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的伯伯孙一先，是父亲的老朋友，比父亲年长30岁。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我很多教诲，让我至今难忘。</p> <p class="ql-block"> 孙一先伯伯，杭州人，生于1906年，早年就读于杭州中学。青年时，曾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出任管通讯器材的中校库长，一度出任铁路上海车站站长，但是他是支持革命的。孙伯伯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交情甚好，薛暮桥当时是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四·一二"事变之后，薛暮桥因从事革命活动在杭州坐牢，孙伯伯的母亲亲自给薛暮桥做了棉衣，孙伯伯托人送到牢中。</p> <p class="ql-block"> 孙伯伯是上海解放后，政府接收的旧政权人员，他服从安排来东北。他先在哈尔滨中长铁路局任法律顾问，后调齐齐哈尔工程段总务科任职。1956年，孙伯伯和父亲在同一单位上班，他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伯伯为人乐观，性格倔强，说话大嗓门。我1963年出生，对孙伯伯的印象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那时候他是我们家的常客，一到夏天，几乎每天他都骑着自行车从铁路局宅到我们家，和父亲一起聊聊天，拉拉京胡，赶上吃晚饭，就在家里吃，有时他还带上自制的豆腐干，有点像我们北方人吃的臭豆腐，我们几个孩子也有幸品尝。</p> <p class="ql-block"> 我印象中的孙伯伯戴着高度近视镜，七十多岁的时候，还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离我家多远就喊父亲的名字，我们听到喊声就知道他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孙伯伯丢掉了工作，靠给浙江大学用铁笔刻讲义赚取点生活补贴，父亲在市第一医院工作期间，还介绍孙伯伯在医院看收发室，历经生活磨难，也不曾磨灭他的乐观与豁达。</p> <p class="ql-block"> 听父亲讲，他拉京胡的水平并不高，但他乐理很通，节奏鲜明。五十年代末，像张君秋的唱段都没有乐谱，他按唱片记录下来曲谱，教给戏迷票友唱。他为市塑料二厂排京剧《赵氏孤儿》全部唱腔都是他记录下来教演员唱并操琴，一个小单位能演出这样一出大戏，他付出了大量劳动，使演出取得成功。</p> <p class="ql-block"> 七十年代，孙伯伯已70出头，但是在我眼里，他分明就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不仅幽默、健谈，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说话速度极快，而且每天早晨都要和年轻人一起打篮球，还会一口流利的英语，真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p> <p class="ql-block"> 孙伯伯的可贵之处是平易近人，特别愿意和孩子们交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我们小孩子的尊重。粉碎“四人帮”后，我上了初中，家里给我们订了《人民文学》《大众电影》《十月》《小说月报》等杂志。当时如同沙漠中见到绿洲，我们几个孩子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文化、思想的乳汁。每期的杂志妈妈从单位带回来，我都装订起来，一期都不会少，而且看的时候也很注意，保持干净整洁。当时，有一期大众电影封面，刊出了香港电影《三笑》的电影剧照，一先伯伯兴奋地告诉我，电影的导演李萍倩先生是他的表哥，上海解放前夕，要不是母亲阻拦，他也随表哥到香港去了。他要借我的《大众电影》拿回家看。看到我一副爱惜、不放心的样子，马上对我说，保证一定不弄坏，一点折页都不会有。听到伯伯的承诺，我高兴地借给了他。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一个长者，对我这样一个小孩的尊重和理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在我的成长中，让我懂得了很多，知道了如何尊重别人。孙伯伯还鼓励我多读书，告诉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p> <p class="ql-block"> “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70年代末的时候，一先伯伯要回到他的老家杭州去生活了。他走的时候，特意将他的一本袖珍英汉词典赠与我，并在词典的扉页上为我题写上，“虎林闻莺语 ， 西子展宏谋”，“莺语”是英语的谐音，我的名字“红梅”用杭州话读就是“宏谋”。表达他祝愿我学好英语，希望我实现理想，有所成就的心情。这本小词典，在当时很是珍贵，带给我学习上的动力。孙伯伯把他仅有的一本词典送给了我，也寄托了他对我的一种鼓励和祝愿。</p> <p class="ql-block"> 孙伯伯回到老家后，一直和父亲书信往来，１９８３年父亲去杭州拜会了他的老朋友，他们共同游览了西湖，在苏堤、断桥、柳浪闻莺、花港观鱼，他们谈诗论画、回忆在东北曾经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我那时候由于上大学，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阔别的孙伯伯。后来，孙伯伯患病，薛暮桥安排他到北京医院诊疗。经检查，孙伯伯罹患晚期癌症，不日病逝于北京。</p><p class="ql-block"> 孙伯伯在我心中，是一位师长，他给予我的是学校中、书本上学习不到的东西，我永远怀念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王红梅写于2011年8月29日</p>