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村庄-复旦大学第六宿舍

半角斋

网络时代以前，人们多以书信往来，我们在信封地址栏常用“复旦大学第六宿舍XX号”作为寄信或收信地址，不熟悉复旦校园的人总以为是学校的学生宿舍或教工集体宿舍，其实是我们复旦其中一个家属住宅区。
这要从上世纪中叶复旦大学从重庆“复员”回上海说起，据北宏兄《都市里曾经的复旦大学村庄》“考证”：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自重庆复员会沪，当年学生总数已达数千人，校舍不敷使用。由于日本投降，留下许多地产，经上海敌产管理委员会奚玉书校友从中协助，复旦得以接收日本振兴产业株式会社房屋及兵营共8处54幢，大多分布于学校大门对面的区域。
当时为了纪念复旦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办校地址将这些校舍称作“庐山村”、“徐汇村”、“德庄”、“嘉陵村”、“筑庄”、“淞庄”、“渝庄”、中心村等等。上世纪50年代，可能是学习“苏联”吧，社会上的学校、工厂都以编号命名，如“五十一中学”、“十二棉纺厂”等等，复旦的家属宿舍区也开始使用编号，从“第一宿舍”编至“第十一宿舍”。除了位于国顺路的“第九宿舍”，50年代后期为高级教授陆续建造的新住宅；位于复旦大学东侧三层灰色建筑的“第十宿舍”，是上世纪50年代初建造的学生宿舍；位于邯郸路、国定路拐角处的三排茅草屋建筑 “第十一宿舍”(1958年后拆除)，其余都是日军占领时期建造的日式住宅。
这些日式住宅，根据当时居住日军的不同级别，样式也各不相同。而“第六宿舍”，曾被称作“淞庄”，则是较低级别的日军军官居住。这些建筑为二层连体建筑，自政肃路大门向南排列，东、西各有6排，东侧8个门户，西侧10个门户，总计108个。中间有一条宽阔的水泥道，道路两侧植有高大的杨树，每年夏季往下掉“毛毛虫”，俗称“杨喇子”，一旦掉落到人身上，奇痒难忍，挠之剧痛。
每排建筑的中间有大约十多米的距离，铺设整片草坪，每年都会有工人师傅修剪。夏天我们会在草坪铺上草席乘凉，仰望着满天星空，什么“北斗星”啊“银河系”啊，都看得清清楚楚。有时也会看到周边有“探照灯”射向天空，照射天空中轰鸣飞翔的战斗机，因为附近有一个曾经号称“远东第一”的军用机场“江湾机场”。
1962年，响应政府“广种十边”（沟边、塘边、路边、宅边、坟边、荡边、渠边、厕边）的号召，每家每户根据自家与相邻住户的隔墙，作为分界线，将门前屋后的草坪“开荒”为“自留地”。在这块大约15平米的自留地种植蔬菜、小麦、果树等等，也有养鸡养鸭甚至小山羊、小兔子的。种植最多的是蚕豆，因为比较好打理，小孩会趁夜色刚降临，钻进蚕豆地“偷吃”生蚕豆，直到工作以后才知道有一种叫“蚕豆病”的“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症”，有些人吃生蚕豆会生病的；小麦丰收的是101号；82号楼上的“大老李”是湖南人，他家种了很多辣椒，苦瓜也长得挺好，那时菜场里好像没有见到过，以为只有湖南人才喜欢吃苦瓜。
种植果树，最出名的当属95号“老魏”家门前那株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了，每到无花果成熟时，孩子们远远的垂涎三尺，无奈“老魏”家的奶奶“看得紧”而无从下手。
养鸡养鸭，还是养鸡的住户比较多，因为鸡比较好养，每天还能捡几个鸡蛋回来，隔壁周老伯伯家养的大公鸡比较出名，足有2岁小孩那么高大，家里舍不得吃，去“自由市场”换了一篮子鸡蛋回来。
“第六宿舍”的日式建筑分上下二层，进户门在北面，是一扇贴有门牌号的木制小门，门上方有个田字形的小玻璃窗，南面是2扇木制带玻璃窗的对开大门，每扇门上还有一个可以开启的小窗。进门右后侧是厨房，楼下是一间大约15平米的房间，兼作卧室、餐厅或会客。经木制楼梯经过卫生间，拐角上到二楼，北屋是一间大约4平米的小房间，南屋约有12平米，窗户都是大扇的移窗，南屋窗户的下方有一个方形透气窗。北屋窗玻璃上有贴过米字形的痕迹，据说是遇到“空袭”时防止玻璃震碎到处飞溅而贴的。（据考证，1950年2月6日中午，蒋介石国民党空军出动B24、B25轰炸机，P51、P38战斗机共17架对上海进行空袭。空袭过后，上海多座发电厂被炸毁，整个市区共有2500多间厂房、民房被炸毁，伤亡达1300多人，突如其来的停电让工厂被迫停产，学校被迫停学，全市秩序陷入混乱状态。史称“二六”大轰炸）。
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是带蹲式抽水马桶的卫生间，其下方对应的位置则是有煤气灶的厨房间，这个厨房大多住户还兼做洗澡的地方。楼梯下方还有一个储物间。
整个建筑好像没有深挖的地基，可能是日本人习惯于建造防震建筑抑或根本就没打算在这儿久住，看上去不是很牢固。甚至有人戏虐“打个响雷窗户都会抖一抖”，1984年东海地震，第六宿舍的房子没事，只是窗户抖得厉害。
