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馥的孤独

张继强

（一）桂馥的离散孤独

     桂馥,山东曲阜县人，和孔子是老乡，在《曲阜志》里也是与孔子同排在一个彩页里，字冬卉,又字天香，号未谷、雩门，别号肃然山外史，晚年自号老苔，又自作篆印：渎井复民。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中进士。从此，桂馥拿了个可以当官的文凭，但他的水平纵横历史和地域概念间，远远高出了他的文凭层届，取得的成果亦是如此。

桂馥的一生勤奋刻苦、博学多能，学习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丰富。他不仅贯通经史、潜心文字学，对于书法、篆刻、绘画等无所不精，又擅长音乐、戏剧等。

桂馥一生著述颇丰，有《说文解字义证》50卷、《札朴》十卷、《晚学集》八卷、《未谷诗集》四卷、《说文谐声谱考订》、《缪篆分韵》、《历代经石略》、《续三十五举》、《清朝隶品》、《后四声猿》等书籍传世。在那个没有出版社，没有发达快捷印刷的年代，能够留下这么多的作品，算得上是当时的佼佼者了。

事实上，桂馥站在了清朝“小学”（即文字研究）和“八分书”（即魏碑）的最高点上。至今他在这两方面的造旨还依然难有人及。

     桂馥因此有着“清代说文四大家”、“中国文字学双子星座”、“八分书第一”、“清代隶书直接通两汉的典范”、“尽得汉隶之风神典范”等名号。因此他被后人誉为清代大儒，是实至名归。

  从他名字的字形上看：“桂馥”是一个生僻“桂”氏姓，加一个生僻的“馥”字作名，组成了一个生僻的名字；所以从名字的卦相上看，桂馥这个人，就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人，并且做孤独的事！

但是从字义上理解“桂馥”两个字的意思“桂花特别香”，那就是名如其人了。因为桂花是暗香型，从来不会张扬。

事实上，桂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整个云南、特别对于大理州的永平县来说，既树立了一种学者学问上的高度，也积淀了一种做官处世的人文厚度，理应是一张熠熠生辉的文化名片。

但追思反刍桂馥的生平及造诣，他是孤独的。他遭遇的孤独,一是老年离散的孤独；二是学术品位上个性孤傲的孤独；三是灵魂无以慰籍的孤独。

首先来看桂馥遭遇了被离散的情感孤独。离家离乡，举目无亲的孤独，是一种情商孤独。任何年纪、任何身份的人都会感受过或感受到被寂寞袭击时地煎熬。但这种孤独对于桂馥来说，既是最表像最表层的、也是最刻骨铭心的孤独。因为他是到了60岁时才被离散的。一个人一生大多要经历恋家、叛家、立家、蓄家、守家五个阶段。幼年时期离不开父母、离不开家；少年时期思想叛逆，总想离开父母、离开家；青年时期成立新的家庭，这是义务和责任；中年时期，一切为家庭的稳定和敦实着想；老年时期，收心收性，安享天伦之乐。

60岁的桂馥再有才华、修为再好、心胸再宽、道行再深，也是一个老人了；况且那时的人寿命没有现在长。对于任何一个老人，叶落归根，60岁已经是找归属感的时候了，是守家的时候了。同样，对于桂馥来说，与妻儿老小之间的亲情、熟人朋友之间的抱团人气、对家乡山水草木环境的熟稔情结，是六十年岁月凝结造就的，放在任何时代任何人身上都一样难以割舍。

    桂馥60岁被任命为云南永平县知县，也就是在到了如今的公务员退休的年龄才被任用。这是一个无奈又无情的任用。可以想象，这个提拔任用，对于桂馥来讲，未必就是好事，所以也就没有带来多少喜悦，相反却凭添一些无奈。因为这个任用对于桂馥说好似啃到了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而且是不敢丢弃的。同时这还意味着无期的离散，而且是多个层面上的离散：将与老少妻儿家人的离散；与孔圣先师、人杰辈出的家乡离散；与那个能承家学、能博览典籍、能买田筑借书园、“藏书万卷”书的学问环境离散；是从山东曲阜那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到边远的云南，再到云南的边远偏僻的永平做个小小的知县。

