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的双重性

金汝平

风格的双重性

人间的悲哀无所不在。而写出一部被悲哀深深浸透的书，作者是快乐的。“我写故我在”，写作的重要使命与职责之外，写作还是我们寻觅快乐追逐快乐享受快乐的一种特殊方式，像孩子嬉戏着捕捉绿草地上的蝴蝶。让我们祝福快乐的作家，在那些不朽的书里，他们不朽了。但写作的欢乐，总是混杂写作的焦虑，反过来，也是如此。而当写作的焦虑完全剥夺写作的欢乐，放弃写作就成为必然。否则，那不是自我折磨自我虐待自我摧残自我毁灭吗？有些人偏偏喜欢这样，又有什么办法？顺其自然吧。对于一个严肃作家而言，不存在终点，不存在完成；写作不过是一个无止境的漫游，从起点到另一个起点，再到另外的起点……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局外人看到书斋中的那个人是平静安宁的，他喝着酒抽着烟，偶尔把目光投入暮色苍茫中淡然一笑，然而写作者知道，他内心的挣扎以及语言的搏斗是多么残酷，多么惊心动魄。只有这样的历程才能保证写作的价值。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表面随随便便的随笔，都是和人的精神密切相关，和永恒相关。

匮乏创造力建立独特鲜明的风格，你只是一个平庸写手。被文坛接纳，受大众欢迎，任批评家鼓吹，甚至大获文学奖，仍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平庸。建立自己独异鲜明的风格又陷落其中难以自拔，用不断的消弱自己文本审美的力量，最后窒息珍贵的才华。这乃是重复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悲剧：“江郎才尽”。风格：寒光闪闪的双刃剑。一方面呈现自己，另一方面束缚自己。透过苍老的浮云，我看见，有多少作家，被风格囚禁，变成一个焦灼不安、茫然无措，垂头丧气的精神囚徒。何时才能用新的野蛮之力，把这监狱的黑门铿锵打开？许多作家被迫退隐江湖金盆洗手， 另一些作家深深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腐朽与死亡”，束手无策，只好遁入社会、政治、文化或经济或其他领域寻觅重新发展的机会而往往成功。这就是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吧。

超越。超越。再超越。

但说来容易做来难。

以这个绝对尺度衡量：几乎每个作家都是伤痕累累的失败者。每部杰出作品都渗透失败的悲凉。包括伟大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包括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川端康成，包括李贺，陆游, 包括莫言,杨炼，张承志，于坚，张锐锋和残雪。当我们翻开惠特曼的《草叶集》，亢奋中有厌倦，厌倦里有欣喜，欣喜中也有失落，无奈 ——这漫无边际郁郁葱葱的诗歌草叶，开遍美洲大地，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但看得太多，也不能逃避“审美疲劳”！确实，每一个作家的全集都让读者疲倦。除了研究者，很少读者会把它们读完。而这种绝对尺度也必须质疑。当我们洞察了上帝的全能和个人的有限性。能够建立起自己独异鲜明的风格就是不同凡响的。如果无法艰难地突围，我们可以理解。马拉美宣称：“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为了完成这部永恒之书，每个作家奉献出去某个故事，某个章节，某个句子，某个标点，某句话。消隐于历史的黑洞深处。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