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葚儿【散文】

关中牛★作坊

　　一个人儿时的记忆，大多会附着一些特殊的小零嘴儿。它们可以是家中锅台上的一块锅巴，抑或是田野恩赐的野果，我独对桑葚有些偏爱。不是为了吃嘴，而是为了祭奠……

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在我们老家还有个颇为形象的小名叫血葚，也有叫桑虫儿的。在杏子还青着的时候，桑葚就红在桑树的枝头了。那如翡翠般的红不免会勾起采桑喂蚕宝宝玩的孩童们肚子里的馋虫儿，常常为一饱口福上树采摘，吃得满嘴猩红，闹得染脏了衣服、撕扯了裤子，不惜遭到大人们的责打。

我的小伙伴狗蛋有个大他七八岁的姐姐，名字也叫个桑葚儿。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能吃嘴的桑虫儿还有如此可爱的文雅书名，都觉得大人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很古怪。在寻常玩耍中，我们都喊她“傻甚”。

其实，小姑娘一点都不傻，长的细皮嫩肉不说，一对儿大眼睛灵性地好像会说话。不管何时出门，她穿的衣服都比我们干净，小辫子上也光溜溜没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干虮子。就我们当时那个小小年纪，已经为村庄这个小美人在小心眼里萌生出爱情的小芽芽了。为之，亦开始在小肚子里盘算着一些大人们才会有的坏主意。一个个恨不能快快长大，为得是抢着能把“儍甚”娶到自己家里给老娘做个小媳妇儿，想来那绝对是件挺荣耀的事情。

可是，没等我们换上囫囵裆的小裤子，儍甚姐却要出嫁了。女婿娃是另外一个公社的，据说还是个挣钱的工人阶级。定亲吃馄饨酒那天，我们都见了那小伙。记得他穿着一身鹁鸽青褂子，海蓝色的哔叽西裤，头发像牛舔过似的一边倒着，双手还张扬地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过巷道时，在相女婿的大婶大妈那众目睽睽之下，小伙子走路的脚步也完全变了章法，其脚后跟一垫一颠地好像鞋喀郎里钻了个小瓦渣。

实在不敢恭维的是，小伙儿人样长得又黑又壮，还一脸的红疙瘩痘痘，总之要多丑有多丑，真是丑极了。说句结实话，慢说是给桑葚做女婿，就是给人家姑娘当爹，那老相的长样，我这一关首先都过不了。

　　村里人议论这件事的那几天，少年的我也是第一次从大人嘴里知道“桑葚”那个名字原来是她的伯父给起的。老汉在旧社会做过半辈子私塾先生，吃过迎来送往的罐罐饭，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积攒了一肚子的文墨。不说别的，村上小孩的谱名多出自他的笔下，有些父子的名字都是他一人起的。然而，这些左邻右舍一个个从光屁股娃娃被叫成了孩子的父亲，事后都不曾忆起老汉赐名的终生恩德。也不知老汉给自家的侄女起名咋这么马虎，随随便便叫了这么蹩足名字的缘由。

这个小老头，长得委实普通。和村里那些老汉一样，自打我们记事起他就是个小老头。天气不冷或不热的日子，他都穿着一袭整齐的白土布衣裤，外边罩着一件棉的或夹的黑布坎肩。

后来，我们才知道，老汉早先死了老婆，一直就那么和弟媳妇一个院子里住着。以至于我们都以为桑葚的伯伯就是她姐弟俩的父亲（村庄称呼习俗，有把家族弟兄中的长者一概称呼“伯”的，亲生儿女亦同此称呼）。也难怪，她们家那个小四合院里的故事，对于孩童们来说也委实是太遥远了。

桑葚订婚后的第二年端午前后，两家人议定了姑娘出嫁的日子。可是，那几天村上却召开了一回批判四类分子的大会。令人不解的是桑葚的母亲居然被揪上了戏台挨了斗。原因是这个女人老装病，参加生产队劳动太少。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开始文化革命呢。据红卫兵们揭发发言说，桑葚的亲爹曾经做过国民党的县参议员，镇反那年受过两年法，所以他活着的老婆和四类分子一样得接受群众运动。至于那个男人，在我儿时的心目中从没留下一丁点印象。在他们姐弟还不更事的年月，其父亲便得病死了。同时，我们也知道了她的母亲原来是邻村财东家的大小姐，桑葚的外婆家成分一定也不老好。