但是一纸云南永平知事的任用公文，让他不得不割舍上述的一切，离开了他热爱并且努力经营的学问环境；也开启他孤独的人生最后十年。

刚刚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别《别潭西精舍》。在诗中他写道“梦里难抛潭上屋，眼前又做路旁人。秋风不肯留行客，先到燕南易水滨。”

“梦里难抛潭上屋，眼前又做路旁人”一切来得这么的突然，似乎还在犹豫之间，还想着离别只是个梦而已，哪知道现在就已经孤单的在离家的路上了。“秋风不肯留行客，先到燕南易水滨。”冷凉的秋风飕飕的刮着，不容行人在路上停留驻足，好吧，那就先到燕南去乘船吧。

从整首诗中可以看出：桂馥离家之前，由于性格的豪放和人生的单纯，他根本没想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没有想到（也许是来不及想）这是没有归期的离别，也是一个各种条件环境条件被置换得一塌糊涂的离别；当然，他也无法想象永平是多么的偏僻遥远，会给他带来煎熬是如何深重。所以这首诗中描写的还是一般的别离情绪，表达的是淡淡离舍之情。诗中“难抛”、“眼前”、“不肯”、“先到”等词语，指示出离别意味着的一切似乎还是权宜之计。

然而毕竟已经与家及家人离别了。

大理永平如今在中国的版图上，已不算是边疆地区，而且由于自古处在交通枢纽上，现代热闹、躁动等元素，也多多少少会被人流物流信息流带来或渗透，该有的、也都露头了。相较而言已不算怎么落后和蛮荒了。然而在桂馥来到永平的时代，那就未必了。那时的永平偏远、孤寂到何种程度，桂馥到任后有很多首诗描写表现。

到了永平不久，桂馥在给家里的一封信里，桂馥写道：“苦忆家乐园，应惭印绶虚。白头欢未尽，荒徼闷难徐。病中仍思酒，灯昏不废书。故人怜我在，何以慰斋居。”

诗歌意思可以这样理解：苦忆家乐园，应惭印绶虚。苦苦的思念万里之外的家园，怀恋家中的天伦之乐，感叹自己受任官职的惭愧。确实和家人在一起、并且做大学问 ，与到永平任小小的知事，两者怎能相比呢？官是当了个，那又会怎样呢？徒有虚名而已。白头欢未尽，荒徼闷难徐。虽然白发苍苍，但人生的快乐还没有完全体验殆尽，侥幸的心情就已经完全消失，带来的只有难以慢除的烦闷和苦恼；病中仍思酒，灯昏不废书。身体不行了，可还是想喝酒来解愁；灯光昏暗条件差，可还是没有荒废读书的嗜好，以此解闷；故人怜我在，何以慰斋居。老朋友们想必一定会谈起我、挂念我，可他们无法来到我所在的永平，又怎么能安慰我呢！整首诗都充斥着对旧事、故人的回味和念想。

这些孤独感是因永平而起的。他在题为《永平》的一首诗中写道“边地山城小，衙斋古寺荒；苍苔缘榻上，径鸟向人狂。箐边夷獠杂，阴晴气候凉；不知家万里，夜梦理归装。”

诗歌中把永平透心的凉、彻骨的冷表白出来：边地山城小，衙斋古寺荒：遥远边塞之地，坐落于山间的永平这座小城实在很小，就连我在的县衙驻地也是一座荒废的寺庙；苍苔缘榻上，径鸟向人狂：青色的苔藓从地面一直顺着床脚往上长，小路边的怪鸟也竟然向过往行人狂鸣乱啾；箐边夷獠杂，阴晴气候凉：深箐边上，那些围猎的当地土著嚷叫嘈杂，也不知到他们说些什么；这个地方无论有没有太阳的时候，都一样阴冷潮湿；不知家万里，夜梦理归装：梦中不知道我离家有万里之遥，可笑的是，随时会在梦里不自觉地整理行装，准备回家。归家心切。

他在题为《行县罢独坐口占》中写道“囹圄生榛莽，衙斋引薛萝；无书慰岑寂，岁月易蹉跎。”

