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我乘上了开往三线的专列

绿草苍苍24351820

文字:姜荣

图片提供:姜荣

美篇制作:绿草苍苍



我参加了三线建设

——零次特快、奔赴陇西

1970年10月27日，对我和1000名陇西战友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结束了在沈阳冶金机校的代培生活，要乘“0”次特快列车去甘肃陇西。真要去大西北那么遥远的地方，一千人的思想情绪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存有能留在沈阳冶修厂侥幸心理的人失望了，有的人开来了医院证明。有的人退缩了……。我和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坚决西行的态度，因为当初就是这么定的，咱不能说了不算。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的情景: 我吃了母亲亲自包的韭菜馅饺子，拿起洗白了的军挎包往肩上一背(行李已托运)，对坐在炕里的母亲说:“妈,我走了”。母亲一动没动，她一只手捂着腮，从昨天开始她的牙床子肿了起来。她一直看着我把饺子吃完。我又说了一句:“妈，你多保重!” 她才看了看我，仍没有说话，挥了挥手示意你走吧。我看见母亲的眼里闪着泪花，我的鼻子也有点儿酸。“儿行千里母担忧”，这话一点儿不假，毕竟我刚18岁，毕竟是只身一人去大西北那个陌生的地方。

两天前，辅导员郭老师家访时，曾问我母亲: “你大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你愿意不愿意呀?” 母亲大方地说: “那有啥不愿意的，我有四个儿子，老大去甘肃工作，我还有三个呢，就是再去一个，我还有两个呢。” 一句话说得郭老师眉开眼笑。 果然在1972年，大弟姜平参军到了张家口某空军高炮团。

1970年奔赴三线前，沈阳巿105中学文艺队的老师和队员合影留念。



　　爸爸和姐姐送我去北站。那天的北站人头攒动，几千人将狭小的旧北站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不少同学都是全家人来送行，到处是家人的叮嘱声和哭声。

火车一声长鸣,缓缓离开了北站。我告别了父亲和姐姐，我们告别了沈阳的亲人，义无反顾的奔向了大西北。车厢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氛，不少同学的眼圈都是红的，还有的女生仍在无声的抽泣着。

我没有落泪，我憧憬着大西北美丽的草原景色和陶醉在远行的兴奋之中。我轻声哼起了大家十分熟悉的歌:“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车厢的同学都唱了起来，一时间欢快的歌声驱走了沉闷,车厢里又活跃了起来。

随着列车的西进,我们的心情逐渐沉重了起来。听校领导在动员会上说,我们去大西北是参加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的“三线建设”,所以“0”次特别列车的行车时间和停车地点都是军事秘密,请全体学员注意保密。上车后,才知道所谓“0”次特别列车是临时拼凑的列车,全是硬座,只有一节卧铺车厢,专供老师和领导休息的地方。一路上不是我们畅行无阻,而是经常停在无名小站上让别的列车通过。在天津站临时停车时,有几名学员“失踪”了,他们是跳窗离开列车的,开始以为他们是到站外换换新鲜空气,但直到开车铃响数次也不见他们的踪影。正是这几个人的失踪,打乱了学校的安排。原计划我们要在北京停留一天,因为大多数学员没有到过北京,正好满足大家的愿望。现在决定绕道而行,不进北京,以防更多的学员失踪,虽然我们有抱怨情绪,但也只好服从。

列车在过了宝鸡站以后,几乎是一站一停,因为当时是单线铁路,必须一停一开。进入大西北以后看不见草原,看不到绿色，山洞倒是一个连着一个，开始还有的同学数着隧道的数量，慢慢的合上了眼睛，因为洞连着桥，桥连着洞，数也数不过来。细心一点儿的同学后来回忆说，有100多座山洞。

列车每停一站，当地人都仰着脖子，伸着手向我们要吃的。看着他们乞讨的样子跟逃荒似的，我们就像“慈善家”一样，把从沈阳带来的鸡蛋、饼干、水果等扔给他们。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们好不得意。到了陇西以后。我们这些“慈善家”连肠子都悔青了，那些食品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珍贵呀！

1972年春节，作者和队友在厂部大礼堂，为职工表演自编自导的快板书《逛机修厂》。



1973年春节后，作者和部分厂文艺队队员回沈探亲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彩留念。



　　列车走走停停开了三天三夜，才在10月30日晚到了陇西。先期到达的老师傅和转业军人热情接待了我们。

独身宿舍和厂区非常近，共有三幢四层高的楼房。其中一号楼为女宿舍，二号、三号楼为男宿舍，形成了一个“品”字型结构，这也表明了厂里的青年工人男女比例是2:1，就有了后来"先下手有老婆，后下手没老婆"的现象。

我和张宝纯、王润堂、邢士毅、王为民、侯树杰分到了一个宿舍，因为我们都是加一车间的车工。

几天旅途的颠波，大家十分疲劳，尽管身在异乡每个人都蒙头睡到天亮。第二天，我们才有心情四周转了转，对这座“三线建设”的机修厂有了初步了解。

陇西县是在全中国最穷，最缺水的定西地区，在天水市和定西市的中间，陇西县地处盆地，四季无风，连炊烟都是笔直飘向天空，又是贫困地区中较富裕的县。 陇西站是通往青海和新疆的必由之路，是一个大站。但无论如何，陇西还是无法和沈阳相比，这里要落后沈阳20年以上。当时我暗想，就陇西这个样，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也要推迟几十年。

陇西厂座落在渭河边，用河堤把水挡在了山脚下，厂房就建在河堤外的开阔地上。工厂正在建设之中，几个主要车间刚建完主体，大小的水泥柱子整齐的指向天空，工地上到处是没有开封的设备箱子和上了锈的吊车设备。

刚到陇西参加了学习班，因为还没正式投产。我们抽空给沈阳亲朋好友写信报平安、介绍情况。后来就天天盼着家信和同学的信。

我们宿舍的张宝纯是第一个接到来信的，他父亲去世早，是母亲将他拉扯大的，他看完信后，不声不响地趴在床上哭了起来。我和王润堂过去劝了几句，他却哭出了声，引得我们六个人都流了泪，大家都是同病相怜。因为陇西的现实和在校的介绍及自己想像的都不一样，感到有些委屈，再加上想家，掉眼泪是经常的事。

从东北到西北，从大平原到黄土高原，确实有点儿不习惯。刚到陇西的几天，我们还以排为单位出过早操，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稍一活动便气喘吁吁，高原反映很大，没坚持几天就自行解散了。但我下决心一定要克服高原反映，不然怎么参加“三线建设”。 我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陇西的冬天早上又黑又冷，我每天摸黑跑在厂区通往火车站的公路上，从开始的几百米到上万米，慢慢适应了陇西的气候。几年坚持长跑下来，使我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小时候落下的支气管炎也好了，更主要是使我增强了信心，培养了吃苦耐劳的毅力。就是陇西的晨练，为我后来在北京钢院上学时连加夺5000米、10000米长跑冠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在陇西工作六年，除在加一车间外,还参加了厂文艺宣传队并借调到厂保卫科工作一年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者与同事、好友在厂大门口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