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到越南富国岛的国军余部

晓星

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全面败退到台湾岛。在蒋介石的残军中，最后一批逃离大陆的兵团级部队是隶属于华中剿总的第一兵团，其中还夹杂着些别的番号的溃军，在兵团司令黄杰带领下，被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压迫从广西一路败退，原来是准备「假道越南转运台湾」，却被当年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最后软禁在越南最南端的富国岛上。这3万多中国人就这样在异国的海岛上，度过了形同囚徒的三年半时光，直到1953年6月才被蒋氏政权接到台湾。流落到越南的国民党军余部，在富国岛留下的身影，显现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国际角力的险恶以及这支流亡之师被裹胁下，无法左右命运的历史无奈。

黄埔一期生、第一兵团司令黄杰 国共内战到了1949年，蒋氏政权在大陆呈兵败如山倒之势。在华中战场最后阶段，蒋介石将指挥权一分为二：华中剿总司令由桂系白崇禧担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则由嫡系黄埔一期生黄杰担任。当年8月，白崇禧下辖的华中战区部队有五个兵团共30万人，与解放军南下大军一接触即展开南逃。中国人民解放军林彪第四野战军与陈赓二野四兵团以大迂回、大包围战术，将绝大部分南撤的白崇禧部队逐一围歼。黄杰第一兵团本是作为后卫担任掩护任务，反而在解放军正面压迫下步步后撤，没有交锋，得以保存了实力，“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沉重地压在了第一兵团末代司令黄杰头上。
黄杰，字达云，生于1902年，湖南长沙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入校时年方22岁。1926年毕业后，黄杰一直在蒋军嫡系部队中任职，从教导第一团侦察队中尉排长干起，一路参与东征、北伐一直到全面抗战，屡立战功。黄杰虽非蒋介石特别倚重的核心战将，但他对蒋介石和陈诚始终效忠无二，所以在兵败如山倒的危难时刻，终被任命为第一兵团司令官。当时他的前任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已经随程潜在湖南长沙起义投向了共产党。黄杰率领的第一兵团余部刚刚溃退到广西就面临三面包围，形势万分危急。1949年12月8日和9日，黄杰连续接到白崇禧和陈诚的电报。白崇禧的电报说：“你要避免直接与敌人交战，保存你的战力。”希望黄杰率部撤到海南岛去。当时已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作为他的老长官也在第二天发电报给黄杰，建议他率军绕道往西南走、要不就进入越南建立脚点，后视机会再转道回台湾。当黄杰已得知广西百色已被解放军占领的消息，原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入滇之路已经实际断绝了。针对这个局势，黄杰分别给陈诚、白崇禧回电报告形势后询问意见，最后更直接给蒋介石报告说：“目前只能率部进入越南”。蒋介石回电：“弟斟酌处理，我同意你到越南。” 黄杰部与法国越南殖民军协商入越事宜 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黄杰与所部军官开会后确定“假道入越，转运台湾”的计划后，立刻写信给法国驻越南高级专员洽商假道事宜，并派第一兵团参谋长何竹本少将，与法国驻谅山边防军参谋长康士登上校在中越边境的峙马屯签订了「假道协定」。法军要求中国军人以每500人为一队入越；要上缴武器暂由法军封存；法方负责沿途安全警戒及提供食品；中国军方要保证纪律严明，不扰法越民商。遵照这一协议，当年12月13日，第一兵团17000多人开始跨境出国，妇孺先行军人随后。陈麾东是当年黄杰第一兵团部的勤务兵，他回忆说：“当时国际公法规定，你假道过境的话，就要放下所有武器，军人的阶级都要拿掉，不管你是校官、尉官、将官，等于是家道中落到讨饭吃的地步。”黄杰在12月13号日记中写道：“上午九点，峙马屯堡垒上迎风飘扬的三色法国国旗映入我的眼帘。只要再走五分钟，便离开了大陆最后一寸土地了，我带着痛苦与依恋，拭着滴下来的热泪，一步一步向峙马屯的关卡走去，在迷惘与空虚中，我离开了可爱的祖国。”那个时候黄杰还未意识到，这仅仅是他及追随几万残兵败将们屈辱流亡生涯的开始。