囹圄生榛莽，衙斋引薛萝：就像牢狱里生长着有刺的榛栗和有毒的莽草，我所居住的这个荒寺衙门则长进来许多味重的蔌蒿和藤蔓；无书慰岑寂，岁月易蹉跎：没有书来安慰高度寂静的日子，这人生也就极其容易被荒废了。不仅孤独，还在焦急，焦急所做的学问被荒废。

诗歌中，桂馥把自己的衙斋与牢狱相提，足见其日子寂寞煎熬到何种地步。可以说对这种煎熬已经到达无可奈何的程度了。

桂馥在《题升庵杨太史遗像》一诗歌中写道“犹见东华痛哭时，竟无万里召还期。逐臣只合投荒死，大礼何曾有定辞。”

诗歌中的扬升庵因议大礼事件，被充军发配云南永昌三十六年，按明朝大律，年满70岁自行解除发配刑处，可以回家了；但是当他回家后，却被遣返回发配之地，死在了永平。这个自号博南山人的明朝才子的命运与桂馥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年少时的家境、个人才学、后半生的遭遇等方面都有共同点。所以桂馥在杨慎发配之地见到他的遗像时，抒发万里无归期，自己大小虽然是朝廷命官，但与发配充军亦无两样的同病相怜的哀叹，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这些诗歌，都表达出同一个主题：离散孤独。都写出了桂馥当时的真情实感，表达了桂馥在永平孤苦伶仃的寂寞。对于一个喜恶分明、智商情商都极高的学者、艺术家来说，两百年前的永平是冷的。这个地方没有亲人，没有书读，小小的衙门政务，从根本上消解不了桂馥的思乡恋故的愁绪，也满足不了桂馥知天识地韬略胸怀。

这种凄冷让桂馥在任永平县知事期间，创作了杂剧《后四声猿》。在剧中，通过对苏轼、白居易、李贺、陆游的生活故事，演绎出这类诗人的诗意生活，与人生追求。他们的创作在他们生活中给予了一种生命的力量，让他们精神有了赖以附着的实体。桂馥也通过这出杂剧，十分细腻地、总结性地表达了沦落在永平十年的无奈、老年沦落在天涯的内心愤懑，以及无限感伤。当然这种愤懑、感伤，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体制对于个人才华的束缚和埋没。

　　（二）桂馥的学识孤独

桂馥老年所遭遇到的离散孤独，那是一种情感上的孤独，一种切肤之痛的孤独。除此外，桂馥一生都在遭遇着另外一种孤独：学识个性孤傲，带来的品味格局上的孤独。

这种孤独与生俱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孤独是自我个性营造的。

有句话说得好：不是高智商的人是不会孤独的，只会寂寞。这是两种不同的感受，寂寞会无聊，孤独会促人深思。这句正是桂馥的写照。

桂馥站在了那个时代学术的高点上线和学术潮流的冷门上，所以就遭遇着一个学者在学派学风上的个性孤独。这种孤独从人性的角度讲，是一种品味格局的孤独，是一种能量释放于个性天地的孤独，其过程已经是一种洒脱人生的消遣。这种消遣已经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不再是被时空煎熬的寂寞。

做官做学问都会碰到相同的问题

  “高处不胜寒”隐喻的是官场上处在高层上面的孤独。好象金字塔一般、越是处在权力的高端，看到的精彩也就越少，看到的同类也就越少。在学问上同样如此，身处学问的高端，往下看：看到的事物就越真实、处世的态度就越理性，同样同类也就越来越少了。这是做官与做学问的相同之处。而这也有不同之处：处在官场高端，还有人附和，处在学问高点就必须是自娱自乐了。

