惊人的进步，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的话，那就不会是持平之论， 这个标准本身就是这种进步的结果，而现在又使许多缺陷显现出来了。要评价这种进步 对那些参与其事的人的意义所在，我们必须得用它开始时人们所抱的希望和心愿去衡量； 无疑，它的成功超过了人们最狂热的梦想，到20世纪初西方的劳动者所达到的物质舒适、 安定和个人独立的程度，在100年以前似乎是很少可能的。 这一成就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最有意义和最深远的影响，是一种对控制他们自己命 运力量的新感觉，是那种对于改善自己命运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心，这些都是已经取得成 就在人们中间创造的。随着成功也就发展出雄心——而人们是具有一切权利怀有勃勃雄 心的。曾经激励人心的承诺似乎不再足够了，进步的速度太迟缓了；过去曾使这一进展 成为可能的那些原则，现在则被视力阻止更快进展的障碍，迫切需要消除掉，而不把它 视为保持和发展已经取得成就的条件了。 ※ ※ ※ 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 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 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 使竞争能尽可能地有益进行的体制，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 殊。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单纯从某种经验主义出发 的顽固态度，而尤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无数的利害关系都能指出某种措施，这会给某些人带来直接的和明显的利益，而它们造 成的损害却是远为间接的，而且很难看得到，对于这些利害关系，只有某种一成不变的 规则才行之有效。况且既然有利于工业自由的有力假定己经毫无疑间地建立了起来，将 其当作毫无例外规则的诱惑力，总是强大得让人无法抗拒。 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学说的众多推广者们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一旦他们的阵地 在某些点被突破，就几乎不可避免地立刻全线崩溃。一个以逐渐改善自由社会制度结构 为目标的政策，其不可避免的缓慢进展也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阵地。这种进展依赖于我们 逐步增进对社会力量和最有利于这种力量的适宜的方式起作用条件的理解。由于我们的 任务是在于帮助并在必要时补充这些力量的作用，至关重要的前提是要先了解它们。自 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 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任何有见识者都不应该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即表达了19世纪经济政策原则的那些粗 陋的规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们尚有许多东西要了解，而且在我们己经走的道路上， 仍有极大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只有我们越来越能够对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力量从精神上加 以掌握，这种进步才得以实现。有许多明显的任务，如我们对货币制度的管理，垄断的 防止和控制，以及其它方面更大量的虽不如此显著但也同样重要的任务有待于着手，在 这些方面各国政府无疑都掌握着为善为恶的巨大权力；有各种理由可以这样希望：只要 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终将能够成功地动用这些权力。 虽则导致一般称为“积极”行动的进展必然是缓慢的，而且虽则为了及时的改善， 自由主义心得主要凭借于自由所带来的财富的逐渐增长，但是它仍必须经常抵抗威胁这 个进展的种种建议。由于自由主义对于某一个人不可能提供多于共同进步中的一份，结 果它便被看成是一种“消极”的信条。这种进步越来越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不再被 认为是自由政策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的衰退，正是它的成功所造成的。 由于已经取得成功，人们己经越来越不能容忍还存在着的缺点，这些缺点现在看来是不 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了。 ※ ※ ※ 由于对自由主义政策的迟缓进展日益不能忍耐，由于对那些利用自由主义的用语为 反社会特权辩护的人的正当愤懑，以及由于已经取得的物质进步而被认为似乎是有根据 无限度的雄心，结果到世纪之交时，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信仰，愈来愈被人放弃。已 经取得的成就，被视为永保无虞、万无一失的财产。人们的目光专注于新的需求，这些 需求的迅速满足，似乎由于墨守旧的原则而受到阻碍。要继续前进，就不能期望因循那 条使往昔的进步得以可能的总的框架中的老路，而只能完全改造社会，这一点已越来越 广泛地为人所接受。问题不再是补充和改进现存机制，而是要完全打碎并更换它。而且 由于新一代的希望完全集中到全新的东西上，对现存社会职能的关注和了解迅速下降； 而对于自由体制的运转方式了解的衰落，我们对依赖于自由体制存在事物的理解也减少 了。 这里不是讨论这种看法的改变如何受到以下因素促进的地方：即由于专注于技术问 题所产生的思维习惯不如批判地就转变到社会问题上去，而这种思维习惯是自然科学家 和工程师的思维习惯；以及这些思维习惯是如何同时企图否定与它们的偏见不合的已往 的社会研究的成果，而把一些组织的理想强加给不适宜它们的领域中去。我们在这里所 要表明的一切，不过是我们的社会态度转变得多么彻底，尽管这种转变是渐渐地而且是 几乎觉察不到地一步一步地进行的。在变化过程的每个阶段，那些似乎只在程度上有所 不同的东西，已经以其日积月累的影响，造成了旧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相目前研究社 会问题的方法之间根本的分歧。这种变化对我们叙述过的那种趋势，最终形成一个彻底 的逆转，完全放弃了曾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统。 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 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 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审慎选择的目标，以此取代那些非人 化的无以名状的市场机制。说明这种分歧的最好例子莫过于一本受到广泛赞扬的著作所 采取的极端立场，有关这本书中所谓“为自由而计划”的纲领，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提 到。 (卡尔·曼海毋博士写道：)我们从来不必建立和指导整个自然体系，就像我们今天 迫不得已对社会所做的那样，······人类越来越倾向于调节全部社会生活，尽管 从来不曾打算创造一个第二自然。 ※ ※ ※ 这种思想倾向的转变与思想在空间传播的转向之间的一致性，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200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 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时起，它开始退 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 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 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世界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 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 进的“组织”或“计划” ，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尽管绝大部分的新思想，尤其 是社会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但正是在德国它们得到完善，并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和 20世纪的最初25年，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现在，人们常常忽略了，德国在这一时期社会 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的发展中起了多么巨大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 严重问题以前的那一代，德国国会中已有一个很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在不久以前， 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以致于今天俄国人的讨论， 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德国人中止的地方进行的；绝大部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尚未意识到， 他们才开始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德国社会主义者很早以前已彻底讨论过了。 德国恩想家在这个时期对整个世界在思想上产生的影响，不仅得力于德国的伟大物 质进步，甚至更得力于这100年中，德国再度成为共同的欧洲文明的主要的甚至是领导的 成员时，德国思想家和科学家所赢得的非凡声誉。但是不久，它就转而支持那些从德国 向外传播的与那种文明的基础对立的思想了。德国人自己——至少是他们当中传播这些 思想的那些人——是充分了解这种冲突的：对他们来说，从前便是欧洲文明的共同遗产 的东西，在纳粹之前便已成为“西方的”文明——这里“西方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指亚 洲以西，而是指莱因河以西。在此意义上“西方的”就是指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 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与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对和平的热爱。 但是，尽管数目不断增长的德国人对于那些“浅薄的”西方理想掩饰不住轻蔑，或 许正因为这一点，西方的人民仍不断输入德国思想，并被诱骗得相信他们自己以前的信 念，只不过是把自私的利益合理化，自由贸易是为了促进英国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学说， 而且英国人赋予世界的政治理想已陈旧不堪，成为一件可耻的东西。 第二章　伟大的乌托邦 （本章字数：6015 更新时间：2007-3-28 2:09:00）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 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 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同一个 社会主义，不仅在早先被公认为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从一开始便十分公开地 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却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遍的认可。现在难能有 人还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 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 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 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之处，社会主义 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自由思想，在他们看来是19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而 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 “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只是在1848年革命前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才开始与自由力量联系起 来。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用了很长时间，才改变了做法并消除了其先驱所引起的疑 虑。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 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在1848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 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 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 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1)为了 减少这些疑虑，并将一切政治动因中最强烈的动因——渴求自由为己所用，社会主义开 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社会主义的来临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 仅仅是第一步。 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的微 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 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 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是 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 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匮 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1）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种新自 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 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蔷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 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 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会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 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虽然这个词为两个集团在不同意义上加 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更少有人自问，所允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 在一起。