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感应

苏元

心灵的感应

2023年8月，孙女的学校为了丰富学生的暑期生活，要求每个学生在暑假期间参观一到两个博物馆或展览馆，北京是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的城市，仅在国家备案的各种门类的博物馆就有两百多座，本以为孙女会在其中选择一个自然科学类或文史社科类的博物馆，没想到小孙女在众多的博物馆和展览馆当中，却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因儿子儿媳都工作忙没时间陪她去参观，这个光荣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孙女坐着公交车向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方向进发，我轻轻地拉着孙女的手有些疑惑的问她：你为什么想去参观这个展览馆呢？孙女只安静的说了一句：我就是想去那里看看。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坐落在朝阳区北辰路9号，于2021年5月5日竣工，2021年7月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是一座社会科学类党史专题纪念馆。党史展览馆是一座巍峨宏伟的高大建筑，在西侧宽阔的广场上矗立着四座以“信仰”“伟业”“攻坚”“追梦”为主题的共产党员群像雕塑，一座7.1米高21米长的巨幅党旗雕塑舒展在在广场北侧的高台上，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历程依然意气风发的宏伟气概，使得整个展览馆建筑群越发显得庄严肃穆。

我和孙女随着参观的人群走进展览馆大厅，展览分为四个时期，(一)1921至1949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1949至1978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三)1978至2012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时期(四)2012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展览以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的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起伏的百年历史。

展厅内那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一块块述说着历史的展板，记录着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中，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新篇章，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惊心动魄的百年历程，像一幅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我和孙女在宽敞明亮的展厅里一边走一边看，小孙女参观的兴致很高，一直走在我的前边，她看的很仔细也很认真，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轻声复述着展板上的内容，但是毕竟她的年龄太小了，学到的知识也十分有限，因此许多地方还是看不明白，我就紧紧跟在她的身后，尽量把我掌握的一些历史知识讲给她听，尽管我知道她听了以后可能还是一知半解，但是看到她那努力追求知识的眼神，我心中的喜悦还是悠然而出。

参观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展览的抗日战争部分，一个玻璃展柜里的展品忽然引起了孙女的注意，我正在观看几张百团大战的照片，孙女却招呼我赶快过去，我赶快走到了展柜前，孙女指着一件展品轻声地问我：爷爷，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伏在展柜的玻璃板上定睛一看，发现这是一台钢铁制造的机器，铸铁的机身大概有近一米高、八十多公分长，有着沉重的底座和厚实的支架，几根粗大的螺栓把各部件紧紧地固定在一起，使得奇形怪状的机身显得格外沉重，可能是年代久远的原因，这台机器浑身上下附着了一层厚厚的黄褐色铁锈，几乎见不到它原来的本色。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机器，不清楚它是干什么用的，正在诧异之间，孙女蹲下了身子看了看机器的说明牌，轻声读出了声：印刷华北《新华日报》的铸字机。听到孙女说到华北新华日报这几个字，我的心中突然一动，竟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也蹲下来仔细观看，果然在机器前的说明牌上清楚地写着：印刷华北《新华日报》的铸字机。看着这几个印制清晰的美术字，我忽然感到有一股无形的热流瞬间涌上了心口，感觉腕上的脉搏跳动似乎也加快了许多，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台机器，甚至觉得扶在玻璃板上两只手也在轻轻颤抖，小孙女见到我如此激动有些不知所措，用疑惑的眼神盯着我涨红了的面孔，我用手扶着孙女的肩膀稳住身子，大声的对她说到：孩子，这是你太爷爷用过的铸字机啊！

我的父亲1925年6月出生在山西省榆社县一个普通农家，1938年3月还不满13岁，就在兄长们的带领下参加了抗日工作，先在抗日县政府八路军工作团当勤务员，同年11月就来到华北新华日报社，从此一直从事铸字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随后父亲又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并于1949年从华北根据地辗转进入北京。

华北新华日报是中共北方局的机关报，也是我党我军在敌后区域创办的第一张铅印的大型日报，1939年1月1日在山西省沁县后沟村创刊。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努力，替我们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开辟了敌后新闻事业的新纪录。”华北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我军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喉舌，被誉为华北敌后的战旗。

父亲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只有华北新华日报社有一台铸字机，不但要给报社铸字，还担负着八路军一二九师、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及晋察冀边区印刷厂的铸字任务，因此铸字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日寇侵占华北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日趋严峻，日寇不断地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攻击扫荡，华北新华日报不得不经常在沁县、辽县、武乡县之间转移，后来又迁到了河南省涉县桃城。仅在1939年1月至1943年9月，华北新华日报社就经历了七次反扫荡，进行了九次迁址，由于印刷机械大多沉重且部件多，每次转移都要对印刷机械进行特殊处理，或者把机器拆开用马车或骡马驮走，到达安全地带后再进行组装，或者包裹密封后坚壁清野，埋入地下再做好伪装，等敌人撤退后再挖出来继续出报。