外墙由红砖砌就，砖缝间以泥土粘合，表面抹水泥嵌缝；房屋内部的隔断就更夸张了，有人装修，拆除隔断时才发现，这些隔断竟是以芦苇秆和小木片组成，两面抹一层厚厚的石灰，外表一点也看不出它不结实。
楼顶有数个形似烟囱的方形突起，起到天花板至楼顶之间透气的作用。房间的层高大约2.5米，可能日本人睡榻榻米的缘故，显得比较低矮。楼上楼下都是木质地板，一楼的地板下面就是泥土地面，外墙有能容下一个小孩排进爬出大小的孔与外界相连，我们称之为“透气孔”。二楼的天花板与人字型屋顶之间除了木质房梁组成的框架，里面是空的，且两端贯通，小孩子可以站立行走，调皮的孩子偶尔会钻进去从这家走到那家，一不小心会把人家的天花板踩出个窟窿。
而整个宿舍的排水系统似乎很糟糕，可能周边河道逐渐消失的缘故，每到夏季遭遇大暴雨，宿舍内便“水漫金山”，大水进入外墙底部的“透气孔”，一楼的地板就会被泡在水里，院子里也会有孩子坐在木盆里“划船”玩耍。
宿舍南侧的西围墙外，现在复旦小学的位置，是一块稻田，秋收时节，打下的稻谷堆在围墙边，没人看管，也不见有人拿点稻谷回家，这就是所谓的“路不拾遗”？
一位日本老人寻找曾经居住过的日式连排建筑。
1980年秋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家里休息，见一位老人在门口张望，他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汉语）说：我是日本人，年轻时曾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毕业后一直住在虹口，1949年以后搬到这里（“淞庄”）居住，住在东面的最后一排，今天原处探望，那家大门紧闭，于是走到这里，看到你家门开着，忍不住探望。说罢，又连声说失礼。我忙说，没关系的，要不进屋坐一会吧。老人还告诉我，他叫“增田忠治”，今年已经72岁了，对上海很有感情，他是和1952年最后一批日本侨民离开中国时从这里搬走的，很怀念在上海度过的岁月，这次专门从日本来故地，就想看看过去住过的房子。
我带他看了房间，还上到了二楼。他不断地说，太熟悉了，太高兴了，说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岁月，燃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他告诉我，他是学工科的，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做技术工作，完全融入了上海。以后虽然因为社会的变故回到日本，在一家电器公司工作，但几十年来，对上海一直是念念不忘。
他递给我一张手写的名片，告诉我这几年中日关系好了，于是迫不及待的跟着“访中团”来中国看看。他说，他真是幸运，和他当年同住这里的朋友随前几批“访中团”来上海时，特意沿着四平路一直走到五角场都没有找到这里。毕竟时间久远，四平路两边的农田没有了，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他们乘兴而来，失望而归。他这次是叫出租车司机带着他在四平路上一路开，到国顺路附近时，兜了几个圈子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感觉，果然找到了自己当年曾居住的老房子。
他说，他的孩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他们家在家里到现在为止都说中国话(汉语)，他很喜欢中国的文化。接着，他问我能否允许他拍几张照片。经我同意后，他拿出一个不大的照相机拍了一些照片。当他看见窗外日式连排建筑的南面（现在的第三宿舍）正在建造房子，不断说这里变化太大了，再不来看看，痕迹都没有了。临走时，我们互相留下通讯地址，他再一次感谢我的接待并非常礼貌的告辞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这位增田忠治先生寄来的信和彩色照片，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对中国充满友好之情。至于他为什么会住在“淞庄”，由于当时时间不多，也没细问。
接着说“第六宿舍”，在日式连排建筑的南面还有4排工友居住的平房，2扇大铁门通往政修路，原先为“第八宿舍”，自从国年路有了单身教师居住的“第八宿舍”，这里就被叫做“老第八”了，当然因为与北面的日式连排建筑在同一个大院内，也就都属“第六宿舍”。
这些平房是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每户都有前后门，从后门进户，即是“灶披间”，中间有一个烧柴的土灶，自60年代初也都装上煤气灶了，“灶披间”的侧边有几个台阶，上去就进入卧室了。
日式连排建筑与平房之间有一个日本人留下的澡堂，小时候还在这个澡堂里洗过澡。澡堂东侧有过一个“大食堂”，建这个食堂缘由，是因为大雨过后，宿舍的道路常被水淹，教工、家属到位于国权路的第四宿舍（德庄）食堂就餐很不方便，1958年，谈家桢夫人（时任居委主任）建议，在第六宿舍增设了这个食堂。