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己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对 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 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勿庸置疑，对更多自由的 允诺使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他们受到蒙蔽不能看到社 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并常常使社会主义者得以僭用旧有的自 由党派的名字。社会主义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因而， 他们不能接受社会主义会导致自由的对立面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 ※ ※ 然而，近些年来，对社会主义无法预料后果的旧有恐惧，再一次从意料不到的方方 面面表露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待迥异，但对“法西 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个国家 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 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即使共 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 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 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 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 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 社会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伊斯门先生的例子或许是最显著的，然而他绝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对俄国的实验 表示同情却作出类似结论的观察家。早在几午前，在俄国住了12年的美国记者W·H·张 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总结成这种 说法：“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 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 属于乌托邦世界。”同样，一位英国作者F·A·沃伊特先生，以对外记者的身份对欧洲 的发展进行了多年详密的观察，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 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而沃尔特· 李普曼博士也已获得这种信念： 我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正从经验中懂得，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 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 肯定放并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 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 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 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的 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彼得·德鲁克先生写道：)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济， 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 济的、不自由不平寺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 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让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 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让实是一种幻想。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 利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并不 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 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 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 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 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 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 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 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 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 指望使他们信服。共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 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听信了虚伪的预言 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为了使这一点不至遭到受来自任何一方官方宣传误导的人的怀疑，让我再来引用一 位不应受到怀疑的权威人士的叙述。在一篇冠以“自由主义的再发现”这一有意义的标 题的文章中，德国宗教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爱德华·海曼写道： 卡特勒主义者称自巳既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可怕的真相是， 在诸如此类的声称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真实——当然，这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但无论如 何足以构成这种荒谬歪曲的基础。