父亲曾回忆说，1939年7月，日军占领长治以后，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严密封锁，实行了残酷的“囚笼政策”，妄图用军事上进攻、经济上瓦解来搞垮抗日根据地，造成根据地的各种物资严重匮乏，尤其是纸张、铅字、油墨等印刷器材严重短缺，渐至无以为继的地步。由于新华日报采用的是活版印刷，铅字每天都要在沉重的铁滚筒底下滚动几万次，铅字损耗特别大，需要补充大量的铅字，但是由于敌人封锁严密，我们的铅铁原料远远不能满足铸字工作的需要，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我们开动脑筋，把从寺庙里找到的锡铁香炉和从老乡家里买来的锡铁酒壶收集起来，再加上点锑熔化成铅水使用，大家把铅铁材料看的比金子还要贵重，就连用锉刀磨挫铅字时掉在地上的铅末也要收集起来，熔炼成小铅坯再铸成铅字反复使用。敌情和困难吓不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为了保证新华日报的印刷和发行，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没有材料自己找，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动力用人力，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了印刷任务。

据史料记载，华北新华日报创刊时为四开四版，隔日刊，刚一出版，发行量就达两万份，一年后达到5万余份， 从1939年1月至1943年9月底改版为新华日报《太行版》前，华北新华日报在经历七次反扫荡的情况下，共出报896期，增出捷报15期，在反扫荡过程中，还出了战时铅印报纸4期、油印报纸47期，仅有129天因反扫荡或迁址而未能出报，有力地支持了我党我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为此朱德总司令高度评价华北新华日报时说：“一张报纸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千万张报纸就是射向敌人的千万颗炮弹”。

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父亲虽然没有亲手拿枪杀敌，但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几次遇险而后生，父亲离休以后，尤其是在1986年参加了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以后，曾多次回忆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经历，并向我们讲述了他曾经两次险些牺牲的危险过程，他告诉我们：

1940年春天，报社转移到辽县后，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就分为两处，一处在黄庄一处在安乐庄，两处间隔很远，有一次我和刘德顺奉命从黄庄去安乐庄换排字用的铅字架，我们赶着三头驮着铸字机和旧铅版的毛驴，从黄庄出发当夜宿在后庄，第二天正遇上清漳河涨水，因报社急需铅字我们不敢耽搁，就决定冒险过河，我们把衣服和鞋子顶在头上，从峪口村涉水渡河，不想趟到一半时上游的山水突然冲了下来，河水湍急一下子暴涨过了胸口，一个大浪打来，把人和牲口一起冲出了老远，我们俩都不会水，只得紧紧抓住毛驴的笼头和驮架才挣扎着到了对岸，但铸字机和铅版不知什么时候沉到了河底，我们的被子、衣服和鞋也不知被河水冲到了何处，我们俩心急如焚如坐针毡，这可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唯一的一台铸字机啊，无论是八路军总部还是报社都非常重视它，每当有敌人扫荡的消息，我们就及时把它掩蔽起来，为了保密，就连掩蔽地点也只能让少数几个人知道，可现在怎么办，想到这里，我们心头就像压了一块铅版，沉重的喘不过气来。洪水稍缓后，我们两人光着身子走了五六里路找到了几个老乡，请他们帮助从河里捞出了铸字机，可是铅版和衣服鞋子已被冲的不知去向，我们只得又向老乡借了两条破裤子，就这样一路光着脚牵着牲口走了两百多里地才到达了安乐庄，终于完成了任务。

1942年5月19日，日寇调动了三万多人马向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进行铁壁合围，把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重重包围在山西省辽县麻田，叫嚣要在40天内消灭八路军总部，饿也要把我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军民饿死。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总部首长彭德怀、左权和罗瑞卿同志的指挥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八路军总部后勤单位很多，男女老弱都有，没有武装也没有战斗力，随着敌情不断加重，包围圈越来越紧，情况也越来越危急，总部首长决定部队分成几路突围，彭总率总部机关和中共北方局机关一起突出重围，向武乡县转移。左权副总参谋长指挥部队在十字岭一线顽强阻击敌人进行掩护，我们报社将印刷机械掩埋后，在何云社长的带领下分成几部跟随部队进行突围。

敌人向十字岭我军猖狂进攻，天上敌机疯狂俯冲，不断扫射轰炸，地上隆隆的枪炮声响成一片，战斗异常激烈。我们报社几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印刷部长周永生的带领下，紧跟着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领的部队进行突围，我们冲出十字岭后，不断向深山里转移，连续几天从这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敌人始终在后面紧紧跟随，不断地向我们射击，枪弹不断地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发出刺耳的声音，随着枪炮声越来越近，后勤机关的同志们都有些紧张，罗瑞卿同志骑在马上大声指挥“不要怕，子弹飞行是直的，大家要曲折着跑，要跟上队伍”，有的女同志实在跑不动了，就紧紧抓住罗瑞卿同志的马尾巴才爬到山顶。几天以后我们几个人的干粮吃光了，没有了力气，跟不上队伍，终于和部队失去了联系，白天，敌人到处搜山，有时候我们藏在山梁上，山沟里就是一片黄压压的敌人，由于白天无法活动，我们几个人只得分散躲藏，趴在山沟里的草丛中，忍受着饥饿和干渴，躲避敌人的搜捕，晚上才能聚在一起找点吃的喝点沟水，如果发现谁没有来，这个同志就很有可能被敌人俘虏或牺牲了。一次我被两个敌人发现了，一面向我打枪一面嗷嗷叫着向我追来，我拼命地向山上跑，肚内无食没有体力，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就把背包扔掉跳下了山沟，敌人在高处四下搜索，我趴在山沟里一动不动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就这样我们在山里忍饥挨饿了十几天，到处躲藏，终于熬到了敌人开始撤退，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八路军129师袭击了长治等几个敌人的后方据点，迫使敌人停止了扫荡。

