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1997年回归前，一百多年来都是英国殖民当局统治管辖，而就在这块华洋杂处的香江，1949年之后，由于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残余势力的长期存在，使香港调景岭成了一块特殊的台湾政治“飞地”。那些年，每到台湾所谓的「双十节」，在米字旗飘扬下的香港，调景岭下却是另一番景象，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挂得满山遍野。当年一个奇异的景色，直到香港回归后的几年才逐渐消失。 当年调景岭附近码头景象 从香港岛东面隔着蓝塘海峡望去，对岸是九龙鲤鱼门，这里是维多利亚湾的东面出海口。在鲤鱼门后山的东边，有一片濒海山坡地就是调景岭。调景岭可考的最早地名，叫「照镜环山」，这是因为当地海湾规圆如镜、平静无波，故被渔民称作「照镜环」，海湾旁的山岗就叫做「照镜岭」。照镜岭地名的改变因为一名外籍人士的自裁而起。话说1898年《拓展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有一个加拿大籍的退休港英政府的工务官，名叫连尼（或译伦尼），他看中了照镜岭，用全部退休金投得该地，兴办了一座磨面粉的工厂，专门生产面粉供本地外籍人士使用。面粉厂于1905年投产，后因成本过高及面粉质素欠佳，于1908年4月宣布倒闭。连尼在生意失败后万念俱灰，在距厂址三公里外的鲤鱼门水域蹈海自尽。这个消息很快传遍香港，几经流传亦不是蹈海自尽的版本了，而被好事者传为“连尼在面粉厂前用绳环颈，另一端绑以巨石，向照镜环海湾里一跳，自缢而死”。可能日后人们认定这个故事情节更怂人听闻，照镜岭被谐音“吊颈岭”所取代，使这里倍添诡异气氛。 早年间进入香港的边界九港铁路罗湖火车站 1949 年10 月，南下追歼国民党残军的解放军十五兵团攻占广州，香港顿时涌入大量的难民。除了纯粹为逃避战事而来的普通老百姓（多为广东省各地居民），难民潮中还夹杂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以与国府各部门的政警公教各色人等，其中不乏地位显赫的将校级军官、地方首长、国大代表等。这些夹杂在逃难人群的政治流亡者们来自大陆各个省份，他们最初逃到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时个个狼狈不堪，不知所措。据当年报刊记载，1949年11月8日发生一件事，有148名国民党落难军人及其家人，在香港警察指引带路下来到有名的香港私人慈善机构「东华医院」，求助得到了收容照顾。这个消息一时传开可不得了，散落在港、澳各处的国民党流亡难民如潮水般涌来，到当年11月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东华医院登记求助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1800人，12月底更达3000人。他们这群人就是调景岭的最早先民，经过几番周折，他们及后来者胼手胝足在调景岭散乱搭建，终于使在调景岭这一带成为几千人居住的木屋社区。<br> 回想当年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因国共内战、政权易手造成的“难民危机”到底有多严重？根据1954年到香港调查难民问题的「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汉布茹博士的报告，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时香港总人口只有60万左右，但是战后立即出现大量回流香港的人潮，短短几个月间就有多达数十万人重回香港，这些人原本是香港居民，日军占领时期被强迫迁移回广东老家；不久后由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使得到港人数更加持续增加，香港居民总数已经超过百万，1947年初达香港人口达到140万；1948年初约人口达到180万；1949年4月解放军打过长江，大举南下特别是当年10月占领广州，大批难民越境逃入香港，整个港九地区人口数一夕之间爆增，1950年初总人口达230万人之多。 <br> 当然这些逃港的几百万人，并非全是国民党政权支持者或政治流亡者，即便是国民党政权的残余，也不是所有人都想经香港去台湾，因为1950年初的台湾风雨飘摇，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人们对于退守台湾的蒋政权能否站稳并不乐观。从汉布茹的报告数据看，有一部分的难民（约20万）是在中国内战结束后的一年间就返回到大陆，他们多为邻近香港的广东省籍人士，他们当时逃来香港纯粹只为躲避战事于一时。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调景岭的教会救济、文教活动的学者梁家麟认为：1949年之后从内地迁港的人士，大致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内地资本家与政界人士，第二类是国民党中下级官兵，第三类是华南主要是广东省的农民，而战后移入香港人数中以第三类的人数最多，他们大部分人也很快融入香港社会。那么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流亡到香港的国民党追随者究竟有多少人呢？这些人最终是如何汇聚到调景岭呢？调景岭早期的流亡者、原籍湖北省阳新县的张寒松的回忆，他作为家乡富裕乡绅子弟，害怕共产党的阶级斗争，1949年结伙亲属几人，由家乡逃亡到了广西参加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青年工作团，之后随部队南撤时被解放军截获俘虏，押回南宁后，借机逃往香港。最初他在东华医院申领救济度日，后来逃到香港难民愈聚愈多，上环一带街道两旁的骑楼下都住满了人。东华医院也承受不了压力，满街的难民有碍市容，因此港英政府的社会局，就把这批人赶到位于香港岛最西端的摩星岭。摩星岭原有抗战时留下的一个旧炮台及残破不堪的一座军营。这些破营房根本容纳不下七八千难民，被迁移到这里的难民只能自力更生用油纸、烂木条靠着石头山崖边，搭起了无数油纸棚以栖身，处境颇为凄惨。那时候香港慈善机构东华医院，每天还来供应两餐饭食，难民们除了吃饭无事可做，就成群结队地到市区街上闲逛，惹事生非，破衣烂衫也影响市容卫生，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港英政府就想另外找一个离市区更远地方安置这些人，最后选中了调景岭。因为那里离当时的海港及中心市区较远，曾被港府用来作防疫隔离之地，1935年之后已完全荒废、人烟罕至。日军占领期间这里甚至一度成了杀人刑场。港英社会局下属的救济署长李孑农是华人，懂得中国人避讳恶名的习俗，就将「吊颈岭」这个不太吉利名字改为同音异字的“调景岭”。 上个世纪50年代调景岭难民营 调景岭是如何成为港英统治下的台湾国民党势力的一块政治「飞地」？在现存的港英殖民政府档案中，有一份是1953年8月，由香港「辅政司署」发给其英国外交部中国及韩国司的密函。其中对“国民党支持者”在港人数有大致的评估。根据这个情资，五十年代香港约200多万的居民中，可以称得上“国民党支持者／同情者”的人，最多只有约14-16万左右，占总人口的不到一成，这十几万人也并不是全部聚居在调景岭。曾经当选调景岭区议员的王国仪回忆：先住在摩星岭，后转居调景岭的人，他们大多是在本港没有亲友或没有出路的，还有一些是外省籍不会说广东话的人。这些人在大陆时期多属于国民党政权的中、下级军、公、教人士。根据港英社会局1950年统计在营人数，在调景岭正式登记有6921人，其中男性5592人，女性1329人，籍贯以湖南省占第一位（1245人），广东省其次（1045人），其余包括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河北、江西等大陆各省人士都有。这些人除了在这里接受救济满足生活上需求之外，相有一部分人并不打算留在香港，而期望短期内找到去台湾的新出路，马英九就是这样出生在香港，后随父亲去到台湾的。 可是，台湾方面并不想全部无保留接收流亡在港追随者，但也不会完全放弃这些人，反倒是希望他们能够长期留港成为一股反攻大陆的力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台湾当局确定对口联络调景岭的单位是 “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总会理事长为谷正纲。