卡特勒主义甚至于还声称扮演了基督教保护者的角色， 而可怕的真相是，即使这种严重的歪曲也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有一个事实却十分清 晰地从弥天大雾中凸现出来：卡特勒从来不曾声称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主 义具有成为最为卡特勒所痛恨的学说的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仇恨之所以几乎没有 机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上台之时，自由主义在德国实际上已无声无 息。而消灭它的正是社会主义。 ※ ※ ※ 对许多就近观察过从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的人来说，这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 变得日益明显了，而在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自由可以结合。毫无 疑问，这里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 纲领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毁灭的话，他们是会回头的。这个问题仍然几乎未被看出，最 不可调和的各种理想仍然相安无事，以致我们仍然能听到诸如“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 这类词语矛盾的说法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如果这是使我们趋向一个新世界的精神状 况的话，那么当务之急莫过于我们应当认真地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这种演变的真 实意义。尽管我们的结论只不过证实了别人已经表达过的恐惧，但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社 会生活转变的主要方面加以相当充分的考察的话，就不会看出不能将这种发展视为偶然 的原因了。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 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 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本章字数：8464 更新时间：2007-3-28 2:09:00） 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 ——埃利·阿列维 在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障碍尚须克服。必须澄清一种混乱，使我们 不知不觉地陷入谁都不愿遭遇的光景的，正是这种混乱。 这种混乱指的正是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它可能意味着，而且常常被用来说明的，仅 仅是社会正义、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保障等理想，这些理想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 是它也意味着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希望达到这些目标的特别的方法，以及许多有能力的人 视为为了充分而迅速地实现那些目标的唯一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 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 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 有许多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们关心的只是第一个意义，热烈地信仰社会主 义的终极目标，但他们既不关心也不理解这些目标何以才能实现，他们确信的仅仅是这 些目标一定会实现，无论其代价如何。但对几乎所有那些把社会主义不仅当做一个希望 也当做实际政治中的一个目标的人来说，现代社会主义特有的方法与目标本身同样重要。 另一方面，许多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重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的人们，由于看到社会主义 者所倡导的方法对其它价值的危害，而拒绝支持社会主义。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 在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有关手段而不是有关目标的争论——尽管社会主义的不同目标能否 同时实现这个问题也被提到。 这已足以造成混乱了。而这种混乱，又由于通常的习惯否定那些反对其手段的人会 重视其目标而进一步增大。但这还不是全部。使这种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事实，即作 为社会主义改造首要工具的同一种手段“经济计划”，也可以用于许多其它目的。我们 如果想使收入的分配符合流行的社会正义观念，就必须对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管理。因而， 所有要求以“为使用而生产”代替为利润而生产的那些人，都需要“计划”。但是，如 果收入的分配以一种在我们看来违背正义的方式进行调节的话，这样的计划就同样是不 可或缺的了。世界上的好东西大部分应归于某个高贵的种族，如北欧日耳曼人，还是应 归于某一党派的成员或一个贵族阶级，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的方法，是和那些能确保一种 平均分配的方法相同的。 用社会主义一词说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标，把一个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一个终极理想 的名词用于一种特定的方法，或许是不公平的。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 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尽管对大多 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种集体主义能代表社会主义，然而，必须时常牢记的是，社 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 而没涉及社会主义者运用这些方法想要达到的特定目标；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 后果，都源于集体主义的方法，而与这些方法所运用于的目标没有关系。同样绝不可忘 记的是，社会主义不仅是集体主义或”计划”中最最重要的一种，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劝 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再一次屈从对经济生活的管辖，而这种管辖他们曾推翻过， 因为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使政府处于“为了维持自身，他们有责任实行压迫和专制” 的地位。 ※ ※ ※ 即使我们同意用集体主义一词总括所有类型的“计划经济”，而不管计划的目标是 什么，那么由共同政治术语的模糊性所引起的困难，仍然没有解决。