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词传

邓亚娟

人生，似乎是一开始便要在他身上酿就一杯豁达的酒。他深知功名利禄皆是浮云，不过大梦一场；他亦自知身在庙堂，本来就是为黎民百姓谋福。他怀着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在那个富有魅力而又充满苦难的时代沉浮。

尽管他不愿参与党争，但无情的权力斗争还是将他卷入旋涡，让他不得不面对无数的离别与苦难，甚至危及性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是他的态度。“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尘世滔滔，人心叵测，落入他光明的心地皆化为对人间的热爱，更化作一腔敢于为民发声的正气。“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苦难何其多，逆境总是以掩耳不及之势向他袭来，许多的无可奈何皆被他化为超然于物外的洒脱，无所谓短暂与永恒。“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如梦，何必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不如放手让那些心酸、无奈的过往随风成尘。

苏轼至今仍在我们心中绽放着耀眼的光芒，不仅是因为那些出自他笔下的华篇，更是因为他那至真至纯的秉性以及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仿佛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奇人。试问有谁像这般精通“诗、词、赋、书、画”？试问又有谁像他这般热爱生活中的一切美好？怪不得林语堂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在他笔下，文字不再是单薄无力，反而充满力量。这股力量借着文字传达给每一位读者，替我们掸掉心里的尘埃。

年少轻狂：应似飞鸿踏雪泥。宋景祐三年，苏轼在眉山苏家诞生。苏轼在父母的陪伴下长大，有了豁达的心性。父亲苏洵虽科考失意，但深知两个儿子是可塑之才，便在苏轼二十岁那年，带他们离开蜀地，进京赶考。苏轼初涉仕途得欧阳修青睐，进士及第，尽显年少轻狂。

京华一梦：我思君处君思我。苏轼初入仕途，凤翔签判是他最好的历练，在他三年期满，得意返京时，发妻王弗和父亲苏洵相继离世，使他备受打击。守父丧期满回到京城时，正值大宋王朝变革之际。面对王安石新法的推进，新旧势力的斗争渐渐白热化，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苏轼与苏辙，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收之桑榆：故乡无此好湖山。苏轼意识到京城乃是是非之地，于是主动提出外调为官。远赴杭州，成了他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杭州百姓的热情，使他度过了一生之中最快活的时光。在这里，他尽情地游山玩水，挥洒自己的才华，还结交了挚友陈襄。杭州就像苏轼的第二个故乡。 明月几时：老夫聊发少年狂。宋熙宁七年，苏轼在杭州的任期届满，他为了与弟弟苏辙离得近一些，主动请调密州。当苏轼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密州时，映入眼帘的却是遍野桑麻，荒山连绵。杭州的湖光山色、精美的雕梁画栋，仿佛成了一个梦，他再也无心醉酒，那些深陷愁苦的贫苦百姓投来的怀疑目光占据了他的脑海。千里孤坟——佳偶天成的同乡女子——王弗，结缘于唤鱼池，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但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十年，王弗不仅勤俭持家，还帮助苏轼辨人识事，处理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王弗的突然撒手人寰，对苏轼的打击可想而知。十多年后的一个梦，轻易地打开了他埋藏最深的记忆，以及那个锁在心底的女子。陈师道评价：“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生死一念：是处青山可埋骨。多年的游宦生涯让苏轼疲惫，但也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财富。杭州期满，苏轼调任徐州。他在徐州抗洪有功，但仕途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善，他感到无言的孤寂。苏轼反对新政，在《山村五绝》中写尽了新政的弊端。言为心声，祸从口出，这些诗成为他人攻击苏轼的利器，令其身陷囹圄。尽管他在政治上备受排挤，但是他心怀天下苍生，福泽一方百姓，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深深根植于他的心底。他的内心是如此沉重，却又是那样的通透明澈。事实上，无论他在哪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在凤翔，他初次体验与家人离别之苦，但是他广交朋友，寄情于山水之间，缓解了内心的孤寂。在杭州，他流连湖光山色，尽情体验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密州，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依然保持快乐的本性，创造了生命的可能。来到徐州，他还开不及伤怀，便投身到一场又一场抗灾之中，忘记了自身的愁苦，沉浸在战胜天灾的喜悦之中。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走出御史台监狱后，他被贬到黄州。