黄杰带着第一兵团残部，逃入越南的最初临时驻地在越北的禄平镇，法军承诺：中国军人在缴械后，将保证军人及眷属的补给供应。并在三天内派出车辆，将所有军人及眷属运到越南沿海城市海防，然后从那里乘船去台湾。13日夜晚，法军代表来见黄杰，突然说谅山据点的法军上校指挥官韦加尔要见黄杰，黄杰也没有多想，带着参谋张维武乘车赶去谅山法军据点。到了谅山已经是深夜，黄杰和张维武被安顿住下来。第二天，黄杰去见法军指挥官韦加尔上校，韦加尔却顾左右而言他，闭口不提之前保证的将残军转运到海防的“承诺"。黄杰大为震惊，表示要回驻地禄平镇去，却遭到韦加尔的拒绝，就这样黄杰被软禁在谅山。12月15日，韦加尔派手下通知黄杰，法军已经派出一百五十辆卡车，将残军运到那丁地区。黄杰感觉不大对劲，派参谋张维武一打听，这才得知根本没有所谓的一百五十辆卡车的事，法军派去的五十辆各类车辆，是将几百名随军的女眷属给拉走了，去向不明。

黄杰第1兵团的随军家属被车拉走了 在黄杰的再三交涉下，当月16日，法军派一架小飞机，从谅山将黄杰、张维武等人送到了河内。在河内机场下飞机后，黄杰在几个法军军官的“护送”下，乘车来到了法国专员公署，公署的上校参谋长韦尔登会见了黄杰。黄杰质问法军为何将他软禁？为何把几百女眷属单独拉走？以及将如何对待残军官兵？面对黄杰的质问，韦尔登并不回答，而是带着僵硬笑容的表情说：“不着急，黄将军远道而来，一路辛苦，先住下来吧。”见黄杰满脸怒容，韦尔登又以威胁的语气说：“河内也不安全，越共游击队活动频繁，为了黄将军的安全，你的行程将会保密。”说完，韦尔登摆摆手，法军军官带着黄杰去了一处住所。这是一个二层楼，一看就是长期未住人，里面蜘蛛网遍布，黄杰被带到一个房间，几个法军士兵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后，将一套被褥扔在了里面的木板床上。黄杰在破旧的木板床上度过了难熬一夜。第二天，他走出房门却大吃一惊，只见楼房上下，分散的站立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法军士兵，看肤色和装饰看，应该属于法国雇佣兵。负责和黄杰交流的法军上尉耸耸肩，说：“这是韦尔登参谋长的指示，这些士兵都是保护黄将军安全的，外面情况复杂，黄将军就待在房间里，不要外出。”黄杰倍感屈辱，回到了屋子。中午时分，百无聊赖的黄杰走出房间，向楼梯走去，这时，一个士兵突然将枪口对准黄杰，做出要开枪的姿态，接着大喊一声，然后说了句黄杰听不懂的话，黄杰心头一震，无奈的停下了脚步。在软禁期间，每天三顿饭定时都有人送来，早饭和午饭很简单，下午的饭略微丰盛些，有牛排、馅饼和烤土豆，还配了一大杯葡萄酒。这个时候饭菜的好坏对黄杰来说已毫无意义，他根本吃不下去，满腹的心事和牢骚。在被关了几天后来了一辆汽车，两个法军军官带着黄杰去见法国殖民专员亚力山里中将，见面后，亚力山里一脸倨傲，对黄杰说：“黄将军，你的部队将会被送到鸿基，在那里集中管理。”所谓的“集中管理”不就是“集中营”吗，黄杰非常气愤，他后悔自己高估了法国人的信用，没有留后手，贸然就让上万官兵乖乖向法军缴械，如今成了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黄杰对亚力山里说：“中将先生，此前我们是有协议的，我的部队放下武器，你们负责将他们运到海防，然后乘船去台湾。现在，我的部下却被你们关在了集中营，遭到集中软禁。”亚力山里说：“黄将军请放心，你的部队会受到善待的。”黄杰已经不再相信法国人的说辞了，坚持说：“我必须去鸿基去看一看。”亚力山里想了一会后，说：“好吧，你可以去。”12月23日，黄杰在几个法军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鸿基地区软禁中国残军的“蒙阳集中营”。到了集中营门口，只见法国雇佣兵荷枪实弹，为了防止营内的人逃走，四周都架设了电网，岗楼林立，上面的机枪对着营内。只要有人试图强行逃出，必然会遭到无情的射杀。黄杰走入集中营内，只见里面臭气熏天，卫生状况极差，遍地都是大小便，里面的残军及眷属们，过着牛马般的生活。