     而到达金字塔的过成也有相同不同的地方。

  从出生到70岁，桂馥一直固执地，乐此不疲地做着学问。

桂馥自小对于读书“好之若饥渴之于饮食”，就是说他，和古代的所有学者一样，从接受启蒙教育开始，便在接受汉字的识字、写字、读书的训练。而且他只要有书读，连饭都可以不吃，连水都可以不喝。这种天生嗜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天生是块读书的料，是天才。那么这种不吃饭不睡觉的读书，读的书之多，读的书之广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学识上的渊博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学习、善于读书学习，他还提倡读书学习、努力营造读书学习的氛围。他有个朋友叫周永年，两个人可谓是志同道合，共同有着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想法。在来往当中，说道要做点实事、好事，于是就付诸行动。两个人凑了钱，在山东济南五龙潭西面买了一块田地，建设“借书园”。借书园落成后，没有直接称“借书园”，而是取名“潭西精舍”。 桂馥还亲自撰写了《潭西精舍记》一文，刻了一块石碑立在了五龙潭的旁边，据说现在这块碑还仍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保存着。他们还花钱出力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典籍，使园里的书籍总数达到上万卷。

“借书园”的建成，发挥了三个方面的作用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了文化活动场所的问题。文人好友们经常聚会切磋，在这里开开笔会、搞搞画展、开开讲座；二是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文化宣传的问题。人们到园中阅读书籍、传抄资，当然文化氛围也就营造起来了，人们的文化水平也就提高了；三是解决无书可读的问题。面向社会免费借阅，这就解决了贫穷人家的子弟无书可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都是一个大问题，更别说那个书少、书贵，书还被管制的时代。这两个读书人，做的一件自认很普通的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的事，却不经意间，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他们的借书园成为我国第一个私人开办公共图书馆。

以上所讲，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桂馥为什么能够站在血学问的高点上，是因为他对对读书学习的钟情、厚道。

我们今天有一句骂人的方言用语：叫时代“坼人”。 就是指对周围的人不会低头、不会迎合，对周围的人不会轻易地迁就认同。不会低头、不会迎合、不会迁就认同，自然朋友、同类就会少，不孤独才怪！

桂馥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桂馥的这种“坼”，并不是心理纠结，而是学者与世俗之间的一种隔阂。

桂馥与世俗之间的隔阂，是没有到云南任职前就有的了。

 桂馥在智商打底的基础上，同时在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和心血后，所拥有的学识一方面会让他觉得学海无涯，在学问上谦虚；但另一方面，所掌握的知识，会像一棵握在手中的撑杆，把一个人的眼界、心胸、思想撑到高处，让人有了拔地而起、天马行空般地自由翱翔感觉。这种时候，他和世俗之间就有了距离，而且是站在高处俯瞰地处的距离。

这种时候，人的思想一般不会跌落，而生活生存的状态却很容易跌落，这种跌落的感觉就是孤独。

这种时候，思想上地不跌落，就是坚持己见、就是坚持真理，所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坚持真理的过程需要的就是消受孤独的耐力；这种坚持就是一种品格品德品味的酿造过程。常言说真理不如谣言好使，就是因为谣言是催生出来的，真理则是需要无声无息的寂寞当中窖藏出来。

所以学问高了，学风品味自然非同一般，那一般般的热闹就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境界；一般般的成就也就不会自以为是了。

桂馥非同一般的学风品味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桂馥治学不跟风。他从来不是哪样吃香就整哪样，像现在诗歌流行就写诗歌，散文流行就写散文，小说可以改变成剧本卖钱就写小说，甚至干脆就直接写剧本罢了。这也是他孤独的秉性根子。

     

桂馥生活在清朝乾嘉时代。在乾隆时代，清朝文字狱到到登峰造极时期。文字狱是用以管制、迫害知识份子的一种文化恶劣手段。具体的说就是故意从作者的诗词断章取义，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有的甚至因一个字招来杀身之祸。雍正时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还不就就此罢休，又从徐骏的诗里找出了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等诗句，说这是存心诽谤，范了“大不敬律”立即斩头。

    这种时候，谁还去写诗，写文章。

   所以这个时代人们都转向编撰史书、考据经典的“朴学”。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最热门，最吃香是“朴学”。当时大部分社会名流、知识分子都端起了“朴学”这个饭碗；但桂馥却偏偏不随大流、不被时尚包围，选择了“小学”这个冷门学派，“小学”即文字学，进行文字考据。