如果我们澄清我们 指的是实现任何既定的分配理想必不可少的那种计划的话，这个词的意义就会稍加明确 些。但是，集中的计划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个词含义的模糊性， 因此，在我们讨论它的后果之前，应该必须就其精确意义达成一致。 “计划”受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应归于这个事实，即每个人当然都希望我们应当尽 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并在这样做时，应该尽量运用我们所能获得的预见。在此意义上， 每一个人只要不是彻底的宿命论者，就是一个计划者，每一个政治行为都是(或应当是) 有计划的行为，而只有好的和坏的、聪明而有远见和愚蠢而短视的计划之分。一个以研 究人们实际怎样做和人们如何计划他们的事务为全部己任的经济学家，是最不可能反对 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计划的人。但是，我们当中热衷于一个有计划社会的人们，现在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也不仅仅在这个意义——即如果我们想要收入或财富的分配合乎某 种特定的标准的话，我们就必须得计划——上使用这个词。在现代计划者看来，出于他 们的动机，仅仅设计一个永久的合理框架，在其中个人根据他们个人计划指导他们的各 种活动，这是不够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自由主义计划就是毫无计划——而且实际上它 也不是一个为满足关于谁应该有什么个别观点而设计的计划。我们的计划者所要求的是 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该“有意识地加以 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 因此，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在各种可 能的社会组织之间明智地选择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 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它是有关这么做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的争论。问题在于，出于 这个目的，强制力量的控制者是否应该将自己限制于笼统地创造条件，以便最充分地发 挥每个人的知识和创造力，使他们能成功地做出计划，或者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我们 是否必须根据某些有意识构造的“蓝图”对我们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各 派社会主义者都把计划一词用于后一种类型的计划，而现在这个词通常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被人接受。虽然这意味着说，这是处理我们事务的唯一合理的方法，但却未证实这 一点。它仍然是计划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 ※ ※ ※ 重要的是不要把对这种计划的反对意见与教条的自由放任态度混淆起来。自由主义 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 态放任自流。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 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 心想出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它也不否认，在不可 能创造出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我们就必须采用其它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然 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它将竞争视作优越的， 这不仅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 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确实，赞成竞争的主要论 点之一，就是它免除了对“有意识的社会控制”的需要，而且，它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 去决定某种职业是否足以补偿与其相关的不利和风险。 成功地将竞争用作社会组织的原则，就排除了对经济生活的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干预， 但它承认有时会有助于其运作的其它形式的强制性干预，甚至还必需某种形式的政府行 为。但是，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些消极的要求，强调强制不能行使的地方，还是有充分理 由的。首先，市场上各方必须应该自由地按照他们能找到交易伙伴的价格进行买卖，任 何人必须应该自由地生产、出售和买迸任何有可能生产和出售的东西。进入各种贸易的 通道也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法律必须不能容忍任何个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秘的力量限制这些通道。任何控制某些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企图，都会使竞争失去它有效地协调个人努力的力量，因为这时价格的变化不再显示客观条件的全部有关变化，也不再对个人的行动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南。但是，对于那些仅仅限制已获允许的生产方法的措施，只要这些限制对所有潜在的生产者同样发生影响，而且不被用作一种间接地控制价格和数量的方法，这个原则就不一定适用了。尽管所有这些对方法或产品的控制都造成极大的代价，即使生产一定的产品需要更多的资源，但这么做还是很值得的。禁止使用有毒的物质或对其使用加以预防，限制工作时间或规定某种卫生设施，这些与维持竞争完全相容。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所得利益是否大于所造成的代价。维持竞争也并非与广泛的社会服务制度不相容——只要这种服务的组织所采取的方法不至于在很大范围内使竞争失效。 遗憾的是，尽管不难解释，过去对于使竞争制度成功运行的积极条件，较之那些消极条件受到的注意少得多。要使竞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适当地组织某些编制，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它们之中有些是私人企业从来不能充分提供的——而且它尤其依赖于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既维护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法律仅仅承认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是根本不够的，它更有赖于对适用于不同事物的财产权的明确限定。对使竞争制度有效运行的种种形态法律制度的系统究，已经令人痛心地遭到忽视；人们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论点，说明这方面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在公司法和专利法方面，不仅使竞争远较可能运行的糟糕，而且甚至已经到在许多多领域摧毁竞争的地步。 