后来黄杰还了解到，法国雇佣兵隔三岔五的持枪闯入集中营，向残军及眷属强行索要财物；一些年轻漂亮的女眷属，还被雇佣兵强行拉走，遭到蹂躏。为了保护女眷属，集中营手无寸铁的残军官兵，不得不让女眷属们女扮男装，用土灰把脸弄脏，以躲避雇佣兵的骚扰。见到集中营的惨状，黄杰内心凄凉，集中营的官兵大部都是原黄杰兵团的，不少人见到长官一脸憔悴，失声痛哭。黄杰沉默不语，低头在集中营内走了一圈，最后还是忍不住哭出声，黄杰一哭，集中营内的上万残军哭声震天。黄杰后来回忆说：“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为耻辱和难堪的一天。”

逃亡越南的国军残兵败将

黄杰带着第一兵团窜入越南。得知这个消息的新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随即指示用法文向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公开广播，表达强烈不满，并要求法国负起由此引发的战争后果。言外之意就是解放军有理由有权利，可随时入越追击歼灭国民党这支最后的残军。面对中国新生政权强烈谴责和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为了保住殖民统治越南的根本利益，法国人最终变卦了，他们决定搁置与黄杰签订的峙马屯协定，在越北的煤矿区蒙阳和莱姆法郎设立了集中营，让这些交出武器的中国军人及军眷，分散居住在越南北部这些地方。当年留越的国军余部的家眷张效娥回忆说：“那个地方（蒙阳）根本不适合人居住，每天都下雨，细细的雨丝却看不到雨点，更像雾对面都看不到人。没多久就开始死人了，都是阿兵哥，很可怜！全身又腥又臭，肚子鼓得好高。到处是粪便，都是闹肠胃病死的。”大量军民客死异乡，在不堪折磨之下，许多人选择逃离营区，有兵有官甚至连将校级军官都有。不少人说声：“咱回国去打游击了”，也就是编个鬼话，人就不见了，反正越北集中营离中国广西距离不远。

从黄杰第一兵团入越开始，陆续又有几股国民党败军流窜进入越南，像桂系残部张淦第三兵团辖下126军张泽湘部、徐启明第十兵团辖下46军谭何易部的残军，由龙州撤入越南，其中夹杂有其他两广地方团队跟随共万余人，由法军遣去莱姆法郎居住；中央军系驻云南26军彭佐熙部有3879人，由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26军军长彭佐熙率领，由云南奔窜到越北莱州，后被法军缴械押送到南越金兰湾羁居；由越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收编的桂系鲁道源11兵团一部，组编为越南建国军保大警卫旅，由中国水口关进入越南，名义上是隶属于越南傀儡皇帝保大的私人武装，但法国殖民当局不予承认，也集体押送到蒙阳居留。以上这些部队都是缴械徒手留居在越南，总数在33400余人。最后一批是原驻滇第８军余程万部272师残部，原打算在滇东南游击。于1951年7月底由师参谋长张亚龙的最后一股窜入越南后，被直接送到富国岛。