  在这非主流的学问门类上，桂馥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穷尽毕生精力。桂馥努力40年，以《说文解字》与其它无数的经籍相互对比、相互参照、相互疏证，写成《说文义证》50卷。还撰有考证经义、文字、名物的《札朴》十卷。著作中，他都援引了十分丰富的经典书籍籍的内容作为证据、尽心十分详细的分辩论证。在引经据典的过程中，还深入的进行思考，最终达到发融会贯通的效果，让后来者便于学习掌握。

桂馥非同一般的学风品味表现的第二方面是：直言快语，于人于己都不含糊，坚持严谨治学态度。

 他致力于“小学”的时候，看到大行其道的热门学派“朴学”中，有的学者叙述不准确，用字用词不太严谨的弊病时，他也并非两耳不闻。他站了出来，批评指出这些所谓的学问“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功成”，意思是说这样的学问会让人白白的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最后一事无成。

 就是在朋友间遇有不同意见，桂馥也会毫不客气讲出自己的见解，直截了当地托出与别人的不同意见。如王念孙认为“愤”与“愩”同义， 桂馥就引引用《文选》卷十四班固《幽通赋》里的内容，以此质问王念孙。

 更为可贵的是，当他发现自己的意见错误时，也好不客气地对待自己，能及时加以修正。如著作中关于“屠各”的词条，他从《后汉书》及《通鉴》关于“屠各”的记载中，了解到“屠各”为羌之一种后，坦率地承认以前的错误，注释到“余编《缪篆分韵》，误释‘屠各’。”

这种自求孤独的秉性，对于做学问有好处，对于做人却惹人生恨，不能卖乖取巧；而相反会招惹是非，自讨没趣。

桂馥非同一般的学风品味表现的第三方面是：桂馥不仅有孤独的秉性，还有孤独的底气和高度。

桂馥在治学之余，精研汉碑，在隶书一体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书法在当时的社会上就有广泛影响。当时他写的字十分受追捧。 “下笔特工八分，往往脱手辄为人持去”、“片纸只字，人争宝之若球璧”。说得是他写的书发作品，往往刚刚写完，马上就被人抢去了；那怕是写出一个字，或者一小叶，不管什么内容，人们都会像得到璧玉宝贝一样去争讨。

 有人评价他是：“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第一” 意思是说一百年以来来，要在书法上排位列序地话，桂馥应理该当排在第一位；又说“六朝以后无隶书，桂未谷先生出，始接秦汉”。意思是说从汉朝以后到清朝这段时间， 就根本没有隶书书法和书作品了，断了代，一直到桂馥出现才把断了代接上。由此可见前人对桂馥隶书就有充分肯定。如今桂馥传世的隶书作品很多，也很值钱。

桂馥是个率性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隶书，也有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他对汉隶的全面临摹和学习上的。

桂馥在诗中还记录了他对于汉隶和学问的勤奋努力情况：“海内几人通隶法，眼前万里到书邮。且抛案牍三行判，静对琳琅半日休。新像自难追旧本，原文回想玩双钩。”

嘉庆四年，身在云南的桂馥收到老朋友黄易从几千里之外寄来的汉碑双钩本，兴奋之际，公务都可以置于一侧：“且抛案牍三行判，静对琳琅半日休”。看着眼前的双钩本，桂馥还想象着汉碑本来的形制。

在公务之余，他“令衙终日少人来，独抱遗经绛帐开”。

在《衙斋日课图》中，“州郡劳人强自排，薄书终日案成堆。吏人衙散花阴转，解带抽身作秀才。”诗中句句表达出他忙里偷闲，抱读前人经典书帖、时刻不忘钻研学习的情形。

桂馥有首七绝：“一枝沉醉羊毫笔，写遍人间两汉碑。不遇中郎识焦尾，白头心力有谁知！”；他还感叹：除了汉末蔡邕堪称知音外，天底下无人晓得自己于隶书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

这种自信，在他的古诗《秋鹤席上醉歌》中也有痛快淋漓的表达：“兴酣落笔无束缚，墨汁不顾沾裳裙。横卷直幅尽挥洒，苦无余纸书嘉文。旁观畅意呼大好，一赞亦足张吾军。乃知工拙在气势，较量肥瘦徒纷纭。吴君，吴君！但愿日日饮酒书八分，富贵于我如浮云！”