　　至于他们的伯父以前娶的那个老婆，死得时间那就更早了。一院两家，于是，大伯子和弟媳之间的事情，多年以来就成了村头巷尾议论的话题。

按照村庄上的规矩，如果是兄弟娶嫂，那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用事主着急，祠堂里绝对不会让一个寡妇带着儿女出村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大伯子纳弟媳的事情却鲜有所闻，因为那是大逆不道的。

为此，这个私塾先生就得不断私下给人解说牵扯自己本身做人尴尬的这件事情，一直在洗刷自己不愿续娶的原因并非有啥非分之想，皆因看着弟媳领着两个孩子太难，只好替家门照看着孩子就这么过活下去。至于娶自家弟媳的事情，尽管是新社会了，那也绝对是万万不可的。

听了这些话，一些人都捂嘴笑了。凭他一个酸腐夫子，挣的工分和女劳一个标准，哪个女人嫁给他都非得饿死不可。不过，桑葚的母亲不愿离家，却有点天经地义。村上许多寡妇在丈夫死后都选择含辛茹苦地抓养着自己的孩子守寡，绝少有出门改嫁的。也就是那次批斗会，那些个造反派们在发言中或明或暗地糟践一个女人的丑话，小姐弟一样样在台下听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偷偷看见，姐弟俩脸上那阵子都挂落着羞愤的泪珠。

因了小伙伴曾经有这样的父亲和母亲，我和狗蛋虽不似以前那么要好了。可是，在全村伙伴像避瘟疫一般躲避这姐弟俩的艰难岁月，我依然经常到她家找他们玩。不为别的，以前的桑葚姐在给狗蛋分馍馍时总会给我掰一丁点的。这点亲近，孩童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不久，因了母亲被批斗这件事情，桑葚订婚的男方家跟着悔婚，她成了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第三年二月，我这个根红苗壮的贫农子弟赶上报名参军，告别了故乡和儿时的伙伴去了巴丹吉林大沙漠。 一别故乡四年有余，心里依然惦记着村庄的儿时伙伴，却没有办法见面。

后来，知道一些桑葚出嫁后的事情，只有过不多的两次。

　　记得是我第二次探家时骑着自行车四处招摇的路上。那是一个黄土塬冬日少有的艳阳天，我骑着自行车经过一辆行走在土路上的胶皮车时，猛听到背后车上有人喊我的小名。当我跳下自行车，这才看见车上蒙着头巾的是儍甚姐。

她那时还不老，也就三十岁的样子，一张煞白的脸依然透着小时候的模样。赶车的肯定是他的丈夫，看起来比当年那个“疙瘩脸”年纪还要苍老许多。他们一家是去镇上给她看病的，车上还坐着他们两个不大点的儿子。

第二次遇见傻甚姐，大概在十多年前。我的车在回老家经过县城时轮胎撒了气。好不容易挪到一个补胎门市前，车胎已经轧得变了形。进门后遇见一个小师傅，他卸下车轮看了看说，没必要花那冤枉钱。依照他进的外胎，原装的这只车胎火补后一定比换一个更合算。

于是，我等着他在那儿忙活，不时地递上一支烟和他拉呱着。当听到小伙子说他是邻村人时，我即时地向他打问：“你认识嫁到你们村一个叫儍甚的女人吗？”

小伙子抬起头来，眯着一双眼睛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这才上上下下地把我打量了一遍，还特意瞅了瞅我的地方车牌。未已，他突然出乎意料地反问：“哦，你不是在部队上当作家么？”我连忙称是，说目前还在，已经调到咱们省城这边的部队了。小伙子不再说话，放下手里正在火补的破车胎，很快从里间滚出一只和我的车胎一个品牌的二手轮胎，嘴里一边念叨说是“朋友开车捡来的，放着也是闲着，今日总算用得着了”之类的话，三槌两梆子就给我上好了。

这个时候，小伙子才转过脸认真地把我叫了一声舅舅，说：“我妈生前可没少在我们面前说叨你这个人啊！她说你家里当时日子也很穷的，你念书却念得好。唉，您到底把事情闹成了啊。”

我一听“生前”两个字，忙问桑葚怎么了？他说，母亲过世已经十一个年头了。哦，如此算来，那次我们在大路上碰面不久，桑葚姐就不在了啊……

眼下，看着满街推着叫卖的桑葚果，想到故乡土窑坂上那一簇簇郁郁葱葱的桑苗，我倒时常希冀满街的红男绿女中，我儿时的儍甚姐能从他们中间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