这些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不同军队，派系，因地域不同党同伐异、恶习不改，即使在境外困境中仍然是同胞相残，你死我活。当年随同逃亡的豫衡联中学的学生陈修武回忆说：“在蒙阳营区可以说是太糟糕了，什么广西的部队的，湖南的部队的，经常莫名其妙地打起来。就是地域观念，你是湖南的，我是广西的就可以打得惊天地而泣鬼神，杀声震天。”面对混乱的状况，黄杰对法方说：部队离不开他的掌握。法方只好让他在法军将领陪同下前往营区视察，并着手整编部队，以蒙阳为第一管训处，莱姆法郎为第二管训处，黄杰担任指挥官。纷杂入越的这群中国军民这才逐渐有了点秩序。当时法国和美国一样，敌视新中国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共和国，1950年12月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美方向法国提供大批武器装备，支持法国继续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与此针锋相对，1950年1月起，越南胡志明政权也与中国、苏联相继建立外交关系。国际地位提高，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在陈赓将军率领的中国解放军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越南人民军取得了越北大捷，这让越南境内的法军处境越来越艰难，位于越北的蒙阳和莱姆法郎正处于战火边缘，3万名国民党残军的去留成了越南法国殖民当局的难题。从1950年3月中起，法国将原本安置在越南北部几个集中营的国民党残军，分23个批次南运到几千里之外的越南富国岛，直至1950年8月完成，陆续抵岛的中国军民共计约3万多人。 与柬埔寨隔海孤悬的越南富国岛 此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宣布复行视事「中华民国总统」，黄杰立即发出电报请求蒋介石派员赴越交涉，尽速将军民转运回台，但蒋介石并未给予正面答覆。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南北内战，东西方冷战揭开了序幕，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武力支援韩国，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跨越三八线进军，中国政府最终派出志愿军参战。为了分散中国兵力，美国曾希望从东南亚开辟中国新战场以牵制解放军。台湾实践大学副教授赖岳谦认为：“美国当年确有计划从缅甸方向支持李弥率残部往云南打；美国劝说法军将留越国军也武装起来往北打，攻入广西。”这个计划蒋介石当然乐见其成，认为反攻大陆机不可失，立刻命令黄杰整编在越军队，在越3万多混杂残军拟编成三个总队，其中一个总队设在金兰湾，其他两个则分编在富国岛上阳东和介多两地。何毅生当时是留越国军第二管训处第六总队队长，他这样回忆道：“那时候，我们每天早晨起床是早操，虽然没有武器，就拿着木造枪和军队一样训练，过军队一样集体的生活，就是那种有纪律、有训练的生活。” 富国岛上的流亡国军官兵 美法两国在是否让留越蒋军加入战场的问题上勾心斗角，黄杰所部中国军人却一心想早日离开越南，结束这囚徒般生活，不满的情绪令富国岛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几番角力下，1951年12月24日中午，金兰湾和富国岛3万多人以血书运动向蒋介石展现赴台的决心，随后又发起大规模示威绝食。台湾当局和美、法开始三方斡旋，交涉迁台事宜。1952年5月台湾成立了“留越国军处理小组”，并决定处理顺序：首先将越南金兰湾军民移至富国岛统一管理，并陆续在台湾的北中南东共五个地点兴建克难住宅予以安置，初步先命名为「赴台新村」（后被黄杰改为「富台新村」），由当时的台湾参谋总长周至柔担任召集人积极筹划遣台事宜。经过一年统筹，1953年5月15日，名为「富台计划」的疏运行动开始，确定将以秘密迅速为原则，接运3万军民到台湾。第一批运输船舰自高雄港出发，计登陆艇3艘可登载4500人，每隔三至五天，续有登陆艇或商轮接棒载运。从5月15号至6月28号一个半月间共开出21艘次 ，分成7个梯次将全部人员从越南富国岛接运抵台，另外还有1500多人自愿留在富国岛和越南各地生活，当年决定留下至今仍生活在越南的国军老兵余集年说：“我的家乡在毛泽东那里，又不是在蒋介石那里。要回我就回广西去，我又不是台湾人。”对当年没有搭船去台湾他并不后悔。 今天富国岛上还的一座纪念碑记述当年流亡越南的中国官兵悲惨往事。在黄杰的力主下，1972年台湾当局曾在富国岛上树立了一座「中华民国留越国军病故纪念碑」，以纪念那些一路追随他并在困苦流亡岁月中病亡的官兵、眷属与百姓。这个碑或许替黄杰表达了他对曾追随流亡的故旧部下无法说出口的千言万语。至今这块碑仍然矗立在富国岛阳东的一个村庄里，只是碑前不再有人祭拜，周围盖满了民房，碑下堆满了垃圾，当地孩子们在这里游戏、打闹着。随着时光流逝，富国岛尘封这段历史往事逐渐被人遗忘了，那些命丧域外的亡魂们永不能归乡了，只留下异乡这座纪念碑孤寂地矗立在越南富国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