1950年7月，在港英社会局驻营办公处的监督下，「调景岭居民自治试验办公室」简称「自治办公室」成立，由营中每省同乡派代表两名参加该会。其后营区自治纠察队（义勇警察队）随之成立，同时还进行了区、保、甲长等选举。 <br>有研究者从国民党中央党部资料中查到，自治办公室成员并不单纯。社会科长和警保科长均与台湾方面的党务部门有密切往来，甚至直接听命于国民党党部组织。当时国民党已在调景岭营暗中派驻了不少政工人员。当年调景岭难民张寒松说：“那时有个很不好的现象，台湾方面的情治单位，譬如情报局、调查局以及大陆工委会，都在这里发展组织，不安分之徒爲了邀功就给人乱戴帽子，我相信1被举报的十个里起码九个都是诬告。”无形中调景岭成为了港英统治下台湾一块政治「飞地」。台湾《救总实录》中《调景岭的价值》一文评论：这里可作为台湾在香港的“人心测候所”、“国际宣传站”、“人才培训所”、“反共急先锋”等词语。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后，数千名原先在中国各省的西方传教士也从流落来到香港为了“难民”，他们虽然离开中国大陆了，但并没有选择回到国外，反而是转为重点向香港及台湾、东南亚一带华人布道。战后香港涌进来许多这样外国教会团体和资源，因为语言的关系（从中国内地来港的洋教士们，即使懂中文也大多不会说广东话），不少原来在各省的西方基督各教派组织，聚集在调景岭营内各自建立据点，向这里的原省籍的难民传教，他们有国外宗教的雄厚资源。他们从摩星岭时代开始就跟随难民一直迁到调景岭。根据研究学者的报告，五十年代的调景岭教会盛况空前，信徒比例超过历史上任何华人聚集群体。1950至1955年的五年间，调景岭就有约2000人皈依不同的基督新教教派，3000人进了天主教会，占了全营人口的20%还多。难民们信教的原因除了流离中寻找心灵慰藉外，主要还是成为成为教徒可以领取免费救济品，就是所谓的「吃教」。 <br> 这些教会组织除了传教外也注重办学，如天主教会开办了鸣远中学、美国路德会创立圣约翰小学、宣道会建立信义中学，锡安堂、崇真会、神召会等都办过教会学校。而台湾的救总接替港英政府社会局的救济管理职责后，重要工作是接办港英社会局原办学校，将之命名为「调景岭中学」，同时对教会办的鸣远中学、信义中学、圣约翰小学等义务提供图书、仪器、教科书等。一时间小小调景岭就有四所中学、七所小学，三所幼稚园。单纯为求学而进入调景岭的大陆逃港人士，越到后期越多，比如蹇敦喜就一例：蹇敦喜，湖南省安乡县人，1949年投奔在广西梧州的国军联勤总部任职的堂兄去当兵，之后大溃败流落到香港，摆摊卖报谋生。1951年10月他为了求学来到调景岭，进了天主堂鸣远中学读中一，当时校长是曹立珊神父。他在鸣远中学读完了中五，又在香港广大中学读完中六，之后参加台湾各大专院校在港的联合招生，顺利地去了台湾就读台湾政治大学，在台求学期间，还通过台湾侨委会申请到侨生补助用来缴学费，好不容易完成了大学阶段学业。像他这样寒门子弟的求学经历在当年香港不少。调景岭的学校不论是教会办的，还是台湾背景办的，许多都是学费全免，书费、住宿费也较低，即为调景岭流亡家庭的子弟创造了教育机会，也吸引了区外的低收入平民子女来上学。当年调景岭学校的师资力量较强也是因素，因为教师原本都是大陆时国府军公教人员，不少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教材大多采用台湾教学书，中学毕业后还可以选择去台湾升读大学，正好弥补香港当年只有几所大学的学位不足、学费昂贵问题，成为香港低收入家庭子女少有的选择。日后不少香港各界名人均出自调景岭学校，如影视界的周润发、著名演员温碧霞、 行政会议成员张震远、歌星李国祥、影星秦祥林等。 今天的调景岭亦是高楼林立 从1961年随着香港政府开始推行徙置区计划，也将调景岭纳入其中，决定分阶段登记、清拆，分批将这里的居民迁住政府提供的公屋、居屋。为保持调景岭整体特性，「九七」主权移交前港府将邻近的将军澳公屋（注：公屋是以低于市价出租给符合资格港人的政府物业）分给一批调景岭居民。调景岭居民中大约有两千多人，分别住在「德安」、「德裕」、「明觉」 三栋公屋内，另外还有三百多人搬到西湾河住在「东熹苑」居屋（注：居屋是以低于市价卖给符合资格港人的政府物业）。调景岭随之彻底清拆，将这里的地皮开发成为市区的一部分。从此作为台湾“政治飞地”的调景岭，走入了历史。 <h3 style="text-align: right">（潘红星）</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