有了以上这些描写里地彻底付出，桂馥就有了彻底的思考，有了彻底的顿悟，有了足够的底气，于是他个性张扬的一面也就自然表露出来了，说话也就大胆了。他对同时代的其它一些书法家的隶书，有些直接的批评。他认为他们的作品“徒以力矜”，或者“搔手弄姿”，或者“恨无金丹换骨”，或者“未免英雄欺人”“聊复尔尔”“ 如左手持螯，睥睨食肉人”，“如廉颇善饭，以示可用”。桂馥说他们的隶书要么花力气自我约束、放不开，要么缺乏功底、虚浮媚俗；总之在他看来，尽是一些无聊、自娱自乐的东西。

这种直抒胸臆的狂傲性格，绝对不会讨人喜欢。不会媚世、媚俗的桂馥，注定会被孤独围绕。这种孤独是自我的，是自己营造出来的。

   这就是站在学问高点上，所必须承受的出类拔萃的孤独。

（三）桂馥的灵魂孤独

从文化的角度讲，桂馥在永平十年，是永平近两千年的建县史中，最为靓丽的一道彩虹数。但遗憾的是这道彩虹几乎没有留给人们什么记忆。

这无疑是一种尴尬。

    第一次听说桂馥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1998年，我刚从教师改行从事电视新闻工作。因为入了新行，所以特别注意学习。其中学习的内容之一就是：每天必需要看新闻节目。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倒《云南新闻》再到地方台的新闻，只要有闲瑕和空余时间，都认真看。那怕抽身也要看一看。

有一天在《云南新闻》中，有一则报导，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里边提到了“永平”二字。大致意思如此：在昆明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张珍贵的清朝仕女照片。把这张照片作为新闻报导，其原因不是因为照片上的美女如何绝色倾城，而是美女身后的背景蹊跷。背景是一道大户人家的院落大门，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书写对联的是桂馥。这则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是桂馥，因为桂馥在云南做过官，官职就是永平县的县令。新闻里主要就是说桂馥的书法作品稀有珍贵。

当时，我对桂馥一无所知，对永平历史上的名人骚客也一无所知。所以在《云南新闻》里看到这样的新闻，简直就像学逮耗子的猫，开始特别关注起了这个线索。

当时我就觉得，桂馥在永平当过县令，云南新闻都在报道，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这是“永平人”的骄傲嘛，是我的工作需要了解的，也可能有好多永平人了解的。说直白一点就是：我需要在永平寻找一些关于桂馥的东西，然后以新闻或是其他的形式卖出去，宣传嘛，就是以提高地方的知名度为要务。

但事与愿违。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时至如今十多年又过去了，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永平18.3万人中，知道“桂馥”这个名字有点伟大的人，可能不会上千人，从“桂馥”身上获得点骄傲和自豪感的绝对不会上百人，从“桂馥”这个文化符号上获得点自信的人恐怕不会上十人罢。

  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从媒体或外地的书籍，搜集、了解，我才知道桂馥在清代的文学历史中，可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所以在我心目中，桂馥就应该供奉或伫立在他的山东曲阜老家，或是永平的某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桂馥在老家也不是很有名气，而在永平任县令的历史情节，更是被历史的故事剧本完全删剪和忽略了。 

 后来我想，也许这就是驿站文化的特点吧。驿站本身就像古道一样不缺乏几千年的历史，但是驿站一旦处于永久的枢纽之上，热闹不会沉寂，前沿时尚不会断续，那么驿站就会永远缺乏具有百年历史的马店或者说是建筑。驿站的思维就是对所有过往者一律都是见惯不怪：来了就来了、去了也就去了。恐怕是因为这些来来去去的过客中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各色人等，让驿站的人相对对生活中该沉淀的一切事物都听从于自然，刻意留守、认真打造等等都是马帮的弱项，是马帮文化的缺撼。