青山难留：事如春梦了无痕。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经历的最黑暗时刻。离开御史台监狱，对苏轼无异于新生。出狱后，已过不惑之年的苏轼被押送到黄州，渡过了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因仕途不顺，他只能在山水间寻找乐趣。苏轼在黄州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个挚友马正卿，马正卿帮他盖了新房“东坡雪堂”。苏轼开始以“东坡居士”自称，过起了普通的农家生活。赤壁是黄州最壮丽的景色，当他置身其中，很难不被感染。《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心中的浩瀚之气，一举改变了宋词的格局。从《念奴娇.赤壁怀古》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苏轼更加从容坦然，无论生活有多苦，多艰难，他都将勇往直前，向明媚的未来走去。在东坡一隅，他自得其乐，亲自耕种，丰衣足食。被贬到黄州的第三年，他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苏轼举家前往常州，路过江宁时，他特意去拜访了王安石。虽然他们曾因政见不和在朝廷上激烈争执，甚至数次罢黜对方，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友情。早前乌台诗案，苏轼差点被处死，远在江宁的王安石得知后，立即上书宋神宗，请求赦免苏轼。王安石来到渡口迎接苏轼，王安石已是花甲之年，不复当年的风采；苏轼也年近五十，不再意气用事。他们同游钟山，谈诗论道，交换心得。再多的恩怨，再多的误会与偏见，这一刻都可以放下，可以真心实意地对待彼此。

茫茫天涯：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被贬到黄州五年后，苏轼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机。宋元丰七年三月，宋神宗下诏将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后又调任京城，多次高升。然而，京城的政治旋涡仍不能让苏轼安心为官，造福百姓。他再次陷入蜀洛党争之中，卷入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恩怨。苏轼两年三州，仕途在惠州走到了尽头。宋元祐元年，苏轼再次升职，同年九月，一直提携苏轼的司马光在京城病逝，随后苏轼升为翰林学士，行使着内相的权力。苏轼由一个外放官员一举升为翰林学士，只用了十七个月，可谓一步登天。与王巩把酒言欢，作词《定风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经历人生的苦难之后，他深知，只有乐观旷达的情怀才能化解生活中的苦难，才能在苦难中体会世间的乐趣。这是他的处世哲学，也是他一直追寻的生存之道。居于高位，随时可能登上相位，保守党人都不想让苏轼成为宰相，于是联合起来反抗苏轼，最后演化成一场无休无止的口水之争。面对这种局势，苏轼再次感到疲惫。他始终牢记自己回京的目的不是谋求高位，而是造福天下百姓。于是，他再次自请出京，以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苏轼做到了，他初心不改，只为守住心中的那片净土。在杭州，苏轼特意与钱穆父相会，写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然而，他接下来的人生之路却更加漂泊不定。“两年阅三州”是苏轼动荡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在失败的权力斗争中尝到的苦果。人生最可怕的是生离死别，最难受的是奔波不定。漂泊不定的生活让苏轼深受其累，与他一同受累的还有他的家人，尤其是妻子王闰之，这个陪了他二十六年的女子，终是去了，将他一个人留在世上。高太皇太后病逝后，宋哲宗亲政，他便收到朝廷的调令，外放为定州知州。苏轼曾经的同窗好友章惇当上宰相后，欲置苏轼于死地。苏轼在定州呆了八个月后，等来的不是回京复命，而是发配岭南的诏书。

垂老投荒：无限春风在海上。五十九岁的苏轼失去官职，被贬到惠州。惠州的生活远比他预想中的要艰苦。在这里，苏轼的处境十分尴尬，既不是官又不是百姓，且南方燥热的天气让他十分不适，终日疾病缠身。生性豁达的苏轼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也找到了一丝安乐与快意，可这样的心胸对章惇而言却如眼中刺，他请求宋哲宗将苏轼贬至儋州。儋州不是苏轼生命的结束地，却是他游宦生涯的最后一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在苏轼渐渐体会到岭南生活的乐趣时，一场瘟疫悄无声息地到来，带走了他生命中给另一个重要之人，她就是王朝云。歌女，侍女，小妾，知己。她最懂苏轼的词，最能体会苏轼词中所隐含的意蕴。她愿意陪他尝尽世间一切，不离不弃，至死方休。章惇再次出招，请求将苏轼贬到儋州。还下了三条禁令：无权吃官粮、无权住官舍、无权签署公文。章惇一心想让苏轼死在海南。但是苏轼生性豁达，随遇而安，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将他打倒。无论走到哪里，苏轼总能释放出自己的人格魅力，让自己融入当地的生活。在杭州时，他愿作杭州人；在徐州时，他成为徐州人；在惠州时，他愿作岭南人；在海南，他同样将自己当作海南人。苏轼遇赦后，不愿再遭受人生大难，只想安静地度过最后的日子。他一生为官，走过很多路，去过很多地方，吃过很多苦，就像一只无法系住的小船，永远不会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在每一个地方，他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说起平生最大的功业，他想到的不是杭州、密州和徐州，也不是在京城时的得意风光，而恰恰是他被贬的三个地方：黄州、惠州和儋州。他从仕途的失意悲伤中走出来，体悟到人生的奥秘。所以他拒绝了苏辙的邀请，选择去常州。到常州后，他突然一病不起，感到大限将至，临终前留下遗言：“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世间生死，他早已看透。他微笑着，脸上浮现幸福的光芒，然后魂环地闭上了眼睛。

他带走了一个时代，却留下了最绚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