这次五月反扫荡战斗异常惨烈，我们敬爱的左权参谋长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在十字岭上壮烈殉国，我们华北新华日报社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社长何云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经理部总会计黄君钰等三位女同志被敌人包围，纵身跳下悬崖为国捐躯，我们报社的干部、工人有四十多位同志都被敌人残忍的杀害了。

6月上旬，根据地的军民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浴血奋战，终于粉碎了日寇的铁壁围剿，华北新华日报社也渡过清漳河转移到了河南省涉县桃城村，6月23日，敌人扫荡的狼烟还未散尽，新的一期华北新华日报就出刊了，同志们擦干了眼泪，止住了悲痛，振作起精神，在这里又重新开始了华北敌后的新闻出版工作。

我和孙女站在铸字机旁边，我用最通俗易懂的词汇把父亲的经历简单概括的向她讲了一遍，乖巧的孙女用她明亮的眼睛望着我，用心听着我的讲述，幼小的心灵似乎也被太爷爷惊心动魄的经历所感染，她静静地蹲在铸字机前，长久的默默的凝视着这台似乎会说话的机器，好像在聆听着太爷爷在轻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小孙女和太爷爷只见过一面，而且祖孙俩也没有过实质上的思想交流，因为在孙女出生的时候，87岁的父亲就因癌症已经病入膏肓四年多了，在小孙女满月的那天，我们抱着襁褓中的她去看望父亲，他老人家强撑着病体坐了起来，颤抖地伸出了他那枯槁的手，紧紧握住了孙女那柔嫩的小手不愿松开，父亲没有说话，只是长时间的仔细端详着这个小小的重孙女，从他老人家那坚毅的眼睛里竟然迸发出了一种慈爱的光芒，那光芒是那么的温柔和明亮，轻轻的抚慰在孙女的小脸上。

在这次祖孙见面的三个月以后，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至今已经十一年了，可谁也不会想到，在十一年以后，小孙女竟然在冥冥之中引领着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庄严肃穆的展厅里，见到了父亲八十多年前曾经使用过的铸字机，让太爷爷、爷爷和重孙女这三个出生于不同时代的人，在这历史的见证前迸发了时空的交集。

1949年父亲从华北根据地进入北京后不久，就进入了政法系统工作，从此就离开了印刷行业，甚至不知道曾经伴随他多年的铸字机流落何方，没想到几十年后，是小孙女又把我们祖孙三代人聚集在这台铸字机的身旁，事后我时常在想，这难道是一种偶然或巧合，抑或是一种血缘和心灵的感应。

心灵感应是否存在，目前在科学上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有些人相信它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有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自然的错觉和巧合，而我却宁愿相信它确实存在，这是一种心灵的召唤，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应，这种感应能跨越年代，瞬乎时空，它可能会忽然出现在你的眼前，也可能漂浮在你的梦境中，它就像一根无形的丝线，把对亲人的思念和爱维系在飘渺的苍穹。

我们结束参观时已是正午时分，我和孙女站在展览馆高大的台阶上向远处眺望，瓦蓝的天空碧空如洗，不远处鸟巢那巨大的钢铁屋顶和被称之为生命之树的奥林匹克塔都沐浴在炙热的阳光下，十一岁的孙女步履轻快地走在前面，我看着她那稚嫩健康的脸庞和身上靓丽的衣裳，脑海中仿佛出现了另一个十三岁男孩的身影，他光着上身赤着脚，只穿着一条破旧的裤子，他牵着驮着铸字机的牲口，缓缓地走在太行山那起伏不平的黄土高坡上。

一群鸽子在天上飞过，鸽哨在空中呜呜地响个不停，此情此景不禁让我心中万分感慨，我在想，这祖孙两人经历的时代是这样翻天覆地的不同，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流血牺牲，如果没有先辈们出生入死的艰苦奋斗，小孙女这一辈哪会过上这么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和孙女走出了党史展览馆，孙女一改平时叽叽喳喳的习惯，有好一阵不爱讲话，我关切地问她，你怎么了？小孙女停顿了一下告诉我说：我想太爷爷了。听到孙女的这句话险些让我潸然泪下，我强忍着含在眼中的泪水，一把搂住她的肩膀，一起迎着娇艳的太阳向着前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