桂馥1736年出生于山东曲阜，桂馥于1795年也就是60岁时远赴云南省，任永昌府永平县知县。嘉庆十年（1805）年在永平离世。终年70岁。在永平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桂馥是最有成就的一个知县，也是中原内地派遣到云南作官当差的一个点新型代表，也是永平边屯文化中人文文化里最为精彩的一页。

   桂馥到永平任知事，虽然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离散孤独，也消受了自己个性孤傲的品味格局上的孤独。但是对待工作，他没有懈怠，他也不可能携带，因为他的品格和品味决定，他做事就是认真、就是负责。在老家他都想着给穷苦人家的孩子建盖免费的读书园，更何况，到了永平成了永平人民的父母官。他在永平“为政宽简，辖境而治”，可见他还是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并没有因为个人喜好隶书、做“小学”之大学问而耽搁了政务。可以说，桂馥对永平这块土地也是有情有义的。

   他在永平10期间，至少在四个方面有所作为。第一是他刚刚来到永平，就表现出了他那种凡事认真、毫不含糊的性格。具体的做法是狠抓工作纪律，整治不良作风，用制度管人管干部，使整个衙门秩序井然，工作效率提高；二是注重调处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关注老百姓的具体生活问题，使得地方老百姓民心安定，生活平安；三是在具体的建设工程方面疏通了县城容易泛滥成灾的几条河道，并在城西菜园河上建起了两座单孔石拱桥，定名“普济桥”，后人敬称为“桂公桥”；为城里老百姓的房屋建设作设计规划，使城里住户有秩序地进行居住，同时也把荒凉破旧的古寺衙门重新进行了修缮；四是发挥他的特长，重视方文化，发展方文化，他致力建设学堂，亲自到学堂讲课，为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通过桂馥的治理，永平在清朝中期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时期。李根源对他这样评述 “曲阜桂馥，深于经训小学，为当时大师，且值承平之世，亦未措意及此”

勤政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他是永平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所有知县里，唯一一个怀揣巨大知识能量来治理永平的，也是一个能够站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制高点上，对永平进行治理的人。

按常理，永平应该对桂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记，他应该是永平一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但事实上绝非如此。

以上所讲的这些有关桂馥的信息，10多年来，我在永平的任何典籍里都无法搜索到只言片语，哪怕一个传闻故事、一句儿歌童谣里，从来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以上所述，也仅仅来源于十几年的零星收存而已。

所以让人感觉到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对待桂馥，至今也还一如当年那样冷漠与不屑。整个永平县，认识其人其事的寥寥无几。哪怕现在重提桂馥话题之时，百分之九十九的永平老乡们都会一脸凝虑。即便是热心地给他们介绍，他们也会说那不就是一个外来做永平当官的人嘛，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没有桂馥这样的外地学者官人，就没有我们永平所有历史的轮廓和故事背景，就没有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生活的文化天空。另外桂馥一生学问高深、官至永平知事，就他的成就与他的名声地位而言，至今未能对等，而且存在太大落差。

   这也就是桂馥灵魂未能得以慰籍的孤独吧！

   再说桂馥到永平，不仅消受了十年远离家人，只身独处于边隅山城的孤独；之后到现在的数百年，人们对桂馥的冷漠与不屑，对于逝者来说，是无所谓的；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讲，这种冷漠与不屑是一种传统文化丢失地预警。

   这种预警，逼迫着我们不得不从桂馥现象上进行自我解剖，进行反思。

   我们常常听到那么一句话“永平的历史历史是悠久的，但却没有无文化”。

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和结果呢？连桂馥都造遭到彻底的冷漠和掩埋，其它文化现象就更不可能积蓄、沉淀下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得出一个有益传统文化继承的思路。有必要得到怎样对待桂馥及其桂馥一样事物的方式。这样一个地方才会从流沙一样的时代中，沉淀下来生辉的金点，以济后人。