最后，无疑在有些领域中，没有什么法律措施足以创造行使竞争和私有财产的制度所依赖的主要条件，也就是，所有者从其财产所提供的一切有益的服务得到好处，而负担使用其财产对别人造成的一切损害。例如，在不可能依靠偿付代价的情况下享用某些服务的地方，竞争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服务；而当使用财产对别人造成的损害，不能有效地使财产所有人担负责任时，价格制度也同样变得没有效用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在个人考虑的项目和影响社会福利的项目之间，都存在一种分歧；当这个分歧重要但来时就必须在竞争之外寻求某种方法来提供这种服务。因此，有关在道路上设路标的费用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道路本身的费用，都不可能由每一个单独的使用者来支付。砍伐森林、某种耕作方法、或厂的烟尘和噪音等某些有害的后果，也不能仅限于财产所有者，或者仅限于因取得议定的补偿而甘受损害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求不用价格机制来进行调的办法。但是，在不可能创造有利竞争适当运行的条件的地方，我们不能不采用当局直接管理的办法取而代之，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在可以使竞争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应压制竞争。 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在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给竞争提供补充，提供那些用 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虽则能够在最高的程序上有利于一个伟大的社会，但却具有这一 性质，即对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来说，利润不足以补偿耗费”的服务，这些任务实际都为 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和无可置疑的活动领域。在没有那种能被合理地加以维护的制度时， 国家绝不会袖手旁观。一个有效的竞争制度和其它制度一样，需要一种明智规划的并不 断加以调节的法律框架。甚至它适当发挥作用所必须的最根本的前提，即防止欺诈和诡 骗(包括利用无知)，都给立法活动提供一个伟大的但远未充分实现的目标。 ※ ※ ※ 然而当创造一个合适的框架使竞争得以有利地运行这个任务尚未进行得很彻底时， 各国政府却已放弃了这个任务而改用另一种不可调和的原则来代替竞争。问题不再是使 竞争得以运行和加以补充，而是完全取而代之。重要的是弄清这一点：现代的计划运动 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争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新旗帜。虽然各种 利害关系现在都试图在这面旗帜之下重建自由主义时代扫除的种种特权，但正是社会主 义的计划宣传，才在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当中重振反对竞争的声势，才能有效地平 息了任何消灭竞争的企图时常引起的健全的怀疑。实际上使左、右翼社会主义联合起来 的东西，就是对竞争的共同敌视，以及用一种管理经济来代替它的共同希望。虽然一般 仍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来说明过去和将来的社会形态，但这些名 词隐蔽了而不是阐明了我们正经历着的过渡的性质。 不过，虽然我们正在观察的所有这些变化，趋向于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集中管理， 但普遍的反对竞争的斗争，势必将首先产生某种从各方面看来甚至是更坏的东西，一种 既不能满足计划者也不能满足自由主义者的状况：即一种工团主义的或“法团的”产业 组织，其中竞争多少被抑制了，但计划的工作则委之于各个产业中的独立垄断者手中。 这是一种局面——人们因憎恨竞争而联合起来，但对别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 —的不可避免的首先出现的结果。在一个接一个的产业中破坏了竞争，这种政策使消费 者只能听任那些组织得很好的产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联合垄断行动的摆布。不过，虽则 这种情况早已在广阔的领域中存在了一个时期，并且虽则许多胡乱的(以及大多数有利害 关系的)宣扬计划的人也希望达到这种情况，但它毕竟不是一种易于持久和能够在理性上 认为正当的情况。事实上，产业垄断组织的这种独立计划，将会产生和提倡计划的人所 要达到的相反的结果。一旦到了这种阶段，除了回复到竞争以外，唯一的途径是由国家 控制垄断——这种控制，如果要使它见效，必须变得越来越完整越详细。我们正在迅速 接近的正是这样一个阶段。在战争爆前不久，有一家周刊曾经指出：“有许多迹象说明 至少英国的领袖们是越来越习惯于用受控制的垄断组织去进行全国发展的想法”，这也 许是对当时存在的形势的正确估计。从那个时期起，这个过程因战争而大大加速了，并 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它的严重缺陷和危险会越来越趋于明显。 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 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 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迅速地向这种状况前进，那主要是由于大 多数人仍然相信，一定有可能在“完全的”竞争和集中管理之间找到某种中间道路。诚 然，乍看起来，似乎没有比这种观念——即认为我们的目标，必须既不是像自由竞争那 样极端分散，也不是完全集中于一个唯一的计划，而是这两种方法的适当结合——更使 人觉得似乎有理或更加容易打动明理的人们了。但是，在这方面仅凭常识来指导是要坏 事的。虽然竞争制度可以容许掺入一定程度上的管理，但是它不能和计划结合到任何我 们喜欢的程度而仍能不失真作为生产的可靠指南的作用。“计划”也不是这样一种药剂， 只要施加小量即可产生其在彻底应用时可望产生的那些结果。竞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 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 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 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糟些。或者换一种说法：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 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对于本书的论证来说，最重要的是，读者要牢记：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 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这一点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在本 书范围内，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但是，由于 在流行的用法上，“计划”几乎变成前一种计划的同义词，因此为了简便的缘故，有时 不可避免地在提到它时，便简单地叫做计划——纵使这样做意味着留给反对我们的人一 个非常好的字眼，听任它获得更好的命运。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

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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