后来食堂搬到了第六宿舍与第七宿舍中间，改称“中灶”（相对于大学里面的学生食堂“大灶”），就是现在“工会”旁边“教工食堂”的前身。“中灶”食堂的“红烧大排”、“回锅肉”、“粉蒸肉”在当时可是高档菜，味美之极，至今难忘。
澡堂东侧有一个很大的化粪池，国权生产队的农民兄弟每天用一个长方形木质运粪车，把这里的肥料运回去浇灌蔬菜地。
“第六宿舍”的门房间有一位老太太（应该是阿姨），好像住第一排的，工作非常认真，除了对宿舍里的每一位住户都很熟悉，一旦陌生人进来，都会仔细的“盘问”一番。难能可贵的是，每个工作日的上午8：00和下午1：30上班前，提前15分钟，都会准时敲响挂在门房对面，8号住户外墙上的铃铛，提醒教工出门上班，这个铃铛声哪年停止的不记得了。
“第六宿舍”曾经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倒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有一次，我在45号玩耍，张四维（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新闻系“四大帅哥”之一，早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讲授语言文字、包括古文古诗词的运用。）跟我说，他在复旦读书时就住在这个宿舍，那时候厨房里还没有煤气灶，就用2根电线直接插在水壶里烧开水，有时还会拆下门或窗户上的小五金件（铜质的），到宿舍门口跟挑担子的小商贩换糖吃。他还说，“解放前”宿舍大门对面（政肃路）有一些住户是国民党特务，主要负责监视宿舍里进步学生的活动。这个无从考证，但是“第六宿舍”曾经做过学生宿舍倒是有文章提到过。
1951年，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公子周少麟（后改名周征华）考入震旦大学外文系，因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就读，住在淞庄，有时晚上回来晚了，淞庄大门已关闭，也常翻过低矮的围墙回宿舍。
1955年，华东革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自苏州搬迁到上海，改为复旦大学附设工农速中（现在的复旦附中），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部分教职员被安排在第六宿舍靠南侧的几排居住。有意思的是“工农速中”教职员的家具，也是根据家庭人口按需领取“营房家具”，可能与他们在苏州时实行供给制有关？
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宿舍的现象，到了晚上，北侧的住户大多亮着台灯，比较安静，大概教师们都在家里备课，而南侧的住户则会不时发出各种高分贝的声响，特别是呼叫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声，每家各具特色，也是一道风景线。
“第六宿舍”的住户虽然不如第一、第二、第九等宿舍的住户那么有名望或历史沉淀，但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记住的人和事。
住46号的邵嘉陵，中国著名新闻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对日本人名、地名颇有研究，1980年代，我在他家看到过一本邵嘉陵编著的《日本人姓名知识》，当时正热播一些日本电影和电视剧，对于了解日本人姓名起源，确是可以打开一扇知识的小窗。
住51号一位阿姨，化学系高分子专业。有一次我到学校的一个实验楼，在走廊碰到，见她手里拿着一块塑料，我好奇，她告诉我说，“这是洗衣机内胆的材料，我们研制成功了，以后可以不用依赖进口了。”

住86号的徐继文老师，复旦附中（华东革大附设速中）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数学分册主要编写人之一，署名在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之后。
住102号翁世荣老师，复旦附中语文教师，后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少年文艺》的主编，那时就觉得翁穆的爸爸是个很牛的人。
时过境迁，第六宿舍的大部分“原住民”早已搬离，日式连排建筑还在，不时有老住户到宿舍里“张望”拍照，“借住”在这里的新居民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也习以为常，热情地欢迎我们进屋看看曾经的家。
张业新 2019/8/28
本文刊登于《上海城市发展》202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