听说一些真实或者不真实的故事，说有的地方在争潘金莲的出声地，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利用潘金莲的名气，增加地方的知名度，自拍自炒，最后获得发展，无可厚非。今天追溯起桂馥来，却有一点体验，桂馥不如潘金莲。传统意义上潘金莲，是一个传统道德上的反面符号，现代理念上的潘金莲虽然已经有些转型、翻案；但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潘金莲都是一个小说人物，一个演绎出来的人物。人们关注好奇她的人生，于是与他有关的产品电影、电视剧拍了一版又一版，拍一次火一次，最后导致她的出生地也成为卖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桂馥曾经在永平十年，病死在了永平。功利一些的说法，他就是现在永平的卖点。尤其在现在发展文化产业，复兴传统文化的大好局势下。桂馥应该得到永平人的尊重和怀念，而对桂馥的尊重，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于我们来说是自信、自强、自立地需要，也是生存和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这一点，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说难也不难，只要我们了解一点、知晓一点、偶尔在意一点，把我们自己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我”或“我们”就不算什么了；我们就绝对不会为了一时的满足感，一时的自我膨大，把一幢古宅轻易拆毁，就不会把一段有着和长城一样年岁的古道轻易改造，也就不会把桂馥一样的文化符号淹没了。

说简单也不简单，因为我们要发展要进步，要紧跟时代步伐。这个幌子从来不缺乏号召力，任何人任何时候只要把这个幌子抬出来，都可以振振有辞、都可以堂而皇之振臂高呼“推陈出新”。然而有时候坚守也就是进步，坚守的事物也就是财富，能够守住也就是发展和进步。

我的老家有一座全乡镇四五万人引以为自豪的老房子，处于古街道最繁华的地段，是典型的四合五天井。几十年前它还保持完整，后来作为了乡党委政府办公地点。乡财政特别拮据时，对老院子修修补补维持日子。后来乡镇府借着国家重点建设的机遇，改善了财政条件，于是老院子被毁尸灭迹。一幢崭新雄伟的三层宿舍楼在老院子的地基山拔地而起。最初最初的领导，为老院落该不该拆还慎重地开会讨论，决定保留；而后来者却毅然决然拆掉了老房子。两者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老家的发展，但是造福老家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现在乡政府搬迁了，老院子，以及关于老院子主人的发家传说、关于建盖老院子蔡家张木匠的传奇故事，随着老院子一起成为了老家人的遗憾；并且被慢慢地淡忘。

一个骄傲符号的消失，就是一次灾难，一个悲剧。

生活中，一片森林、一条河流、一座矿山、一条古街、一个药方、一道家常菜、一个商号……谁能说守住这些东西会阻碍文明进步？相反守住这些东西，发展的机会就更多，文明的程度就会更加合理。老祖宗的饭碗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端着，只是我们往往只注意到碗里所盛的东西，忽略了盛东西的碗罢了。

从以上所讲的来看，桂馥在永平就像一幢老房子，是一幢无法拆除的老房子；但他较之一座真正老房子要孤独多。

老房子，有传说有故事，有看头，有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牵挂、保护；只不过社会发展的流程一时间混淆了是非观念，人们价值取向往往欠缺完美和真正的理智，导致代表传统科学、传统美学的形式不时被毫不费力地摧毁，而且摧毁者在摧毁的瞬间还能享受到去旧迎新的快意。但不管怎么说，老院落都在家乡的正街道上屹立过！

　　桂馥呢？

桂馥在永平的礼遇至今比不上一院老房子。现在也有很多人知道桂馥的字画值钱，当然也包含我自己，都在到处访问寻找；但结果是，在这块桂馥生活了十年的土地上，关于桂馥没有一丝留痕遗迹，更不用说题墨画竹之类的宝贵遗物了。

桂馥在永平的十年孤独，是永平数百年的尴尬。尤其到了现在，我们一方面在苦苦寻求寻找文化产业发展的的发酵点，另一方面桂馥之类的文化精粹却被尘封。

桂馥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永平知事，但他始终在做着普济天下文明的大事。他彪炳千秋的学术造诣，名垂青史的书法成就，沉浸学术世界的人格魅力，给永平、给大理、乃至云南带来了十年之久地深度熏染，应该是永平历史上最精彩文化故事情节。

如今，建设桂馥纪念馆之类的行动，是给桂馥已逝灵魂的一个尉籍；关于桂馥地研究，应该是一个顺应时代的课题；也应该是云南永平文化发展、文化实现产业转化过程中的一济强效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